輕輕鬆鬆
隨便
王震言論 : 前方的同誌為黨為全國人民流血犧牲，你們在後方吃飽飯罵黨
王震出名多虧了一首陝北民歌南泥灣
在中共人物中有為數不多的人物值得研究 以為我用 一個就是王震 一個就是
董必武
網友評論
曆史告訴我們，共產黨容不下一點異己。它不隻是消滅自己身邊的人。到後來它要消滅
全中國的不同思想的人。
王震確實夠牛的，南泥灣之後，說是王老盯上了崔健，並且一針見血的指出“《一塊紅
布》有政治問題。”能從《一塊紅布》裏看出政治來，也就隻有王震
王震老先生還在64的時候說過，我們挖的茅坑，怎麽能讓給別人來蹲 。。。，既通俗易
懂，又明確的解釋了我黨的政策。
北京台中央台乃至全國主要媒體廣播禁了崔健10多年，後來幾個主要老軍頭先後過去
才給他解禁，就像粟裕的平反，要等聶榮臻去世才能夠啟動似的，
南泥灣， 新長征路上的搖滾， 想取他腦袋的老軍頭多了， 據說 老王家過年裏來
了老戰友， 大家歡聚一堂，準備卡拉OK一把，選上老王最喜歡的南泥灣（想當然的是
郭蘭英的南泥灣咯），唱到第二句，老王臉色就變了，原來是崔健的搖滾南泥灣
一個葉劍英，一個王震， 這倆人，真是人精中的人精，一個（相對）輕輕鬆鬆做了
PLA的十大元帥，一個風風火火，做到正一品， 最後還過了過國家副主席的癮
原文
http://news.china.com/zh_cn/history/all/11025807/20050901/12619395_3.html
王震將軍的政治眼光厲害獨到， 早在七十年代初的時候，王震堅定地認為，主席去後
，隻有鄧小平方可擔此振興國家的重任。於是，為了黨和國家大計，他冒著風險，奔走
呼籲，為鄧小平的複出盡自己最大的努力，並且千方百計把鄧小平夫人卓琳和全家接到
自己家中加以保護，從此鄧、王兩家結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誼。
延安整風後的丁玲和王實味 相同觀點不同命運
王震的公開指責最具代表性：“前方的同誌為黨為全國人民流血犧牲，你們在後方吃飽
飯罵黨。”毛澤東也隨後表態：“賀龍、王震他們是政治家，他們一眼就看出了問題。”
不過在丁玲寫出《在醫院中》之後相當一段時間內，人們還沒有充分意識到這種文學泛
政治化可能引起嚴重後果。延安的高層也還沒有注意到或者還沒有來得及關注這一點。
因為那畢竟隻是一兩篇小說而已，影響麵並不很大。也正是在這種人們都有些忽視的情
況下，丁玲沿著自己傳統的文學思維定勢繼續前行。1941年春，中共中央第一份機關報
《解放日報》創刊後，丁玲被挑選擔任了文藝版的主編。就在這個延安最引人注目的文
藝陣地上，丁玲幾乎未經深思熟慮便按照既定的文學思維經手發表了一些反映延安現實
生活存在的所謂陰暗麵的作品。特別是王實味的《野百合花》以及丁玲自己的即興之作
《三八節有感》。雖然從文學的角度說，它們都是立足於現實充滿了人文關懷精神的作
品，傳承了魯迅的精神，但從現實的政治角度來說，它們卻是觸動了這“革命聖地”延
安的部分脆弱的神經，因而立即引起了高層某些人的惱怒。首先是兩位將軍的發難，矛
頭直指王實味和丁玲。偏偏國民黨又把其中某些作品當作反共宣傳品大量翻印傳播，更
是火上澆油，引起了更高層的強烈不滿。其實政治家和藝術家都是很敏感的，在此之前
，王實味已在《穀雨》雜誌上發表《政治家、藝術家》一文，指出由於各自任務的不同
