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的大右派

新中國的大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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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芸生

在 1957 年的反*右*運*動*中   他堅持    “我有封建思想，決不出賣朋友”。
當時三家僅存的全國性黨外報紙中，《文匯報》、《光明日報》的總編輯徐鑄成、儲安平都已中箭落馬，如果不是毛澤東金口玉言說《大公報》的總編輯就不宜再劃為右派，他是絕對無法幸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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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鑄成
九八○年八月，七十三歲的徐鑄成在「改正」大會上仍遭敲打，有人要他們這些「犯過錯誤」的老文化人必須謹記兩條區別：一、不忘九個手指頭與一個手指頭的區別；二、勿忘「延安」與「西安」的區別。徐鑄成先致感激，隨即痛言：「含冤二十年，人生有幾個二十年？我們這二十二人中（指中央級老右），三分之二已經不堪折磨離開人間。至於九個指頭一個指頭之分，有時難以區別，請問像文革十年所犯之失誤，是一個指頭還是四五個指頭？同樣，當時號稱兩個司令部，究竟哪一個司令部是延安，事先誰有識力敢於區別？」 言畢落座，滿場民主人士，隻有一兩位開明者，向他熱烈握手道賀。

http://humanities.uchicago.edu/faculty/ywang/history/big5/Chuanping.htm
儲安平,男，原光明日報主編，1957年被劃為“右派”，1966年被抄家批鬥後失蹤，當時儲安平57歲。
那時他正在北京郊區石景山模式口“政協工地”進行勞動改造。
儲望華先生回憶說︰“記得有一個寒冷的冬天，我去探望他，給他帶去些食品衣物，他獨自住在一間陰暗的小茅泥舍中，房間的一半是他睡的‘炕’，另一半是一格格正在繁殖的菇菌，屋子裡黑暗潮濕，充滿著黴腐惡臭，完全不是人住的地方。”這是儲安平在文革中的真實生活處境。儲望華先生說，1982年6月，他準備
儲安平之死
1957年之後，儲安平基本上就結束了他作為一個知識分子的生涯，因為從此以後他就再沒有為人所注意。他成為右派之後，一直由九三學社管著，從一般的生活待遇上說還過得去，隻是精神上有很大的壓力。他成為右派之後，他的長子曾在《文匯報》上發表過和他脫離關係的聲明，那時他的婚姻也不幸福，他平時在家，很少和人交往。那時過去的老朋友隻有梁漱溟還和他有些來往，可以想見他的內心是非常孤獨的。
1966年文革開始以後，他的日子就更不好過了。關於儲安平的死，現在還是一個謎，他的家人也不知道他的最終結局，我曾和他的女兒說起過這件事，她也說不清楚。有人說他是在北京一個地方跳河死了，還有一種說法是他在天津跳海了，也有說他是在青島跳的海，也有人說他在新疆改造時，逃到蘇聯去了，前幾年還有人寫文章說他沒有死，而是在江蘇某地一個山上當了和尚。這些說法，都是傳說，沒有一點文獻材料為証。所以我們現在隻能說，儲安平是不知所終，我個人以儲安平的個性和他的經歷推斷，他是有自殺可能的。
他的小兒子，現居奧大利亞的鋼琴家儲望華在《父親，你在哪裡？》一文中說︰“父親‘失蹤’是在1966年9月上旬，那已是8月31日（與作家老舍投太平湖是同一天）在京西青龍橋邊潮白河自殺未遂後一個多星期。當時他從關押他的‘九三學社’後院小屋回家，看到家裡已是第二次被‘紅衛兵’抄家。居室、客廳均被洗劫掠奪一空，除了滿地的碎紙亂片外，已一無所有。麵對這般情景，父親的心便整個地絕望了。於是他踽踽離開家中，走了出去。------- 到了九月中旬的一天，我接到當時主管‘九三學社’中央機關日常事務的梁某女士打來的電話，她問我︰‘你父親有沒有到你那裡去？’‘你知道不知道他目前在哪裡？’我說︰‘父親不是被你們押管著嗎？你們不是正在籌備批鬥他的大會嗎？’到了9月20日，中央統戰部下達命令︰一定要在10月1日‘國慶’之前找到儲安平，‘以確保首都的安全﹗’於是‘九三學社’派了一名幹部（中共黨員），並要求我和我二哥協助。我們騎著自行車在北京的東、西城不少街巷轉了好幾天，查訪了過去與父親曾有來往的朋友們，卻毫無結果。
