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其咒詛黑暗，不如點燃光明

與其咒詛黑暗，不如點燃光明 —— 基督徒醫生訪談錄

原創 2016-05-30 周明/李進城 ijingjie

《境界》獨立出品

信主前我就不拿病人的紅包，這是我的底線，但藥品回扣是收的。信主後就不平安了，不再收回扣了。當經濟杠杆撬動醫生的良知和職業道德時，人很難靠自身抵擋。當我們有信仰時更看到罪性的真實：人性當中惡的東西是赤裸裸的，人裏邊的道德沒法與利益的誘惑抗衡。

采訪 | 記者 王東莉

受訪嘉賓 | 周   明 原北京某三甲醫院胸心血管外科主任醫師，現為牧師   

             李進城 北京某私立醫院婦產科主任醫師

錄音整理 | Amy、Deborah

這個五月，病人死去，醫生也死去。繼5月5日廣州醫生陳仲偉被病人砍死後，5月18日晚湖南一五官科醫生也被病人家屬毆打致死。之前，大學生魏則西去世。這個五月，醫患雙方似乎急速滑向互害型關係。在兩篇相關文章後，《境界》繼續訪問兩位在職或曾經的基督徒醫生，請他們分享自己在職業中共通的掙紮和超越醫學本身的對生命的體悟。

醫生不是修理工

《境界》:  你對近來醫療領域不斷出現負麵新聞有何看法？

周明 : 這類事件實在太多，做為一名曾經的醫生，我的感受很複雜。先說魏則西事件，一個得嚴重疾病的人去世，這本來是一個比較自然的事情，因為有些疾病，尤其象他得的滑膜肉瘤被治愈的可能性，從醫生的角度來看極低，死亡是需要麵對的實情。但因為這個病人在尋醫過程中，發生了很多與社會相關的事情，所以這個事件就被放大了。一個年輕人因病去世，隻能說可惜，但是為什麽我們這個社會會導致本該可以相信的媒體、可以相信的互聯網，以及醫院本身的三甲資質，都讓人不能相信了？這個社會的公眾信任度到底從哪裏能夠得到？這就是讓大家憤怒的地方。這個社會現在有太多虛假的東西，這是所有人需要深入思考的。

醫療與社會有很大的關係，國外很多醫療改革都跟整個社會有關係，所以我想，醫療其實可以折射出現在中國社會的狀況。就像魏則西事件，你不想進去也被卷進去了，很多人不同程度地受到傷害。整個社會係統讓你受傷，係統性的腐敗是很可怕的，進到這裏麵誰也逃不了，在某種意義上，個人根本沒有辦法與整個係統抗衡。

這些年來殺醫事件不斷出現，非常令人痛心。盡管有錯綜複雜的社會因素，但不得不承認，這與醫療工作者的醫德醫風逐漸下滑有較大的關係。

李進城 : 醫生和患者之間的關係本來是為了避免疾病的傷害而存在，但最後醫患關係卻以傷害來結束，這是非常令人痛心的。

中國社會傳統意識裏對醫生的看法就不那麽合適，這源於中國人對自身、對人的看法的問題，我們民族整個缺乏對生命的敬畏，不知道人是上帝創造的，有著我們認識不到的複雜性。如果認識不到的話，你就會覺得人體是機器，你做醫生就是修理工，你就應該把它修好，我花那麽多錢你為什麽不能修好？實際上這個認識是非常錯誤的，西方成熟社會對人體的複雜性認識比較好，他們知道醫生隻是來幫助你的，不是修理工。

一些患者與醫生的衝突實際根源來自對生命的敬畏和認識的缺失。一方麵患者的期望值很高，他認為就像一部車我需要換個零件；另一方麵醫生在溝通時也沒做到把自己對生命複雜性的認識傳遞給患者。當然我們不是用說教的方式，而是要用真正能影響到患者的一種溝通方式。

 

當醫德被回扣撬動

《境界》：你的從醫經曆中是否也曾為回扣苦惱？ 

周明：我畢業於上海醫科大學（現複旦大學上海醫學院），畢業後到北京一家三甲醫院，成為一名胸心血管外科的主任醫師，2010年辭職奉獻做了牧師。我學醫是章1980年代，從那時起到1995年以前都覺得醫生有崇高的社會職業形象，應該救死扶傷、不計較個人得失，加班加點都不覺得要有報酬，認為這是醫生的職業所應該有的。

