蒹葭白露
總是丟不掉
正文
雨落何處
夜，我坐在玄武湖邊。
零落的雨腳，灑在岸邊的垂柳上。周遭靜得有點詭異。暑氣籠罩的炎夏，來水畔的本該很多，此刻人影都很遠，仿佛都特意留一僻靜處，好讓我這遠客低回似的。我凝視著墨綠的湖水，雨點製造的一圈圈細紋，次第綻開，湖麵，燈光的倒影益發迷離。恍惚間，看到淤泥下的一顆千年蓮子，兀然發芽。
剛剛送走故人。長久分別後一場蕩氣回腸的聚會，每個參與者的心，都像此刻的玄武湖，被往事的雨點敲著，迷離，酣暢的痛與快意，時空錯置，傷逝加上不甘----她們離開以後，我來到這裏。
昨天，在南京火車站的出口，一聲汽笛之後，30年前的弄堂小姐妹相逢。
對於上世紀80年代的上海人來說，南京很遠，遠得被劃為“半江”，曾虎踞龍蟠的古都無非是“半個江北”。上海人天性裏排拒“鄉下人”，正牌上海人如果被定性為”江北人”，簡直要了他的命！至於更遠的安徽貴池，在我們眼裏，那是“蠻荒”了。這就是為什麽，30年前弄堂五號的羽，因為沒有上海戶口而被送回原籍貴池，臨行前和我們的淚水擁別，不約而同的淚水，一直流到如今。“我會回來的，我是上海人！”羽揮手時倔強地說。那天，我們四人手牽手走進洪流照相館，拍下一張黑白合影，那家照相館就在四川北路山陰路口。
最先走出火車站的是羽，短短的發茬，高個子，憨憨地笑著，清純得像是當年那黯然離開上海的少女。我問：“從安徽過來？女兒呢？”“女兒讀書，正在高考，要不，我會回上海去玩玩。”羽笑著說。10多年前，大學畢業後在老家事業有成，擔任貴池一家房地產公司的總經理，丈夫則在安徽國家銀行裏擔任信貸部主任，生活極為風光。然而，兩口子毅然放棄如日中天的事業，賣掉在安徽的寬敞大房子，回到夢想中的天堂——上海。
去年，殺回上海的羽又一次離開，原來外地人和他們的子女生存上海並不容易，羽住在廉價的破舊公房內，每天跑浦東從底層的廣告專員做起，拿最低的工資，上街分發傳單，遭到多少白眼，總算熬成房屋銷售員。丈夫在一家日資企業幹保安，為人勤奮老實再加上大學本科的學曆，被老板看中，三年前被提拔為部門經理，眼看著羽的上海夢就要實現。然而，隻有外地戶口的女兒隻能在上海“借讀”，臨到高考，須回到戶口所在安徽的試場去。
我和羽並肩來到玄武湖，日落黃昏，湖上星星點點下著細雨。羽還是那麽樂觀：“臨離開上海，女兒哭了，就像我當年一樣，她那麽愛上海，說一定要考進上海的大學，我支持她！哪怕賣房子賣掉全部家當，也要讓她在上海讀大學。”我望著她問:”外地萬一有好的大學錄取，那也不考慮？” “當然不！”“還賣掉房子？那你將來-----”羽抱肩不答，也許暗笑我不通世故。
身後傳來晴和梅的笑聲：”早知道羽一定先來！“我抱住晴，昔日最美麗的女生如今滿身歲月的風霜，我被記憶觸動，鼻子一酸，強忍淚水。也是10多年前吧，晴扔下一歲的女兒和剛剛生意失敗的丈夫，孤身闖蕩澳大利亞，一直當黑工。原以為，以她的精明能幹，馬上能賺到錢，然後殺回馬槍。不料一“黑”就是16年！直到去年澳洲大赦非法入境者，她才拿到簽證，回到在上海的家。
