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然
隨遇而安 順其自然
正文
原人大校刊攝影師，原鳳凰衛視攝影師， 現獨立製片人，攝影師蕭燕是已故著名作家蕭軍之子(行老五)。多維月刊上登載了記者高伐林寫的文章“用一生書寫一個大寫的‘人’ -- 蕭燕談父親，老作家蕭軍”。蕭燕送給我這篇文章的掃描版本。我才知道原來他也是名人之後啊。 找來網上文字版本，轉載於此留念。。。 --題記
用一生書寫一個大寫的“人”-- ——蕭燕談父親、老作家蕭軍（1）
高伐林／他或許不是中國最有名氣的作家，但肯定可以列入中國最有個性的作家；他或許不是中國最高產的作家，但肯定可以列為中國經曆最豐富的作家。今年7月7日，是蕭軍的百歲誕辰。魯迅的弟子，蕭紅的伴侶，毛澤東的知交……他的生平，就是半部中國現代文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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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或許不是中國最有名氣的作家，但肯定可以列入中國最有個性的作家之一；
他或許不是中國最高產的作家，但肯定可以列為中國經曆最豐富的作家之一；
他就是蕭軍——今年農曆5月23日（7月7日），是他的百歲誕辰。
年輕一輩對“蕭軍”這個名字感到陌生嗎？或許很多年過半百甚至花甲的人，對蕭軍也不熟悉。這個名字的消失與中國半個世紀前的政權交替幾乎同步。“文革”過後，1979年已近皓首之年的蕭軍重返文壇自我調侃說：“從1949年起，我就被埋在土裏了……我是會說話的‘出土文物’。”
蕭軍，與同樣來自東北的女作家蕭紅的相識、相戀、同居，令多少人豔羨！蕭軍的《八月的鄉村》被譽為“中國的《鐵流》”，而蕭紅的《生死場》讓魯迅斷言她“是當今中國最有前途的女作家”，他與蕭紅的分手，又讓多少人歎惋；
蕭軍，是魯迅最信任、悉心提攜的東北青年作家，魯迅回答斯諾“最優秀的左翼作家有哪些？”列舉了茅盾、葉紫、艾蕪、沙汀、柔石、郭沫若、田軍——田軍就是蕭軍。魯迅為《八月的鄉村》寫序，推動出版；魯迅下葬時，蕭軍是16位抬棺者之一，是萬人送殯的總指揮；魯迅安葬後，蕭軍是魯迅墳前唯一一位頻繁的祭掃者……
蕭軍，在延安深受毛澤東禮遇，是他的倡議，啟發了毛澤東決定召開延安文藝座談會，並點名讓他第一個發言；但蕭軍又為中共必欲去之而後快的王實味仗義執言，在一次大會上舌戰群儒六個鍾頭；
蕭軍，在東北解放區受到嚴厲批判，被稱為中共掌權後文壇“第一場鬥爭”，從此他就基本上被封殺、消音……
有文章說：“在現代文學史上，沒有一個人像蕭軍這樣特殊，牽涉那麽多重要的史實和人物，他像一個張開的蛛網，串聯起一係列中國現代文學史重要的片斷”；“我們可以把他看作半部中國現代文學史”。
2007年元月，多維記者拜訪住在費城附近的蕭軍的小兒子蕭燕，請他談談自己的父親。
從30萬言交代中認識父親
“蕭燕——把這個‘燕’字讀成‘燕子’的‘燕’（去聲），你會感到幾分纖細；把它讀成‘幽燕’的‘燕’（平聲），你會感到幾成粗獷。”
多維記者認識蕭燕已經十年。1997年，蕭燕的彩色照片《鑒》（Reflection）榮獲美國攝影協會第64屆威明頓國際攝影大展的最佳紀實類金獎，我寫下了上麵那段文字。跟十年來日漸發福、也日益小眼眯縫的蕭燕說起這段往事，他也笑：常有人把我當成女孩兒，我連姓帶名都偏女性化麽，跟陌生人打電話，或者出差安排住宿，往往都得特別強調：“蕭燕是一老爺兒們啊，別弄錯了！”
蕭燕“文革”前在清華附中讀初中，1968年下放到山西太穀縣插隊，“文革”後他到中國人民大學校刊工作，從新聞係函授畢業；曾任中國《國際商報》專職攝影記者。1987年他來到美國，當過自由攝影師，後在北美衛星電視公司、傳訊電視搞攝像。自2001年起，他任香港鳳凰衛視駐華盛頓記者站的攝像，拍到無數獨家新聞，在中國大陸的知名度也日漲。2003年，他是僅有的兩名跟隨美軍進入巴格達的中文媒體記者之一。2006年，他從鳳凰衛視辭職，重新當回自由攝影師。
對於他在伊拉克的戰地見聞，對於他作為僅有的兩三家中文媒體代表之一，出沒於白宮、國會的采訪經曆，多維記者聽他多次談起過。但是聽他專門回憶父親，這是第一次。
蕭燕說：“我爸爸晚年不寫回憶錄——有很多人勸他寫，說你這一生經曆的事兒太多了、太豐富了，太寶貴了，不寫下來多可惜啊！但他說，寫回憶錄，如同是在揭已經長好的瘡疤。對別人，也許是沒什麽，而對於我自己，那卻是血淋淋的現實啊！雖然有些人當年傷害過我，但他們的子孫卻沒傷害過我啊！我應當為這些孩子們著想。後來他去世後，我媽寫了回憶錄《我和蕭軍風雨50年》，由工人出版社出版。”
不過，非常難得的是，經曆過“文革”焚書坑儒的劫難，蕭軍早年延安時期的三十幾冊日記卻奇跡般保存下來了，2006年中國文聯出版公司出版《人與人間——蕭軍回憶錄》，輯入這些寶貴的日記和蕭軍早年寫下的一些回憶錄。從童年寫起，到五十年代初在東北辦《文化報》止，蕭軍詳細回述了自己求學經曆，與蕭紅相識到分手，與妻子王德芬的相戀結婚，四十年代在延安與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的交往、交流和交鋒。收有生活照片70幅，還有三封毛澤東給他的信的手跡，也是第一次麵世。
蕭燕贈給我這兩本書。他說：我向你推薦其中首次發表的父親的“延安日記”：以魯迅弟子、《八月的鄉村》作者、毛澤東座上客、黨外作家等等獨特身份，趕上了延安文藝座談會、整風日烈、共產黨在中國上台前夕這一特殊時期，以無掩飾、無遮攔、無忌諱的形式，及時、細致、清醒、客觀地剖析自己及中共諸多領導人、以及後來在中國文藝界如雷貫耳的諸多名家……這價值還用多說麽！
蕭燕說，父親從來不跟子女談過去經曆。子女比較全麵地了解他，是拜“文革”之賜：“1966年，我父親被關押，還挨打，要他坦白交代，他就寫了關於他自己整個一生的材料，交給當時的市委學習班。他說每個孩子都要自己抄一份，這份東西是借著在學習班寫交待，給你們子女的一個交代：你們的父親到底是一個什麽樣的人？——那時候我每天抄啊抄，30萬字啊！抄了這份‘交代’，使我們家所有這些孩子，對父親沒有一個動搖的，都是死保到底！”
蕭燕很惋惜，插隊年月把父親的30萬字“交代”遺失了，“好在大部分東西在他以後出的《蕭軍文集》裏都寫到了”。
用一生書寫一個大寫的“人”——蕭燕談父親、老作家蕭軍（2）
