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吞吐大荒》 萬裏雲霄一羽毛
二 千裏良駒(1)
在此之前的一天,在上海美租界乍浦路的一家日本料理店,三個闖蕩上海的年輕人在聚餐,摩拳擦掌地謀劃生存大計。挑頭的人叫鄔始光,二十七歲,另外兩個小兄弟,是十七歲的劉海粟與十九歲的汪亞塵。劉海粟原名劉,取意蘇軾《前赤壁賦》“渺滄海之一粟”,更名海粟。汪亞塵原名汪鬆年,以“亞洲之塵”自詡,改名亞塵。
此時,一改中國畫拜師求藝的傳統做法,集體授課的美術學校已草創多處。官辦的,有國立北京高等師範國畫手工科,教師是赴日習畫回國的鄭錦。私立的,有上海布景畫傳習所,主持人是學過英文與西洋畫的周湘。而鄔始光與劉海粟就是周湘的門徒,而汪亞塵早年喜愛繪畫,後跟隨浙江同鄉鄔始光學畫。
這三個美術青年從日本料理店的後窗看出去時,不約而同地看到一張出租告示,貼在對麵弄堂的牆上。他們興奮地嚷嚷,吃過飯,就去租那間房子。因為他們談論如何在上海立足,不如籌辦一所傳授繪畫技藝的學校。於是,那間房子就成了上海圖畫美術院地址:上海美租界乍浦路8號洋房。
一身鄉土味的徐悲鴻,走進上海美租界乍浦路8號洋房。他交了半年學費十八元,外加膳宿費三十元。這筆錢對於他,絕對是個大數字。然而,他失望了。雖然名稱好聽,卻不過幾間租的房子,空空如也。僅有幾位敢上講台的,隻是略知一二的初學者。他氣憤的是,他畫的幾幅畫竟被拿去,當了學校教材。
於是,他在一個夜晚不告而別。如果說,他有什麽收獲,那就是懂得絕不能誤人子弟,老師就得善待學生,這成為他的終生信條。
若幹年後,徐悲鴻已是畫壇翹楚,一個名叫曾今可的評論家在《劉海粟歐遊作品展會序》中提到“劉海粟和徐悲鴻這對師生”,徐悲鴻當即在《申報》發表啟事,說當年上海圖畫美術院“純粹野雞學校”:“今有曾某為一文,指吾為劉某之徒,不識劉某亦此野雞學校中人否?鄙人於此野雞學校,固不認一切人為師也。”
劉海粟在《申報》反唇相譏:“美專二十一年生徒遍海內外,影響所及,已成時代思潮,亦非一二人能以愛惡生死之。”他嘲諷徐悲鴻自命“藝術紳士”。
但劉海粟的回擊,激起徐悲鴻的更大反感。《申報》新發《徐悲鴻啟事》毫不客氣:“汝乃不及(除非撒謊),繪畫之事,容有可為,先洗俗骨,除驕氣,親有道,用苦功,待汝十年,我不誣過。(乞閱報諸公恕我放肆,罪過,罪過)”
這是徐悲鴻一生中極為罕見的勃然大怒。
對於轟動滬寧的這一場筆墨官司,擁護徐悲鴻與擁護劉海粟的人,各執一詞,有不同解讀。其實很簡單,這兩位大師立身為人的個性不同。在徐悲鴻看來,對於一個學校而言,學生有沒有教材之類,並不是什麽大事。而對於一個學生,尤其是家境困苦的學生,根本學不到東西,等於一次被騙的經曆。
作為一個富甲一方的世家子弟,劉海粟則是另一種心態。後來鄔始光退出,由劉海粟接手,繼續主辦上海圖畫美術院,又改為上海美術專科學校。徐悲鴻的定語是“野雞學校”,劉海粟卻看作是以後上海美專的起點。
與之形成對照的,是主教水彩畫與函授的汪亞塵深感愧疚,“誤人誤己,兩不相宜”。他在《四十自述》中說,“那時自己瞎畫,還要用現在望平街一帶還留著的擦筆畫做範本,去教學生,連講義都寫不清楚,真是害人!”他不願“莫名其妙地幹下去”,自己赴日學畫,還寫信勸劉海粟也出國看看。他回國後在上海美專任教,又創辦新華師範學校,亦為著名畫家,培育人才無數,也是徐悲鴻終生摯友。
一九一五年,回到宜興的徐悲鴻並沒有放棄做一個畫家的理想,他還得走出去。一個在上海當教授的同鄉回來探親,看到他的繪畫出眾大為讚歎,一口答應幫他找份工作,他便再次辭職,去上海尋找人生出路。
徜徉在黃浦江邊的徐悲鴻,少年老成,躊躇滿誌。他的背囊裏揣著硯台、毛筆和他的書畫之作,長衫口袋裏叮當作響的,除了幾枚借來的銀元,還有兩枚自己親手篆刻的方章,一枚曰“神州少年”,另一枚為“江南貧俠”。
