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稷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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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骨錚錚羅稷南  1898年 --- 1971年  73 olds

(2002年08月22日)

■草嬰

西班牙作家塞萬提斯小說《堂吉訶德》中主人公堂吉訶德騎的馬叫羅稷南，翻譯家陳小航怎麽會用它作為自己的筆名呢？這裏就不能不先介紹一下陳小航的簡曆。陳小航是雲南順寧人，生於1898年。1923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哲學係。曾任十九路軍總指揮抗日名將蔡廷鍇的秘書。1932年5月，在上海抗擊日軍的十九路軍被蔣介石調到福建從事反共內戰。1933年11月十九路軍將領蔡廷鍇、陳銘樞、蔣光鼐聯合國民黨內李濟深等反蔣派，在福州成立反蔣抗日的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1934年1月在蔣介石進攻下失敗。

陳小航在任蔡廷鍇秘書時，甚得蔡的賞識，兩人交誼深厚，陳也竭力支持蔡的積極抗日。蔡文化水平不高，凡自己起草命令，必請陳過目，並在文末寫明，“請陳秘書修理修理”，這說明蔡對陳的信任。在福建人民革命政府成立後，蔡曾派陳去蘇區談判共同抗日事宜。當時毛澤東曾設宴款待陳小航。由此可見羅稷南早在三十年代初就同毛澤東見過麵，有過交談。這些情節我都是聽羅稷南親口講的。

在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失敗後，陳小航就脫離十九路軍，在上海從事進步文化工作，曾任《讀書生活》出版社經理，並與人合辦《民主》周刊。1949年後任西南軍政委員會委員，他也是中國民主促進會發起人之一。陳小航用羅稷南的筆名翻譯和創作了不少作品，其中著名的有梅林的《馬克思傳》、狄更斯的《雙城記》、高爾基的《克裏姆·薩木金的一生》、愛倫堡的《暴風雨》和《第九浪》等。他之所以用“羅稷南”做筆名，顯然同蔡廷鍇有關。蔡廷鍇身材瘦長、勇猛無畏，他的所作所為使人想起同樣身材瘦長、勇猛無畏的西班牙騎士堂吉訶德。而陳小航甘心不辭辛勞協助蔡廷鍇抗擊日軍，多少有點像堂吉訶德的坐騎羅稷南。陳小航用羅稷南做筆名，也表示他願為正義事業奉獻自己的一生。

我在四十年代認識羅老，常見他工作之餘在上海襄陽公園同人下圍棋，聊天。他的棋友有王亞南（《資本論》譯者、廈門大學經濟係教授）、楊午之（複旦大學數學係教授、楊振寧的父親）等人。羅老性格開朗、豪爽，心地善良，表裏如一。記得老畫家賀天健對我說起過羅稷南，說他長年一件藍布大褂，樸實大方，但總是腰骨筆挺，氣宇軒昂。賀老這兩句話確實勾畫出了羅稷南的精神風貌。

“文革”以前，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羅老常參加上海政協和作協的一些會議。他愛好發言，總是直率發表自己的意見，從不人雲亦雲，隨聲附和，跟當年那些慣說空話、套話的人截然不同，因此常遭到批判和嘲諷，而一貫鋒芒畢露、自視為“天生革命家”的姚文元之流更經常對他進行尖刻攻擊，還惡毒地給他一個誣蔑性外號：“謬論大王”。但羅稷南不為所動，仍我行我素，表現自己的獨立精神。

“文化大革命”期間，羅稷南自然受到衝擊，他的罪名是反動學術權威和“中國愛倫堡”。我同他都是在出版係統受到衝擊的。我翻譯蘇聯作家肖洛霍夫作品而成為重點挨整對象，由於江青汙蔑肖洛霍夫是“蘇修文藝鼻祖”，我就成為“肖洛霍夫中國代理人”和“中國肖洛霍夫”，全家遭殃。“文革”初期，我和羅稷南等都在出版社蹲牛棚，共同經受許多非人的待遇，遭到造反派種種匪夷所思的虐待和侮辱。現想起幾件事在這裏說一說。

有一次，造反派想出十分惡劣的一招，強迫走資派和反動權威等人相互打耳光。有些身為出版社領導的人竟也毫不反抗，動手打人，但羅稷南拒絕這種卑劣的行為，毫不畏懼，始終不動手，盡管遭到造反派的訓斥和怒罵。這事顯示出他剛強的性格和正氣。

翻譯家王科一因翻譯《十日談》等名著並堅持個人自由翻譯而被批判為“走白專道路的典型”。王科一當時是出版社編輯，因不堪忍受侮辱而自殺身亡。當年凡是自殺的一律被斥為“反抗文化大革命”的“現行反革命”。造反派勒令所有靠邊的人都要表態，寫大字報，斥責王的自殺行為。羅稷南也被迫貼出大字報。這事離現在已有三十餘年，但他那張大字報的風格與眾不同，堅持說真話，所以至今我還記得其中部分字句。他寫道：“我與王君素昧平生，他的情況我並不清楚，但自殺是一種非自然死亡，我不讚成……”。

他的大字報一貼出，造反派大為生氣，立刻又當眾訓斥他，說他至今認識不清，同反革命分子劃不清界線。這一件事再次反映出羅稷南剛正不阿的堅強個性和獨立人格。

“文革”中我是重點批鬥對象，一般認識的人總是避開我，同我保持距離，尤其是同蹲牛棚的難友，相互不敢交談。記得有一天在紹興路上羅稷南看見我主動上來同我招呼。我當即問他；“羅老，你不怕同我說話嗎？”沒想到他竟然回答說：“我們不是朋友嗎？”這句話完全出乎意外，當時真使我十分感動，因為在“文革”期間我已很難聽到這種真誠畢露的話了。還有一次。他在路上遇見也在出版係統工作的我的妻子盛天民，他也主動安慰她說：“不要急，草嬰不會有什麽事的。你放心。”羅老這番話確實給了她極大的安慰。

1970年，我利用幹校每月休假四天的機會，悄悄到五原路他住的地方去看他，他當時已年逾古稀，臥病在床，臉容憔悴，但精神還好。以後我又去探望過他幾次，後來知道他得了癌症，於1971年去世。當時我仍在幹校，未能最後與他訣別，至今仍感遺憾。“四人幫”粉碎後不久，上海舉行過羅稷南追悼會，我寫了悼辭，為這位一生追求進步、鐵骨錚錚的老知識分子作了應有的評價。作為一個知識分子，他的可貴人格永遠值得我們紀念和學習，願他在天之靈得到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