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內蒙回到北京

我寫過70年代後兩年在內蒙和林格爾，我們這些外地的大學生們的思鄉之情越來越濃，大家紛紛找門路回去。我們最好的朋友廣西的小韋，湖南的小劉，江蘇的陳鴻厚夫婦都走了，而我們要回北京就像蜀道難，難於上青天啊。雖然我們已經找到了可以接受我們的單位，但是戶口是大問題，何況我們是五口之家呢。

1979年 ，那時候真是挺亂的，百廢待興，毫無秩序，政策多變，人心惶惶。我們在辦公室也在討論，一位同事說：＂經濟要上去，還是要有競爭＂他意思是吃大鍋飯，沒人出力。我覺得關鍵是沒有權威了，誰說話都不算數了，就說了一句＂中國還是要有上帝。＂

誰知沒多久就接到了二姑的電報說要我馬上回京，因為二姑父平反了，他們同意我可以回北京照顧她，因為二姑沒有孩子，二姑說需要我回去幫她辦事，同時先生和孩子們戶口也可以隨我進京。於是，我整理了一下，帶上馬二就回北京了，剩下內蒙的手續就讓先生辦，那時候，老大和馬三已經在北京了，那是79年9月。

調回北京需要有接收單位，我們之前一直在聯係的中國農科院，正好這時候中央批準給他們200個進京名額，補充科技隊伍，我們是63年入學，68年畢業的大學生，又在基層工作了11年，所以立刻就批準了，事情就這樣順利解決了。辦完所有的手續，先生到黑老夭子公社把我們的檔案拿上，把全部家產裝了一輛大卡車，先生跟車，搬回了北京。感恩啊，5口人落戶北京，沒有恩典不可能的事。

安頓好了，我就開始幫忙二姑跑給姑父平反要處理的具體的事，陪她去探訪文革中他們那些受難的老戰友們，聽他們講過去的故事，整理平反需要的材料，對於國家，黨和家庭的曆史有了更多更深的了解，這也直接影響了我看問題的態度和方法，一生有益。

因為文革時姑姑住的房子沒有了，領導又給她分了前門西街的新蓋的宿舍樓，我們幫助她安頓好，把在內蒙新做的家具都給了她，她的家也有了樣子，當然她讓我把我的戶口落在她那裏，怕老了沒人照顧她，先生和孩子們戶口則落在交道口我母親家。

等到姑父的事辦完，追悼會開了，我就正式去上班了，34歲的我們成了所裏最年輕的科研人員，要知道77年的大學生還沒畢業呢。

信了主，知道神是主宰一切的神，祂的恩典夠用，感謝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