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 我的留言 （黨史軍史學者三千言訣別辭 by 劉家駒）

黨史軍史學者三千言訣別辭
有“董狐筆”之稱的軍旅作家、黨史軍史學者劉家駒先生，在建軍節前夕辭世。他臨終前的遺言，字字凝重：篡改黨史軍史是對國家民族的巨大危害，我曾渴望領導人中有良知者會向國人作出深刻的懺悔，可歎的是——由期望、失望變成絕望

我的留言

劉家駒，朋友圈

我的大限己至，離世之前，留下些心裏話向您（你們）訣別，祝願你們幸福長壽。
我是1949年12月在重慶參軍的。12軍的軍政大學，以及所屬各師的幹校，各團的隨校，軍師團的醫疔機構和文工團隊等，先後在重慶地區招收大中院校學生入伍有9600多人（我們這批勵誌報國的學生，在朝鮮戰場上傷亡有600多人，其餘的人大多因家庭出身、社會關係和言論右傾遭到清洗，最後留存在軍隊的僅有55人）。
我進入35師幹校後，學習社會發展史，參加征糧剿匪。1951年，12軍投入朝鮮戰爭的第五次戰役。我從文化教員改行到師屬山炮營三連任見習副排長、排長、指揮排長。戰爭結束，回國後擔任副連長，訓練隊副隊長。1957年，師政治部借調我參加12軍部隊史寫作，並為老幹部代寫回憶錄。
我是高中肄業的文化程度，擔當寫史真讓我難為。
這是組織做出的安排，必須遵從。我努力閱讀軍史史料，學習範文，請教學者，在摸索中提起了筆。當時，全軍各個部隊都在組織寫軍史進行光榮傳統教育，總政治部的指示告誡：下筆不得暴露我軍的陰暗麵，每篇文章都要緊緊把握住人民軍隊的“光榮、偉大、正確”這一宗旨
從1957—1959的兩年間，我在這一規範下，為師團幹部代筆寫出進軍四川的《搶渡烏江》，解放重慶的《山城拂曉》，成都戰役阻止胡宗南10萬殘軍西竄的《不讓敵人逃往康藏》。我還記下《大破銅鼓寨》，《巧襲觀音廟》等一組我軍征糧剿匪的故事。
關於朝鮮戰爭，我記錄整理了《司號員到指揮員》、《在醫療戰線上》、《上甘嶺的一支車隊》和戰
鬥英雄胡修道的小傳等篇，編入《光榮的道路》下發部隊。1964年，我參與寫《郭興福和他的戰士們》後，解放軍文藝社收編了我。
我到編輯部當了散文組副組長。散文組要編發大量的革命戰爭回憶錄，對紅軍時期、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方方麵麵稿件中的史實查詢。我走訪老革命，獲得了大量珍貴的史料，其中有不少血腥的、醜惡的史實。比如：蘇區莫須有清除“社會黨”、“AB團”，濫殺自己人近10萬；長征流竄中為求生存一路的打砸搶；四渡赤水是碰壁川軍之後的大逃竄；抗日的平型關一役，自己傷亡兩千八，殺敵隻八百三；百團大戰，隻出動三萬一千人，打了幾個小仗，還誇大了敵人的傷亡；解放戰爭，在東北製造了令人心冷齒寒的死城、鬼城、血城；朝鮮戰爭是我軍為金日成火中取栗，傷亡近百萬……為凸現我黨我軍的光輝，大量的“陰暗麵”史實被塗上“金”或被掩蓋。我問過總政文化部副部長陳亞丁：“我們是一支
勝利了的軍隊，為什麽就不能向世人說出些史實的負麵？”陳回答了一句話：“暴露我軍的短處就是給反動派幫大忙。”
我進入《解放軍文藝》社正是文革時期，得“天”獨“厚”，總政圖書室管理員專為我開放禁書。我閱讀了巴爾紮克、雨果、莫泊桑、仲馬父子等人的巨著，他們批判現實的醜惡對我產生了重大影響，大量的負麵史料我都記錄在案。
1990年代初，我從《解放軍文藝》退下來，走進《炎黃春秋》擔任副總編輯。這裏是從意識形態營壘衝殺出來的一幫老革命搭起的自由民主平台，他們敢把黨史中不敢示人的秘聞和自己苦難的政治經曆捅向當今社會。一篇篇震撼心靈的文章，引發我的共鳴。老革命諄
諄教誨我摒除黨文化偏見，遠離立場觀點，用劉知幾“不掩惡”、“不虛美”的史德審視我軍這支“王者之師”。
2003年，我從《炎黃春秋》退下來，打開塵封已久的筆記，撿選些記憶深刻的人和事，審視它的典型性和社會意義，寫成些獨立短小的篇章。
我記敘的戰爭有：
朝鮮戰爭的第五次戰役，為攻取加裏山，我所在的35師是用三千戰士前仆後繼的血肉之軀堆上山的。我是掩埋組長，麵對自己戰友橫屍異國山野，血在心底流淌出《血路，血本，血酬》。
越南人忘恩負義，我們自衛反擊的懲罰手段很醜惡，我寫下《紅軍師洗劫越南城》，講述該師把一座秀美的同祿縣掠奪一空。
抗日戰爭結束，太行山下日偽的“土圍子”還在頑抗，我軍打開後，把俘獲的眾多的匪徒（包括匪首家屬）當靶子。《殺土頑，壯膽氣》所記錄的，就是這場
令人毛骨悚然的反人類大屠殺。
記敘的政治事件有：
