輕輕鬆鬆
隨便
Friday, March 30, 2007
我是2000年接手報道外貿新聞。剛開始我不是特別樂意，因為我有一種不知道哪兒來的成見，覺得政府部門特別死板教條枯燥無聊。可是領導這麽安排的，我心裏雖然不樂意，嘴上卻沒說什麽。當時外貿組有三個人，同時離職了，他們的beat就都由我接手了。可能因為人手不夠，也可能因為我是新人有工作激情，才給了我這麽多內容。
當時田老師讓高薇帶我見見外貿圈子裏的人。不知道高薇有什麽毛病，現在想來，她當時沒起一點好作用，淨散播我的謠言了。我在報社實習結束的時候，高薇就極力勸阻我不要去報社，我沒聽。後來高薇臨出國前借用了丁學梅的宿舍放東西，非要把鑰匙交給我保管，然後我周末由公司組織去北京郊區一個不知道什麽地方參加活動，大晚上的打電話給我朝我要鑰匙，我說了我的情況，她問能不能找車回來，我說郊區找不到車，她竟然就開始衝我喊。然後我的手機就沒有信號了。周日回來她仍氣呼呼地給了我一通教訓，說要去再配一把。我心想你自己沒安排好衝我發的什麽邪火。我把這件事告訴丁學梅，她隻是笑，說她屋裏的東西都要扔了，讓我看有什麽需要的可以拿去用。當時她另有房子了，報社好像要收回這間宿舍。我便拿了兩個垃圾桶和兩個竹編的小籃子去。現在想來，不知道兩個爛婊子是不是使詭計害我，當時一點都沒有防備。爛婊子不會撒謊說是我偷的她的吧！我後來還拿了垃圾桶到辦公室去用，人家問我哪兒來的我也都照實回答的。後來還有一個人送快遞來，說是給高薇的，錢都還沒付呢。爛婊子又沒交待我，我憑什麽充冤大頭。 現在想來，幸好當時生氣沒替爛婊子取，否則還不知道爛婊子又要賴我什麽呢。高薇出國後回來過一趟，正好碰見幾個人在市長之家吃飯，她問小霍許炳瀾有沒有從家裏回來，小霍說應該還沒有，我說好像在水房看到他。然後高薇要許炳瀾的手機號，小霍說沒有我說有可是她後來也沒要。
剛開始跟我聯係的是外經貿部新聞處的馬德誌，山東人。為了搞好關係我還試過跟他攀老鄉，現在想來，也不知道他有什麽毛病，那副嘴臉真他媽的惡心。記得的第一件事就是他有一次通知我說報社某位領導給我們聯係了一個部長的專訪，然後有一次開會的時候新華社對外部的車玉明問我有沒有這回事兒，我說有，然後專訪就沒了，問馬德誌說是因為我告訴別人了。日你十八代祖宗的，這麽著地陷害你家姑奶奶，當時我都已經報稿了。這種又空又長又臭的專訪，你願意準備你家姑奶奶還懶怠翻譯呢。然後就是去上海出差，住花園飯店，外經貿部通知說要報社出錢，我就問田老師那是不是就不去了，田老師還是讓去了。可是後來結賬的時候，馬德誌突然說房費他們外經貿部出了，我可以隨便開張發票回去報銷。報銷的時候我在機場買了東西開的發票，可是管賬的人說那種發票不能報，需要外經貿部的人開張證明，然後我就找馬德誌開了張證明，找一個編委簽了字。當時也沒多想這事兒辦得有多惡心。
剛到報社的時候我沒有beat，常老師經常找一些題目讓我寫，很辛苦但是也寫了一些很有意思的報道。（本來以為常老師隻給沒beat的新人找題目，有了beat就可以有新聞發布會或者自己想題目了，後來外貿組的張豔說常老師有時候也給她題目。但是據說常老師給別人題目，很多人都嫌太辛苦了不寫。）後來王傳東想把IT報道做大了，準備讓我加入他們，（當時我跑紡織輕工），他還跟田老師提議過，沒成。然後我就接手了貿易，田老師說是主任（朱靈）的意思。後來還聽說主任以前也跑過這個beat，寫過很多大稿子。因為我們報社是英文報紙，很多讀者是外國商人，所以對外經貿類新聞很感興趣。
剛開始跑外經貿部的時候，他們特別冷淡，頂多就是各種例會，很多活動不讓參加，參加的還要等新華社的通稿，不能隨便發稿。總之是一大堆規矩。感覺他們挺重視內宣的，但是不怎麽看重外宣，好像把我們中國日報社當階級敵人看待似的，總是提防著忽略著。 不知道他們是向來這樣，隻對中國日報社這樣，還是針對我。
