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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157)
老畢碰到老問題了。
作者：章詒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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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時政、思想，一個有態度有力度的平台。
人在陰影中呆久了，便成了陰影的一部分
2008年春夏之交，謝泳從廈門出差到北京，我約了幾個朋友一起吃早茶。邊吃邊聊，你一言我一語，無主題地東拉西扯。坐在身邊的謝泳低聲對我說：“最近，我看到一份關於聶紺弩的檔案材料，很吃驚。”我問：“吃驚什麽？”他說：“聶紺弩的告密者，主要是像黃苗子這樣的一些朋友。”
我瞠目結舌，半天回不過神來。事情太突然，太意外，太恐怖！
謝泳說：“告密材料一直匯報上去，羅瑞卿批示：‘這個姓聶的王八蛋！在適當時候給他一點厲害嚐嚐。’”難以置信！我的腦子全亂了。
一年後，我在2009年2月刊紀實版《中國作家》雜誌上，看到了謝泳所說的《聶紺弩刑事檔案》(簡稱“聶檔”)，全文十餘萬字。作者寓真，係山西省資深政法工作者。他用事實說話，以解密了的檔案材料為憑，係統又完整地揭示出聶紺弩冤案的真相。“去馬來船相上下，長波大浪與縱橫”（聶詩），我一口氣讀完，大慟，大悲。淚如大河，決堤而下。文中之人，我大多認識，甚至很熟悉。但一部“聶檔”使他們的麵孔變得模糊不清，甚至陌生起來。事實就擺在那裏，一切都是無法回避，也無可辯駁：長期監視、告發聶紺弩的不是外人，而是他的好友至交。我必須認同作者的結論——聶紺弩入獄不是紅衛兵扭送的，也非機關造反派搗鬼，而是他的一些朋友一筆一劃把他“寫”進去的。
詩人邵燕祥看了“聶檔”，內心非常沉重。他在最近發表的一篇文章裏說：“今天的年輕人，看國外警匪片、國內電視劇，處處有線人、臥底、‘無間道’，諜影重重，英雄孤膽，看得緊張過癮，甚至心向往之。他們想必是想象自己處於‘正方’，才能這般心安理得。他們不知道，他們的父兄一不是殺人放火的黑道，二不是走私販毒的幫夥，卻在很長時段裏，曾經生活在被監控、被告密的恐懼之中……”（《牢頭獄霸的前世今生》，載《南方都市報》2009.3.5）
聶紺弩戴上右派帽子以後，發配到北大荒勞動改造，於1960年冬季返回北京。告密行為是從1962年開始的。也就是說，聶紺弩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是通過身邊的人及時匯報上去，並進入專政機關的檔案的。長年累月的告發檢舉，聶的問題性質日趨嚴重。依據事實，寓真把檢舉人分為兩類。一類是戴浩（湖北人，電影家）、向思賡（湖北人，曾參加左聯，1949年後為中學教師）、吳祖光（戲劇家）、陳邇冬（作家、時任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鍾敬文（教授，民俗學家），他們與聶紺弩有著密切往來，到了“文革”時期，在人身自由被限製的情況下，被迫寫有交代檢舉材料。另一類是幾年來（1962—1967）一直“積極配合公安機關”的,包括王次青（先後在出版總署和版本圖書館工作）、黃苗子等。