懷抱幻想的青年貧俠,很快感受到了生活的蒼涼。那個當教授的同鄉雖然答應幫他找份工作,而且給當時複旦大學李登輝校長寫了介紹信,李校長也答應可以考慮,誰知考慮的結果卻是拒絕。其他的出路沒個頭緒,宜興老家又來人捎信,說他媳婦得了病,叫他趕快回去探望。他匆匆趕回老家一趟,但並不打算就此作罷。
徐悲鴻弟媳任佑春說:“徐悲鴻回到家,他的媽媽陪媳婦到外麵去看病了,不在家裏。徐悲鴻買了一件皮背心帶回去,和三十塊錢擺在一起,他關照家裏人說:我實在不能夠等,有急事得到上海,我馬上回去了,皮背心給老婆暖暖心,三十塊錢給她去看病吧。以後徐悲鴻就回到上海,沒有多少時候,他媳婦就病死了。”
鄉村妻子病故不久,兒子劫生也因天花而去世。一年之間,徐悲鴻失去了他最親近的父親,也失去了雖然沒有任何感情,卻能給母親帶來安慰的妻子,還有年幼的兒子。尤其是失去父親在藝術上的指教,讓這位年輕人嚐到了孤獨的滋味。
無盡的痛苦之中,他將自己的名字徐壽康改名為徐悲鴻,浪漫地將自己比喻成一隻悲哀的孤雁,決心要穿越茫茫長空。
再來上海的徐悲鴻,抱著最後的希望在街頭奔走,依然四處碰壁。上海灘如此之大,卻沒人願意收留他。幸運的是,他遇到了商務印書館發行所的黃警頑。這個與他素不相識的熱心人,在他走投無路的倒黴關頭,拉了他一把。
《吞吐大荒》 萬裏雲霄一羽毛
二 千裏良駒(2)
“過了幾天,發行所剛下排門,徐悲鴻就帶著滿臉沮喪、憔悴的神情走進店堂,說是情況有變,人家不同意讓他畫,他難受地說:‘我無顏見江東父老!在上海,我舉目無親,隻有你一個朋友,永別了!’說完,他快步走出門去。
“最初我還不很介意,過後一想:糟了!他不會去自殺吧?我感情一衝動,連假也沒有請,就跟了出去,由四馬路向外灘趕去,怕遲了會出事。我在外灘找了好久,才在新關碼頭附近找到了他。他正在碼頭上不安地來回走著,連我走近他身邊都沒有發覺。我一把拉住他的手膀說:‘你想幹什麽?書呆子!’徐悲鴻一看是我,禁不住掉下淚來。我們倆抱頭大哭,招引好些人圍著看。徐悲鴻頭腦清醒了,聽從了我的話,跟我回發行所。
“在路上,徐悲鴻告訴我,他因欠了旅館四天房錢,老板在兩天前就不許他繼續住宿,並把箱子扣下了,鋪蓋已經當掉,他沒有地方容身,隻好在旅館門前的台階上過夜,還常常受到巡捕的驅逐。昨夜通宵風雨,他饑寒交迫,想馬上自殺,但想到我多次誠懇招待他,這才來向我告別。如果我不趕上去,很難說他最後怎樣安排自己。
“我的人緣不錯,就跟一個房間的同事和門房商量,讓他晚上同我們住宿。我倆睡一張單人床,蓋一條薄被子。夥食這樣解決:中午他到發行所樓上飯堂,坐在我的位子上跟同事一桌吃。我熟人多,輪流上朋友那裏吃。早點和晚飯呢,我每天給他一角錢,也就過去了。徐悲鴻每天到發行所店堂,看美術書籍,也看翻譯小說。”
當徐悲鴻給一個宜興同鄉送畫時,又結識了吳興書畫收藏家黃震之。黃震之把一間棋牌室借給他棲身作畫,不過和他約定,隻能在他們不打牌時暫用。即便如此,對徐悲鴻也是雪中送炭。他後來曾用名“黃扶”,以示他對兩個黃姓友人的感激。
黃震之後來做生意破產,但徐悲鴻沒忘記他。人們在以後出版的徐悲鴻畫冊中,可以看到一幅國畫《肖像》,題目並沒說畫的是誰。畫麵是一位身著長衫的老先生,慈眉善目,神態安詳,背靠著鬆柏,悠然坐於石上,旁邊是翠竹與秋菊。落款是一行字“震之黃先生六十歲影”,原來是徐悲鴻為黃震之六十大壽畫的祝壽圖。
徐悲鴻在祝壽圖上題了一首長詩:“饑溺天下若由己,先生豈不慈!衡量人心若持鑒,先生豈不智!少年裘馬老頹唐,施恩莫憶仇早忘!贏得身安心康泰,矍鑠精神日益強。我奉先生居後輩,談笑竟日無倦意。為人忠謀古所稀,又視人生等遊戲。紛紛來世欲何為,先生之風足追企。敬貌先生慈祥容,歎息此時天下事!”