高伐林／有位詩人說：“蜂有蜂王，蟻有蟻王，毛澤東就是個天生的‘王’，他的精神磁場獨一無二地強大。”近距離接近毛澤東的文藝家，大多對他產生特殊的感情，丁玲如此，蕭軍也不例外。受難與熱愛，在這些文藝家的心頭糾纏。這一代文化人把個人浮沉與民族興衰疊合為一，把所有受難都當作為信念而做的犧牲，這是他們獨有的宿命的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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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軍與毛澤東，一度關係十分密切。他倆初次單獨暢談的曲折過程，與中國傳統所稱道的權力者“禮賢下士”而士大夫則矜持自守，若合符節。
誰崇敬魯迅，就跟誰親
1938年3月20日，31歲的蕭軍隻身一人，身背褡褳，手拄木棍，渡過黃河，從山西步行十幾天第一次來到延安。他原計劃到五台山抗日前線去打遊擊，但路途阻絕，住進了陝甘寧邊區政府招待所。毛澤東聽丁玲說起，便很想見見這位魯迅弟子，特派辦公室秘書和培元前往致意。和培元提出約個時間與毛見麵，蕭軍竟然婉拒：“不見了，他挺忙的，我也隻住上一兩個星期就走！”
毛澤東不以為忤，特意到招待所看望蕭軍，請他吃飯。蕭軍還參加了陝北公學開學典禮，毛澤東對文化人開誠布公，對魯迅先生高度評價，並和師生來賓在操場上就著風沙，大碗喝酒，大口吃菜，給蕭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五台山沒去成，丁玲邀蕭軍參加西北戰地服務團工作，他勉強同意了。到西安，他與蕭紅之間維持六年的共同生活告終，不想再呆，巧遇塞克、王洛賓一行去蘭州，就一起同行。不久，他與家在蘭州的蘇州美術專科學校學生王德芬結合——王德芬就是蕭燕的母親——又折回四川。1940年6月，他們夫婦與老友舒群一起，第二次來到延安。
以文學家的眼力，蕭軍對毛澤東觀察得挺細。1941年7月18日，他與毛澤東進行了一次長談，蕭軍談到魯迅的清苦生活和一些戰鬥故事，看到毛“眼睛似乎有感動的淚！這是個人性充足的人！”“他的病著的膀子不能舉起，每次吃飯取菜總要站起來”；毛澤東說未來的新民主主義“‘那是真正平等的社會了……現在蘇聯也還是不平等啊！有等級，有資產……那時候像我們這樣的人，就沒有牛皮好吹了……大家全是一樣……’他說完，自己泰然地笑了，用手指在一個白瓷杯裏撿著泡過的茶葉吃。”（1941年7月20日日記）
在後來一次與毛長談後，蕭軍又在日記裏寫下對毛的觀感：“他不是哲人，學者，他是農民性的中國式的自然主義式的領導者”，“他的唯一長處大約就是能夠在鬆弛裏含孕著一種神經性的力量，也就是‘大智若愚’的表現吧？”（1942年1月1日日記）
蕭軍過去不是很了解共產黨，在延安他對看到的很多東西不以為然。像他去參觀聯共黨史參考資料，“有幾張照片，故意牽強附會以及把列寧、史塔林的照相特別放大，這使我反感。不禁想到這些政治追隨者，隻有政治和政治領袖，不會再想到別人……這是奴性的表現”；他評價邊區周圍這些共產黨人“大部分是平庸的，缺乏獨立靈魂的，缺乏教養的，被中國舊社會培植太久了”……
但他對毛澤東另眼相看。蕭燕說：父親性格桀驁不馴，我行我素，為什麽跟毛澤東談得來？從日記裏，感覺我父親和當年的毛澤東性格很多地方相通：一樣是獨來獨往，一樣是不懼壓力，一樣是能忍辱負重，也就是“惺惺相惜”吧。我父親自己說：他和毛澤東的關係最根本還是建立在“魯迅的基礎上”——父親對魯迅先生是五體投地般佩服，所以這世界上誰崇敬魯迅，他就跟誰親。毛澤東對魯迅先生評價高啊，非常尊重，所以父親一下就覺得跟毛澤東感情上很親近。
蕭軍曾公開宣稱：魯迅先生是我的父輩，毛澤東隻能算是我的大哥。
毛澤東與他談過很多次，多次一起吃飯，至少給他寫過十封信。他說：“毛的為人使我對他起了好感：誠樸，人性純厚，客觀”。毛澤東有一次告誡蕭軍要經得起委屈，現身說法講他自己“在黨內受過11次處分，但是我什麽都不說……但我是一直準備著孤立”（1942年2月10日日記）。蕭軍頗為之不平，寫出《論同誌之“愛”與“耐”》一文，送交毛審閱刪改後投給《解放日報》（1942年4月8日）發表。毛澤東親自打電話給舒群，要求刪掉文中自己的名字……
蕭燕說到這裏歎了一聲。“……入城以後，父親經曆過那麽多運動，‘文化大革命’遭受過那麽多磨難，一直對毛澤東還抱有期望，一直很信任毛澤東——因為他覺得毛澤東不是一個糊塗人。”上個世紀50年代不準他出書，他就把書稿寄給毛澤東，毛批給馮雪峰說蕭軍的書可以出，居然兩部書都給出了——“不過，出了之後馬上又禁了！”
蕭燕說：我父親說他很珍惜在延安的這一段，在我們家，對兩個人不能有非議，一個是對魯迅先生，一個是對毛澤東。不過，父親對共產黨、對毛澤東很多問題還是看得很透徹的，毛澤東進城以後變成什麽樣，他已無能為力，不能改變什麽。他在日記裏提到，這麽多的高官，他就覺得毛澤東和彭真是人物。
蕭燕說，有次劉賓雁聊天時曾告訴他，在後來文壇批胡風、丁玲、艾青的時候，據說有人好幾次要把蕭軍與他們拉扯到一起。是毛澤東給他打了包票，說蕭軍是個獨來獨往的人，不會拉幫結夥，你們不要把他拉扯到一起。“劉賓雁還推測過：在東北時高崗整蕭軍以後，毛澤東為什麽沒有落井下石？可能因為我父親當時講了很多毛澤東的心裏話，比如針對蘇聯，毛澤東在骨子裏對蘇聯是非常反感的，所以我父親說的話他很有共鳴，但是他自己不能講，我父親替他講了。”
有位詩人這麽說毛澤東：“蜂有蜂王，蟻有蟻王，毛澤東就是個天生的‘王’，他的精神磁場獨一無二地強大。”近距離接近毛澤東的文藝家，大多對他產生特殊的感情，丁玲如此，蕭軍也不例外。受難與熱愛，在這些文藝家的心頭糾纏。這一代文化人把個人浮沉與民族興衰疊合為一，把所有受難都當作為信念而做的犧牲，這是他們獨有的宿命的悲劇。
用一生書寫一個大寫的“人”——蕭燕談父親、老作家蕭軍（3）
高伐林／延安時期的共產黨人，作為舊中國的反叛者，在某種意義上和蕭軍確有相通之處，都是“精神流浪漢”。但是錢理群講得很精辟：蕭軍不以延安為生命與精神的最後歸宿；對於真正的流浪漢，精神“聖地”永遠隻在“遠方”、在彼岸。在他們看來，任何現實生活中的絕對的、凝固化的“聖地”，都是虛幻的，他們有一種近乎本能的警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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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建議導致了文藝“劃時代”
在中國的紅色文藝史上，“延安文藝座談會”被稱為“劃時代會議”，毛澤東在會上所做的引言、結論兩次講話，後來被中共文藝部門奉為“天條”，以致在作家、藝術家的語言係統中，“講話”成為一個特指概念，每到“5?23”，作家、藝術家都要正襟危坐地重溫。
這次會議，實際上是蕭軍建議舉行的。
有一次，蕭軍問毛澤東：“黨有沒有文藝政策呀？”“哪有什麽文藝政策，現在忙著打仗，種小米，還顧不上哪！”“應當有個政策，否則爭論不休，沒有標準，難明是非。”“你這個建議好！幫我收集一下文藝界各方麵的意見情況好嗎?”