1962年9月12日遞交的第一份密告材料開頭是這樣的：“我昨天去找了聶，與他‘暢談’了一陣……一個晚上我得到了一點東西，破去不少鈔，總算起來在20元以上了。茲將他的談話，盡最大真實地記錄下來。”這第一段話裏，單是“暢談”、“破鈔”以及“盡最大真實地記錄”幾個詞組，其主動性就不言而喻了。一共寫了10頁。這裏截取聶紺弩談論反右的片段：“你要殺人，你就殺吧，但是殺了以後怎麽辦？章伯鈞一開始的時候就說：‘隻要對國家、對大局有好處，你們要借我的頭，我也很願意。’要借我（指聶）的頭，我也願意，可是我話還是要說的。（著重，聲激憤）現在搞成什麽樣子，他們要負責，全國都要負責，隻有我們不負責，隻有我們（手指連敲桌子）！”不得不佩服人家的記性和手筆，寫得形神兼備。
由於坐探當得出色，到了1964年，聶紺弩的反動言行和寫作，就被頻頻搜集起來，摘編成專政機關的簡報送到了高層。告密者行文如操刀，字字見血，刀刀入肉。於是，就有了那個“王八蛋”的批示。羅瑞卿還批示道：“聶對我黨的誣蔑攻擊，請就現有的材料整理一份係統的東西研究一次，如夠整他的條件……設法整他一下。”
到了1966年春的“文革”前夕，聶紺弩的“反動”言論已有上百頁之多。內容有關於寫作的，有關於文化的，更多的是對時局的議論。2月18日的材料匯報聶的言論如下：“現在農夫也不好當。從前的農夫向地主納了地租之外，那塊地怎麽種，他有完全的權利。現在的農夫一點權利都沒有……這樣的製度是無法搞生產的。”“現在主要問題是人的權利問題，自由問題……”像聶紺弩這樣的在野文人、失意墨客、當代清流，即使發配北大荒，也不可能“出世”。他們打探的是朝廷，掛念的是天下，感興趣的是政事。聶紺弩隻要與同類聚會，三杯酒下肚，那議論與牢騷就一起冒出來了。他思想敏感，獨具慧眼，在驚人之語中，有深刻，有調侃，也有偏頗。這是中國文人需要的心理安慰，也是十分渴望的精神釋放。
都是幾十年的朋友，都是頭戴右派帽子，都是有才氣的文化人，誰防備誰？時局盡管緊張，無奈聶紺弩是“潭深千尺歌尤好，酒滿三巡肉更香”（聶詩）。好友加好酒，他說話就越來勁，話的分量也就越重。1965年8月4日，幾個人在聶家一起吃晚飯。飯後，聶紺弩談興來了，大放“厥詞”。他說：“有許多事情，我們會覺得奇怪，你想：一個普通人，總不能不看報紙吧，天天看報紙都看到自己怎樣偉大，怎樣英明，你受得了受不了？從個人來講，不管怎麽偉大英明，也總有不偉大不英明之處。從黨和組織來說，不管怎樣正確也總有不正確之處。都好了，都對了，都正確了，那就是什麽呢？那就是完了。這是不可能的，是不辯證的。”我看得出來，寓真公布的檔案材料是經過嚴格挑選、細心鋪排的。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那些異常激烈的言論，其實並未刊出。聶紺弩和我父親（編者注：章伯鈞）一樣，在私人聚會的場合，會直呼其名，會拍桌子瞪眼睛地大罵，還會講髒話。出語刻毒和文風犀利是等量的，都是思想光芒的投射！這才是聶紺弩。
聶紺弩怎麽會和這樣一些人往來？理由太簡單了：因為他隻能和這樣一些人往來，就像反右之後我的父母隻能和羅隆基等人往來一樣。1961年，聶紺弩剛從北大荒回京。為自己的工作安排，特意拜訪老朋友、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邵荃麟。邵接待了他：斟了一杯酒，送了兩包煙。隨後說：“老聶，你不要再找我了，你的事我做不了主啊。”後來，聶紺弩寫下這樣的詩句：