到了1968年夏，有一天，幾個穿著軍裝的幹部來找我，說他們是‘奉周恩來之命，由公安部、統戰部等組成儲安平專案組，在全國範圍內進一步查尋儲安平的下落’，希望‘我提供情況予以協助’。首先他們要求我提供幾張父親的照片。我頗覺詫異︰憑他們的權力，他們完全可以通過組織途徑去向有關部門索取，相信不難獲得他的照片，卻偏偏來向家人索取照片，實在令我疑慮。事後聽說這幫‘專案組’的人是有意通過這種試探，來考察我是否和父親‘劃清了界線’。”（台灣《傳記文學》第55卷，第2期，第59、60頁）
據儲望華先生回憶，到了1966年秋天，他們尋找父親的失蹤仍然毫無結果，兩後之後，又有人來調查儲安平的下落，對於這種調查，儲安平的家人已完全沒有信心了。儲望華先生說︰“事實上，這是一個‘生死之謎’，如果‘活’著，為什麽兩年來沒有任何活動跡象；如果已‘死’，死亡的時間、地點、方式，又如何得以確証。”儲望華先生記得，早在60年代初，儲安平曾和他說起過“想要自殺”的想法。自從反右以後，儲安平雖然寫過檢查，雖然被改造，但他在心裡並不以為自己是錯的。更不想卑躬屈膝去求得一個“摘帽子”或者“平反”。這不僅是因為他有“脾氣強牛”的個人性格，而是因為他身上有一些知識分子“可殺不可辱”的氣質。麵對“抱負”不能實現，屈辱不堪忍受，想到死是很自然的。那時他正在北京郊區石景山模式口“政協工地”進行勞動改造。
儲望華先生回憶說︰“記得有一個寒冷的冬天，我去探望他，給他帶去些食品衣物，他獨自住在一間陰暗的小茅泥舍中，房間的一半是他睡的‘炕’，另一半是一格格正在繁殖的菇菌，屋子裡黑暗潮濕，充滿著黴腐惡臭，完全不是人住的地方。”這是儲安平在文革中的真實生活處境。儲望華先生說，1982年6月，他準備去奧大利亞留學時，單位的一位領導才匆匆拿來一份文件，告訴他︰“剛剛接到中央統戰部來函，對你父親正式做出‘死亡結論’”。這時儲安平已經失蹤16年了，這個結論對他的孩子們來說已經沒有任何意義，一個終身為自由主義理想奮鬥的知識分子，最後就這樣消失的無影無蹤，人們再想起他的時候，對很多人來說，他早已是一個完全的陌生人了。
1998年9月23日晚於太原南華門東四條

http://hi.baidu.com/%BD%DC%CE%CC/blog/calendar/200610
章伯鈞（１８９５——１９６９）安徽棕陽人。武昌高等師範學校畢業。１９２２年，赴德國留學。期間，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回國後，任中山大學教授。１９２７年，脫離了中國共產黨。１９３０年，與鄧演達等人創立了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抗戰期間，參與籌建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當選為五人常委之一。１９４７年，創建“中國農工民主黨”，任主席。１９４９年後，任交通部部長、政協副主席、民盟副主席等政界要職。１９５７年，在中共開展的整風運動中，提出“政治設計院”的構想，被當局打成“大右派”，受到嚴厲批判，至今未平反。
　　現將章伯鈞在中共統戰部組織的座談會上發言的主要內容節錄如下，供網友參考：
　　現在工業方麵有許多設計院，可是，政治上的許多設施，就沒有一個設計院。我看政協、人大、民主黨派、人民團體，應該是政治上的四個設計院。應該多發揮這些設計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設，要事先交給他們討論，三個臭皮匠，合成一個諸葛亮。現在大學裏對黨委製很不滿，應該展開廣泛的討論，製度是可以補充的，因為大家都是走社會主義的路，這樣搞，民主生活的內容，就會豐富起來。