但這些年尤其近十年，由於藥品回扣等問題導致醫生的職業形象越來越不好。在中國，藥品回扣對藥廠來說相當於是它的營銷手段，但這個方法等於把醫生群體整個腐化侵蝕了。年輕的醫生一進來，他就可以拿到這個錢，並且在工資還不高的時候，他會不想要嗎？當經濟的杠杆來撬動醫生的良知和職業道德的時候，我覺得人很難靠自身抵擋得了。隨著時代變化，我看到越來越多行醫的行為已經偏離了醫生在職業道德方麵應該有的取舍。

信主以前我就不拿病人的紅包，這是我的底線，但藥品回扣是收的。信主後就不平安了，不再收回扣了。很多醫藥代表來找我，我第一個方法就是和他們談，從專業的角度你這個藥跟其他同類比為什麽貴一點？假如你也是一個病人，你也會覺得這個費用花得冤枉，這是我拒絕回扣的第一種方法。第二種就是你要給所有人個人性回扣，那我們寧可不要回扣，寧可你們給我們一些學術上的支持，業務上的支持。這種首先它不是最好的，也是變相的回扣，但起碼能夠阻止一點個人性的誘惑，我隻能說在這個過程中有一點平衡，尤其當你是某一個科室方麵的負責人，你就更加容易變成一個中箭的人。某種程度上說，這也是我後來想要放棄工作的一個原因，當然最重要的是上帝對我有全職服侍的呼召。

除去體製的問題，在工作中確實讓我看到了人性當中那些惡的東西，每個人都是赤裸裸的。當我們有信仰的時候就更加看到罪性的真實：我們裏邊的道德沒辦法與利益的誘惑抗衡。

李進城：我1994年從醫學院畢業以後就進入北京協和醫院婦產科，工作了十年後於2004年到美國留學，我在美國開始也打算在那邊考醫師執照行醫。但當我考過了住院醫生以後，上帝感動我回到中國，現在我服務於一家私立醫院，也在一間教會服侍。我在2005年信主，《聖經》說：“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上帝的榮耀。”我認識到人真實的光景。做為醫生，上帝讓我看到人是不完全的，不但是軀體上，心靈上也是不完全的。

我想中國的醫生除了和全世界的醫生一樣，需要麵對一個難以完全認清的人體的奧秘以外，還要麵臨體製問題。中國的醫療體製不符合市場的價值規律，醫生得不到合理報酬，再加上人的貪欲，人就會想各樣的辦法，其中就包括灰色收入，這也是醫患關係惡化的一個原因。

前段時間我們小組查經查到《以弗所書》第五章，提到“從前你們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裏是光明的，行事為人就當像光明的子女。”作為基督徒醫生，我們要遠離暗昧無益的事，當然現在中國不僅是在醫療行業，其他行業也麵臨很多黑暗，主也教導我們要愛惜光陰，因為現今的世代邪惡，大環境很差。

我從國外回來後進了一家私立醫院工作，再加上主的保守，相對而言在回扣部分麵對的境況要好得多，但即使如此也有醫藥代表找我，我就對他們說，你們可以推薦一些醫療方麵的新產品，我需要的信息是怎樣用你們的產品來幫助我的病人，我不需要你裏麵有什麽銷售方麵的政策，包括你的回扣有多少、提供多少便利給我。醫藥代表逐漸就不找我了，感謝主讓我遠離這些。

 

其實醫生不能掌握生命

《境界》：醫生的職業以及信仰使你對生命的看法有了哪些不同？

周明：象我這種專業的人，每次心髒手術之後都會麵對病人的生死。有些有先天性心髒病的孩子，我們經常說他們“多一個心眼”，他的裏邊多了一個窟窿，這種小孩來的時候都很可愛。我看到有些孩子活蹦亂跳來的，但可能他活不了；而也有些病得很嚴重的孩子，我們說這孩子很可惜可能活不了，但他可能做了手術能活。這就是醫學中的個體化差異，俗話說就是命好。那個時候我也會想，人的生命不完全在醫生手中，醫生隻能完成他能做的修複工作，但是生命是誰賜給他的？誰能讓他活下來？誰在掌握人的命運？