空屋置我一杯酒，也無肴核也無糖。
其時三年大災害，誰家有酒備客嚐。
舉杯一飲無餘瀝，淚落杯中淚也香。
臨行兩包中華牌：
老聶老聶莫再來，我事非盡我安排。
獨攜大赧出君門，知我何世我何人！
知我何世我何人——讀著這樣沉痛的詩句，我能想象出聶紺弩的狼狽與赧然，能體味到他內心的屈辱和憤然。現實的處境及困頓，他隻得與同類為伍了。
因為都以現行反革命罪入獄判刑，我與聶紺弩是難友。1978年我出獄後，在聶家有一次痛飲和暢談。我與他互相交換“案情”。他問：“小愚，你是因為什麽進去的？”我說：“兩條，一是反動言論，二是寫反動日記。”聶大笑。說：“好哇，小愚和我犯一樣的罪。我是說反動話，寫反動詩詞。”我說：“我的反動話，主要是攻擊江青。”聶大悅。叫道：“李大姐（編者注：章詒和之母李健生），小愚和我惡毒攻擊的是一個人！來，為了這個，我們要單獨喝一杯。”
我告訴聶紺弩：當時專政機關認為，章詒和光有別人檢舉的反動言論還不夠，要把她釘死在罪行上，還必須有文字。於是，指使劇團造反派出麵抄走了我的所有日記、劄記、手稿，共17大本。他們終於找到所需的證據。白紙黑字，跑不掉了。聶紺弩也如此！“王次青寫的檢舉材料，主要是關於聶的言論”，還需要白紙黑字的東西。這東西，就是詩了。詩是要人欣賞的，特別需要有鑒賞能力的人欣賞。所以，聶每有新詩，都要出示於人或寄贈好友。黃苗子既是識者，又是好友。“聶紺弩贈詩較多的是給黃苗子，但送給黃的詩篇，不知為何都進入了司法機關。”可惜，公安機關的人不懂詩，於是上麵又指示：“這些詩要找一些有文學修養的人好好解釋解釋，弄明白真實的意思。若幹典故也要查一查。”詩無達詁，古體詩含蓄、工整、優雅，內涵無窮的寓意。你可以從正麵理解，他可以從反麵來分析。大量的聶詩，找誰來破譯？公安機關負責人還是聰明，說：叫詩的提供者來當詮釋者。黃苗子也沒有辜負他們，把每首詩裏的“反意”都摳了出來。書中，寓真列出許多首詩。這裏，僅舉三例。
冰 道
冰道銀河是又非，魂存瀑死夢依稀。
一痕界破千山雪，匹練能裁幾件衣。
屋建瓴高天並瀉，橇因地險虎真飛。
此間多少降龍木，月下奔騰何處歸。
這首詩作於北大荒。前麵六句是描寫利用冰道運送木材。問題是最後兩句，大意是：當年為了保衛大宋江山，楊家將費了許多勁，去找降龍木，降龍木這種寶貝在北大荒這裏卻有的是。意指在那裏勞動的“右派”都是天下奇才。但是，在這月色茫茫的夜裏，一任它在冰道上滑走，它們將滑到哪裏去呢？
吊若海
鐵骨鋼筋四十年，玉山驚倒響訇然。
半生兩袖多奇舞，一死雙冠夠本錢。
不信腸癌能損爾，已無獄吏敢瞞天。
隻身攜得雙兒女，新婦飄零何處邊？
若海是指黃若海，青年藝術劇院的演員，1957年的“右派”兼反革命，在勞改中患腸癌，於1960年死去。詩意是：40年來你的身體像鐵骨鋼筋一樣結實，可是忽然就死去了。你這半生是個演員，劇演得好（多奇舞），死的時候又戴著“右派”和“反革命”兩頂帽子，真是夠本錢了！我不相信單是腸癌就能要了你的命，是那些“獄吏”平日不早向上麵報告，不替你醫治，才使你喪了命！直到你死了，他們再不敢隱瞞上麵了。可憐的是你那孤孤零零的妻子帶著一雙兒女，他們在這茫茫人海中飄零到哪裏去呢？
軲轆體之一
紫傘紅旗十萬家，香山山勢自欹斜。
酒人未至秋先醉，山雨欲來風四嘩。
豈有新詩悲落木，怕揩老淚辨非花。
何因定要良辰美，苦把霜林凍作霞。
