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實味冤案平反的餘波
〔編者按〕
王實味(1906-47),文藝作者及翻譯工作者,是中共黨內最早因思想問題而被公開殘酷鬥爭,最後秘密冤殺的著名人物。1942年,在中共第一次整風運動中,王實味在延安發表《野百合花》等文章,批評中共某些官僚作風,被中共指為「反革命」、「國民黨特務」、「托派」,開除了黨籍並且囚禁起來。1947年中共在國民黨軍隊壓迫下撤出延安,王實味被押解到山西,根據中共中央社會部的命令,被秘密處死。中共「改革開放」後,王實味的妻子劉瑩開始爭取為王實味平反。加上各方人士的努力,到了八十年代的中期,平反已經大致不成問題。在官方新版的《毛澤東著作選讀》的注釋中,已經說:「關於他是暗藏的國民黨探子、特務一事,據查,不能成立。」那時中共還沒有正式為王實味平反,是因為他所謂的托派身份,似乎在一位真正的托派領導人王凡西(他是王實味在北京大學的同學,二人曾屬於同一個中共支部)的回憶錄中有證據。這個情況讓遠在英國的王凡西知道後,他特地寫了《談王實味與「王實味問題」》一文,發表在香港的《九十年代》月刊上,說明回憶錄上有關的原文不甚確切,實際上王實味從未參加過托派組織,隻曾經是托派一個同情者。此後,1991年2月,終於由中國公安部正式給王實味平反。在有關的文件中說:「在複查中沒有查出王實味同誌參加托派組織的材料。」劉瑩雖然不完全滿意,但接受了這個決定。她在爭取平反的過程中,為了證明王實味不是托派,曾在發表過的申訴材料中說了一些不合事實而且傷害王凡西和陳其昌(早已去世的另一位托派)的話。對此,王凡西本來想寫點東西加以辯白,終於沒有寫。最近,已達95歲高齡的王凡西把有關這事的日記一則抄錄寄來給我們。我們為了保存史料,決定把它發表。
日記一則(1994年5月1日)
王凡西
翻閱前些時子春剪寄來的一篇文章:《生命的光華與暗影——王實味傳》(黃昌勇作,見一九九四年第一期《新文學史料》雜誌)。文章寫得不壞,態度極公正。其中引用我寫的《王實味與「王實味問題」》一文的好些段落,引用得也很信實。此文對王實味冤案的徹底平反;對毛澤東、斯大林罪惡的文藝政策的充分揭露,都大有好處。隻是作者摘引王實味夫人劉瑩於一九八五年七月向中共有關方麵提出的「申訴材料」,其中提及王實味與陳其昌和我的來往情況,卻使我感到很大的失望與痛苦。在《申訴》中,劉塋把其昌和我都說成說謊者。說為了「別有用心地達到他托派宣傳的一絲目的」,我「完全對王實味撒謊」,隱瞞自己的托派身份。同時又說我為了籌措一筆錢來給妻子生產,需要王實味幫忙翻譯托傳,卻不告訴王實味托洛茨基是什麽樣的人,直到王實味譯完「二章」之後,劉瑩才知道譯的是托洛茨基自傳,此時她才勸王實味不要再譯。對陳其昌,劉瑩說他隱瞞托派身份,而且連自己的地址都不告訴他們,因此引起了他們的懷疑,不久搬家,「從此與一般同學和熟人斷絕了來往」。
這樣的「申訴」,目的顯然要說明王實味和兩個托派朋友有過的一點點關係,是完全受了欺蒙,是不自覺的。等到知道了那二位老同學的托派身份,便立即主動與那二人割斷一切關係。
為了給丈夫洗冤,為了爭取他的徹底平反,王實味夫人作了如此「申訴」。她的這份苦衷,我能夠了解,也多少能夠原諒。隻是,把王實味的,同時也是她自己的二位老同學,形容得如此不堪,怎能與王實味當年在延安所作聲明,即在他遭到批鬥前後,仍然說那二人的「人性是好的」這個事實相調和呢?
說王實味譯完了托傳二章之後,仍然不知道托洛茨基的政治立場,必須等到夫人給他提醒,他才知道托洛茨基是什麽樣人——這,未免把王實味的政治知識與認識說得太糟糕了。
劉瑩所說的一些「事實」,完全與事實不符。也許除了上麵所說的「苦衷」外,還因年份隔得太久,記憶失真吧。本想給《新文學史料》的編者寫一封信,糾正那些不確之點。轉念一想,算了。更正信人家未必會登,如果注銷來必然讓這位受夠了痛苦的老婦人心中再添若幹隱痛。
「身後是非誰管得」,隨它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