和觀察問題著眼點的差異，政治家和藝術家就會各有自己的優勢與弱點因而必定會產生
矛盾與分歧。他希望政治家和藝術家都能各自盡責共同完成改造社會和改造人的曆史使
命。王實味是過於天真了。丁玲在政治上並不是一個敏感的人，她可能還不了解就在王
實味的《野百合花》發表後，他所在的中央研究院竟有百分之九十五的人讚成這篇文章
。當王實味在研究院召開的整風動員大會上發言激烈批評院領導李維漢的講話後，李的
講話竟被大會以84對28票的絕對多數所否決。在研究院辦的牆報上，王實味又寫文章指
名批評李維漢並引來了大批參觀的人群。王實味因此而成了延安風雲一時的人物。這種
情況很有些像後來的1957年春夏之交的態勢。毛澤東對此自然不能等閑視之，於是迅速
采取了措施。正如三年後在黨的七大期間，毛澤東在回顧當時的情況時所說：“黨要統
一思想才能前進，否則意見分歧。王實味稱王稱霸，就不能前進。四二年王實味在延安
掛帥，他出牆報，引得南門外各地的人都出來看。他是總司令。我們打了敗仗。我們承
認打了敗仗，於是好好整風。”
整風運動丁玲經受了嚴酷的“洗禮”
延安整風運動以1941年5月毛澤東作《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為開端，高潮是在
1942年。由於肅反和審幹運動也是整風運動的繼續和延伸，這一規模空前的運動直到
1943年年末或1944年年初才基本結束。
關於延安整風運動的曆史評價，是一個十分敏感和複雜的問題，最近幾年學術界已
有一些深入的探討，這裏不可能詳加辨析。這裏隻想從延安整風運動的發展過程以及它
對丁玲所產生的重大影響的角度做一些曆史的陳述，說明丁玲在整風運動過程中思想上
經受了一場怎樣的嚴酷“洗禮”以及在文學道路上怎樣轉軌改弦易轍從此進入了一個新
的階段。
延安整風運動的初期，主要目標無疑是為了清除以王明為代表的實際上是由共產國
際和斯大林推行的教條主義對中國革命所產生的惡劣影響。這個目標自然是正確的而且
是比較快地實現了。與此同時則是要進一步確立毛澤東在中共黨內無可爭議的思想權威
和領袖地位。然而隨著上述目標基本實現，從1942年初開始，整風運動便逐步向縱深發
展了。其標誌之一，就是1942年2月毛澤東在《整頓黨的作風》的講話中，在批評教條
主義的同時，就竭力把批評的目標轉向了知識分子的群體並過分地貶低書本知識的價值
。他的結論是：“許多所謂知識分子，其實是比較地最無知識的，工農分子的知識有時
倒比他們多一點。”他認為知識分子即使有一些書本知識也沒有什麽了不起，因為學習
和掌握書本知識並不困難而且可以說是最容易的。
毛澤東為什麽要這樣評價知識分子並且明顯地包含著某種輕視和蔑視知識分子的意
味呢？這倒未必是他在認識上的偏頗或是偏見，因為他自己就是知識分子出身並具有極
豐富的書本知識。他之所以要在整風運動過程中突出批評知識分子並竭力貶低書本知識
的價值，其主要原因還是出於政治上的某種考慮和需要。眾所周知，延安本是一個又窮
又落後的小城。但從1937年抗戰全麵爆發後，就有大批青年知識分子從國統區各地不斷
來到延安。據統計，到1938年年底就已有約2萬人進入了延安各類學校和大小機關。一
時間寶塔山下，延河岸邊，隨處可見知識分子頻繁活動。這些人起初幾乎都抱著一種“
朝聖”的心態，視延安為革命聖地，對革命抱有若幹不切實際的幻想。但隨著時間的流
逝，延安的實際存在和他們起初的想象自然便有很大差距，於是這些知識分子的某些弱
