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記：我正在讀GEORGE ORWELL的1984和ANIMAL FARM，自己感覺，他的ANIMAL FARM寫的更好一些。上網找一些讀書筆記，發現這篇很好很全，轉貼。
其實，GEORGE ORWELL從沒有生活在社會主義的大旗下，寫的東西主要靠他的洞察力和想象力，是有偏頗的。主要是作品太陰暗。其實一黨也好多黨也好皇帝老兒也罷，任何社會形態絕不會是一無是處。哲學裏也學過：一切的存在都是有理由的。中國人接受一黨和一人在上言出即從，和數千年來的封建統治是不可分的。
我們老師估計教這本書都不下十遍了，深受其毒，看待我絕對是衝出牢籠得解放的那種愛憐，讓人受不了。我在我們班已經跳起來數次了，對於我，已經很罕見。最後發現，如果我的話能印證書裏所講，他們接受，反之，他們算我中毒太深。我朋友的兒子說中國是EVIL（他也就十歲左右），看來，我們的下一代也有可能中毒太深。
奧威爾：在神化和真實之間
百年誕辰的來臨
剛剛過去的6月25日是英國著名小說家、《1984》的作者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誕生100周年的紀念日。他生於1903年6月25日，死於1950年1月21日，享年47歲。
奧威爾去世的時候，《1984》才出版了半年，那時在很多英國人眼裏，他還隻是一個普通的專欄作家，甚至算不上小說家。他的死並沒有引起外界太多的注意。半個世紀過去了，奧威爾的地位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如今他已經被公認為是20世紀最重要的文學家、思想家之一，甚至有成為左派知識分子代表人物的趨勢。
他的《1984》在今年6月的亞馬遜網上書店的書籍銷售排行榜上排在第90位，這個名次對它來說一點也不希奇，因為這本書是美國所有中學生的必讀書目，1999年的時候曾被藍登書屋評為“100本20世紀最佳英語小說”的第13位。50年間，此書共在全世界以60種語言賣出了5000萬冊，書中的一些用語已經被收入詞典，成為了英語的日常詞匯。可以毫不誇張的說，《1984》因其獨特的文學價值和思想價值，已經成為了20世紀的經典小說之一。
《1984》最早引入中國是在70年代末，當時曾以“內部參考”的形式少量發行過，影響不大。90年代的時候，經王小波大力推薦，此書才被大範圍閱讀。遼寧教育出版社的“新世紀萬有文庫”收入此書，一上市就被搶購，直至今日這本小說依然是大多數書店的熱賣書目。
正是因為奧威爾已經變得如此重要，所以他的百年誕辰也格外受到重視。6月25日前後，英美兩國幾乎所有的主流媒體都發表了紀念文章，《華盛頓郵報》甚至在讀書版首頁發了一個版的長篇報道。學術界方麵也是熱鬧非常，至少有三本他的傳記在過去兩年中出版，而且5月份在美國還曾召開過一個有300多位學者參加的大型學術討論會，對過去一個世紀中奧威爾的影響進行回顧，討論會的主題就叫做“對奧威爾作品和遺產的探索”。
完美偶像的背後
隨著對奧威爾成就的評價越來越高，他個人的形象也變得越來越完美，各種立場的學者都對他表示敬佩，有人甚至用“聖徒”來形容他。他有堅強的道德勇氣、優秀的智力和知識水平、敏銳的對未來的洞察力，並且堅持思考的獨立性，忍受生活的困苦，曆經挫折，仍然決不放棄。總之，作為一個個人來說，他無懈可擊。
但是，事實是怎樣的呢？他是否真的是這樣完美？我們在讚歎他性格中那些非凡的優點時，是否忽視了他作為普通人的一麵？