這是徐悲鴻成名後的畫作,說明徐悲鴻曾上門答謝恩人。
而黃警頑到四十年代生活無著,徐悲鴻請他到國立北平藝專主管總務,後來轉入中央美院。五十年代初美院學生,還會記得這位個頭瘦小的老頭。
我原先以為,黃警頑不過是徐悲鴻偶爾認識的一個普通店員。到上海查閱老雜誌《良友》,在“現代成功人士自傳係列”欄目中,意外地發現一篇人物專訪《二十年社交經驗談:交際家黃警頑自述》,照片中的黃警頑極其英俊而瀟灑。
黃警頑居然有上海灘“交際博士”的雅稱。他讀過私塾,也讀過小學,正愁沒錢念中學,商務印書館附設書業補習學校招生,錄取標準除國文與算學,還要應對敏捷、態度活潑。他一考即中。當年朝夕相處的老同學,就有留法的著名畫家顏文梁。十五歲派往商館發行所做學徒。辛亥革命成功之時,他報名參加北伐先鋒隊,曾在臨時政府當過憲兵。解甲歸來,商務印書館看中其才能,委以幹事一職,專門負責與外界交際。
黃警頑說到他所交際的人物,提到“畫家徐悲鴻和我曾有過困苦的生活”。但他絕對博愛,並不以為徐悲鴻的成功,就可以記在自己的賬上。“我幫助別人,隻是出於一點至誠的心,並不希望人家的酬報。至於我要扶助的人,我更不分畛域,無論是老小貧賤,男女各界,我也一視同仁。一切的人物,在我眼中都是一樣的。”
黃警頑可以不在意,但徐悲鴻在意,他終生未曾忘卻黃警頑的一臂之力。當年考入國立北平藝專的楊先讓教授說:“抗戰勝利後,徐悲鴻先生由重慶回到上海,了解到黃警頑當時處境不佳,為掩護抗日地下工作者,被日本憲兵隊逮捕入獄,備受苦刑,心身受到了極大摧殘。徐悲鴻先生到國立北平藝專上任,也請黃警頑到北平來,讓他當了管發學生助學金的出納員,逢年過節還必接黃警頑到家同聚。”
黃警頑生前寫過《記徐悲鴻在上海的一段經曆》,他說:“在徐先生逝世前半年,徐先生曾約我到院長室談過一個多小時,他提到當年經曆時說:‘如果我先死,你給我寫出來,如果你先死,我給你寫。’我的一生沒有什麽值得寫的,他這位在淒風苦雨中成長起來的大藝術家,才應該把事跡留下來給後人知道。由於這一段事跡離不開同我的關係,有些地方容易形成喧賓奪主,但我畢竟是配角,我保證不誇大不渲染。”
黃警頑遵守對徐悲鴻的承諾,如實記述他在上海與徐悲鴻的交往,發表在全國政協的文史資料叢書中。徐悲鴻並不忌諱自己窮困中想要自殺的慘痛經曆,也願意將黃警頑救他於水火的恩德留存於世。黃警頑在老上海廣為交際的能力,幫助過許多人,包括感念不已的徐悲鴻,但在階級鬥爭風暴來臨之時,並不能保護他。
一位當年徐悲鴻的學生說,“我一九四八年入學住校,黃警頑先生就住在樓上,給了我們新生很多的照顧。那時他孑身一人,未老先衰,走路駝背,全校師生他都能叫出名字來,哪個人有困難,他都會幫忙,好人一個啊。徐悲鴻先生念舊,親自來看黃警頑先生的起居,逢年過節請他到家吃飯,都派汽車來接的,一談就談到半夜。可惜在徐悲鴻先生逝世後,一九五七年黃警頑被劃為‘右派’,最後慘死於‘文革’中。”
此時,徐悲鴻被迫在大上海的馬路上遊蕩。他在絕望中掙紮,腦子裏成天琢磨著百折不撓、狂放不羈的奔馬形象。他把這匹馬畫在了宣紙上,直接投給了商務印書館對門的《真相畫報》社。這真是一個有趣的挑戰,把一匹馬投給叫做“真相”的畫報,好像窮困潦倒的自己,真正麵目其實是一匹不為人識的千裏良駒。