蕭軍所說“應當有個政策”，是指黨對文藝事業要有一套政策，不是說要黨定一套政策讓藝術家個人服從。但蕭軍哪裏預料得到，毛澤東采納了他的意見，從而第一次確立了中國共產黨的文藝政策，其後果竟是將藝術家們的創造力壓得全部枯萎？
王德芬書中回憶這一段說：蕭軍雖然積極為毛主席收集文藝界各方麵的意見，自己卻不打算參加延安文藝座談會，因為他有自知之明：脾氣急躁、心直口快、耐心不夠，若參加座談會，很可能和一些人爭論、衝突，弄得不愉快，所以提出要到延安附近各縣去考察。但毛澤東不肯放他，4月7日、13日、27日三次寫信給他，留他晚一點參加了會議再動身。
1942年5月2日，文藝座談會開幕，中共高層和文化界人士一百多人參加。蕭燕說：“毛澤東致開幕詞後，請我父親第一個發言，父親提出：第一，黨不能夠完全領導文藝，魯迅先生就不受共產黨領導；第二，政治、軍事、文藝三家是各自獨立的，不能互相依存；然後他又提出要做‘中國第一作家’、‘世界第一作家’……這樣很多人就不滿意了：黨要培養齒輪螺絲釘，你要成‘第一’哪行？！”
蕭軍講了40分鍾。許多人也都發言，開了大會開小會。蕭軍果然與一些人又爭執起來，他擔心自己不能保持冷靜，不願繼續參加會了，以致毛澤東5月5日給他寫了這樣一封信：“如果你覺得不能等了，你就出發罷。此覆。”
妻子王德芬寫道：“很明顯毛澤東對他這一而再的要求不滿意不耐煩了。”她也苦勸丈夫不要太不通情達理，“怎麽可以開會開到半道就溜了呢！”
蕭軍耐著性子開完了會。
做不做得到“個人無條件服從組織”？
關於中國知識分子在二十世紀下半葉迄今，集體人格扭曲、畸變的過程，現在成為熱門課題。不少人說，這一過程其實濫觴於延安時期整風運動。
北大教授錢理群說：那一天，蕭軍在陝北公學的操場上，和毛澤東與陳雲、李富春、成仿吾等中國領導人一起會餐。在塵土飛揚的大風中，輪流共喝一個大碗裏的酒，開懷暢飲，高談闊論，放聲大笑。那股“大風起兮雲飛揚”的豪氣回蕩胸間，蕭軍對中共和毛澤東始終懷有一種特殊的感情，與他這一“最初印象”恐有關係。毛澤東曾寫信給蕭軍說“你是極坦白豪爽的人，我覺得和你談得來”。毛澤東與延安時期的共產黨人，作為舊中國的反叛者，在某種意義上，也都是“精神流浪漢”，和蕭軍確有相通之處。
但是蕭軍和其他知識分子又不同。錢理群講得很精辟：蕭軍到了延安，卻並不以延安為生命與精神的最後歸宿；對於真正的流浪漢，精神“聖地”永遠隻在“遠方”、在彼岸。在他們看來，任何現實生活中的絕對的、凝固化的“聖地”，都是虛幻的，他們有一種近乎本能的警惕。
蕭軍愛唱歌，每天早上都要去延河邊唱個痛快。他甚至親自設計、定製了一件俄國式襯衣，繡上白色花邊，胸前還紥上綠樹枝的圖案……這一切都使蕭軍在邊區顯得鶴立雞群，與眾不同。這種與眾不同，讓人側目，孕育著危險，他卻渾然不覺。
可以想象，一個具有他這樣特立獨行個性的文人，與革命隊伍講求黨性、鐵的紀律、步調一致，其間注定要發生水火不相容的衝突。蕭軍與周揚之間就起了摩擦：1941年6月，《解放日報》連載周揚文章《文學與生活漫談》，引起艾青等人不滿，他們討論後要蕭軍執筆，寫成“商榷”文章。蕭軍本來對此興趣不大，但寄給《解放日報》被退了回來，使他憤憤：太不公平，太不民主了，就將周揚文章和自己的文章一起送給毛澤東。毛提示說：《解放日報》不給登，你不是自己辦了一份《文藝月報》嗎！於是就在《文藝月報》第8期上登了出來，其中尖刻挖苦的句子，周揚看後必不好受。
整風期間，批鬥作家王實味，最後以莫須有罪名處決，是躍躍欲試要奪取政權的政治力量，用暴力壓服思想不馴、不“純”的知識分子的典型事件。蕭軍看似偶然，實則必然地被卷入到這一事件之中。
王實味於1937年從上海奔赴延安後，在中央研究院（前身為馬列學院）任特別研究員，四年間他翻譯近200萬字馬列經典。但他有一支雜文利筆，還辦了份壁報《矢與的》，對延安的不良現象尖銳抨擊，最著名的就是《野百合花》，其中有諷喻抗日前方炮火連天，而延安卻上演京劇《玉堂春》、周末跳交際舞的辛辣名句：“歌囀玉堂春，舞回金蓮步”！這些文章，被重慶、西安那些與共產黨明爭暗鬥的國民黨勢力拿去做攻擊邊區的“炮彈”，邊區這邊當然惱火，便批判、審查王實味，王氣憤之下，提出要“脫黨”。
蕭軍並不認識王，但他熟悉的作家李又然很欣賞王實味的才華，看到王運交華蓋，他知道蕭軍同毛澤東的交往，懇請蕭軍去向毛反映。蕭軍真的去找毛澤東。想不到毛一聽談王實味，馬上封門：“這件事你別管”。蕭軍解釋：我並不想管，是有位朋友叫我來問問。毛說：“聽說王實味有‘托派’嫌疑，正在調查，這件事你最好別管！”在當時，“托派”是跟“日本特務”一樣殺頭沒商量的罪名。蕭軍聽毛澤東這麽說，就不便再提了。
中央研究院批判王實味，“文抗”派一些作家當代表去旁聽，蕭軍、王德芬夫婦也被動員去了。王德芬寫道：幾百個人圍了一圈，王實味坐在躺椅上病病歪歪。“大家向他提出質問，他剛一說話就被大家打斷了，剛一回答又被大家止住了”，坐在後邊根本聽不清前麵的人說些什麽。蕭軍忍不住大聲說：“讓他（指王實味）把話說完再批判也不晚啊！”會場上人們的目光一時集中到蕭軍身上，他也毫不在乎。
散會後蕭軍跟人議論說這種批判是“往腦袋上扣屎盆子”（王德芬記憶中他說的是“簡直像狗打架倒尿盆”）。不料被女作家陳學昭聽到，向“文抗”黨組織匯報了。幾天後，中央研究院派郭小川、金燦然等四名代表到蕭軍住處提出抗議，指責他破壞批判會，要他承認錯誤，賠禮道歉。蕭軍勃然大怒，斷然拒絕其要求，將四名代表轟出門去。他餘怒未息，即刻寫了一份題為“備忘錄”的材料，交給毛澤東。他自己也留了底，在整風小組會上念了不算，1942年10月19日，在延安中央大禮堂舉行魯迅逝世六周年紀念大會，他是主席團成員，又是魯迅研究會總幹事，輪到他發言，蕭軍當著兩千多人，出人意料地掏出《備忘錄》公開宣讀一遍。這下惹火了也坐在台上的主席團成員——丁玲、周揚、柯仲平、李伯釗、劉白羽五名黨內作家和陳學昭、艾青兩名黨外作家輪番上陣，與他辯論。蕭軍不信邪，不怯陣，以寡敵衆，從晚上8點一直辯到淩晨2點，會場上鴉雀無聲，無一人退席。大會主席吳玉章最後站起來勸解：……
用一生書寫一個大寫的“人”——蕭燕談父親、老作家蕭軍（4）
高伐林／彭真問：“黨的原則是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地方服從中央，領導你的人工作能力不一定比你強，你能夠做到具體服從嗎？”這下點到了要害。蕭軍毫不掩飾地答道：“不能！我認為不對我就要反對！更不能服從、照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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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前）蕭軍以寡敵衆，從晚上8點一直辯到淩晨2點，會場上鴉雀無聲，無一人退席。大會主席吳玉章最後站起來勸解：“蕭軍同誌是我們共產黨的好朋友，我們一定有什麽方式方法上不對頭的地方，才使得蕭軍同誌發這麽大的火，我們應該以團結為重，自己先檢討檢討。”
吳老的話使蕭軍感到溫暖，他想起毛澤東叮囑他“要故意強製地省察自己的弱點”的話，便盡力心平氣和地說：“我先檢討檢討，百分之九十九都是我的錯，行不行？那百分之一呢？你們也想一想是不是都對呢……”
誰知丁玲劈頭一句：“我們一點也沒錯，你是百分之百的錯！告訴你，蕭軍，我們共產黨的朋友遍天下，丟掉你一個蕭軍，不過九牛一毛……”
蕭軍剛剛平息的怒氣，立即再次爆發，騰地站起來說：“百分之九十九我都攬過來了，你連百分之一的錯都不肯認賬！那好吧，你們既然朋友遍天下，我這個‘毛’絕不去依附你那個‘牛’；你那個‘牛’，也別來沾我這個‘毛’，從今天起咱們就他媽的拉、蛋、倒！”蕭軍用右手重重地頓了三下，拂袖而去。
這次會後，蕭軍無形中已被視作“同情托派分子王實味”了。給蕭軍後來的政治和文學生涯，蒙上一層濃重的陰影。