上海參差的矮屋簷早變成摩天大廈，那含三間精致臥室的單位是她打黑工的血汗錢換來的。大廈高處風寒露冷，17歲的女兒跟少女時代的晴簡直是一個模子印出來，然而在美麗的外表下是令人心碎的冷漠，她眼神尖刻無比，麵對母親，小巧的嘴蹦出一句：“你是誰？怎麽還回來？在澳洲混不下去?”含淚的晴轉眼看向在旁的丈夫，16年不見，丈夫老了許多，當年因英俊高挑而被晴一見鍾情的小夥子，現在已經發胖，成了禿頂、遲緩的中年人。他麵無表情，目光落在桌子上早已準備好的離婚協議書上：“16年了，你想過我們嗎?”-----
在昔日的弄堂，晴還是找到了棲身之處，年邁的父母顫巍巍地迎上來，她一把攙扶住父母，三人都淚流滿麵。很快，她發覺曾經精明能幹，將家收拾得井井有條的雙親，已病弱得做不成一頓像樣的飯菜。家裏一團亂，雜物東一堆，西一堆，沒人打理。唯一的弟弟自幼弱智，人到中年還不知柴米油鹽。白發父母為他揩去口水，端著飯碗一勺一勺地喂。好強的晴，來不及洗去萬裏風塵，立刻動手清掃房間，搶過母親手裏的碗，喂小弟吃飯。她決定，暫時留在上海找工作。
梅在一旁靜靜地聆聽我們訴說別後種種，很少插嘴，她永遠是嫻雅端莊的。這些年斷續地見她過幾麵，知道一點她的情況。那年她還是名大學生，才二十歲，如花似玉純潔無瑕，尋找課外兼職的時候遇見了她的初戀，一位頗有魅力的中年台商，她一直隱忍地下，去年總算等到他辦完離婚手續。在深圳商場已頗有斬獲的梅，終於披上等了20多年的婚紗。結婚以後，冒風險在高齡懷孕，卻失去腹中胎兒，在上海的母親又重病在身----。
都進入憂患中年的女人，滿身是負累，滿心是煩惱，可是沒有淚，隻有大說大笑，四個人象當年去洪流照相館一樣，牽手走路，晴還是那麽牙尖齒利：“咳，我說，既然來了南京，怎麽不讓我們看你爸爸？我爹媽可是吩咐我來看老人家的。”我搖頭：“人越老越希望生活平靜簡單，他一見陌生人就緊張。”大家爭著說：“誰說我們陌生啦？當年你爸爸教我們數學呢！”好在羽替我解了圍：“你爸的性格和我爸爸一樣，越老越怕見人，還不要鍾點工照顧，幸虧我早就安排他到上海住，將來我回去照顧他還算方便。”
夜，我安排她們住進旅館。我們站在客房 的窗前，頭上一彎新月，不知什麽時候雨停了，城裏一片靜謐。她們說：“怪吧？聚會在南京不在上海。”晴說：“在祖國各地照顧老人的照顧老人，陪讀的陪讀，工作的工作，怎麽可能在上海聚會呢？還算走運，我這個澳大利亞黑戶頭，終於在上海找到工作，不然來不了。“我問：“還回澳大利亞嗎？”晴點上一支煙，站開一些，讓夥伴少吸些二手煙，說：”回去！一定要回去！本來九月我就走，隻是，我要等我女兒，她答應跟我走才行。如果----如果不答應，我明年隻好自己走了。“大家都沉默下來，早聽說了她女兒從不曾叫她一聲媽，也堅決不肯去澳大利亞。我問：“你父母和小弟呢？”晴猛烈地吸著香煙：“本來我想拿到國籍就給爸媽辦綠卡，可是他們不能去！因為小弟一刻也離不開爸媽 。”羽問：“聽說西方社會殘疾人的福利很好，小弟若去澳洲，日子一定比這裏好過。”晴抽煙一根接著一個，停不下來，她的聲調十分平靜，仿佛說的是別人：“澳洲正取消兄弟姐妹移民，小弟這輩子無法去了。”