國民黨退出大陸前，四川的田賦己征收到1958年，我軍入川後，上海、南京等大城市出現糧荒，鄧小平按中央指令在四川強征30億斤糧。軍隊出動《武裝奪糧》，把兩百萬老百姓逼上了梁山。
關於“西安事變”。我走訪了“西安事變”的當事人，揭露了我黨支持少壯派殺害東北軍軍長王以哲“二·二事件”的醜聞。
全軍樹立的“南京路上好八連”之所以“好”，是在上海灘繁華鬧市進行封閉式管理，才保持了“一塵不染”。我1975年深入“好八連”探訪，發現他們如同蹲在大上海的一座小監獄。
1958年全國大放農業“衛星”。我參觀了江西波陽三廟前公社的“水稻畝產13萬斤”的現場，憤怒的公社社員向我們揭發：豐收的“成果”是幾百付糧擔繞著村轉圈秤出的。
1967年7月，毛澤東在武漢東湖賓館流連忘返，武漢造反派“百萬雄師”衝擊了毛的安樂窩，邱會作給我講述了《驚破毛澤東的霓裳羽衣曲》。
黨指揮槍用於戰爭，也要槍杆子為政治鬥爭服務。文革興起，280萬解放軍投入“三支兩軍”，《文革鼙鼓動江淮》，是記敘我12軍進入安徽“支左”，軍人無處不在建立的軍政權，卻是反憲政的無產階級專政。
雲南個舊縣沙甸回族鄉，在文革中清除四舊時，漢族造反派侮辱了可蘭經，還給回族的談判代表用豬首扣在頭上遊街示眾。回族人以不共戴天仇的義憤持槍反抗，遭到“支左”的14軍無情鎮壓，殺死1600多人，殺傷近千人。我這把一慘案記為《沙甸人的恩仇》。
記敘的軍史“秘聞”、各類人物以及“林彪事件”的有：
人對性的渴求是常情，我在《軍人，女人，性，糖衣炮彈》中，記敘了我軍從將軍到士兵在嚴格紀律約束下仍是性亂難止的見聞。
《軍商，我的能見度》是寫我軍縮減軍費，讓軍隊走向市場，不惜惡劣手段與民爭利的亂象。
羅瑞卿是我軍人人敬畏的鋤奸、鎮反能手，殘酷的政治鬥爭發展到文革時反把他整得跳樓。他之所以四麵樹敵，是他握持生殺予奪的大權，性格孤傲，身兼黨政軍要職後威風八麵。《我見聞的大將羅瑞卿》，就是揭示他的霸氣。
關於“嚴鳳英之死”。黃梅戲之花嚴鳳英，文革中被
列入“牛鬼蛇神”，她已知自己無法在專政下生存，臨死前還向社會表白：“我生是毛主席的人，死是毛主席的鬼。”她的死，我算半個見證人，我記下她不為公眾所知的死因細節。
我還銘記些憤世的小人物，如《摳八》中我的戰友常仁，他家世代貧農，歡天喜地迎來了解放，讓他無法承受的是得到的翻身生活，比當初的貧農還貧困。公社化時，連他祖上留下的一棵樹也要充公。他抗爭，軍隊容不下他的“階級異己”，打發他回鄉重扛鋤頭。
蘆花，一個煙台的農村婦女，我的遠親，丈夫僅因和鄰居口角就被關死在派出所。蘆花進京告狀無果，回到家披麻戴孝向市委申冤，得不到回應，她憤懣難平，隻身在煙台市的車站碼頭大街散發“還我丈夫”的傳單。這位“敢把皇帝拉下馬”的剛直的婦女，最終得到40萬撫恤金。
1986年春，解放軍出版社《星火燎原》編輯部聘
我撰寫《林彪傳》。幾年間，我采訪林辦工作人員和林的老部下近百人，僅記下了二十多篇雜記，足以證明林彪無“反革命”罪，林彪反黨集團不存在，《571工程紀要》是一篇有先見之明聲討獨裁者的檄文。
《雪白血紅》是我軍作者張正隆記敘林彪在東北戰場指揮才能的一部優秀紀實文學著作，解放軍出版社出版後，引起楊尚昆、王震等人的憤怒，指責該書是給蔣介石評功擺好、為林彪翻案的壞書，作者、編輯遭到關押。我記述了這一無法無天的惡行：《〈雪白血紅〉蒙難記》。
我采訪記錄的《毛家灣軼事》，反映了多名受訪者十多年間在林辦生活工作的秘聞。敘說了帥府家庭在複雜的政治環境裏的生存和生活。
《小艦隊的興亡》，記敘了林立果進入空軍後的成長、以及從崇敬毛到反毛的前因後果。文章同時述及周宇馳、於新野用博浪沙大鐵椎一擊般的膽識，敢向毛澤東頭上動土的壯舉。
在我生命的最後時刻，官方劫收了《炎黃春秋》，我身心已嚴重危弱，仍寫出《炎黃春秋的曆史和她的“曆史虛無主義”》抗爭。
我們黨本應是一個密切聯係群眾的黨，講真活，辦實事，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是我黨的宗旨。篡改黨史軍史是對國家民族的巨大危害，我曾渴望領導人中有良知者會向國人作出深刻的懺悔，可歎的是——由期望、失望變成絕望。
我留下約70餘篇文字暫時還不能發表的文稿，它反映了我一生經曆和見聞的曆史暗角。我的信念是——曆史的亂象還會返璞歸真的，也望你們能從中領悟到我的心聲。
我匆匆走過八十五年，自信無愧此生。我的文字，任由曆史和後人評說。古人雲：芳林新葉催陳葉，流水前波讓後波。
我相信曆史。
我相信未來。

劉家駒絕筆
1931.10.21—2017.7.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