六十多年後的今天，蕭燕對多維社記者分析說：
我覺得根本症結是“黨同伐異”：入黨之後就一切要聽“組織”的，“組織”說好就是好。周海嬰曾說他母親許廣平有時也不理解“組織”，但是，不可能懷疑“組織”——黨怎麽會犯錯誤？！所以她隻能反省自己有毛病，自己跟不上形勢，隻能盡量改造自己——當時的宣傳是“黨是絕對正確的”，這些觀念對人們頭腦潛移默化，一點點積累。“延安整風”現在有很多人在罵，當時我父親認為中共確實應該“整風”，但整出這麽多“特務”，很多都是屈打成招！老畫家張仃現在的老伴當時才十幾歲，是“紅小鬼”，她說當時也不懂啊，跟著胡說八道——也幸好當時小，什麽都不懂，所以就沒摻合進去。張仃當時在高台上就被推下來，他女兒喬喬當時給父親送飯，還記得那些事。一入黨馬上人就變，“六親不認”，所以我父親說他不願入黨，他做不到“個人無條件服從組織”麽！
不過——蕭燕又說——他父親還是認為，當年延安那批人，包括丁玲那樣的人，唯我獨“革”也好，投井下石也好，他們畢竟還有變革社會、拯救民眾的理想。現在這一代共產黨人呢？很多人蛻變成了奔著好處去的幫派，他們的“理想”是什麽？就是撈權，撈利，撈錢！我父親後來很理解丁玲，他說大家當時都年輕，都會犯錯誤，不管怎麽說都還有超越於個人利益的信念。“文革”中有人來找蕭軍，想借魯迅所說的“（國民黨）政府在養她”將丁玲打成“叛徒”。蕭軍說：“丁玲如果被國民黨關起來了，那也是‘政府在養她’，並不一定是叛變了”。後來丁玲的老伴陳明出回憶錄，就說對蕭軍這點很佩服——自己沒有“解放”，還為批判過他的丁玲說話，很難得！
剛入黨就成了“反蘇、反共、反人民”
蕭軍對毛澤東發動“文革”頭一批要打倒的彭真，也是這樣，全然不顧日益逼近自己的危險，堅持認為：“彭真是一位受人尊崇的老革命！”
蕭軍與彭真之間的友誼，始於延安時期，經毛澤東介紹而相識。
毛澤東幾次要蕭軍入黨。王德芬書中說：“越說越興奮，毛主席忽然對蕭軍說：‘蕭軍同誌，你改改行好嗎？’‘改什麽行？’‘入黨，當官！’‘哦，不行，不行……’”蕭軍推辭了。
蕭燕介紹：後來彭真受毛的委托，專門找我父親談，說“你是魯迅的弟子，又是知名作家，影響力很大，你不入黨不好。”蕭軍說：“入黨，我不是那材料；當官，我不是那坯子，還是獨來獨往比較好。”
1944年3月，蕭軍因忍受不了一些小官員的刁難，拖家帶口到延安縣劉莊的山溝裏，度過了一段艱苦而又坦然的山野村民生活。毛澤東後來派胡喬木去找他回來。他前往拜訪了時任中央黨校副校長的彭真，針對毛澤東兩年前力勸他“入黨”的提議，首次鄭重提出申請，還把自己在劉莊鄉下寫的日記給彭真看了，讓“黨”了解自己的申請動機。彭真當然高興，表示熱烈歡迎。這一次談得也很融洽。但是，最後彭真問：“黨的原則是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地方服從中央，領導你的人工作能力不一定比你強，你能夠做到具體服從嗎？”
這下點到了要害。蕭軍毫不掩飾地答道：“不能！我認為不對我就要反對！更不能服從、照辦！誰要是命令我、支使我，我立刻會產生一種生理上的反感，這是我的弱點！難以克服的弱點！”
蕭軍再次穎悟到這個問題“難以克服”，便自己撤消了入黨要求：“看來，我還是留在黨外吧，省得給黨找麻煩。”
朱鴻召著《延安文人》中說：在延安知識分子中，蕭軍是少數幾個經曆過整風運動而沒有被完全改造了的知識分子之一。大多數文人經過整風，都不同程度地開始甚至完成了“皈依”過程，蕭軍卻“冥頑不靈”：還是個“精神跋涉者”。
1945年8月日本投降，9月，毛主席、黨中央派彭真等去東北地區建立政權，蕭軍也要求回東北工作。11月中旬，蕭軍隨同周揚等率領的魯藝文藝大隊踏上回鄉旅程前，到毛澤東住處辭行。毛澤東當著朱德和劉少奇的麵說：“聽彭真同誌說你有過入黨的要求，我們歡迎你！到了東北，如果考慮成熟了，可以向東北局提出來！”毛邀他一起去朱德家共進午餐，飯後將蕭軍送到大路旁揮手告別。
1946年8月，中共東北局作出決定：任命蕭軍為東北大學魯迅藝術文學院院長。受彭真委托，蕭軍為哈爾濱各單位、機關、學校作了60多場演講，聽眾達七、八萬人之多。蕭燕說：我父親作為魯迅的弟子，從延安來，演講主要就是讓年輕人擺脫滿洲國殖民思想。
1947年初，在彭真過問下，滿足蕭軍的期望，支持他辭去魯迅藝術文學院院長，創辦了魯迅文化出版社和《文化報》，擔任主要負責人。1947年7月25日，蕭軍寫信給東北局宣傳部部長凱豐，再次申請入黨：“我個人感到現在已是我走入共產黨的時期了——主觀和客觀條件已經到了應該解決的時期了，因此我今天鄭重提出，請求加入共產黨”。
此事很快由已調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長的彭真向毛澤東作了匯報。８月，中共中央、毛澤東批準蕭軍為中共黨員，並由東北局正式通知他：可以參加所在黨小組生活了。
然而，天有不測風雲。
用一生書寫一個大寫的“人”——蕭燕談父親、老作家蕭軍（5）
高伐林／丁玲批蕭軍：“個人英雄主義在群眾麵前已經徹底垮台了，紙老虎已經拆穿，人們看到他不是什麽了不起的人物，而是一肚子腐化的、墮落的、反動的東西。”這些話和“反右”時周揚批丁玲基本一樣，也與“文革”時姚文元批周揚基本一樣。丁玲、周揚、姚文元都想不到對別人的批判，過不幾年就落到自己的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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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毛澤東批準蕭軍為中共黨員。然而，天有不測風雲。就在這個當口，實際由高崗主政的東北局發動了與蕭軍的論戰，很快就變成了猛烈批判；魯迅文化出版社和《文化報》被停辦，他被撤消了一切職務，下放撫順礦山“體驗生活”。參加黨組織生活一事也成了泡影。
蕭軍自己認為：如果彭真還在東北，不致於如此。以後來彭真對蕭軍的關照看，或許不錯。蕭軍因東北局不給轉組織關係，一直沒有收入，在北京靠借貸度日，全家陷於絕境。他潛心鑽研掌握了正骨、針炙、按摩等醫療技術，1959年決定棄文從醫。這時突然被安排到北京市戲曲研究所任研究員，每月發給生活費110元，養活了家小，就是因為彭真針對他的情況發了話：共產黨是不能餓死人的，總得給出路，而且他又是《八月的鄉村》的作者，影響麵很大。
但以蕭軍的秉性，如果不肯改變，與當權者的衝突和決裂在所難免。何況，彭真身處險惡的政治江湖，到1966年，他不也就自身難保了嗎？
蕭燕說：在東北，其實高崗也不是要整我父親這個人，他主管東北，就是要造出僅一種聲音。直接出麵整的，是東北局宣傳部副部長劉芝明。我父親又演又辦報，在東北掀起高潮，東北局看到後，覺得他跟他們“搶生意”，馬上辦了一份《生活報》，任命劇作家宋之的當主編，唱起對台戲，大批我父親。
宋之的在“三十年代”是“國防文學”陣營的，而蕭軍當年是在魯迅舉起的“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旗幟之下。
唇槍舌劍之時，《生活報》報頭畫上出現一隻鐵拳——在後來幾十年一次次思想文化批判運動中，大家對鐵拳司空見慣了，但在當時它頭一回出現，卻令人悚然。蕭軍當即問道：你們是不是“欲使蕭軍及《文化報》”“身為齏粉”？
蕭燕認為：東北局的定性，主要認為我父親跟共產黨在爭群眾。所謂“反蘇”，是因為當時蘇聯紅軍在東北幹了許多壞事，包括把沈陽、哈爾濱的機器、撫順的礦井設備拆的拆、毀的毀——當時蘇聯軍隊裏有許多是白俄士兵，有些是囚犯，斯大林放出來打仗賣命，這些人為非作歹。我父親認為：你蘇聯對我們要一律平等，不能以“老大哥”自居，欺負我們——這就是“反蘇”。第二是“反共”。當時共產黨到東北搞“土改”，采取了很多像“清倉出戶”、“滿門抄斬”的政策。在內地，你家有20畝地，你就是地主，在東北這算什麽？二百埫地都不應算地主。但是當時把關內許多政策用到關外，把“地主”拉出去斃了，把老婆都分給貧下中農當老婆了。這種事幹了很多。彭真專門為這寫了《東北土改的若幹問題》，專門出了書。我父親看見很多這種事情，批評說你們不能這樣搞，關內的政策在關外要因地製宜，不能照搬——這就是“反共”。所謂“反人民”，就是他當時提出了很多想法，要轉化滿洲國殖民思想。