有一次其他報社一個跑外經貿部已經很久的記者（如果我沒記錯的話，是中新社的餘東輝）問我外經貿在我們報社來說是不是一個比較好的口兒，我說還算是吧，容易出大稿子，但是政府部門管得比較死，很多讀者感興趣的話題他們都不說。我們的工作，向國外宣傳介紹中國，幫助中國與世界溝通，對政府部門的工作是有利的，但是政府部門總是三緘其口。如果是那些公司比較多的口兒，比如IT，很多公司為了宣傳他們自己，有自己的公關部門或者雇傭公關公司跟媒體聯係，對記者都客客氣氣好聲好氣的，還經常有車馬費。因為做廣告一個版就十幾萬塊錢呢，而記者寫的稿子因為其公正性獨立性比廣告的宣傳效果更好。但是我們到了政府部門這兒，為了宣傳他們的工作，得低聲下氣地求著他們，就這樣他們還一副官老爺作派好大不樂意呢。那個記者說他們不敢說可能是怕我們亂說。我覺得這個擔心更是多餘了：如果政府部門做事堂堂正正的話，有什麽必要躲躲藏藏的呢？知情權啊。而且，我們也是正規的大報，不會故意搗亂，以前又沒有惹過什麽亂子。再說，如果我搗亂遭到他們封殺，我肯定會被領導批評的。他便問我對這個工作滿意嗎。我說還可以吧，雖然掙錢不多，但是可以學到很多東西，經常出差各處看看覺得挺有意思的。尤其那個時候剛大學畢業，還沒考慮太多房子車子等現實問題。他便問我的收入情況。我說我們就是公務員的基本工資加稿費，但是我們這批進報社的就不分房了。沒外企掙錢多但是也沒他們工作累。感覺媒體的收入應該是平麵媒體不如廣播台，廣播台不如電視台，中文媒體不如英文媒體。他好像還問我媒體競爭的事，我說英文報紙現在還沒幾家，但是也有很多國外的媒體進來了等等瞎侃了一番。似乎還聊到找工作，說了說外企的著裝要求，北京戶口等等。
當時我說這番話的時候，是跟那個記者聊天，沒想過要給誰指點工作。不過有可能那個記者閑聊的時候就把這話傳到了外經貿部什麽人的耳朵裏。不知道他們聽了以後是不是茅塞頓開，工作思路立即清晰了很多。感覺外經貿部新聞處的態度就漸漸有了變化，會經常開開吹風會安排個采訪什麽的。
我想這麽做是件對外經貿部和各新聞媒體都有好處的事情，可是我不知道外經貿部新聞處那個張蕾怎麽回事，處處挑剔我：著裝（傻逼，我說的是我們報社不像外企那樣要求化妝穿西裝，所以可以穿得休閑點。可是我每次出去參加活動都是很注意地化妝穿休閑正裝的。參考了時尚雜誌裏介紹的OL辦公室衣著。非要像爛婊子似地穿黑色西裝才行啊？姑奶奶正當妙齡，不想學爛婊子扮寡婦。）；言行舉止（拜托，我又不是參軍，沒必要什麽都跟你一樣吧？真他媽的有毛病。）等等等等。在我跟外經貿部的接觸中，我一直本著對事不對人的原則。但是我覺得張蕾對我的這些批評明顯是雞蛋裏挑骨頭，很有人身攻擊之嫌。
我不知道外經貿部新聞處是否曾經試圖封殺我，因為我跑外經貿部後不久任侃就讓我告訴他們我們報社從來都是派最好的記者跑外經貿部。馬德誌通知我去上海出差的住宿要自己承擔時，我說我們報社一般這種需要自己付費的差都不出，所以我需要問問領導再決定。我當時隻是陳述了一個事實，不帶任何感情色彩或者包含任何威脅意味。後來田老師就讓我告訴他們以後隻要是外經貿部的活動，即使需要我們自己付費，也要通知我們，我們也會派人去的。還有就是第一次我參加的外經貿部與各媒體領導的年度見麵會上（2000年底），報社派車讓我跟朱英璜去的，好像還跟馬德誌要了個停車證。朱英璜因為我說了外經貿部的態度太冷淡管得太死，在會上的發言挺嚴厲的，後來他說他這樣做不一定對我的工作有利。第二次和第三次年會的時候，外經貿部的馬德誌或者陳榮凱打電話說邀請函傳真到總編室了，希望我們報社能派個級別高點的人，比如總編副總編什麽的參加，我向田老師和總編室反映了他們的要求，但是最後的決定權不在我。