點便逐漸暴露了出來：自命清高，自高自大，自以為是，看不慣工農幹部的某些缺陷，
一有不滿就發牢騷，等等，於是在幹群之間，在知識分子與工農幹部之間的矛盾便凸現
出來。尤其是一部分高級知識分子，例如某些作家、藝術家、理論家，其言行往往具有
一種居高臨下傲氣逼人之勢。這一切都不能不引起毛澤東的敏銳警覺。如不及時遏製勢
必會造成嚴重後果。或許是出於矯枉必須過正的策略，他才在整風報告中突出提出了知
識分子的問題並竭力貶損知識分子及其所有的書本知識的價值。
為了有針對性地整頓延安的知識分子，毛澤東在1942年初分別約見了一些知識分子
的頭麵人物談話，了解情況聽取意見。這些人也大都坦誠相告。例如艾青、蕭軍在和毛
澤東談話時就都直言不諱提出了自己的批評與建議。也正是在毛澤東以虛懷若穀的姿態
聽取作家和藝術家們意見的這一段時間裏，丁玲主編的《解放日報》文藝版上卻接二連
三地發表了一批特別引人注目的文章：《野百合花》《三八節有感》《了解作家，尊重
作家》《論同誌的“愛”與“耐”》《還是雜文的時代》等。這一下矛盾就立即激化了
。王震的公開指責最具代表性：“前方的同誌為黨為全國人民流血犧牲，你們在後方吃
飽飯罵黨。”毛澤東也隨後表態：“賀龍、王震他們是政治家，他們一眼就看出了問題
。”於是在王實味和丁玲等人所在的組織單位立即召開了名為學習討論實為批判聲討的
各種會議。在中央研究院的會議上，此前曾經得到多數人讚賞的王實味一下子成了眾矢
之的。
毛澤東是一位政治戰略家。他在點名打擊王實味的同時，又保護了就其所寫文章的性質
而言和王實味並無根本區別的丁玲。因為丁玲是最先來陝北的知名作家，是毛澤東親自
樹立起來的一麵旗幟，和毛的關係也一直比較密切。保護丁玲具有包括策略需要在內的
多重意義。因此丁玲雖然也受到了批評，但其政治地位卻並未受任何影響。她仍被任命
為文抗會整風運動委員會的主任，讓她來主持文抗會的整風領導工作，包括主持對蕭軍
等人的批判會。在隨後舉行的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當與會人員集體照相時，毛澤東又特別
招呼丁玲要她坐在離自己更近的位置。這一切都不能不使丁玲深受感動。丁玲本是性情
中人，一直以來對革命對黨就充滿了感情。尤其是對毛澤東的格外禮遇更是充滿了由衷
的敬意。當她在文藝編輯和創作活動中出現了問題並且受到嚴厲批評之後，黨的組織和
毛澤東本人不僅沒有把她和王實味相提並論，相反卻對她如此關心和愛護。這就使她在
感激之餘，更在思想和理論上毫無保留地接受了毛澤東關於知識分子和文藝工作的所有
觀點，並且虔誠地奉為經典守則。例如毛澤東關於知識分子作家必須進行徹底改造以及
改造應該是從一個階級轉向另一個階級的觀點，丁玲就公開著文積極響應說：“改造，
首先是繳納一切武裝的問題。既然是一個投降者，從那一個階級投降到這一個階級來，
就必須信任、看重新的階級，而要把自己的甲胄繳納，即便有等身的著作，也要視為無
物，要拔去這些自尊心自傲心……不要要求別人看重你了解你……”在這裏，丁玲不僅
表達了自己接受改造的決心和態度，而且勸告所有的作家都不要自尊自傲，不要像艾青
那樣要求別人“了解作家，尊重作家”。又例如毛澤東關於文學與政治的關係，作家與
黨的關係的論述，丁玲都是堅信不疑並且把它們概括為自己的終身信條：“作家是政治