東北局《生活報》連續發表八篇社論，組織作家與讀者大寫批判文章，對蕭軍及《文化報》進行了有組織、有計劃的大規模聲討，扣上“挑撥中蘇民族仇恨”、“反對人民的解放戰爭”的大帽子，指責蕭軍自居“救世主”，“故意的遺忘”“共產黨是人民的救星這一基本真理”。
蕭軍不知厲害，一如既往，無所顧忌，痛加反擊。而在他的批判者們看來，這是在與整個黨負隅頑抗！“攤牌”到來了：1949年5月，先由東北文藝協會作出《關於蕭軍及其〈文化報〉所犯錯誤的結論》，後由中共中央東北局發布《關於蕭軍問題的決定》，給蕭軍作出了“用言論來誹謗人民政府，誣蔑土地改革，反對人民解放戰爭，挑撥中蘇友誼”等“反蘇，反共，反人民”三頂大帽子的組織結論。一個黨的高級機構對於批判一個文化人竟如此重視有加，如此煞有介事：從1949年6月開始，在全東北地區黨內外，各機關、學校、單位，大張旗鼓地開展長達三個月的“對於蕭軍反動思想和其他類似的反動思想的批判”，成為中共建國後全民性連續不斷的大批判運動的先聲。
蕭軍不可能不想起王實味的前車之鑒。蕭燕告訴多維社記者：朝鮮戰爭即將爆發時，我父親對我媽說：“帶著孩子趕快走！戰爭一爆發，我可能馬上就會被斃掉！”我母親帶著四個子女來到北京，寄住在我姥姥家，我父親1951年才過來。
蕭燕說：劉芝明主編了一本《蕭軍思想批判》，匯集了當時在東北報紙上批判蕭軍的文章。劉芝明自己也要批蕭軍，但沒看過我父親的文章，居然來找我父親要。我父親將全套報紙文章全給他了。他寫完批判文章後給我父親看，問“覺得怎麽樣？”我父親說：“不怎麽樣！若是我批判蕭軍，就不這麽寫。你把蕭軍比作狼、蟲、虎、豹，還有什麽老鷹、獅子等凶獸，但凶獸畢竟不是吧兒狗！魯迅說過，自己的血肉寧願喂鷹喂虎，也不給吧兒狗吃，養肥了癩皮狗亂鑽亂叫，可有多麽討厭！”蕭軍離開東北時還對劉說：“咱倆的帳沒完！不過今天不跟你算了，二十年後再看！”
多維社記者查到，劉芝明早年曾到日本早稻田大學留學，延安時期擔任中央黨校教務處主任、延安平劇院院長等，去東北後擔任東北局宣傳部副部長、東北人民政府文化部長、東北文協主席。1953年後，當過文化部副部長、全國文聯副主席兼秘書長。他是平劇《逼上梁山》《三打祝家莊》等的作者之一，應該說，對藝術並不是完全外行。蕭燕說，很多人對劉芝明的印象很壞，據說他後來死得也很慘……
學者謝泳寫過一篇文章談蕭軍在東北挨批判的公案，他說：批判作家，在延安知識分子中是有傳統的。蕭軍“雖然是真正的左翼，而不是那種見風就轉向的左翼作家。他在延安的時候，就是一個有獨立思想的人”，“對蕭軍的批判，方式和方法都是從延安過來的，主要特點是把文藝思想等同於政治思想，而且預設自己絕對正確，不許被批評的一方還手，除了這些以外，還對批判的對象進行組織處理。”
例如丁玲的批蕭文章，從用詞到舉例，基本都是“延安新意識形態”的體現：“蕭軍的個人英雄主義在群眾麵前已經徹底垮台了，紙老虎已經拆穿，人們看到他不是什麽了不起的人物，而是一肚子腐化的、墮落的、反動的東西。”這些話和“反右”時周揚批判丁玲的話基本一樣，也與“文革”時姚文元批判周揚的話基本一樣。丁玲、周揚、姚文元都想不到對別人的批判，過不了幾年就落到自己的頭上。謝泳寫道：“大家在這樣的意識形態下生活，自以為找到了真理，其實是不但失去了良知而且失去了獨立的人格，最後與早年被自己所批判的對象同歸於盡，甚至結局常常更慘，這不是因果報應的循環，而是一種意識形態所內含的必然邏輯。”
用一生書寫一個大寫的“人”——蕭燕談父親、老作家蕭軍（6）
高伐林／蕭燕18歲時在山西插隊，父親送給他的生日禮物是一條皮帶，還用毛筆在上麵寫了“約束”兩個字。蕭軍還提倡忍耐力，說“‘忍’還容易，是一種力度的考驗；‘耐’就不容易，那是一種長度的考驗。有時，你是龍也得盤著，是虎也得屈著，但這不是說這時你就不是龍、不是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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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是大寫的人
蕭燕排行老五，除了他，其餘兄弟姐妹都在國內。蕭燕一一說起他們名字的來曆：大姐蕭歌，因為我爸爸喜歡唱歌；大哥蕭鳴，他小時候哭聲特別響亮；
二姐蕭耘，她出生在延安大生產時，由我爸爸親自接生；三姐蕭濱，生在哈爾濱；然後是我，蕭燕，生在北京；下麵大妹蕭玉，她生下來很白；再一個妹妹蕭 黛，長得黑，17歲就在“文革”中去世。她因為是“狗崽子”，想參加紅衛兵得有“突出表現”，她就參加紀念毛澤東暢遊長江遊泳訓練，患尿毒症感染死了 ……這是我爸爸最痛苦的事。中間還有個蕭小紅，是為紀念蕭紅取的名，在哈爾濱時病死了。
蕭燕說，很多人采訪我，要我談我的父親，我說，他作為作家，我對他的了解不如很多專家學者；但作為父親，我絕對尊重他、愛戴他、敬佩他；他作為
一個人，是一個“大寫的人”，始終表裏如一，耿直寬厚，尤其在大是大非問題上剛直不阿。
“大寫的人”，這個說法出自蘇俄文學家高爾基筆下，意思是正直高尚、光明磊落、有人格有擔當的人。
蕭軍出生六個多月的時候就喪失了母親。母親非生病而死，而是挨他父親一次毆打，不堪忍受，服毒自殺。蕭軍幼年時，別人問他“你長大了幹什麽”？“給媽媽報仇！”他父親不禁哀歎：“這不是我的兒子，這是我將來的敵人，冤家啊！”蕭軍自小就是叛逆者，學了武術，父親打他，他就不客氣地對打，父親給他定論：“他學徒，會打死師傅；學買賣，能氣死掌櫃！”
蕭軍進了張學良開辦的東北陸軍講武堂，他仍不安分，被打手板、關禁閉，好容易熬到臨近畢業，卻又因打抱不平，與中隊長發生衝突，他盛怒之下，掄起手中鐵鍁差點將中隊長劈死，被講武堂開除。
“文革”中他被關押、被批鬥、被毒打，但他一直不屈服，隻是看在打人者是十幾歲的中學生和不願連累親友和其他受迫害者的份上，他才沒有反抗。有一次“革命群眾”向他喝叫：“牛鬼蛇神，站起來！”蕭軍紋絲不動。1968年9月蕭軍被令參加所謂“集訓”，他給集訓班負責人寫了一張條子，聲明：“如果誰敢對我作人身侮辱、人格侮辱，我將和他同歸於盡！”因此雖然受到了批鬥，有時一天兩三場，卻沒人敢打他侮辱他。
蕭燕說：毛澤東喜歡我父親這種性格，但是，他沒掌權以前需要朋友，掌權以後他更需要奴才——我父親和蕭紅在魯迅身邊出書的時候，需要起一個名字，他們說叫“奴隸社”，魯迅先生叫好，說“奴隸”比“奴才”好，奴隸有反抗性，奴才則是順從的。毛澤東後來需要的就是奴才。而父親，依然不當奴才，他對當官兒的常說一句話：“你就是狗尿苔長在金鑾殿上——長的是地方！”
毛澤東當年親自審閱刪改後發表的《論同誌之“愛”與“耐”》，五十年代中期卻成了蕭軍的罪證、被批判的靶子。毛澤東對蕭軍態度的這種變化，反映了他自己走向反麵：當毛澤東自己也是反叛者時，他青眼看蕭軍；但當毛澤東自己建立了新的社會秩序，就對蕭軍投以白眼了！
蕭軍於逝世前一年的1987年6月20日，在自知餘生無多時，對家人做了一次重要談話。他說：
我之所以和彭真同誌、毛主席相交，首先，他們不是按一般的作家來看待我的，我也不是按一般的政治領袖來看待他們的。其次，我不是他們的下級，我尊重他們，但也並沒有忘記我自己。我們是同誌、朋友、知交，是半賓半友的形式相處的。
“共信不立，互信不生；互信不生，團結不固”。正因為他們二位對魯迅先生有著深刻的認識，而且十分尊重；魯迅先生對中國共產黨也有著充分的認識的。我們的友情，是建立在“魯迅關係”上的，才可能有這樣的理解和久遠。
