1983年春，美國劇作家阿瑟·米勒親臨北京人藝，指導他的經典劇目《推銷員之死》。曹禺邀請米勒到家裏做客，其間拿出一封信，逐字逐句念給他聽。信是畫家黃永玉寫來的，信中說：
“我不喜歡你解放後的戲，一個也不喜歡，你心不在戲裏，你失去了偉大的通靈寶玉，你為勢位所誤！從一個海洋萎縮為一條小溪，你泥溷在不情願的藝術創作中……”
一旁擔任翻譯的英若誠為難了，這還翻嗎？全都翻，曹禺說。在人藝演員藍天野看來，這些話，說到了曹禺的心裏。
在他天津的祖宅裏，有一麵牆上曾掛著幾十幅表情生動、飛揚誇張的照片，那是少年萬家寶看戲歸來，一個人對著鏡子反複表演的集結：憤怒、甜蜜、遐想、鄙視……從23歲到29歲，這位官家子弟密集地寫出了《雷雨》《日出》《北京人》等7部劇本。文學界開始知道一個筆名叫曹禺的青年，許多人說他“有天才”。
然而，從39歲到去世，47年間他再也沒能寫出一部自己滿意而外界也公認立得住的作品。筆下的枯竭和名位的豐盛同時到來：新文化運動的開拓者之一，著名戲劇大師，中國話劇奠基人之一，中國文聯執行主席……還有，北京人藝首任院長。
晚年，他在痛苦中煎熬，自稱“精神殘廢”。女兒、劇作家萬方說，父親是被扭曲和異化了；一直到死，他都沒能真正回到那個寫《雷雨》時代的自由自在的心靈。
1933年暑假，在清華大學圖書館二樓閱覽室裏寫出《雷雨》的曹禺，沒想過它會成為“中國話劇百年一戲”。
這個大戶人家的亂倫故事在他的腦子裏已經生長了5年，有些人物就活在他身邊。比如繁漪的原型就是某同學的嫂子：南方人，會一點評彈，二十多歲嫁給同學的哥哥當續弦。丈夫是個木訥古板的工程師，滿足不了她感情上、生理上的需求，於是她就跟小叔子好上了。而曹禺生活的環境裏，多有周樸園、周萍的散體。
曹禺花了很大功夫去寫劇中人物的小傳和劄記。劇本中，每一個人物出場前，都有一段簡短生動的介紹，文字相當漂亮。曹禺後來說，這些草稿，當年堆滿了他的床底。
巴金是在北平三座門大街14號的一間陰暗小屋裏，一氣讀完《雷雨》原稿的。他流淚了，但同時感到一陣舒暢，決意推動出版。許多年後，巴金在給曹禺的信中說，你比我有才華，你是一個好藝術家，你要多給後人留一點東西。
《雷雨》很快被搬上舞台，李健吾評論這是：一出動人的戲，一部具有偉大性質的長劇。今天，它在戲劇史上依然擁有突出地位。通常認為它的出現標誌著中國戲劇走向成熟。
1953年，成立伊始的人藝著手選排優秀劇目，想從院長的成名作《雷雨》開始，此意得到周恩來的讚成。在他的幫助下，劇組找到了體驗生活的去處。因為解放後，舊式的權貴大戶之家基本絕跡，隻有少數遺老能成特例，比如北洋政府高官朱啟鈐。
朱啟鈐支持建國有功，蒙周恩來特別庇護，能夠延續民國時期的生活：深宅大院，帷幔重重，朱老先生出來見客，左右有姨太太和兒媳攙扶。吃飯時，女眷環列陪侍。這一切，讓多數生長在新社會的演員大開眼界，然而半年下來，演員們仍然很難進入角色。
演周樸園的鄭榕說，按當時搞運動的潮流，采取階級分析法為《雷雨》中的人物排隊：周樸園是極右，魯大海當然是左……每個演員被要求帶著階級感情去深刻揭露所演角色。於是，扮演繁漪的呂恩哭了：我演了十幾年戲，現在我不會演了；過去也演過《雷雨》，怎麽現在就不對了呢。
同樣不能入戲的還有作者本人。從演員們體驗生活到案頭功課，在將近一年的時間裏，曹禺沒有對他們講過一句自己的意見。劇團有黨組織，負責把握劇目的方向。演員白天演戲晚上開會，理清思想，端正態度。
有一天，曹禺悄悄去探視生病的朱琳，拿一個小板凳，坐在床前，聊起朱琳扮演的魯侍萍。
“你要知道，她這一輩子最愛的就是周樸園。一個人的初戀，是一生不能忘記的。”