1962年秋，聶紺弩與麥朝樞（“民革”成員，戴過“右派”帽子，任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等遊香山，麥以詩寄聶，中有“紫傘紅旗十萬家”之句，聶取之作軲轆體五首，這是其中一首。這首詩似有所指，有可能是影射國際或國內形勢，主要意思包含在後麵六句。大意是：在這深秋的時刻，秋風颯颯，山雨欲來的前夕，麵對這落葉蕭瑟的景色，傷感得寫不出詩來，也怕拭清我這昏花老眼去辨認那些是非。秋天就是蕭瑟的秋天，可是有些人偏要把它說成是美麗的，矯揉造作地把木葉凍作彩霞來裝點這蕭條世界。
有了言論，有了文字，罪證齊備，抓捕聶紺弩的日子到了。山雨欲來風滿樓，他是有預感的，鍾敬文也勸他焚詩，聶紺弩有些慌張，開始燒詩，還跟別人（如黃永玉）打招呼：“你就罵我好了。罵我什麽也沒關係……說頂討厭聶某人也可以，但你不必提到我做詩呀！”然而，一切都晚了。“四顧茫茫餘一我，不知南北與西東”（聶詩），處於絕境的詩人，感到深深的孤獨。
用文化人監視、告發文化人，決不是我們這裏才有的，也非今天才有。俄國沙皇尼古拉一世統治時期，不少審查官就是19世紀俄國作家。在德國，著名的海德格爾就對老師胡塞爾實施“無形”迫害。我們國家自先秦以來就有了告密製度，最有名的則是朱元璋的錦衣衛。極權製度是製造告密者的根源，統治者希望每一個人都是告密者，而每一個人又都可能被告發。這樣，朝廷才便於監視和控製，政權才能有效打擊異端，及時翦除異己，以鞏固統治。“文革”期間的告密行為是在“革命”“正義”的旗幟下進行的，隻要能夠保衛紅色江山，無論怎樣告密，采取何種方法，哪怕是告發父母，哪怕是暗中竊聽，都是好樣的，也都是“合法”的。所以，告密者毫無負罪感。有關部門所網羅的告密者，大多是有特長、有才氣、有成就，也有些名氣的人。因為隻有他們，才有可能接觸到政壇人物、思想精英和文化大家。一旦你被盯上了，那麽政治厄運就悄然逼近，自己還渾然不知。
這裏，我還要說一句，黃苗子永遠不知道，就在他監視密告聶紺弩的同時，也有一個文化人在監視密告他。的確，聶紺弩平反後，依舊和告密者往來、吃飯、聊天、唱和。難道他不知道是誰出賣了自己嗎？不知道黃某人曾給自己注詩嗎？我知道他知道，他完全知道。1982年10月25日聶在給朋友的一封信裏，這樣寫道：“我實感作詩就是犯案，注詩就是破案或揭發什麽的。”我是過來人，對此深有體會。比如預審員問：“你說過周恩來喜歡孫維世嗎？”一聽，立馬知道這句話，我是在什麽場合、什麽時間講的，又是誰檢舉的。聶紺弩當然清楚誰是告密者。那為什麽他毫不“計較”呢？
作者寓真有十分中肯的分析：一個原因是戴浩、向思賡、吳祖光、陳邇冬、鍾敬文等人的檢舉是在“文革”中聶紺弩遭關押後，被迫寫出的。另一方麵是由於聶紺弩的超凡絕俗，大度豁達。但是，我認為他的淡然處之，是因其內心有著更深的痛與苦，不可對人言的痛與苦。事情不是那麽簡單。聶紺弩出獄後，常常突然不講話，一連數日向壁而臥。有一次，聶的夫人周穎來找我的母親，說：“你快去看看老聶吧，我實在拿他沒有辦法了。”
母親帶著我去了。聶紺弩翻身起床，並打發周穎去買熟食。周離開房間，一直沉默的他劈臉問道：“海燕（聶之女）的自殺，你們為什麽不告訴我真相？”母親沉默。“你知道海燕的遺言吧？”聶紺弩問。“知道。”母親答。“她在紙上寫的那句話，我會琢磨一輩子，除非我咽氣。”母親勸道：“老聶，你不要這樣，事情過去了。”“李大姐，你怎麽也說這個話！事情能過去嗎？”他用手不停地戳著心髒部位，自語：“永遠過不去。永遠過不去！”母親不做聲。“你不說，我來說！她的遺言就是她的死因，李大姐……你說海燕發現了什麽……”母親聽不下去，伸出一隻手掌，斷喝道：“老聶，不要講了，我不許你講。”