人們，往往對於在上的人容易有禮而難於得體，而對於在下的人又容易得體而難於有禮！自己究竟應該擺在什麽位置上，是個很應當考慮的為人態度問題。……我也不特殊驕傲，也沒什麽特殊謙卑，任其自然！
一個人為自己而生、而生活會苦惱，處處會碰到死角！一個人為社會而活，前赴後繼是自然規律，就會樂觀，如同魯迅先生，仍活在人們心中！（引文據賀金祥《彭真與作家蕭軍》）
在蕭燕家，掛著一幅蕭軍手書的條幅，寫的是他自己的一首詩《舐犢吟》，題記說：“日前讀陶淵明喻兒書，感而成此也。”全詩如下：
我有七兒女，長幼各懸殊，大者二十二，小者四齡餘。生長各異地，輾轉萬千裏。智愚雖有差，愛之實若一。歌兒性愚憨，鳴兒性浮虛，耘兒驕不馴，濱兒潑躁急，燕兒若泥鰍，隻知貪玩嬉。玉兒性嬌憨，顢頇有主意；黛兒醜小鴨，時時向我索吃食。阿母不常歸，我出臨樓呼，我歸倚門啼；偶或逢我怒，責之常自悔。何必期鳳凰，遑論麒若驥？苟爾樂且康，此外複何冀？成此舐犢吟，吟罷一歎息。
此一九六一年偶作，黛兒已死餘尚在，燕兒欲此，謹書與之。蕭軍一九八三.元月二日
蕭燕笑說：俗話說，三歲看大，七歲看老，這話一點兒都沒錯兒，父親對我們小時候性格的描繪，用來形容現在一點兒也不差！
蕭燕從鳳凰衛視辭職後，就想拍攝一部專題片《親朋好友話蕭軍》。他於2006年回國，在東三省、上海、青島、西安、北京等父親留下足跡的地方尋訪故地，遍訪健在的父親當年親友、同事，有魯迅的兒子周海嬰，有著名畫家張仃（作家張朗朗的父親）和現任妻子，有艾青的前妻韋嫈……接待多維社記者專訪時，他播放了拍攝的部分資料。這些耄耋老人回憶當年，連說帶唱加比劃，沉浸在那個充滿了無限憧憬、又給後世埋下了巨大禍根的年代。
蕭燕和他姐姐蕭耘、姐夫王建中回了父親的故鄉——遼寧省淩海市沈家台鎮大碾村。他們不僅為吉林電視台《回家》欄目組拍攝紀錄片，還為家鄉人民修繕父親故居、修建以父親名字命名的文化廣場留下珍貴鏡頭。
故居隻有中間一部分是老宅殘留的古牆了，當地政府準備做成一段文化牆。按照初步設計好的蕭軍文化廣場效果圖，將由文化牆、主題雕塑和文化館三部分組成。文化牆上要刻有蕭軍的主要事跡及名人題詞；主題雕塑則由蕭軍的代表作《八月的鄉村》為主基調，當年魯迅先生為《八月的鄉村》作的序雕刻其上；在廣場一端的文化館裏，還將有精美的全景畫，完整再現蕭軍的人生曆程與曆史背景。屆時還將展出蕭軍生前的一些用品及著作……
2007年，蕭燕要在父親百年誕辰前完成《親朋好友話蕭軍》，當一個又一個人物走進他的鏡頭，訴說著對蕭軍的懷念時，在他心中的屏幕上永遠定格的，
是凝望著他的、他崇敬的父親。 （轉載於《多維月刊》）
用一生書寫一個大寫的“人”-- ——蕭燕談父親、老作家蕭軍（1）
高伐林／他或許不是中國最有名氣的作家，但肯定可以列入中國最有個性的作家；他或許不是中國最高產的作家，但肯定可以列為中國經曆最豐富的作家。今年7月7日，是蕭軍的百歲誕辰。魯迅的弟子，蕭紅的伴侶，毛澤東的知交……他的生平，就是半部中國現代文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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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或許不是中國最有名氣的作家，但肯定可以列入中國最有個性的作家之一；
他或許不是中國最高產的作家，但肯定可以列為中國經曆最豐富的作家之一；
他就是蕭軍——今年農曆5月23日（7月7日），是他的百歲誕辰。
年輕一輩對“蕭軍”這個名字感到陌生嗎？或許很多年過半百甚至花甲的人，對蕭軍也不熟悉。這個名字的消失與中國半個世紀前的政權交替幾乎同步。“文革”過後，1979年已近皓首之年的蕭軍重返文壇自我調侃說：“從1949年起，我就被埋在土裏了……我是會說話的‘出土文物’。”
蕭軍，與同樣來自東北的女作家蕭紅的相識、相戀、同居，令多少人豔羨！蕭軍的《八月的鄉村》被譽為“中國的《鐵流》”，而蕭紅的《生死場》讓魯迅斷言她“是當今中國最有前途的女作家”，他與蕭紅的分手，又讓多少人歎惋；
蕭軍，是魯迅最信任、悉心提攜的東北青年作家，魯迅回答斯諾“最優秀的左翼作家有哪些？”列舉了茅盾、葉紫、艾蕪、沙汀、柔石、郭沫若、田軍——田軍就是蕭軍。魯迅為《八月的鄉村》寫序，推動出版；魯迅下葬時，蕭軍是16位抬棺者之一，是萬人送殯的總指揮；魯迅安葬後，蕭軍是魯迅墳前唯一一位頻繁的祭掃者……
蕭軍，在延安深受毛澤東禮遇，是他的倡議，啟發了毛澤東決定召開延安文藝座談會，並點名讓他第一個發言；但蕭軍又為中共必欲去之而後快的王實味仗義執言，在一次大會上舌戰群儒六個鍾頭；
蕭軍，在東北解放區受到嚴厲批判，被稱為中共掌權後文壇“第一場鬥爭”，從此他就基本上被封殺、消音……
有文章說：“在現代文學史上，沒有一個人像蕭軍這樣特殊，牽涉那麽多重要的史實和人物，他像一個張開的蛛網，串聯起一係列中國現代文學史重要的片斷”；“我們可以把他看作半部中國現代文學史”。
2007年元月，多維記者拜訪住在費城附近的蕭軍的小兒子蕭燕，請他談談自己的父親。
從30萬言交代中認識父親
“蕭燕——把這個‘燕’字讀成‘燕子’的‘燕’（去聲），你會感到幾分纖細；把它讀成‘幽燕’的‘燕’（平聲），你會感到幾成粗獷。”
多維記者認識蕭燕已經十年。1997年，蕭燕的彩色照片《鑒》（Reflection）榮獲美國攝影協會第64屆威明頓國際攝影大展的最佳紀實類金獎，我寫下了上麵那段文字。跟十年來日漸發福、也日益小眼眯縫的蕭燕說起這段往事，他也笑：常有人把我當成女孩兒，我連姓帶名都偏女性化麽，跟陌生人打電話，或者出差安排住宿，往往都得特別強調：“蕭燕是一老爺兒們啊，別弄錯了！”
蕭燕“文革”前在清華附中讀初中，1968年下放到山西太穀縣插隊，“文革”後他到中國人民大學校刊工作，從新聞係函授畢業；曾任中國《國際商報》專職攝影記者。1987年他來到美國，當過自由攝影師，後在北美衛星電視公司、傳訊電視搞攝像。自2001年起，他任香港鳳凰衛視駐華盛頓記者站的攝像，拍到無數獨家新聞，在中國大陸的知名度也日漲。2003年，他是僅有的兩名跟隨美軍進入巴格達的中文媒體記者之一。2006年，他從鳳凰衛視辭職，重新當回自由攝影師。
對於他在伊拉克的戰地見聞，對於他作為僅有的兩三家中文媒體代表之一，出沒於白宮、國會的采訪經曆，多維記者聽他多次談起過。但是聽他專門回憶父親，這是第一次。
蕭燕說：“我爸爸晚年不寫回憶錄——有很多人勸他寫，說你這一生經曆的事兒太多了、太豐富了，太寶貴了，不寫下來多可惜啊！但他說，寫回憶錄，如同是在揭已經長好的瘡疤。對別人，也許是沒什麽，而對於我自己，那卻是血淋淋的現實啊！雖然有些人當年傷害過我，但他們的子孫卻沒傷害過我啊！我應當為這些孩子們著想。後來他去世後，我媽寫了回憶錄《我和蕭軍風雨50年》，由工人出版社出版。”
不過，非常難得的是，經曆過“文革”焚書坑儒的劫難，蕭軍早年延安時期的三十幾冊日記卻奇跡般保存下來了，2006年中國文聯出版公司出版《人與人間——蕭軍回憶錄》，輯入這些寶貴的日記和蕭軍早年寫下的一些回憶錄。從童年寫起，到五十年代初在東北辦《文化報》止，蕭軍詳細回述了自己求學經曆，與蕭紅相識到分手，與妻子王德芬的相戀結婚，四十年代在延安與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的交往、交流和交鋒。收有生活照片70幅，還有三封毛澤東給他的信的手跡，也是第一次麵世。
蕭燕贈給我這兩本書。他說：我向你推薦其中首次發表的父親的“延安日記”：以魯迅弟子、《八月的鄉村》作者、毛澤東座上客、黨外作家等等獨特身份，趕上了延安文藝座談會、整風日烈、共產黨在中國上台前夕這一特殊時期，以無掩飾、無遮攔、無忌諱的形式，及時、細致、清醒、客觀地剖析自己及中共諸多領導人、以及後來在中國文藝界如雷貫耳的諸多名家……這價值還用多說麽！