雨驀地落下，來勢洶洶，依稀看到玄武湖的水麵，被雨暈成一片迷蒙。
夜晚，梅送我下電梯，悄聲問我：“有沒有發覺，晴抽煙上癮了？”我淡然一笑；“在國外格外需要麻醉，你看我，不也咖啡上癮了麽？”梅仔細打量我：“你要保重。”我又是一笑：“放心。” 從頭到尾，內向的梅沒有多談自己。
就在半年前，上海第四人民醫院急診室外，弄堂裏的幾名白發老鄰居神情焦灼，低聲地商議著什麽。一名醫生匆匆出來：“怎麽才送來？誰是家屬？”我舅媽迎上去：“她女兒在深圳工作，怕是趕不過來。”醫生皺眉：“她患的是癌症，要家屬簽字動手術。”舅媽慌忙掏出手機要打，梅的母親掙紮著手術床上大喊：“不要告訴她，她有孕在身呢！”幾位老人“啊”了一聲，手足無措。 梅到底知道了。她匆匆結束商務會議，趕來簽字陪夜。母親手術後剛剛歇下，梅就被推進婦產科急診室，多天勞累奔波使她失去第一個也是最後一個孩子。因為年邁體弱的母親不願意遷居深圳，而丈夫是土生土長的台灣人，進入晚年後也要在台灣定居，他為了梅拋棄了原來的家庭，如今隻有梅一個依靠。梅為了陪伴丈夫照顧母親，隻好一年到頭提著行李箱，四處為家。
深夜，我回到下榻的賓館時，兒子和丈夫都已熟睡，我端起一杯咖啡，走到窗前，想起美國的家，院子需要整修，大批帳單要支付，孩子新學期的課程需要安排，課後活動的各個老師需要聯係，而在南京，無力行走的老父一個人在家裏失眠，病重的他腦子已不聽使喚，他不敢見昔日的鄰居，然而私底下又渴望在晚輩麵前維持昔日的尊嚴。當年，我剛入籍美國，爸爸為了照顧百歲的奶奶，賣掉上海的房子，移居南京，他被裏弄的多年鄰居稱作“孝子”。然而，從此，我在上海無家可歸。
現在，在賓館另一頭的舊日姐妹淘，一定也沒有睡，也一定沒有再往下談，30年河東河西，30年升沉歌哭，從何說起？
南京的日頭從來不等人，晨曦上來，我如期接她們一起去吃飯，遊覽。秦淮河，玄武湖，紫金山，地方隻是陪襯，我們漫無目的地走，餓了，吃一餐秦淮家常菜，渴了，喝一杯冰凍雨花茶。絮絮叨叨地議論南京的山色湖光，巨大的梧桐樹，還有美味的小餛飩。她們說，在上海滿街烏央烏央的外地人，不但沒有正宗的小餛飩，河鯽也一點不好吃，有一股藥味，南京的白魚個大味美，還是野生的呢！她們還說，南京市中心的綠化帶漂亮，上海連郊外也沒有如此茂盛的綠色。
我很想問，我們昔日小學旁的萬壽齋，小餛飩不是很好麽？排行上海小吃第一名呢,上海小菜場的河鯽魚用蔥油紅燒，味道總比美國的石斑魚強吧？我們春遊常去的青浦大觀園還在嗎?那裏一定綠樹成蔭了吧?聽說七寶老街開了，裏麵的本幫菜饞死人--------至於上海滿大街的外地人又能算什麽呢?我們自己，現在哪個不是“外地人”？
天空雨點益發密了，我們隻好停腳步：“該回去了。” 回去？我抬起頭，看見三雙晶瑩的眼睛，她們渴望什麽，卻欲言又止，“時間太短。”我說，“下一次聚會要多安排幾天。” 她們笑著說是，心裏都起了莫名的悵惘，“下一次”，是什麽時候？