2003年SARS期間我們醫院是定點醫院，我也是第一批上前線的，後來又調到最危重病人的病房去。當時整個醫院很多醫護人員的心理狀態都很波動，這很自然，在那樣緊張的氣氛裏，每個人對死亡的恐懼是很真實的。我第一次體會到生命原來很脆弱，因為你吸個空氣都可能會得病。那時候我剛剛有信仰，弟兄姊妹建議我讀《詩篇》91篇，“住在至高者隱密處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蔭下……雖有千人仆倒在你旁邊，萬人仆倒在你右邊，這災卻不得臨近你。”上帝的話語真的很給人力量，我慢慢就沒有什麽恐懼了。

那期間我有更深的思考，一方麵SARS不是完全靠醫生抗擊能解決的。如果這個病毒傳染性那麽強，環境當中有這樣一個病人，我們能很快找到很快控製嗎？

根本不可能。所以那時候我就想，這個病要是能夠好，從信仰的角度說，隻能是上帝憐憫不再繼續擴展下去。另一方麵我看到人是那麽脆弱，一個病毒就會讓這麽多人一沾染就會出現生死問題，而且也不是所有人感染病毒後都會死，大部分都要看他的自愈係統如何。實際上醫生沒有醫治的能力，隻是給自愈體係一些支持，如果沒有這個係統，外麵什麽藥物都沒用。

免疫係統或自愈係統，是上帝放在人體裏麵的，不是人能製造出來的。所以SARS的時候才會那麽強調，沒有藥物可以抗衡。不是說醫生沒有用，在治療過程中醫生是很重要的。當我們生命還沒結束時，上帝派一個使者比如醫生來幫你把問題解決了，讓你活著。但你該想想讓你活下去的目的是什麽呢，死亡是遲早要麵對的，生命到底有沒有永恒，這都是應該要想想的問題。

我從1985年夏天開始做臨床醫生直到2010年底，在外科醫生的黃金年齡放棄了自己為之工作了25年的職業生涯，因為我有了從上帝而來的更高的神聖呼召。這當然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我明白上帝是要使用我讓更多的人可以認識到生命的真正意義和最終價值不僅僅在於健康（病得醫治），還有更加深邃和超越的意義和價值：那就是永恒和永生。

李進城：我是婦產科醫生，信主前我給孩子接生時隻想就是生個孩子嘛，不過是在血氣和肉體裏所生的孩子。現在麵對每個新生兒我有不同的感受，覺得他們是上帝給的恩典，雖然他們的父母可能並不明白上帝的美好恩典，在我眼裏看來都是上帝賜予的生命，完全不同的體驗。

我有一個學理工科的同學曾經對我說，你們醫學發展怎麽這麽差勁，你看看我們IT業的發展多迅速。我說，IT是人自己製造出來的，但人不是，人是上帝創造的，有非常多我們自身認識不到的複雜性。現在人以為自己沒有什麽不能掌握，以為醫學發展到什麽都可以，這是不可能的。對基督徒而言，更進一步，生命不隻在今生，在上帝手中有永生。我們的信仰超越生死，對死亡就不那麽恐懼，對人生就會有新的不同的看法。

基督徒醫生是“海軍陸戰隊”

《境界》：你有沒有經曆過醫患衝突？你覺得醫護人員可以在哪些方麵去影響大環境呢？

周明：我個人沒有經曆過特別不好的醫患關係。我覺得對患者的關心以及服務是很重要的，一方麵是對他們身體疾病的醫治；另一方麵是病人在手術後的恢複期間，你去關心他問候他會給他帶來內心的安慰。因為目前醫生工作的量、職業的壓力，很難顧及到每個病人。所以基督徒醫生平常一定要保證讀經禱告的時間，與主保持親近的關係。內心的喜樂平安是主賜給你的，麵對病人時自然會流露出來，信仰狀態不好裝不出也做不出來。