真實的奧威爾是一個性格有點古怪、嗓音很尖、從小就患有肺結核、有著典型英國人性格——保守、嚴肅——的英國人。他非常難於相處，朋友寥寥無幾，他不信任外國人，同時又非常自負。他不太注意服裝，總是穿得破破爛爛，抽的卷煙都是自己卷的。他一生中追求過多位女性，同時他的信仰也不穩定。他說自己信仰社會主義，但他對社會主義的解釋一直在變化。
他的這些性格上的特點都反映在他的作品裏。他小說裏的人物都是非常拘謹的，看上去不太可信，他對女性形象的描寫都很單調，似乎有一種厭惡的傾向。他在一篇文章裏曾這樣談自己的創作：“在和平年代裏，我可能隻是寫一些華麗的文章，或者寫一些描述性的作品，也許根本不會意識到自己的政治觀點。我是被迫變成現在的這個樣子的。”
他將自己全身心投入寫作的原因，歸結為有心理疾病存在。他在1947年寫道：“所有的作家都是空虛、自私和懶惰的。他們寫作的深層動機是不可告人的。寫一本書是一場可怕的、令人筋疲力盡的鬥爭，就像生了一場大病。如果不是被某些我們既無法理解、又無力抵抗的惡魔驅使，誰也不會去做這樣的事的。”
不快樂的童年
奧威爾所說的“惡魔”也許和他不快樂的童年有關係。奧威爾的真名叫埃裏克.布萊爾（Eric Blair），1903年生於印度，他的父親是管理當地鴉片貿易的英國官員。那時鴉片貿易早已過了它的鼎盛期，離全麵退出曆史舞台，隻剩下十年不到的時間了，所以奧威爾父親的職務其實無足輕重。
奧威爾三歲的時候，跟隨母親回到英國。他後來以“上中層階級中的底層”（lower-upper middle class）來形容他的家庭狀況，意思就是他家是上中層階級中沒有錢的那類。
他以一筆獎學金進了英國最好的學校——伊頓公學，他的周圍都是家境殷實的富家子弟，他無法與他們相比，這種狀況對他的一生都帶來了影響。根據同學的回憶，奧威爾在學校期間成績平平，各方麵都沒有表現出過人之處，給人的印象是有點孤僻和不合群。
從伊頓公學畢業以後，他的大多數同學都上了劍橋大學，奧威爾卻放棄讀大學的機會，出人意料地選擇去緬甸當一個警察。他在那裏幹了5年，然後以不滿英國對緬甸殖民統治為由，辭去了這個職務，那一年是1927年，他24歲。從此以後，他回到英國，開始了自己作為職業作家的生涯。
有評論家回顧奧威爾的早年生活時，曾說他存在自卑情結，這種情結終生困繞著他，但是卻對他成為優秀作家起了很大的作用。奧威爾自己也說：“從一開始，我對文學的追求中就包含著一種被孤立和被低估的感覺。”
尋找信仰的時期
回到英國的最初8年，奧威爾都不是很順利，他寫過幾篇小說，但反響都不好。這種狀況直到1935年才發生了變化，那一年他先是出版了生平第一本著作《緬甸歲月》（Burmese Days），然後在1936年又出版了兩本報告文學式的作品，這才確立他作為作家的地位。
這一段日子，奧威爾的經濟狀況很不好，所以他和英國的下層的勞工接觸得比較多，這對他的思想轉變起了積極的作用，他的那兩本報告文學都是描寫勞動人民的艱苦生活的。在其中的一本叫做《通往威根碼頭之路》（The Road to Wigan Pier）的書中，他宣稱自己已經從一個無政府主義者轉變為社會主義者。
1936年7月西班牙內戰爆發，奧威爾誌願前往西班牙，他不是作為一個記者去報道這場戰爭，而是作為一個戰士參加這場戰爭。後來他將自己的這段經曆寫成《向加泰羅尼亞致敬》（Homage to Catalonia）於1938年出版。這本書在當時幾乎毫無影響，現在已經被公認為是描寫西班牙內戰的經典作品，語言簡潔、準確，分析一針見血，是典型的奧威爾式寫作風格。