蕭燕說，父親從來不跟子女談過去經曆。子女比較全麵地了解他，是拜“文革”之賜：“1966年，我父親被關押，還挨打，要他坦白交代，他就寫了關於他自己整個一生的材料，交給當時的市委學習班。他說每個孩子都要自己抄一份，這份東西是借著在學習班寫交待，給你們子女的一個交代：你們的父親到底是一個什麽樣的人？——那時候我每天抄啊抄，30萬字啊！抄了這份‘交代’，使我們家所有這些孩子，對父親沒有一個動搖的，都是死保到底！”
蕭燕很惋惜，插隊年月把父親的30萬字“交代”遺失了，“好在大部分東西在他以後出的《蕭軍文集》裏都寫到了”。
用一生書寫一個大寫的“人”——蕭燕談父親、老作家蕭軍（2）
高伐林／有位詩人說：“蜂有蜂王，蟻有蟻王，毛澤東就是個天生的‘王’，他的精神磁場獨一無二地強大。”近距離接近毛澤東的文藝家，大多對他產生特殊的感情，丁玲如此，蕭軍也不例外。受難與熱愛，在這些文藝家的心頭糾纏。這一代文化人把個人浮沉與民族興衰疊合為一，把所有受難都當作為信念而做的犧牲，這是他們獨有的宿命的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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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軍與毛澤東，一度關係十分密切。他倆初次單獨暢談的曲折過程，與中國傳統所稱道的權力者“禮賢下士”而士大夫則矜持自守，若合符節。
誰崇敬魯迅，就跟誰親
1938年3月20日，31歲的蕭軍隻身一人，身背褡褳，手拄木棍，渡過黃河，從山西步行十幾天第一次來到延安。他原計劃到五台山抗日前線去打遊擊，但路途阻絕，住進了陝甘寧邊區政府招待所。毛澤東聽丁玲說起，便很想見見這位魯迅弟子，特派辦公室秘書和培元前往致意。和培元提出約個時間與毛見麵，蕭軍竟然婉拒：“不見了，他挺忙的，我也隻住上一兩個星期就走！”
毛澤東不以為忤，特意到招待所看望蕭軍，請他吃飯。蕭軍還參加了陝北公學開學典禮，毛澤東對文化人開誠布公，對魯迅先生高度評價，並和師生來賓在操場上就著風沙，大碗喝酒，大口吃菜，給蕭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五台山沒去成，丁玲邀蕭軍參加西北戰地服務團工作，他勉強同意了。到西安，他與蕭紅之間維持六年的共同生活告終，不想再呆，巧遇塞克、王洛賓一行去蘭州，就一起同行。不久，他與家在蘭州的蘇州美術專科學校學生王德芬結合——王德芬就是蕭燕的母親——又折回四川。1940年6月，他們夫婦與老友舒群一起，第二次來到延安。
以文學家的眼力，蕭軍對毛澤東觀察得挺細。1941年7月18日，他與毛澤東進行了一次長談，蕭軍談到魯迅的清苦生活和一些戰鬥故事，看到毛“眼睛似乎有感動的淚！這是個人性充足的人！”“他的病著的膀子不能舉起，每次吃飯取菜總要站起來”；毛澤東說未來的新民主主義“‘那是真正平等的社會了……現在蘇聯也還是不平等啊！有等級，有資產……那時候像我們這樣的人，就沒有牛皮好吹了……大家全是一樣……’他說完，自己泰然地笑了，用手指在一個白瓷杯裏撿著泡過的茶葉吃。”（1941年7月20日日記）
在後來一次與毛長談後，蕭軍又在日記裏寫下對毛的觀感：“他不是哲人，學者，他是農民性的中國式的自然主義式的領導者”，“他的唯一長處大約就是能夠在鬆弛裏含孕著一種神經性的力量，也就是‘大智若愚’的表現吧？”（1942年1月1日日記）
蕭軍過去不是很了解共產黨，在延安他對看到的很多東西不以為然。像他去參觀聯共黨史參考資料，“有幾張照片，故意牽強附會以及把列寧、史塔林的照相特別放大，這使我反感。不禁想到這些政治追隨者，隻有政治和政治領袖，不會再想到別人……這是奴性的表現”；他評價邊區周圍這些共產黨人“大部分是平庸的，缺乏獨立靈魂的，缺乏教養的，被中國舊社會培植太久了”……
但他對毛澤東另眼相看。蕭燕說：父親性格桀驁不馴，我行我素，為什麽跟毛澤東談得來？從日記裏，感覺我父親和當年的毛澤東性格很多地方相通：一樣是獨來獨往，一樣是不懼壓力，一樣是能忍辱負重，也就是“惺惺相惜”吧。我父親自己說：他和毛澤東的關係最根本還是建立在“魯迅的基礎上”——父親對魯迅先生是五體投地般佩服，所以這世界上誰崇敬魯迅，他就跟誰親。毛澤東對魯迅先生評價高啊，非常尊重，所以父親一下就覺得跟毛澤東感情上很親近。
蕭軍曾公開宣稱：魯迅先生是我的父輩，毛澤東隻能算是我的大哥。
毛澤東與他談過很多次，多次一起吃飯，至少給他寫過十封信。他說：“毛的為人使我對他起了好感：誠樸，人性純厚，客觀”。毛澤東有一次告誡蕭軍要經得起委屈，現身說法講他自己“在黨內受過11次處分，但是我什麽都不說……但我是一直準備著孤立”（1942年2月10日日記）。蕭軍頗為之不平，寫出《論同誌之“愛”與“耐”》一文，送交毛審閱刪改後投給《解放日報》（1942年4月8日）發表。毛澤東親自打電話給舒群，要求刪掉文中自己的名字……
蕭燕說到這裏歎了一聲。“……入城以後，父親經曆過那麽多運動，‘文化大革命’遭受過那麽多磨難，一直對毛澤東還抱有期望，一直很信任毛澤東——因為他覺得毛澤東不是一個糊塗人。”上個世紀50年代不準他出書，他就把書稿寄給毛澤東，毛批給馮雪峰說蕭軍的書可以出，居然兩部書都給出了——“不過，出了之後馬上又禁了！”
蕭燕說：我父親說他很珍惜在延安的這一段，在我們家，對兩個人不能有非議，一個是對魯迅先生，一個是對毛澤東。不過，父親對共產黨、對毛澤東很多問題還是看得很透徹的，毛澤東進城以後變成什麽樣，他已無能為力，不能改變什麽。他在日記裏提到，這麽多的高官，他就覺得毛澤東和彭真是人物。
蕭燕說，有次劉賓雁聊天時曾告訴他，在後來文壇批胡風、丁玲、艾青的時候，據說有人好幾次要把蕭軍與他們拉扯到一起。是毛澤東給他打了包票，說蕭軍是個獨來獨往的人，不會拉幫結夥，你們不要把他拉扯到一起。“劉賓雁還推測過：在東北時高崗整蕭軍以後，毛澤東為什麽沒有落井下石？可能因為我父親當時講了很多毛澤東的心裏話，比如針對蘇聯，毛澤東在骨子裏對蘇聯是非常反感的，所以我父親說的話他很有共鳴，但是他自己不能講，我父親替他講了。”
有位詩人這麽說毛澤東：“蜂有蜂王，蟻有蟻王，毛澤東就是個天生的‘王’，他的精神磁場獨一無二地強大。”近距離接近毛澤東的文藝家，大多對他產生特殊的感情，丁玲如此，蕭軍也不例外。受難與熱愛，在這些文藝家的心頭糾纏。這一代文化人把個人浮沉與民族興衰疊合為一，把所有受難都當作為信念而做的犧牲，這是他們獨有的宿命的悲劇。
用一生書寫一個大寫的“人”——蕭燕談父親、老作家蕭軍（3）
高伐林／延安時期的共產黨人，作為舊中國的反叛者，在某種意義上和蕭軍確有相通之處，都是“精神流浪漢”。但是錢理群講得很精辟：蕭軍不以延安為生命與精神的最後歸宿；對於真正的流浪漢，精神“聖地”永遠隻在“遠方”、在彼岸。在他們看來，任何現實生活中的絕對的、凝固化的“聖地”，都是虛幻的，他們有一種近乎本能的警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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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建議導致了文藝“劃時代”
在中國的紅色文藝史上，“延安文藝座談會”被稱為“劃時代會議”，毛澤東在會上所做的引言、結論兩次講話，後來被中共文藝部門奉為“天條”，以致在作家、藝術家的語言係統中，“講話”成為一個特指概念，每到“5?23”，作家、藝術家都要正襟危坐地重溫。
這次會議，實際上是蕭軍建議舉行的。
有一次，蕭軍問毛澤東：“黨有沒有文藝政策呀？”“哪有什麽文藝政策，現在忙著打仗，種小米，還顧不上哪！”“應當有個政策，否則爭論不休，沒有標準，難明是非。”“你這個建議好！幫我收集一下文藝界各方麵的意見情況好嗎?”