《吞吐大荒》 萬裏雲霄一羽毛
二 千裏良駒(3)
在廣州盤福路高劍父紀念館,王堅研究員告訴我:“上海審美書館出版《真相畫報》,負責人是高劍父,編輯和發行是高奇峰。高劍父看到徐悲鴻寄來的那幅馬,回信稱讚他比古代畫馬大師韓幹還過之,審美書館要印刷出售。”
徐悲鴻贏了。他賣出了一生中第一匹馬。
似乎這是天意。他想去考大學,正為學費發愁,一匹馬使他時來運轉。其後,徐悲鴻成為審美書館的特約作者,稿酬可以支付學費。徐悲鴻報考的是震旦公學法文係,他看到法國油畫複製品,直接讀懂法國大師原作的渴望愈加強烈。
一匹弩馬和一匹千裏良駒,根本區別就是誌向迥異。
徐悲鴻沒上過一天正規學堂,但他父親給他開的鄉土大學,比任何學堂都來得豐富紮實,尤其是日積月累的深厚國學修養,使他與生俱來的藝術天分瘋狂生長,有一天真的走出家鄉,就是一個出口能詩、提筆能畫的奇才。
生活的玫瑰花似乎開始向他綻開了微笑。
哈同,猶太人,聲名遐邇的大班,威震上海灘的西方冒險家。當時上海最大的私家花園愛儷園,即為他的公館,就在今天上海延安中路的上海展覽館一帶。公館建成伊始,這位一擲千金的闊佬即行善舉,在公館附近開辦了一所倉聖明智大學,登報征求倉頡畫像。
在紛至遝來的應征作品之中,夾雜著出自徐悲鴻手筆的畫稿倉頡像。
倉頡乃中國傳說中創造漢字的仙人,誰也沒見過,因而各式各樣的相貌不一而足。而徐悲鴻筆下的倉頡頗有人間氣息,像一個鄰居家的大爺,不同的是長著四隻眼睛。也許是與眾不同,也許隻是看著順眼,評委們一致選中了它。不僅如此,主辦方還特地派了一輛小汽車,專門接徐悲鴻去他們那兒講授美術。
大千世界,冷暖皆不為個人所知。徐悲鴻自己也沒想到,創造漢字的仙人,居然成為照耀他繪畫之路的太陽。從此,他似乎變得前途無量。
其實,人生之路最要緊的,就是那麽幾步。在此時出現的康有為,成為徐悲鴻成長道路上的一個關鍵人物。寓居上海的康有為,在經曆了戊戌變法、亡命東洋、周遊列國之後,此時已對政治心灰意冷,似乎隻剩下學貫中西的藝術素養。在一次愛儷園舉辦的名流沙龍的聚會上,康有為意外地見到了年輕的徐悲鴻。
當時,沙龍名流們帶著各自收藏的碑貼古畫,相互炫耀賞玩,惟有徐悲鴻懷揣帶著體溫的自家手卷。康有為一眼就為這個年輕人的畫中透露的極大潛質驚歎,從而另眼相看。而徐悲鴻也為結識康有為深感慶幸,專門行了拜師禮。上海灘招徒稱師的人太多,徐悲鴻根本看不上,這才是他第一次拜師。
康有為對徐悲鴻與其他弟子不同,聘請徐悲鴻到自家齋館擔任圖畫教師。從此,徐悲鴻自由出入康家府宅,可以隨時翻閱大量碑貼和藏畫。康有為主張“合中西以求變,開拓中國繪畫新紀元”的見解,令徐悲鴻為之一震。
在康有為看來,眼下的中國畫是沒有前途的,似乎隻是書齋玩味,筆筆都要仿古,處處都有來由,畫來畫去的題材也無非是深堂琴趣、柳溪歸牧、寒江獨釣、風雨歸舟、秋江暝泊、雪江賣魚、雲關雪棧、春江帆飽……他認為,國畫要想有前途,必須融入到世界文化的潮流中,完成自身的豐富和改造。
康有為對徐悲鴻說,你一定要出國,去西洋,去看看人家的繪畫!