所有的人都哭了。有的事是一般人想象不到的慘苦，而聶紺弩每日每夜地麵對這個慘苦。你說，他還有心思去“計較”別人嗎？聶紺弩死前說的最後一句話，就是：我很苦。“聖朝愁者都為罪，天下罪人竟敢愁”（聶詩），他在世，堅不可摧，他死後，精魂不散。
聶紺弩去世後，出賣他的人寫懷念文章，那裏麵沒有一點歉意。人在陰影中呆久了，便成了陰影的一部分。有些東西靠生命和時間，是無法帶走和衝洗幹淨的。即使抹去了，想必會在未來的某個時刻，以另一種形式與我們不期而遇。
2009年3月淚書於北京守愚齋
來源/《南方周末》 作者/章詒和 原標題：誰把聶紺弩送進了監獄
在中國，告密之風，曆朝不絕。因為告密可以博得掌權者的寵信，可以立功受賞，可以加官晉爵，並且可以整垮仇人。“文革”期間，此風也頗盛行，靠告密向上爬，或整垮對立麵者，不乏其人。
在一些機關單位，有的人整天懷揣小本子，誰若講了一句有毛病可挑的話，他一轉臉，便掏出小本子，將其記下，某某於某日講了什麽話，有誰在場，記得一清二楚，然後向上級告密。有的告密者故意發兩句關於上級或時事的牢騷，以“拋磚引玉”，等別人順著他的話題，發表議論，告密者便則把他所說的話記下，向上司邀功請賞，這種幹法，使人不禁想起《紅岩》中那個打入渣滓洞集中營的國民黨特務，那特務在牢中故意罵國民黨，以試探周圍人的反映，誰若說一句讚同的話，他便向上峰告密。雖時代不同，但告密者的手段卻如出一轍。
當年，我家住在一個鄉鎮上。鄉鎮雖小，但是區委所在地，麻雀雖小，五髒俱全，區直、社直機關很多，運動伊始，因言論挨整的人不少，其中稅務所的楊某，最為“著名”。
楊某曾作為誌願軍入朝鮮參戰，據說還立過功。因遇嚴寒，他一隻腳上的指頭被凍掉，走路有點跛，人們都喊他“楊瘸子”。他的腳是因抗美援朝而跛，喊他“瘸子”，就等於在宣傳他的功勳，因此他也欣然接受這一綽號。他平時愛說俏皮話，廣播裏天天講馬克思，他便說：“馬克思、牛克思，沒有錢不來事。”單位天天學毛著，他又說：“學什麽毛竹，還學鬆杈子呢，毛竹沒鬆杈子值錢。”
他這些話，都是背後與人閑扯，玩幽默，不料竟被人告了密。先是稅務所組織人寫他的大字報，並開會批判，說他“反動透頂”，後來區裏又開大會進行批鬥，令他和“牛鬼蛇神”們一起遊街。誰知不批則已，一批驚人，反動透頂的楊瘸子，原來就是小鎮名人，現在又有了以前鮮為人知的“名言”，特別是“馬克思、牛克思，沒有錢不來事”一句，竟廣為流傳，被許多為吃飯發愁的人引用。當然，引用此語時，必須在前麵加上“楊瘸子說”，否則也要挨批鬥。
楊瘸子是老黨員，老戰士，立過功，又是殘廢軍人，革命資格老，本錢大，被批鬥了幾場，未戴什麽帽子，仍然當他的收稅員。
鄉村的告密者，多為農民，他們不會揣著小本子，也不會玩“拋磚引玉”的花招，隻是雷厲風行，一發現誰有什麽反動言行，立即向大隊或公社回報。這些告密者為了請功，常使一些無辜的人遭殃。
我的同學陳某，不善言談，父親當時又被打成“投機倒把分子”，內心很是自卑。但他是回鄉知青，本人並無政治問題，故生產隊的讀報會、學毛選、批判會，他都要參加。
