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翔在遠遊與洄遊之間——沈漓小說閱讀劄記 /程鴻彬

程鴻彬（北京大學中文係博士生）

　　讀罷沈漓洋洋近百萬字的作品，不由想到米蘭·昆德拉的一段話：“對小說家來說，一個特定的曆史狀況是人類學的實驗室，在這個實驗室裏，他探索他的基本問題：人類的生存是什麽？”盡管從題材上來看，沈漓的小說可謂五光徘徊，十色陸離，但如果從貫穿其中的文本情境來看，則又不乏彼此共同的基因。在我的閱讀印象中，沈漓似乎對於“漂流”懷有難以遏製的表達衝動，而這一情境也就是他藉以探索人類生存問題的“人類學實驗室”。通過他的長篇紀實文學《回憶我在英國打工的日子》，我們了解到他甚至把自己也作為“實驗”的對象，而他的個人履曆則更像是一份色彩斑斕的漂流紀錄：在“廣闊天地”裏煉過“紅心”，在車床轟鳴中“領導”過“一切”，學過化學工程，進過戲劇學院，當過編輯，幹過導演……年逾不惑又別婦拋雛，步出國門，孑然一身，從零開始。我私下猜想，沈漓之所以對“漂流”情境格外眷注，大概與他富於傳奇色彩的生活經曆，以及從中生發的獨特感悟不無關聯吧。

　　在我看來，所謂“漂流”情境在沈漓小說中至少包含這樣一些內容：小說人物漂遊在現實社會的邊緣，他們為自身純淨而瑰麗的夢想所吸引、所迷醉，他們追求獨異，崇尚冒險，以至與身邊平庸虛偽的現實生活格格不入。就像法國象征主義詩人蘭波說的那樣——“生活在別處”，而“別處”在本質上的非實在性，則決定了他們永遠無法找到可供棲息的現實歸宿，他們或者在抑鬱絕望中被生活的漩流裹挾而去，或者在不知所終的漂流羈旅中度過此生。

　　《企鵝之戀》對於沈漓的小說創作或許具有某種提綱挈領的意義，它以寓言的形式首先對“漂流”情境進行了飽含哲理的藝術概括。雄企鵝阿清對企鵝部落和南極大陸懷著深深的厭倦，支撐他繼續生活下去的是“美麗”而富有“生命力”的兩個夢想：尋找愛情和尋找綠洲。經過一番不乏戲劇性的波折，阿清終於如願以償地贏得了雌企鵝阿風的愛情。但他沒有料到，恰恰是第二個夢想使業已成為現實的愛情化為烏有：在尋找綠洲的艱辛旅程中，阿風被肆虐的風雪吞噬，而他不辭勞苦找到的所謂“綠洲”卻不過是一片荒蕪淒涼的黃土地。阿清的尋夢之旅說明：夢想一旦成為現實，便不再具有超越性，不再令人陶然仰望，而是與既有現實一樣平淡無奇，毫無魅力可言。同時夢想本身也充滿吊詭，它既讓人獲得奮鬥進取的力量，又會讓人陷入無以解脫的困惑。企鵝在風雪呼嘯中長久企望的姿態引發了作者的想象和沉思，他把這一具有哲學意味的姿態概括為“永恒的企盼”：盡管我們不能擁有永恒，但我們擁有一份永恒的企盼。不難推想，翹首企盼的阿清還會萌生其他的夢想，否則他將無法為自己的存在賦予一個意義，或者說“企盼”本身便是一種意義。於是，存在與夢想便構成了一個西緒福斯式的悖論，盡管明知夢想必然破滅，卻依然循著它所照亮的路徑悲壯前行。