當初,聽說徐悲鴻後來給康有為畫過一幅油畫肖像,但是沒發表過。為此,我開始了尋找。幾經周折,在上海博物館書畫部,我看到了這幅徐悲鴻給康有為畫的肖像油畫,這是康有為女兒康葆莊、康葆娥捐贈的。康家姐妹的名字,和上萬名捐贈者的名字一起,燙上金色,鐫刻於博物館前廳一麵大理石牆上。
給我講解的書畫部主任單國霖也與徐悲鴻有緣,他上世紀六十年代畢業於中央美院,那一所滲透著徐悲鴻心血的高等學府。他雖是著名文物專家,但他說,他的繪畫鑒賞基礎,得益於中央美院延續徐悲鴻的那一套訓練方法。
在康有為的肖像畫前,單國霖說:“這幅畫作於一九二六年,到現在七十多年了,色彩還是非常地鮮豔。留學回來的徐悲鴻在上海辦畫展,為康有為畫了這張肖像。康有為鼓勵徐悲鴻到西方學畫,因為他在歐洲看到文藝複興三傑的寫實風格大為驚歎,而徐悲鴻為恩師作畫,也就是用學到手的寫法功夫。他畫得非常用心,畫的是康有為作為學者的那種風度與神態,似乎在傾聽徐悲鴻的慷慨陳辭。”
在上海博物館,還有一幅未曾發表的油畫《康有為夫人像》。康有為請徐悲鴻為夫人何旃理畫像時,何旃理已經去世。單國霖說:“這是根據照片畫的一張像,它與康有為肖像畫一樣,記載了他們很深的一種友情。”
徐悲鴻為康有為的學識而傾倒,他曾在“自述”中寫道:“南海先生,雍容闊達,率直敏銳。乍見覺其不凡。談鋒既起,如倒傾三峽之。相與論畫,尤具卓見。”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水天中說:“康有為影響了一代人。康有為對中國絕對不是虛無主義的,對中國傳統文化各方麵都有非常深的研究。他提出中國畫衰敗極矣的觀念,不是他個人創造,而是清末以來有識之士共同形成的觀念,整個中國傳統文化需要改革。”
至今沉寂已久的畫像,似乎驗證了這兩位大師當年的對話。繪畫是有生命的,似乎不難感覺到畫家與畫筆下的對象水乳交融的情感。
此時徐悲鴻不再留戀於十裏洋場的上海,出自恩師的指點,他把目光投向了西方的繪畫之都巴黎。然而,人生困惑不在於旅途的遙遠,而常常在於鞋子裏的一粒沙子。歐洲正在發生戰事,況且徐悲鴻也沒有錢。康有為建議他先去日本,那裏資費低,還題詞鼓勵:“寫生入神悲鴻仁弟於畫天才也”。
資費再低,也不能沒錢。倉聖明智大學的管家給了徐悲鴻兩千塊錢,代價是留下他的畫作和一些收藏。說好了畫作由那位管家暫時保管,後來卻沒能取回。徐悲鴻當時畫作僅有幾幅流傳至今,有風景,有人物,還有三匹馬,馬的神態臨摹於古畫,不是以後的“悲鴻馬”,但能看出運筆揮墨相當老到。徐悲鴻一生酷愛藏畫,對於自己早期畫作也非常珍惜,似乎自信會有出頭的一天,用畫來換旅差費實出無奈。
隻有康有為對他的前途深信不疑,而那位管家隻是附庸風雅,證據是徐悲鴻留下的畫不知去向,這些畫的價值遠不是數字可以換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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