化了的人。”“首先是黨員然後才是作家。”延安整風運動，主要是1942年春夏之交的
文藝整風運動，讓丁玲在精神上經受了一場嚴酷的“洗禮”。無論是在政治思想上還是
在文學觀念上都使她發生了曆史性的轉折：從一個小資產階級自由知識分子作家轉向為
一個一切服從於無產階級革命政治需要的黨員作家。她自五四運動以後就不斷吸取並信
守了近20年之久的關於民主、自由一類的政治思想營養以及關於人的文學個性解放等文
學價值觀念從此被斷然摒棄。她說，回顧過去所有的煩悶，所有的努力，所有的顧忌和
過錯，就像唐三藏站在通天河邊看自己的軀殼順水流去的感覺，一種幡然而悟、憬然而
慚的感覺。這樣“洗禮”的結果，首先是使她在政治上得到了信任。例如此後不久，即
在審幹和搶救運動中，丁玲安全渡過難關。還有一例也可從側麵反映丁玲當時所得到的
政治信任。在王實味被捕幾個月之後，外界對王的情況十分關注且傳聞頗多。一些到延
安訪問的中外記者便紛紛要求會見王實味。為了宣傳的目的，組織上決定由丁玲出麵將
王實味帶到記者們的麵前，讓王在已經備受折磨而又仍在政治高壓的情況下，認罪悔過
並感激毛澤東的寬宏大量和仁慈。一位在場的記者後來寫道：“一個臉呈死灰色的青年
，讓丁玲帶著，出來背書似地向記者們痛罵自己。”另一位在場的記者則寫道：“我在
他幾乎毫無表情的臉上唯一察覺到的情緒是恐懼。”延安文藝整風運動基本結束後，丁
玲又被送往中央黨校學習和參加審幹運動。在政治上和思想上進一步接受了鍛煉和改造
。從黨校結束學習之後，她便以輕裝上陣的姿態積極投身於文藝界的活動。她首先是切
切實實遵照了毛澤東的教導，深入到邊區的工農兵群眾生活中去，不久就寫出了為現實
政治服務的報告文學《田保霖》。作品發表的當天，毛澤東就寫信向她祝賀並邀她去作
客。此後她接連寫出了歌頌八路軍的《一二九師與晉冀魯豫邊區》以及表揚邊區模範人
物的《民間藝人李卜》《袁廣發》等。
抗日戰爭勝利後，丁玲根據革命形勢的需要組織文藝通訊團奔赴東北。後因交通阻
斷被滯留在張家口地區，但她隨即就全身心地投入當地的工作。除寫文章和編刊物外，
更以普通工作隊員的身份參加了最基層的土改運動。正是在土改運動中積累了豐富的生
活素材，隨後她就開始了長篇小說《太陽照在桑幹河上》的寫作。從1946年秋天開始經
過近兩年時間的努力，到1948年的夏天，小說終於修改完成。這部堪稱鴻篇巨製的作品
，丁玲確是下了功夫並且基本上體現了毛澤東對文藝創作的要求。丁玲又親自把小說稿
送到西柏坡中共中央所在地請胡喬木、艾思奇等人審閱把關。胡、艾等人在審讀後又將
他們的肯定意見報告了毛澤東，毛當即表態說：丁玲是個好同誌，就是少點基層鍛煉，
有機會當上幾年縣委書記，那就更好了。這部小說很快就由胡喬木拍板出書。這一切都
說明，在延安“洗禮”後的丁玲，是真正按照黨和毛澤東的思想指導身體力行參加文藝
實踐活動的。曆史證明，《太陽照在桑幹河上》不僅是丁玲個人文藝創作的一部巔峰作
品，而且也是貫徹實踐毛澤東文藝思想的一個具有標誌性的重大成果。丁玲對黨的文藝
路線和對毛澤東文藝思想的衷心擁護和忠貞不渝真是惟天可鑒。直到30餘年之後，雖然
已經遭受過無數的誤解和磨難，丁玲在《太陽照在桑幹河上》的再版前言中仍然充滿感
情地回顧說：“我寫書時像一個戰士喊著毛主席衝向戰場。”尹騏《炎黃春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