　　在《愛情地址》中，沈漓將視點從象征世界轉移到現實世界，在日常敘事的層麵繼續進行“漂流”情境下生存奧秘的探索。小說以書信和回憶的形式，從側麵展示了一個“為愛而活”的現代癡情女子——娟的乖舛命運。娟是“我”童年時代的異性好友，她“大膽”、“任性”，耽於浪漫幻想，對於凡俗生活嗤之以鼻。她執著於愛，也為愛所困，為愛所累。小說通過娟寄給“我”的一係列書信，勾畫出一幅輪廓錯綜、不斷修訂的“愛情版圖”，書信地址的頻繁變換，既暗示了娟漂泊不定的人生軌跡，又反襯出她在精神信念上的始終不渝。與娟構成性格對比的是“我”，一個“沒野心的好男孩”，“膽小本份，隻求安穩度過一生而不會去追求什麽大的冒險”。“我”給娟的回信貫穿著顛撲不破的現實邏輯，象征生活對她的溫情召喚，而娟所從事的軍旅職業則象征生活對她的粗暴強製，稱得上是軟硬兼施。但所有這一切都沒能使她“奔放不羈”的個性氣質有所收斂，她依然我行我素，不改初衷。或者可以說，娟的種種不可思議的人生選擇實際上意在逃避生活。融入生活意味著在享受生活恩賜的同時，也接受它平庸、惡俗、乏味、無趣的一麵。從娟的書信中，我們可以讀出隱藏在字裏行間的對於生活的恐懼，這是對相對性和有限性的恐懼，同時也是對絕對性和無限性的渴望，而愛情則是她戰勝恐懼、滿足渴望的唯一途徑。因此對於娟來說，生活與愛情可謂是魚與熊掌不可得兼，要麽犧牲愛情的夢想以換取生活的認可接納，要麽拒絕生活的誘惑以維護愛情的純潔神聖。娟最終選擇了後者，這可以說是一種勇敢，也可以說是一種脆弱，某一極端的原因往往在於相反的極端，二者的距離並非如人們想象得那樣遙遠。

　　按照沈漓本人的說法，長篇小說《紅河夢》是他小說創作一度停頓之後“另擇新路”的結果。對此我持有不同觀點，究其實質，《紅河夢》仍然延續了沈漓早期小說關於“漂流”情境的思考，甚至可以說它是對“漂流”情境更加多維、立體和豐滿的展示。小說的主人公何青青與丈夫蘇華為了實現各自的人生夢想，同時也為了逃避國內“同一”和“千篇一律”的生活羅網，他們義無反顧地移民到大洋彼岸的加拿大溫哥華。然而，當他們真正置身於這片想象中的樂土的時候，卻悲哀地發現自己無意間“鑽進了資本主義市場鑄造的新的同一和千篇一律”。在這個冷酷的世界裏，他們非但無緣發揮專長、安身立命，反而在衣食之虞的陰影下惶惶不可終日，他們曾經熾烈如火的愛情也漸現裂隙。麵對始料未及的逆境，何青青沒有悲觀絕望，相反，生存的艱辛磨礪了她生存的意誌，她的人生夢想也因現實的擊打而發出倍加奪目的光華。她“處心積慮”地維持著她與蘇華岌岌可危的愛情，為它注入新的養料，使它不致凋謝枯萎。令人扼腕的是，才華橫溢的蘇華卻在挫折麵前陷入了自卑與悔恨的深淵，愈燃愈烈的嫉妒之火使他逐漸喪失了理智，他在毀滅自己的同時，也毀滅了妻子和他們的愛情。與沈漓的早期小說相同的是，《紅河夢》主要人物的行為邏輯仍然是在“別處”尋求夢想，在與生活的碰撞摩擦中捕捉真實。尤有進者，小說人物的“新移民”身份還為這種行為邏輯提供了近乎天然的現實依據，從而使小說中的“漂流”情境更為突出且更富典型意義。

　　在主人公何青青身上，我們不難發現《愛情地址》中娟的影子，或者說娟就是何青青的人物原型。“寧做壞女子，不做俗女人”，是何青青不乏誇張的座右銘，她性格的許多方麵與娟頗相類似：高傲，倔強，不甘平庸，富於幻想。如果說兩人有什麽不同的話，就是何青青在思想感情上比娟更顯成熟。海外異域這個特殊的生活空間、中國移民在社會中的邊緣位置、以及他們為求生存而遭遇的艱難苦恨，使何青青對於人生夢想有了更為深刻的洞察，她敏銳地意識到：“假如要愛，就該接受愛的全部，包括愛的厭倦。愛情不是永恒的歡樂假期。”在沈漓的小說當中，愛情是人生夢想最重要的承載形式之一，故而這段愛情箴言亦可視為有關人生夢想的哲學詮解。夢想與現實並非如我們想象的那樣涇渭分明、判若霄壤，夢想畢竟源於現實，它既具有超越現實的秉性，又與現實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係。而人與夢想的關係也並非一經擁有終生受用，隨著時光的流逝和環境的變化，夢想也會沾染現實的平庸，也會讓人漸生厭倦，甚至熟視無睹。在何青青看來，追求夢想不僅僅在於擁抱它那美麗耀眼的光環，而且還要容忍與之俱來的種種缺陷。同時，夢想也需要精心培育、辛勤澆灌、長久嗬護，需要人們創造性地為它增華添彩。質言之，夢想的生命力是與人的主動精神成正比的。通過何青青的悲劇，我們似乎可以為“漂流”情境添加這樣一層含義：尋找“別處”的壯舉固然令人感佩，但在“別處”忍耐堅守或許需要更大的勇氣和力量。