更重要的是，正是因為西班牙內戰使奧威爾的政治觀點發生了一生中最大的轉變。當時，在誌願參加戰鬥的國際戰士中，有很多人唯蘇聯之命是從，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也盛行得很厲害，這引起了奧威爾的反感。從此以後，在他身上就出現了一種二元式的思想：他認為自己是個社會主義者，但又強烈反對斯大林式的社會主義，尤其反對極權主義統治。這種思想貫穿在他以後的所有作品中，也成為了他為之創作的主題。
對世界的警告
從西班牙回來以後，奧威爾成為英國廣播公司BBC下屬一家雜誌的專欄作家，每周撰寫兩篇文章。他的報酬是每周10個英鎊，比在普通日報裏的初級記者拿的薪水還少，從這一點也可以看出那時他在英國國內還沒有得到承認，過得很不得誌。這些錢隻夠他維持日常生活，積蓄是不可能的。當時，第二次世界大戰已經爆發，他因為從小就有的肺結核，被免於服兵役。
他的同事回憶說，奧威爾是個非常嚴厲、一絲不苟的人，幾乎從來不笑。他不皺眉頭，但是非常嚴肅，說話時帶著上層社會的口音。他的穿著類似於勞工階層，所有的衣服似乎隻是一件很舊的羊毛衫和襯衫，還有一件很緊的夾克。他的臉上從來沒有什麽表情，他也沒有任何親密的朋友，但你可以看出他的思想一直在運轉。
這位朋友還回憶了奧威爾的一件軼事。一次他去奧威爾位於倫敦工人區的破公寓作客。奧威爾親自從四樓走到地下室取了一些煤用作燃料，然後再走上來。他問奧威爾為什麽不讓專門做這個事的工人去取，這幾乎是不要錢的。奧威爾回答說，他認為這是剝削無產階級，他不能這樣做。
1944年，奧威爾出版了他著名的諷刺小說《動物莊園》（Animal Farm）。小說講的是，有個莊園主對他飼養的動物進行虐待，於是動物們以要求平等為理由發動革命，推翻了莊園主的統治。可是，革命的勝利成果後來被豬竊取，它在動物中推行極權統治，動物們的生活反而比以前更糟糕。豬的口號是：“所有的動物生而平等，但是有些動物比其他動物更平等一些。”顯而易見，這篇小說是在諷刺斯大林統治下的蘇聯。當時蘇聯還是英國共同抗擊德軍的盟國，所以小說出版也不順利，好幾家出版社以此為理由將它退稿。
但是，小說出版以後反響很好，奧威爾生平第一次在財務上獲得了獨立。他用稿費在蘇格蘭海岸外的一個偏僻小島買了一幢房子，還請了一個保姆來照顧他年幼的兒子。他的妻子在不久以前的一次外科手術中意外地去世。
就是在這幢房子裏，奧威爾完成了他最著名的小說《1984》。小說的主題是上一篇《動物莊園》的延伸，依然是反對極權主義，假想1984年的時候——小說完成時的1948年的倒寫——倫敦已經被一個極權主義的政權統治，它要對人們的思想進行控製。理解這篇小說，要結合當時冷戰的背景，奧威爾的目的是想通過這篇小說讓人們警惕極權主義的危險。《動物莊園》和《1984》都是奧威爾對這個世界的提醒，或者說是警告。
在這期間，奧威爾也不斷在尋找新的妻子。根據他的一本傳記提供的資料，在他第一任妻子死後的第一年，他曾至少向四位女性提出過求婚。這四個婦女都比他年輕，有的他甚至還不怎麽認識。最後，其中一個叫布朗奈爾（Sonia Brownell）的女士答應了，後來她成為他遺產的執行人。
奧威爾寫作《1984》時非常辛苦，導致了他肺病複發。但是他不顧身體，還是常常通宵寫作，加之他的房間非常寒冷，經常有猛烈的海風會從窗縫裏漏進來，他的健康狀況迅速惡化。他先是住進了療養院，8個月後不得不轉去了醫院，1950年1月死於肺部大出血。
奧威爾曾經這樣寫道：“一個人如果將他自己描述得很好的話，他十有八九是在撒謊，因為任何生命從內部審視都隻不過是一係列的失敗。”不過從我們的眼光來看，奧威爾在他不長的一生中對自己信念的堅持、不懈的創作，不像是失敗，更像是一種對命運、對時代的勝利。
（阮一峰，2003.6.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