一天，生產隊開會批判“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會場上，社員們邊批判，邊呼口號，其中“打倒劉少奇，保衛毛主席”，喊得最多，且一喊就要重複兩三遍。這句口號，喊上幾遍，就成了“繞口令”，而人喊口號時，情緒激動，就容易出錯。陳某一不注意把兩個大人物喊錯了位，把該打倒的，喊成要保衛的，要保衛的，喊成該打倒的。上百人一齊喊口號，其中一人喊錯了，別人也不會聽見，不料，坐在他旁邊的小張，會後便向大隊告密，說陳某膽大包天，居然在批判會上公開喊反動口號。小張是公社書記的兒子，在陳某所在的生產隊就近插隊落戶。張書記頭上沒毛，社員背後都喊他“張禿子”。
小張這一舉報不得了，陳某在公開場合喊反動口號，罪大惡極，大隊又上報到公社，公社下令生產隊對陳某進行批判。生產隊沒有專門的會議室，開會借用社員家的房子，那是三間空房，內無隔牆，運動積極分子這下抓住了階級鬥爭的活靶子，激情高漲，會場上，發言的人無不義憤填膺，說陳某喪心病狂，紛紛表示要“誓死保衛偉大領袖毛主席，打倒劉少奇和他的小爬蟲”！批判會開始，被批判者照例要向毛主席請罪，積極分子們為了豐富鬥人的樂趣，把四麵牆都貼上領袖像，令陳某跪在地上，像推磨似地，轉著圈向四麵牆上的領袖像磕頭。那場批判會，我也被喊去參加，看著同學下跪請罪的情形，我心中愀然，未等會開完，便悄悄溜走。
陳某被批鬥了幾次之後，公社革委會給他定的罪名是“現行反革命分子”，但帽子“舉而不戴”，管製勞動，以觀後效。當年將誰打成“某某分子”，稱之為“戴上某某分子帽子”，改造好了，稱之為“摘帽子”。所謂“舉而不戴”，即那頂可怕的帽子，在空中懸著，尚未將其一棍子打死，若是不老老實實接受改造，那頂帽子便要轟然落下，到那時，他就是正宗的“階級敵人”。陳某經此一劫，精神麵貌為之一變，比以前更加少言寡語。而那個告密的小張，卻在生產隊入了黨，不久便招工進了城。
小鎮上，當時因喊口號倒黴者，還有曾某的老婆。曾某是公社幹事，他老婆是裁縫，一天，人們上街遊行，歡呼最高指示發表，她也跟著遊行，在反複喊“打倒誰，保衛誰”時，把人物喊錯了位，她嗓子好，聲音高，喊這句“反動口號時”，當時有不少人聽見，都被嚇壞了。事後曾某的老婆也挨了鬥。但她的運氣比我同學好得多，他丈夫是公社幹部，暗中為她活動了一番，以後便不了了之。曾某的老婆是在大街高呼反動口號，被許多人聽見，不屬被人告密。我舉此例，是說明因那句“繞口令”似的口號倒黴的，並非陳某一人。
告密者為了邀功請賞，有時甚至昧著良心，采取誣告手段，以達到目的。徐某便是因被人誣告而倒了黴。
徐某40多歲，體魄健壯，是個勞動能手，犁耙揚（場）撒（種），樣樣精通。一日，兒子殺雞，用刀照其脖子像拉鋸似地拉了兩下，一鬆手，那公雞在地上扇動翅膀，掙紮了幾下，竟起身跑了，徐子好一番追趕，才將其捉回。徐某見狀，斥責兒子：“你殺一隻雞都殺不死，你把它的頭剁了！”不料，隔牆有耳，此話被與他有矛盾的人聽見，立即向造反派告密，被說成是：“徐某想謀害毛主席，對兒子說，你殺毛主席要是殺不死，就把他的頭剁了。”“革命派”如臨大敵，當晚把徐某捆起來，押上會場，進行批鬥。因會場就在街邊，發言人幾次引用告密者的話，喝問徐某為什麽要謀害毛主席，為什麽這麽惡毒？引起許多人圍觀。當年，所謂反革命言論，批判時尚可引用，咒罵領袖的話，是禁止學說的。發言人這麽說，讓主持批鬥會的人感到意外，但發言的人是革命群眾，又不好出言製止，隻好向他打手勢、使眼色，但發言者都未能明白他的意思，那句極其反動的話，被大家一再大聲重複，影響更大。會場不時響起口號聲：“誓死保衛毛主席！”“打倒反革命殺手徐某某！”氣氛空前熱烈。