　　與沈漓小說中常見的抒情風格不同，《關於一個精子的回憶與思考》充斥著大量滑稽模仿和反諷修辭，頗有幾分黑色幽默的意味。當“俺”身為精子的時候，為了從億萬同類中“脫穎而出”，獲得與卵子媾合的優先權，“俺”不惜動用種種卑劣手段、鬼蜮伎倆，製造內訌，分化對手，掃除障礙，開辟道路。經過一場你死我活的殘酷鬥爭，“俺”終於一馬當先，獨占花魁。然而短暫的喜悅過後，接踵而至的卻是“愷撒之悲”：沒想到“俺”費盡心機、九死一生所爭取到的生命，竟屬於一個醜陋而恐怖的世界。於是“俺”決定拒絕出生，與這個世界徹底劃清界限，殊不知人類的醫學“暴力”是不可抗拒的，“俺終於沒有背叛俺的生命，但是卻做了理想的叛徒。”小說關於精子競爭過程的描述，可以說是在一個虛擬時空中對曆史和現實權力關係的滑稽模仿，神聖事物在語言修辭的作用下悄然瓦解，剩下的隻是它的荒誕不經或空洞無物。不過就小說整體而言，作者的主要意圖似乎並不在於解構，而是借助一種獨特視角對人類的生存行為作出嚴肅的價值評判。虛擬世界中精子之間的生存競爭固然殘酷，但比之現實世界的生存競爭隻能是相形見絀，後者不僅以犧牲人的個性和主動精神為代價，而且還在道德的名義下向動物界的生存法則急劇傾斜。通過兩個世界的對比，作者就人類的生存問題表明了自己的觀點：“為自己主動地活著，才能活出味道，活出精彩，活出個性和創造性來。為他人被動地活著，就會活得無精打采，活得渾渾噩噩，活得厭倦膩味，甚至活得生不如死。”從表麵上看，這篇小說似乎與“漂流”情境並無關涉，但如果我們細讀文本就會發現，在“漂流”情境全方位展示的層麵上，它與沈漓的其他小說作品構成了某種微妙的互文關係。向往“別處”、追尋夢想的激情，歸根結底是對異化的成人世界的抗議和拒絕，而其潛在動機則是對自由純真的童年記憶的留戀追懷。因此，《關於一個精子的回憶與思考》毋寧說是一個“拒絕成長”的寓言，而這正是“漂流”情境得以展開的心理始基。

　　誠如王蒙所說，越是優秀的藝術作品，就越具有“耐方法論性”，試圖用一兩種理論或時髦名詞來窮盡某個作家藝術創造的所有意義，顯然不是妄自尊大就是懵懂無知。所謂“漂流”情境不過是一種理論抽象，它的作用也僅限於引導閱讀，並不能取代作品本身。作者本人對他的小說主題倒是有一個堪稱精妙的概括——“飛翔在遠遊與洄遊之間”。在《紅河夢》中，作者不吝筆墨地描述了鮭魚頗為詭異的洄遊習性：鮭魚出生在內陸淡水水域，發育期間不畏險阻地遠遊大海，待到成熟又返回出生之地繁衍後代。作者從鮭魚的“遠遊”與“洄遊”聯想到人類的悲劇性宿命：居家時向往“別處”，漂泊時又思戀故土，周而複始，永無竟時。從某種程度上說，“漂流”情境也隱含著“遠遊”與“洄遊”的對立，但最終使二者得以統一的則是“夢想”。或許夢想也會給你帶來痛苦，也會讓你備感荒謬，但錯誤並不在於夢想，而在於你還不夠執著。夢想本身並不許諾什麽，關鍵是執著於夢想的生命姿態。這大概就是沈漓為人們指出的一條超越宿命之路。盡管在藝術上沈漓醉心於悲劇風格，但他對於夢想者所體現的人類主動精神卻充滿樂觀，正如他自己所說，“夢想者並沒有失去大地，隻是增添了飛翔的翅膀與寥廓的天空”。 
                                                  
                           2006年10月11日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