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隨感啦

把每場悲劇最終上演成為鬧劇是有難度的。“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以悲劇揭幕，以鬧劇收場的。在那場並非後無來者的戲劇般的權利遊戲中，無數的中華英雄兒女們都被忽悠起來，稀裏糊塗便被少數“卓越”的革命家和權謀家們集體先奸後殺了。但他們對“革命”的推波助瀾無疑確是“功不可沒”的。對無數出身不好的家庭來說，那是場人間悲劇；而那些被奸殺的英雄兒女們則自視赴了一場人生歡宴，使他們有機會在人生中頭一次體驗到駕馭他人的快感，以及長著同一張麵孔所帶來的群體歸屬感，因此將文革鬧劇全部歸咎於幾位忽悠者似乎“有些倉促”：因為曆史往往是由一群群蒙眼拉磨的驢塗寫的。撂蹶子的不適合拉磨，比如張誌新和有嘴要講心裏話的人，但這個群體太小，勢單力薄，並且從古到今都沒有好下場。

天底下畢竟以拉磨為樂的多，我個人將這股轟轟巨響的噬人流歸入勒龐筆下的“烏合之眾”或者叫“群氓”，他們沒有鮮明的自我意誌所外顯出的人的“個性”與“情感”，他們需要追隨和膜拜些什麽，他們摸到了強權者的腳後跟（或者強權選中了他們），他們向來一次次被利用並左右著曆史的發展，文化的形成與進化，以及社會思想道德的“被和諧”，如勒龐所言，“事實上，他們認為自己就是道德”。這群“道德的大多數”人流是“適者生存”的典範，猶如一群群億年不滅的蟑螂，有很發達的嗅覺，可以互嗅到同類，並一起踩在被蠶食者的身上，插上一展展呼呼叫的標旗。

“適者生存”，從不等同於“義者生存”，“善者生存”，“勇者生存”，“自由者生存”，或者“誠信者生存”，從我看，隻能理解為“適文化者生存”，因此，在這樣的文化環境下，正義者，善良者，勇者，誠實者的確不適合生存，他們是痛苦的。數千年不變的舊文化篩選下來，活得最旺的自然應是權術者，專政者，詭辯者，以及懦弱者。

從生物學上，我總覺得快樂比起痛苦的閾值要低，換句話說，快樂比起痛苦來得太容易，比方說我撫摸你的臉和遭我扇一巴掌所使用的力度就不能一模一樣，再比如給你一劑嗎啡，我保證你對所體驗的愉悅能記一輩子，如果你還相信靈魂，保不準它還會在你入土後一飄三回頭。因此我對“給點陽光就燦爛”的提法有異議，至少你不是向日葵，我也不是，我們含有腎上腺素，但不含葉綠素。

好在這個社會還有人甘願體驗由於想思考和說心裏話所可能帶來的麻煩和痛苦，比如魯迅，周作人，王小波，易中天，茅於軾等人，這些個“刺兒頭”,“瘋子”，和“倔驢”一定使大家不快，因為他們提醒眾多的英雄兒女們沒事兒不要自個兒偷著樂，要樂就樂出聲兒來，也好帶給周圍正在痛苦的人們。沒事兒也不要傻樂，不要讓大家誤解你是個患有癡呆的跳梁小醜。我愛我的祖國，確切點說，是愛生我養我的那片數千年來飽受蹂躪的土地和百姓，我已不期待它能長出什麽真正的英雄，少出幾個“陰雄”和幾群烏合之眾，少出幾鍋對權謀的津津樂道和膜拜者，就是大地百姓的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