1954年，新社會版的《雷雨》上演，各地興起複排熱潮。有段錄音記下了曹禺當時看戲後的心情——“舞台上的人物不是我腦子裏所想象的那個人物，有演得不夠足的，有演得過火了的，不真實的，尤其是被誇張的角色，使我感覺到就不如我當初寫劇本的時候那麽愉快。”
有一次，曹禺實在憋不住了，衝進後台對鄭榕喊：“快快快，受不了受不了，我那劇本裏頭沒有那麽多東西！”
曹禺甚至感覺，自己的創作也越來越不對味了。1952年，周恩來找曹禺長談過一次，問起他的生活和創作情況。曹禺說，生活很好也很愉快，談到創作卻卡住了。從最近的一次創作《豔陽天》算起，他已經5年沒有寫出東西了。
“我自己正想寫點東西的時候，就感到生活貧乏，自己真正感到的東西，需要的資料沒有多少，就悔恨，就難過。中國有句話，“江郎才盡”。我不說才盡，我有沒有才，真是個問題。一拿起筆來寫現在，就感覺到自己肚子裏一無所有。不像從前那時候，拿起筆來順溜極了。”
除去1966-1976十年空白，三十多年裏，曹禺成形的創作總共隻有兩部半。一部是《明朗的天》，寫協和醫院的一群知識分子接受改造，但寫完後他就感到荒誕：“我也是個‘未改造好的知識分子’，怎麽寫別的知識分子改造好了，實在是捉摸不透。”翻案之作《王昭君》是周恩來派下來的任務，意在“歌頌民族團結”。《膽劍篇》是“集體創作”風行時，領著於是之、梅阡創作的，當時全國各個院團都在重寫臥薪嚐膽的故事，用來號召正經曆“三年自然災害”的老百姓紮緊褲帶。
曹禺不是不明白。1956年，他在談《家》的改編時說：“寫劇本不應該老是被政治概念拖著走。作者所以被政治概念拖著走，這說明他還是落在政治的後麵，作者的生活、思想沒有趕上政治的要求，因此在寫作的時候常常處於被動的狀態。”
接下來的文革好像一幕10年大戲，演著演著也就演完了。其間，老舍投了湖，焦菊隱的骨灰裝進了一個7塊錢的骨灰盒，66歲的曹禺重回人藝，擔任院長。他對人藝、對舞台還是一往情深：“我是愛這個劇院的。因為我和一些老同誌在這個劇院天地裏，翻滾了30年……戲演完了，人散了，我甚至愛那空空的舞台。”
複出後，曹禺的社會活動非常多，每次回到家，就隻剩下疲倦和沮喪。他對女兒說，我知道寫不出來，我用社會活動來填補痛苦。他因神經衰弱而服用安眠藥，每次吃了藥，整個人才能放鬆下來，很多心裏話才能說出來，他一個人，自己對著自己說。
80年代末，曹禺決心拋開諸多應酬，找回原來那個自己。他把自己關在上海的寓所裏，重拾起解放前未完成的劇作《橋》。他給女兒寫信談，找人談，費了很大的心力，常常夜裏醒來趴在那裏想寫下去，可總有那麽多想不通的關、過不去的坎，最後，心氣越來越弱，終於沒能完成。
萬方看著晚年的父親依賴安眠藥尋求安寧。有一天清早醒來，她看到父親滿麵是血，玻璃渣子插在頭發裏，樣子駭人。在藥物的作用下，他夜裏昏昏沉沉一頭撞上書櫥，自己卻渾然不覺。
那段時間，曹禺枕邊總放著一本《托爾斯泰評傳》。有時，他讀著讀著突然撒手，嚷嚷起來：“你不知道我有多慚愧。我要寫出一個大東西才死，不然我不幹。”
女兒時常被父親房裏突然爆出的一串呼喊驚醒：“小方子！我要跳下去！我為什麽要這樣活著，每天用嘴活著！托爾斯泰那麽大歲數還要離家出走，我也要走！”第二天早晨醒來，他又怏怏自嘲，“就我，還想成托爾斯泰？”
最後，他終於死心了，他知道自己再也寫不出偉大的作品，隻能帶著滿腔鬱悶，鬱鬱寡歡地走了
（來源：《南方人物周刊》2012年11月 轉自公眾號：墨箋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