羅隆基的後台是誰
羅隆基（１８９８——１９６５）江西安福縣人。清華大學畢業，赴美國、英國留學，攻讀政治學，獲博士學位。回國後，在上海光華大學、中國公學任教授。曾任《新月》雜誌主編、《晨報》社長。抗戰期間，參與組織“中國民主政團同盟”，任中央宣傳部長。１９４９年後，任森林工業部部長、民盟中央副主席等要職。１９５７年，在中共整風運動座談會上，提出設立“平反委員會”的建議，要求中共對待知識分子要“禮賢下士、三顧茅廬”。他的發言，受到當局組織的大規模政治批判，罪名是組織“章羅聯盟”，“陰謀反黨”。他被打成“大右派”，至今未平反。
　　現將羅隆基在中共統戰部組織的座談會上發言的主要內容節錄如下，供網友參考：
　　＊＊＊＊＊＊領導幹部執行政策是可能發生偏差的，個人是可能犯錯誤的。一方麵，不可以把個人的錯誤看成黨的錯誤。另一方麵，接受黨的領導，不完全等同於接受黨員個人的領導，黨員個人的威望不等於黨的威望。批評個別黨員，不管批評是否妥當，不等於反黨，更不等於反革命。
　　有人提出要黨提出保證，在他們對黨進行批評以後，不致將受到打擊報複。
　　要毛主席出來講話保證，那是笑話。要解決這個問題的一個具體方案，就是由人民代表大會，和政治協商委員會成立一個委員會。這個委員會不但要檢查過去三反、五反、肅反運動中的偏差，它還將公開聲明，鼓勵大家有什麽委屈都來申訴。
　　這個委員會包括領導黨，也包括民主黨派和各方麵的人士。
　　引自《中國百名大右派》３４頁《羅隆基＊“三顧茅廬”和“平反委會”》

蒲熙修
１９５７年，在中共反右運動中，被定為“章羅聯盟”的骨幹分子，毛澤東親筆撰寫文章，稱她為民盟右派中“一位能幹的女將”。

蒲熙修（１９１０——１９７０）江蘇嘉定人。北平師範大學畢業。１９３６年進入《新民報》社，任記者。抗戰勝利後，對國共和談的全過程進行了跟蹤采訪，被譽為“國共和談新聞的專家”。１９４８年，被國民黨當局逮捕，入獄７０多天。１９４９年後，任《文匯報》副總編輯兼駐北京辦事處主任。１９５７年，在中共反右運動中，被定為“章羅聯盟”的骨幹分子，毛澤東親筆撰寫文章，稱她為民盟右派中“一位能幹的女將”。
　　蒲熙修與羅隆基關係密切，在１９４９年前後的十年中，兩人交往頻繁，“欲結婚而未結婚”。在當局組織的政治大批判中，將她與羅隆基相提並論，提出“羅隆基－蒲熙修－文匯報編輯部”的公式，稱“章羅反黨聯盟”通過她利用文匯報作為向“黨”進攻的工具！在強大的政治壓力下，蒲熙修病臥在床，精神崩潰。隨後，她在《人民日報》上作了深刻的檢討，“揭露”了羅隆基控製文匯報“反黨”的“罪惡”！
　　盡管蒲熙修“繳械投降”，但當局仍然是“痛打落水狗”，給她戴上“右派分子”的政治帽子，剝奪了她的政治權利，她也被迫離開了心愛的記者職業。
　　要捧一個人，集體地捧起來！要攻擊一個人，集體地把他打下去！這就是專製政治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