長途汽車把羽帶走了，滾滾煙塵中，羽還是那麽倔強：“女兒可以彌補我當年的遺憾，一定要當上海人。我也會在上海養老的，哪怕窮得當乞丐。”語氣一如當年的決絕。
我悵惘地望著，雨中的長途汽車漸漸消失，忽然想起了我們最應該關心的問題。是的，剛到美國的時候，我發誓有朝一日功成名就，回到上海去工作、生活。待到兒子生下來，我歎息：沒有辦法馬上回上海了，隻能在老年落葉歸根。但是，眼看著上海越來越繁華，我反而越來越疑惑。
我剛才問了梅：“養老之地，是否在上海？”梅說：”沒想好，送走母親後我可能跟老公去台灣定居，也有可能移民加拿大，肯定不在上海，那是什麽消費水平啊！“晴又點上煙，眼圈紅了：“隻怕我都不能服侍爸媽終老了。”我安慰：“明年你可以不走的，現在工作不是很好嗎？”晴連連搖頭：“唉！不習慣了，每天穿高跟鞋跟一幫八十，九十後的小年輕一代一起擠地鐵，別提多艱難！這飯碗也不知道什麽時候會砸掉。隻能在澳洲養老，我早就習慣那裏穿拖鞋汗衫的日子，打拚16年，也有了一定的基礎，再拾起來比在上海容易多了。你呢？”我沒回答，其實答案早有，卻總有一份不甘。
她們兩位登上火車，前往不同的地方。
雨裏，我獨對玄武湖。對自己，我總算可以這樣回答：“終老之地，我們已經沒有選擇。”
一如此刻，雨落在哪裏，由不得雨作主。
夜，我坐在玄武湖邊。
零落的雨腳，灑在岸邊的垂柳上。周遭靜得有點詭異。暑氣籠罩的炎夏，來水畔的本該很多，此刻人影都很遠，仿佛都特意留一僻靜處，好讓我這遠客低回似的。我凝視著墨綠的湖水，雨點製造的一圈圈細紋，次第綻開，湖麵，燈光的倒影益發迷離。恍惚間，看到淤泥下的一顆千年蓮子，兀然發芽。
剛剛送走故人。長久分別後一場蕩氣回腸的聚會，每個參與者的心，都像此刻的玄武湖，被往事的雨點敲著，迷離，酣暢的痛與快意，時空錯置，傷逝加上不甘----她們離開以後，我來到這裏。
昨天，在南京火車站的出口，一聲汽笛之後，30年前的弄堂小姐妹相逢。
對於上世紀80年代的上海人來說，南京很遠，遠得被劃為“半江”，曾虎踞龍蟠的古都無非是“半個江北”。上海人天性裏排拒“鄉下人”，正牌上海人如果被定性為”江北人”，簡直要了他的命！至於更遠的安徽貴池，在我們眼裏，那是“蠻荒”了。這就是為什麽，30年前弄堂五號的羽，因為沒有上海戶口而被送回原籍貴池，臨行前和我們的淚水擁別，不約而同的淚水，一直流到如今。“我會回來的，我是上海人！”羽揮手時倔強地說。那天，我們四人手牽手走進洪流照相館，拍下一張黑白合影，那家照相館就在四川北路山陰路口。
最先走出火車站的是羽，短短的發茬，高個子，憨憨地笑著，清純得像是當年那黯然離開上海的少女。我問：“從安徽過來？女兒呢？”“女兒讀書，正在高考，要不，我會回上海去玩玩。”羽笑著說。10多年前，大學畢業後在老家事業有成，擔任貴池一家房地產公司的總經理，丈夫則在安徽國家銀行裏擔任信貸部主任，生活極為風光。然而，兩口子毅然放棄如日中天的事業，賣掉在安徽的寬敞大房子，回到夢想中的天堂——上海。