徐某當然是死不承認，因為一承認，他就完啦，即使不被槍斃，也要坐上多年大牢。何況是別人誣告，他根本沒說這話。革命派批鬥了幾個晚上，找不到有力證據，加上徐某家祖輩貧農，後來才不了了之。但徐某卻落下了一個綽號——“反革命殺手”。同輩的人開玩笑喊他，他咧嘴一笑，若是晚輩也開這個玩笑，他便要翻臉，罵道：“你個小狗日的，你再敢喊一聲，我把你的嘴撕成褲腰！”
徐某不過是被批鬥了幾場，並未被戴上帽子，打成“某某分子”，同是被人誣告的錢某，就沒那麽幸運了。
錢某老實巴交，不苟言笑，平時隻知悶著頭幹活，掙工分。一天，他正在自家菜園裏挖地，忽然來了兩個肩扛紅棍子的群專隊員，把他押到公社群專指揮部，關了起來，罪名是“汙辱偉大領袖”。原來，有人告密，說他用領袖像當手紙，用過後還扔在糞坑裏。
生產隊沒有公廁，社員們都在自留地裏壘一個半截土牆，沒有上蓋的小廁所，一來解決方便問題，二來可以積肥。這種小廁所，通常是自家人用，路過的人若遇內急，也可入內方便。錢某的確發現自家廁所糞坑裏有報紙，上麵有領袖像，嚇得他趕緊將報紙撈上來，埋在糞堆裏。當時各級報紙都在右上角印領袖像和一段語錄，並且一天不缺，而那時從生產隊到公社，都要抓政治學習，農民也要隔三岔五地聚在一起，聽人讀報。過期的報紙，則被買給商店或賣瓜子的，用來包東西，因此印有領袖像的報紙隨處可見。公社和街邊的公廁糞坑裏，經常漂著印有領袖頭像的報紙片，但因是公廁，是誰“汙辱偉大領袖”，無處可查，也就無人過問。群專的頭目接到報告，錢某自家的廁所裏有此物，便認為那無疑是他扔的。
錢某受審時，開始不承認，說是別人陷害他。哪知群專頭目竟讓人出示證據，原來告密者已經帶人將那張報紙片從糞堆裏挖出，用一張幹淨紙包著，送交群專。錢某於是辯解說，他一家人幾年都沒買過手紙，大便時都是用草團、樹葉解決。又說，報紙都被幹部們收著，他上哪裏弄到那東西，即使弄到，也啥不得當手紙，還留著包東西哩。他家茅坑裏報紙，一定是別人進去拉屎時丟下的。但他的辯解，已經沒用。群專頭目說：“你還想狡賴！哪個能證明那報紙不是你扔在糞坑裏的？就算不是你扔的，你把它埋在糞堆裏，可是事實？”
證據確鑿，錢某怎麽為自己辯解都沒用，後來被戴上壞分子帽子，由生產隊管製勞動，並經常被公社大隊強迫幹義務工。
我也曾吃過被人告密的苦頭。
我插隊務農後，趕上村村隊隊大跳忠字舞。生產隊先是派人到公社學習，然後回來教社員跳。被派去學習的孫某是團員，又是隊幹部，上麵一有何號召，表現非常積極。他學會了忠字舞，回來教大家時，有的婦女害羞，學跳舞扭扭怩怩，有的老人放不下臉麵，不願學舞。他便說，上麵要求男女老少都要跳，說什麽“大跳大忠，不跳不忠”，並且老是板著臉訓人。不跳忠字舞，就是對毛主席不忠，這顯然是一頂政治帽子，我受不了他那張狂勁，便私下對他說：“跳不跳忠字舞，與忠不忠沒什麽關係嘛。照你這麽說，壞人隻要跳忠字舞，就是忠；好人不跳忠字舞，就是不忠了？”
不料，他竟向公社打了小報告，公社幹部說我對跳忠字舞向偉大領袖表忠心有抵觸情緒，詆毀全民跳忠字舞的偉大意義，思想有嚴重問題，令生產隊對我進行批判，並說，若我態度不好，就拉到公社或大隊召開的批判會上批鬥。我父親得知此事，著了慌，去找大隊書記董開華，請他從中說情。董開華到生產隊找到隊長，問他：“東子（他一直這麽稱呼我）到你們隊來幹什麽的？”隊長說：“來當社員的，他還能幹什麽？”董開華說：“他除了來當社員，還是來接受你們再教育的。知識青年要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說明他們還不成熟，有什麽差池，你們要教育嘛，沒有必要大動幹戈，開什麽批判會，隊裏開會教育教育他，讓他做個檢討算了。”隊幹部們一商量，又把批判會改成教育會，並對我說，你在會上做個檢討，就算了，我們就不追究了。