其實對於派誰去，是否派車，是否安排部長專訪，我的在乎都不包含任何感情色彩，隻是簡單的工作需要。對我來說，這是我的工作，我隻是盡心盡力把它做好。說實在的，外經貿部新聞處的通稿都很無聊，感覺寫有意思的報道還需要自己挖。好像常老師有一次說外經貿部給CNN安排了一個部長專訪，我說不知道，沒看到，外經貿部也沒有通知我。我覺得做為一個年輕的剛接手的記者，他們不通知我活動和不重視中國日報社應該大部分不是我的錯，我並沒有在工作中有任何大的差錯值得他們封殺我或者忽略中國日報社。我隻是一個螺絲釘，所能做的很少。我已經盡心盡力了，盡量地做得很professional。
據說有一次部門吃飯的時候，我沒參加，田老師說起來外經貿部對我很不滿意，要求換人。丁學梅很訝異他們對我不滿意，說要不行就讓我跟劉百家換，我跑IT。說實在的，跑外經貿部確實是有點辛苦：坐車到外經貿部大約要兩個小時，回來又要兩個小時，如果堵車時間就更長了，可是外經貿部吹風會後經常不讓寫稿。不過這些抱怨的話我從來都沒向外經貿部新聞處或者報社領導反映過，頂多就是跟同事發發牢騷，也從來沒有要求過換beat。
我記得最初聯係外經貿部的時候幾乎每次打電話給張蕾，她的回答就是“這個不能說”，“這個也不能說”，“這個還是不能說”。所以每次放下電話都很喪氣。再有就是她經常說一定要嚴格按照通稿發稿。（她好像隻針對平麵媒體和通訊社，不知道電視台廣播台都怎麽辦的。）他們的通稿一般是新華社寫，中文的，很不符合英文媒體的寫作習慣，有些說法在英文裏根本沒有。（當然我的寫稿風格也受到過劉偉玲任侃的批評。2001年中國日報社承辦APEC會刊的時候，任侃因為我改了新華社的通稿都跟我急了，說我政策性差，生氣地派給別人了或者他自己寫的。加上我當時本來就心情不好，還跑出去哭了一場。我想每個人的風格不同。我有點偏向於不太喜歡那種四平八穩的稿子，總想換換開頭，所以對任侃還是挺不服氣的，覺得他是在領導那兒受了氣拿我撒氣。）2000年度媒體見麵會前我向朱英璜匯報的大致就是這些。朱英璜後來對他在會上和會後的發言似乎有些懊悔衝了點兒。我反倒覺得他講話含含糊糊的很隱晦了，不知道是不是領導們講話比較圓潤比較有技巧。（報社派人參加的時候我也是希望能派個級別高一點的領導去的，因為覺得外經貿部這樣的衙門很注重級別，副部長說話和司長說話的分量不一樣。有個級別高一點的領導參加與其說對我個人的工作開展有好處，不如說對報社的整體發展有好處。而且，我想外經貿部開會也不是為了聽好話打哈哈的。後來外經貿部新聞處態度改進以後報社再派領導參加這個會都是和我分開去的，我也就一直都沒有機會說他們好話。）
不知道張蕾他們家是不是祖祖輩輩都是官，當官當慣了所以總想管著別人。最初聯係外經貿部的時候曾經有規定所有外經貿部的稿件必須經過他們處審批：先發采訪大綱，然後等他們的回複，寫完稿子最好再讓他們看看。這樣一套程序下來大概要幾個月的時間，新聞早變舊聞了。不過這種管製後來寬鬆了些，可以自己給各個辦公室打電話問問題了。而且後來也有了比較懂業務的人，會簡單回答一下，告訴哪個處室的業務，或者解釋一下為什麽不能說，能說到什麽程度等等。但是張蕾一直都是想管著別人。我感覺有點針對我，總是想管著我，嫌我不聽話。比如一起到國外考察的時候，跟那些中國的外交官或者中國公司外派人員見麵的時候，她就一會兒嫌我問題太多了，一會兒又嫌我跟其他記者講話不理那些人了。在倫敦，沒什麽安排的時候我要去看看泰晤士河坐坐地鐵也遭到極力反對。我想她可能怕出事。可是怕成這樣也有點兒過分了。既然這麽怕，幹脆死了算了，還活著幹嘛。出門兒有可能被車撞死，吃飯就有可能噎死。估計這樣的結果是因為政府部門的升遷大多靠熬年頭，隻要不出錯就行。還有就是她可能有種風頭被搶的感覺。其實我不是那種有事沒事愛跟領導套近乎愛出風頭的人，我不知道為什麽我還是會礙到她。