去年，殺回上海的羽又一次離開，原來外地人和他們的子女生存上海並不容易，羽住在廉價的破舊公房內，每天跑浦東從底層的廣告專員做起，拿最低的工資，上街分發傳單，遭到多少白眼，總算熬成房屋銷售員。丈夫在一家日資企業幹保安，為人勤奮老實再加上大學本科的學曆，被老板看中，三年前被提拔為部門經理，眼看著羽的上海夢就要實現。然而，隻有外地戶口的女兒隻能在上海“借讀”，臨到高考，須回到戶口所在安徽的試場去。
我和羽並肩來到玄武湖，日落黃昏，湖上星星點點下著細雨。羽還是那麽樂觀：“臨離開上海，女兒哭了，就像我當年一樣，她那麽愛上海，說一定要考進上海的大學，我支持她！哪怕賣房子賣掉全部家當，也要讓她在上海讀大學。”我望著她問:”外地萬一有好的大學錄取，那也不考慮？” “當然不！”“還賣掉房子？那你將來-----”羽抱肩不答，也許暗笑我不通世故。
身後傳來晴和梅的笑聲：”早知道羽一定先來！“我抱住晴，昔日最美麗的女生如今滿身歲月的風霜，我被記憶觸動，鼻子一酸，強忍淚水。也是10多年前吧，晴扔下一歲的女兒和剛剛生意失敗的丈夫，孤身闖蕩澳大利亞，一直當黑工。原以為，以她的精明能幹，馬上能賺到錢，然後殺回馬槍。不料一“黑”就是16年！直到去年澳洲大赦非法入境者，她才拿到簽證，回到在上海的家。
上海參差的矮屋簷早變成摩天大廈，那含三間精致臥室的單位是她打黑工的血汗錢換來的。大廈高處風寒露冷，17歲的女兒跟少女時代的晴簡直是一個模子印出來，然而在美麗的外表下是令人心碎的冷漠，她眼神尖刻無比，麵對母親，小巧的嘴蹦出一句：“你是誰？怎麽還回來？在澳洲混不下去?”含淚的晴轉眼看向在旁的丈夫，16年不見，丈夫老了許多，當年因英俊高挑而被晴一見鍾情的小夥子，現在已經發胖，成了禿頂、遲緩的中年人。他麵無表情，目光落在桌子上早已準備好的離婚協議書上：“16年了，你想過我們嗎?”-----
在昔日的弄堂，晴還是找到了棲身之處，年邁的父母顫巍巍地迎上來，她一把攙扶住父母，三人都淚流滿麵。很快，她發覺曾經精明能幹，將家收拾得井井有條的雙親，已病弱得做不成一頓像樣的飯菜。家裏一團亂，雜物東一堆，西一堆，沒人打理。唯一的弟弟自幼弱智，人到中年還不知柴米油鹽。白發父母為他揩去口水，端著飯碗一勺一勺地喂。好強的晴，來不及洗去萬裏風塵，立刻動手清掃房間，搶過母親手裏的碗，喂小弟吃飯。她決定，暫時留在上海找工作。
梅在一旁靜靜地聆聽我們訴說別後種種，很少插嘴，她永遠是嫻雅端莊的。這些年斷續地見她過幾麵，知道一點她的情況。那年她還是名大學生，才二十歲，如花似玉純潔無瑕，尋找課外兼職的時候遇見了她的初戀，一位頗有魅力的中年台商，她一直隱忍地下，去年總算等到他辦完離婚手續。在深圳商場已頗有斬獲的梅，終於披上等了20多年的婚紗。結婚以後，冒風險在高齡懷孕，卻失去腹中胎兒，在上海的母親又重病在身----。
都進入憂患中年的女人，滿身是負累，滿心是煩惱，可是沒有淚，隻有大說大笑，四個人象當年去洪流照相館一樣，牽手走路，晴還是那麽牙尖齒利：“咳，我說，既然來了南京，怎麽不讓我們看你爸爸？我爹媽可是吩咐我來看老人家的。”我搖頭：“人越老越希望生活平靜簡單，他一見陌生人就緊張。”大家爭著說：“誰說我們陌生啦？當年你爸爸教我們數學呢！”好在羽替我解了圍：“你爸的性格和我爸爸一樣，越老越怕見人，還不要鍾點工照顧，幸虧我早就安排他到上海住，將來我回去照顧他還算方便。”