批判會是批“階級敵人”的，改成“教育會”，則是對犯了錯誤的同誌進行教育，名稱一改，會議的性質大不相同，隊幹部的態度也溫和多了。董開華怕我不願做檢討，又語重心長地對我說：“東子，我看你的性格像你爸，說話直。你爸不就是吃了說話直的虧嗎？你在會上認個錯，不要硬頂，公社那邊，我去說說，這事就過去了。東子，你下次說話可一定要注意呀！”
我也擔心事情鬧大，批判大會我見得多了，站在小學操場的台子上挨鬥，可不是鬧著玩的。當天晚上，我在隊裏召開的社員會上“低頭認罪”，幾個幹部和黨團員，相繼發言，把我“教育”了一番，此事才算了結。
我“詆毀忠字舞”，被人告密，隻是小事，畢竟未受什麽處罰，我每次遇到招工、招生、參軍的機會，便有人大寫“人民來信”，使我一次次成為淘汰者，才是使我受害最深的告密。盡管那些“人民來信”是以揭發我父親的政治問題為殺手鐧，以毀滅我的前途，但其手段仍屬告密之一種。由於我深受告密之害，參加工作後，我給自己定下一個原則：無論何時，都不向領導打別人的小報告。這個原則，我一直堅持到離開工作單位。
而今，一些別有用心的人，為反對改革開放，極盡編造欺騙之能事，將那個逝去的時代描繪成天堂，說那個時代“民風淳樸，社會和諧”，並且極力鼓吹“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意義，以蒙蔽未經曆過那個時代的年輕人，使得一些不明真相的青年，無知地叫喊，希望再來一次“文革”運動，這的確是很可怕的事情。
《學習時報》：以康生張春橋為例警惕以“左”謀私
僅僅自己“左”是不夠的，有時還需要以打擊“右”作為墊腳石。比如風聞某人與上級精神有不一致的言論，或寫文章偏離了“左”的調子，他們或充當告密者，或毫不遲疑地直撲上去，猶如瘋狗一般一陣狂撕亂咬。如此這般，其勇於革命的豪情就出來了，愛憎分明的政治立場就出來了，在革命隊伍裏的可靠性也就出來了。對於這樣的人，組織不重用他們又重用誰呢？終於爬到了高位，可他們真的是要為革命做貢獻嗎？如果我們以為然，那就太幼稚了。在我所知的這些人中，無一不是以此來謀求更多的利益。權力大了，所享待遇的標準更高了，謀取私利的麵也更廣了。他們與那些從來不講冠冕堂皇理論的打家劫舍者並無二致，送多少禮金，來之不拒；送多少財物，照單全收，甚至還要借助手中權力安插子女、蔭庇子孫，對他人實施敲詐勒索。（摘自：《學習時報》2011年7月25日 作者：張心陽 原題為《警惕以“左”謀私》）
文革的殘渣餘孽，曆史垃圾，今人作嘔。不過有你這樣的表演，加上北朝鮮的文革活標本，也能讓沒有經曆過文革的人體會到一點當時醜惡。建議中央設立一個文革特區，讓你們這幫盡情地唱紅歌，跳忠字舞，早請示晚匯報，學毛選，開批鬥大會，供世人觀賞。
前東德人檔案解密後，大量東德人曾經經曆過相似的極大震撼，因為他們看到曾經無限信任的親人和朋友竟是自己的告密者。
把壞蛋都揪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