感覺她有種錯覺，好像她是我的上級領導。別說外經貿部和中國日報社是兩個獨立的單位了，就算她是我們報社的領導，也不能像對待他們家童養媳似地對待我吧。每次出差我都喜歡順便四處看看，說起來我挺感謝提供這種出國考察機會的單位的。不過如果有人以為可以就此高人一等了，那對不起，歐盟駐華使團兩次請我出去我都沒去呢。也就是說，咱還沒稀罕出國稀罕到拿人格交換的地步。
2003年7月份，外經貿部在大連開會，還在中國日報上做了一個還是兩個版的特刊。雖然我跑外經貿部，這特刊的錢我一分都沒拿到。我到大連那邊負責組稿以及跟外經貿部聯係，田老師在北京負責發版。頭條是歐盟駐華使團主動向我要求采訪，去之前就安排好了的，所以很順利。同去的人也都很合作，寫稿很快，八點多鍾稿子就都傳回報社了（專家改完了，就等著上版了，沒有大連那邊的人什麽事兒了），然後我和戴琰就去做按摩了。（後來發現那什麽按摩啊，騙人。）回來後田老師說她這邊忙到半夜才完。專家對稿子也沒問題，不知道她怎麽忙到那麽晚，她也沒多說。外經貿部是傅豔帶隊，說了一次報紙怎麽十點多了還沒送到參會人員的房間裏。我問了大連站長說因為那邊沒有發行點，在等從北京來的航班空運報紙過來，我就跟傅豔回了話，說負責發行的人說了會盡快送到。
對比起來，我就覺得張蕾針對我，故意出難題使我沒法工作。2001年外經貿部在蘇州開會的時候由她負責媒體，會前她特意叮囑這次會議的報道必須等外經貿部通稿，不能隨便改動，不得發其他稿件。我說了英文媒體的特殊難處，她很不耐煩地打斷我說呆會兒再跟我單獨講，就招呼別人去了。我當時因為其他的事心情不好，再加上本來就有發言稿，我就跟著去參觀同裏的車去同裏了。誰知道正好坐在當時的浙江省長習近平旁邊，因為其他地方的位子都坐滿了。我當時對習近平一無所知，甚至不知道他老婆是彭麗媛，還是別人提醒才知道是他。他問我怎麽不參會，我說外經貿部有通稿，而且有要求不能隨便發稿；他問如果參會多一些背景資料是不是會有助於理解，我說都有發言稿，心想下次再有這種情況就不來了，讓外經貿部傳真通稿回去。後來有人問我要采訪習省長嗎，我又重申了一遍外經貿部的要求。其實還有一個原因是我當時心情很鬱悶，沒心思采訪，何況我對習省長一無所知。不是我故意怠慢他或者告外經貿部的狀（他又不是外經貿部的上級）。
還有一件事，是2001APEC會刊期間的。任侃叫我到外經貿部新聞處所在的大樓去送什麽東西還是取什麽東西。進去後見到馬德誌，很驚訝我怎麽就過了安檢了，說我的證件不能進那座大樓。我說不知道啊，我還以為他們外經貿部新聞處通知了安檢的人才放我過去的。馬德誌便說要把這個情況匯報一下，叫他們加強安檢。然後新西蘭駐上海領事館主動幫我安排了和他們外長在希爾頓飯店大堂的采訪，我按照大會指南要求的程序向安檢部門申請批準，可是到了約定的采訪時間還不見回複。我隻好帶了證件去了約定地點。離約定時間還早，我就坐下來考慮要采訪的問題。這時候一個保安過來問我，我說了和新西蘭外長約了采訪，也按照程序通知了組委會的安檢部門。可是那個保安說他沒有接到通知，我說可能時間太緊了還沒來得及通知他，問他能不能查一下，還給他看了我的會議證件和工作證。那個保安堅持他們必須保證外長的安全，沒有通知不能讓我采訪。我隻好打電話給新西蘭領館的人，他說他們外長可以接受采訪沒有問題。我轉告了那個保安，說我隻需要半個小時的時間，在大堂，可是他還是胡攪蠻纏不講理，我隻好繼續準備采訪不理他了。采訪完了以後，又有一個保安攔住我不讓我走，命令我坐下，開始了另一輪的盤問。我仍然很耐心地向他解釋了事情的緣由，他仍是不依不饒的糾纏，就是不肯放我走。我就怒了，拿起桌子上的煙灰缸砸了幾下桌子，站起來就走人。那個保安還是攔住我不放，我就開罵“他媽的”了，驚動了大堂經理，她才讓我走了。回到采編室，我仍覺得委屈，沒按程序過安檢就衝了進去放聲大哭。我不知道怎麽回事，是否馬德誌搗了鬼，事後也沒有任何說法。沒有領導批評，我也不覺得主要責任在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