夜，我安排她們住進旅館。我們站在客房 的窗前，頭上一彎新月，不知什麽時候雨停了，城裏一片靜謐。她們說：“怪吧？聚會在南京不在上海。”晴說：“在祖國各地照顧老人的照顧老人，陪讀的陪讀，工作的工作，怎麽可能在上海聚會呢？還算走運，我這個澳大利亞黑戶頭，終於在上海找到工作，不然來不了。“我問：“還回澳大利亞嗎？”晴點上一支煙，站開一些，讓夥伴少吸些二手煙，說：”回去！一定要回去！本來九月我就走，隻是，我要等我女兒，她答應跟我走才行。如果----如果不答應，我明年隻好自己走了。“大家都沉默下來，早聽說了她女兒從不曾叫她一聲媽，也堅決不肯去澳大利亞。我問：“你父母和小弟呢？”晴猛烈地吸著香煙：“本來我想拿到國籍就給爸媽辦綠卡，可是他們不能去！因為小弟一刻也離不開爸媽 。”羽問：“聽說西方社會殘疾人的福利很好，小弟若去澳洲，日子一定比這裏好過。”晴抽煙一根接著一個，停不下來，她的聲調十分平靜，仿佛說的是別人：“澳洲正取消兄弟姐妹移民，小弟這輩子無法去了。”
雨驀地落下，來勢洶洶，依稀看到玄武湖的水麵，被雨暈成一片迷蒙。
夜晚，梅送我下電梯，悄聲問我：“有沒有發覺，晴抽煙上癮了？”我淡然一笑；“在國外格外需要麻醉，你看我，不也咖啡上癮了麽？”梅仔細打量我：“你要保重。”我又是一笑：“放心。” 從頭到尾，內向的梅沒有多談自己。
就在半年前，上海第四人民醫院急診室外，弄堂裏的幾名白發老鄰居神情焦灼，低聲地商議著什麽。一名醫生匆匆出來：“怎麽才送來？誰是家屬？”我舅媽迎上去：“她女兒在深圳工作，怕是趕不過來。”醫生皺眉：“她患的是癌症，要家屬簽字動手術。”舅媽慌忙掏出手機要打，梅的母親掙紮著手術床上大喊：“不要告訴她，她有孕在身呢！”幾位老人“啊”了一聲，手足無措。 梅到底知道了。她匆匆結束商務會議，趕來簽字陪夜。母親手術後剛剛歇下，梅就被推進婦產科急診室，多天勞累奔波使她失去第一個也是最後一個孩子。因為年邁體弱的母親不願意遷居深圳，而丈夫是土生土長的台灣人，進入晚年後也要在台灣定居，他為了梅拋棄了原來的家庭，如今隻有梅一個依靠。梅為了陪伴丈夫照顧母親，隻好一年到頭提著行李箱，四處為家。
深夜，我回到下榻的賓館時，兒子和丈夫都已熟睡，我端起一杯咖啡，走到窗前，想起美國的家，院子需要整修，大批帳單要支付，孩子新學期的課程需要安排，課後活動的各個老師需要聯係，而在南京，無力行走的老父一個人在家裏失眠，病重的他腦子已不聽使喚，他不敢見昔日的鄰居，然而私底下又渴望在晚輩麵前維持昔日的尊嚴。當年，我剛入籍美國，爸爸為了照顧百歲的奶奶，賣掉上海的房子，移居南京，他被裏弄的多年鄰居稱作“孝子”。然而，從此，我在上海無家可歸。
現在，在賓館另一頭的舊日姐妹淘，一定也沒有睡，也一定沒有再往下談，30年河東河西，30年升沉歌哭，從何說起？