我以前工作的時候，門診的病人多到你根本就沒法多跟他說一句話，因為每個病人都挨著。後來有一些病人我會叫到辦公室裏多聊一些，告訴他，你的病是一個方麵，已經差不多了，後麵一部分就靠你自己恢複了。我也會告訴他，你自己要有好的心態，如果他提到工作壓力太大、生活情形緊張、家裏矛盾多等，我會疏導一下。還有現在很多身心的疾病，比如女性到一定年齡，她的心髒沒什麽毛病，但你跟她講沒毛病，她還不太相信，還要你再做檢查，這時候你可以給她講人生的道理，給她講你要有平安喜樂的靈，這才是良藥。

基督徒醫生在環境裏作見證我覺得是兩個方麵，第一自己的專業一定要精，專業不能丟，該解決的問題你要解決，你要在你的從醫經曆裏反映出你真有這水平。第二就是你的醫德應該更好，不管是吃苦耐勞，不收回扣也好，對病人的服務不嫌貧富也好，你要活出來，才能讓人感覺你有基督信仰。

基督徒在世界上要走的是窄路，所有人都在說體製問題，但改變體製的事不在我們的手上。我們是世上的光，要給黑暗的世界帶去光明，即使是一支蠟燭也要為別人帶去一點亮光。我們是世上的鹽，去調和世界的味道，變得更美，也可以防腐，給這個日漸敗壞的世界築起一道“防汙線”。

這些年，我看到中國的醫患關係日益惡化的現狀非常痛心，希望上帝的兒女們可以有專業群體的團契生活，彼此鼓勵和扶持。2011年9月24日，我們召開了北京基督徒醫療團契成立會議，希望基督徒醫護人員不是像英雄人物一樣“高大上”，更多是在工作中盡自己所能，互相見證，看到希望，“別人做得到我也能做到”。我們也希望做一些實事，比如基督徒醫生去養老院和孤兒院義診，雖然解決不了基本問題但可以去關懷，我們也差派過一些北京的醫生參加偏遠地區的醫療義診活動。

早期很多醫生加入了宣教的行列，或有醫學背景比如戴德生。現在大環境如此，我想需要的不是太多評論家，而是實幹家，更需要生命真實改變者，我堅信基督徒醫護人員在這當中應該有所作為。

李進城：我自己和患者的關係倒沒發生過什麽大的衝突，感謝上帝時時的保守和聖靈的提醒。我覺得作為一名基督徒醫生，除了擁有過硬的專業素質，還要有跟患者良好的溝通方式，知道每個人都是上帝創造的，不能輕看任何一個人。應該珍視患者的感受，有的感受在我們看來也許幼稚無知，甚至無理，但作為醫生來說，都應該注意尊重他們。國外有個原則叫Do not hurt，不僅是指身體上的，也指心理上的。做為基督徒醫生，我們應該站在更高的角度來看醫學和與患者的關係，不能忙於自己天天要爆炸一樣的事務裏麵。

我參加過一些醫療宣教活動。第一次跟隨醫療短宣隊出去是跟台北榮總醫院神經科主任醫師賈力耕醫生一起，去海拔3900米的西藏色達地區做義診。後來又去了彝族地區，還有雲南昭通，服侍那裏的大花苗，當年國外宣教士在那裏服侍過。

記得有一次我們去一個苗族寨子探訪，當時四周漆黑，天上還下著小雨，就一戶人家亮著燈。我們順著燈光就過去了，到了屋子裏看到八個高中生趁假期在一起唱卡拉OK，我們就開始給他們講耶穌，講完後這八個年輕人就都決誌信主了。去年我們醫療短宣隊到昭通義診，有一個苗族姊妹翻山來找到我們，說十幾戶苗族寨子就隻有她一個人信主，請我們去她們寨子探訪。我們有七個弟兄姊妹翻山越嶺去探訪那裏的家庭，雖然因為下雨路況不好隻探訪了三個家庭，但這三個家庭就被帶著信主了。今年反饋過來的消息說，這個苗族寨子就因為這三個家庭信主而有了正式的聚會，很感恩。

我覺得基督徒醫生在服侍裏可以把主的愛帶出來，很多地方都歡迎，在普世宣教裏可以起到海軍陸戰隊的角色，可以做先鋒，把福音帶到未得之地。

（為更真實地反映基督徒醫生和護士群體在這個世代的掙紮和見證，《境界》特開設“醫療之光”專欄，歡迎基督徒醫生、護士投稿至[e-mail]，有稿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