南京的日頭從來不等人，晨曦上來，我如期接她們一起去吃飯，遊覽。秦淮河，玄武湖，紫金山，地方隻是陪襯，我們漫無目的地走，餓了，吃一餐秦淮家常菜，渴了，喝一杯冰凍雨花茶。絮絮叨叨地議論南京的山色湖光，巨大的梧桐樹，還有美味的小餛飩。她們說，在上海滿街烏央烏央的外地人，不但沒有正宗的小餛飩，河鯽也一點不好吃，有一股藥味，南京的白魚個大味美，還是野生的呢！她們還說，南京市中心的綠化帶漂亮，上海連郊外也沒有如此茂盛的綠色。
我很想問，我們昔日小學旁的萬壽齋，小餛飩不是很好麽？排行上海小吃第一名呢,上海小菜場的河鯽魚用蔥油紅燒，味道總比美國的石斑魚強吧？我們春遊常去的青浦大觀園還在嗎?那裏一定綠樹成蔭了吧?聽說七寶老街開了，裏麵的本幫菜饞死人--------至於上海滿大街的外地人又能算什麽呢?我們自己，現在哪個不是“外地人”？
天空雨點益發密了，我們隻好停腳步：“該回去了。” 回去？我抬起頭，看見三雙晶瑩的眼睛，她們渴望什麽，卻欲言又止，“時間太短。”我說，“下一次聚會要多安排幾天。” 她們笑著說是，心裏都起了莫名的悵惘，“下一次”，是什麽時候？
長途汽車把羽帶走了，滾滾煙塵中，羽還是那麽倔強：“女兒可以彌補我當年的遺憾，一定要當上海人。我也會在上海養老的，哪怕窮得當乞丐。”語氣一如當年的決絕。
我悵惘地望著，雨中的長途汽車漸漸消失，忽然想起了我們最應該關心的問題。是的，剛到美國的時候，我發誓有朝一日功成名就，回到上海去工作、生活。待到兒子生下來，我歎息：沒有辦法馬上回上海了，隻能在老年落葉歸根。但是，眼看著上海越來越繁華，我反而越來越疑惑。
我剛才問了梅：“養老之地，是否在上海？”梅說：”沒想好，送走母親後我可能跟老公去台灣定居，也有可能移民加拿大，肯定不在上海，那是什麽消費水平啊！“晴又點上煙，眼圈紅了：“隻怕我都不能服侍爸媽終老了。”我安慰：“明年你可以不走的，現在工作不是很好嗎？”晴連連搖頭：“唉！不習慣了，每天穿高跟鞋跟一幫八十，九十後的小年輕一代一起擠地鐵，別提多艱難！這飯碗也不知道什麽時候會砸掉。隻能在澳洲養老，我早就習慣那裏穿拖鞋汗衫的日子，打拚16年，也有了一定的基礎，再拾起來比在上海容易多了。你呢？”我沒回答，其實答案早有，卻總有一份不甘。
她們兩位登上火車，前往不同的地方。
雨裏，我獨對玄武湖。對自己，我總算可以這樣回答：“終老之地，我們已經沒有選擇。”
一如此刻，雨落在哪裏，由不得雨作主。
太沉重的上海情結．
俺去過多次上海．上海，已經不是幾十年前的上海．我有若幹朋友，當初都是上海人看不起的外地窮學生，現在都算是上海的上等階層人物．他們的下一代，則自以為是正宗的上海人．現在的上海新一代，可沒有這麽重的上海情結．
俺弟算是暫時的海歸，在上海某大公司當什麽O, 年薪基本上和他在米國的收入打平，但他隻願意幹三年．畢竟有霧霾和汙染什麽的．
俺表哥在上海是高中校長，則整天想著要把他大學畢業的孩子移民出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