蕭軍所說“應當有個政策”，是指黨對文藝事業要有一套政策，不是說要黨定一套政策讓藝術家個人服從。但蕭軍哪裏預料得到，毛澤東采納了他的意見，從而第一次確立了中國共產黨的文藝政策，其後果竟是將藝術家們的創造力壓得全部枯萎？
王德芬書中回憶這一段說：蕭軍雖然積極為毛主席收集文藝界各方麵的意見，自己卻不打算參加延安文藝座談會，因為他有自知之明：脾氣急躁、心直口快、耐心不夠，若參加座談會，很可能和一些人爭論、衝突，弄得不愉快，所以提出要到延安附近各縣去考察。但毛澤東不肯放他，4月7日、13日、27日三次寫信給他，留他晚一點參加了會議再動身。
1942年5月2日，文藝座談會開幕，中共高層和文化界人士一百多人參加。蕭燕說：“毛澤東致開幕詞後，請我父親第一個發言，父親提出：第一，黨不能夠完全領導文藝，魯迅先生就不受共產黨領導；第二，政治、軍事、文藝三家是各自獨立的，不能互相依存；然後他又提出要做‘中國第一作家’、‘世界第一作家’……這樣很多人就不滿意了：黨要培養齒輪螺絲釘，你要成‘第一’哪行？！”
蕭軍講了40分鍾。許多人也都發言，開了大會開小會。蕭軍果然與一些人又爭執起來，他擔心自己不能保持冷靜，不願繼續參加會了，以致毛澤東5月5日給他寫了這樣一封信：“如果你覺得不能等了，你就出發罷。此覆。”
妻子王德芬寫道：“很明顯毛澤東對他這一而再的要求不滿意不耐煩了。”她也苦勸丈夫不要太不通情達理，“怎麽可以開會開到半道就溜了呢！”
蕭軍耐著性子開完了會。
做不做得到“個人無條件服從組織”？
關於中國知識分子在二十世紀下半葉迄今，集體人格扭曲、畸變的過程，現在成為熱門課題。不少人說，這一過程其實濫觴於延安時期整風運動。
北大教授錢理群說：那一天，蕭軍在陝北公學的操場上，和毛澤東與陳雲、李富春、成仿吾等中國領導人一起會餐。在塵土飛揚的大風中，輪流共喝一個大碗裏的酒，開懷暢飲，高談闊論，放聲大笑。那股“大風起兮雲飛揚”的豪氣回蕩胸間，蕭軍對中共和毛澤東始終懷有一種特殊的感情，與他這一“最初印象”恐有關係。毛澤東曾寫信給蕭軍說“你是極坦白豪爽的人，我覺得和你談得來”。毛澤東與延安時期的共產黨人，作為舊中國的反叛者，在某種意義上，也都是“精神流浪漢”，和蕭軍確有相通之處。
但是蕭軍和其他知識分子又不同。錢理群講得很精辟：蕭軍到了延安，卻並不以延安為生命與精神的最後歸宿；對於真正的流浪漢，精神“聖地”永遠隻在“遠方”、在彼岸。在他們看來，任何現實生活中的絕對的、凝固化的“聖地”，都是虛幻的，他們有一種近乎本能的警惕。
蕭軍愛唱歌，每天早上都要去延河邊唱個痛快。他甚至親自設計、定製了一件俄國式襯衣，繡上白色花邊，胸前還紥上綠樹枝的圖案……這一切都使蕭軍在邊區顯得鶴立雞群，與眾不同。這種與眾不同，讓人側目，孕育著危險，他卻渾然不覺。
可以想象，一個具有他這樣特立獨行個性的文人，與革命隊伍講求黨性、鐵的紀律、步調一致，其間注定要發生水火不相容的衝突。蕭軍與周揚之間就起了摩擦：1941年6月，《解放日報》連載周揚文章《文學與生活漫談》，引起艾青等人不滿，他們討論後要蕭軍執筆，寫成“商榷”文章。蕭軍本來對此興趣不大，但寄給《解放日報》被退了回來，使他憤憤：太不公平，太不民主了，就將周揚文章和自己的文章一起送給毛澤東。毛提示說：《解放日報》不給登，你不是自己辦了一份《文藝月報》嗎！於是就在《文藝月報》第8期上登了出來，其中尖刻挖苦的句子，周揚看後必不好受。
整風期間，批鬥作家王實味，最後以莫須有罪名處決，是躍躍欲試要奪取政權的政治力量，用暴力壓服思想不馴、不“純”的知識分子的典型事件。蕭軍看似偶然，實則必然地被卷入到這一事件之中。
王實味於1937年從上海奔赴延安後，在中央研究院（前身為馬列學院）任特別研究員，四年間他翻譯近200萬字馬列經典。但他有一支雜文利筆，還辦了份壁報《矢與的》，對延安的不良現象尖銳抨擊，最著名的就是《野百合花》，其中有諷喻抗日前方炮火連天，而延安卻上演京劇《玉堂春》、周末跳交際舞的辛辣名句：“歌囀玉堂春，舞回金蓮步”！這些文章，被重慶、西安那些與共產黨明爭暗鬥的國民黨勢力拿去做攻擊邊區的“炮彈”，邊區這邊當然惱火，便批判、審查王實味，王氣憤之下，提出要“脫黨”。
蕭軍並不認識王，但他熟悉的作家李又然很欣賞王實味的才華，看到王運交華蓋，他知道蕭軍同毛澤東的交往，懇請蕭軍去向毛反映。蕭軍真的去找毛澤東。想不到毛一聽談王實味，馬上封門：“這件事你別管”。蕭軍解釋：我並不想管，是有位朋友叫我來問問。毛說：“聽說王實味有‘托派’嫌疑，正在調查，這件事你最好別管！”在當時，“托派”是跟“日本特務”一樣殺頭沒商量的罪名。蕭軍聽毛澤東這麽說，就不便再提了。
中央研究院批判王實味，“文抗”派一些作家當代表去旁聽，蕭軍、王德芬夫婦也被動員去了。王德芬寫道：幾百個人圍了一圈，王實味坐在躺椅上病病歪歪。“大家向他提出質問，他剛一說話就被大家打斷了，剛一回答又被大家止住了”，坐在後邊根本聽不清前麵的人說些什麽。蕭軍忍不住大聲說：“讓他（指王實味）把話說完再批判也不晚啊！”會場上人們的目光一時集中到蕭軍身上，他也毫不在乎。
散會後蕭軍跟人議論說這種批判是“往腦袋上扣屎盆子”（王德芬記憶中他說的是“簡直像狗打架倒尿盆”）。不料被女作家陳學昭聽到，向“文抗”黨組織匯報了。幾天後，中央研究院派郭小川、金燦然等四名代表到蕭軍住處提出抗議，指責他破壞批判會，要他承認錯誤，賠禮道歉。蕭軍勃然大怒，斷然拒絕其要求，將四名代表轟出門去。他餘怒未息，即刻寫了一份題為“備忘錄”的材料，交給毛澤東。他自己也留了底，在整風小組會上念了不算，1942年10月19日，在延安中央大禮堂舉行魯迅逝世六周年紀念大會，他是主席團成員，又是魯迅研究會總幹事，輪到他發言，蕭軍當著兩千多人，出人意料地掏出《備忘錄》公開宣讀一遍。這下惹火了也坐在台上的主席團成員——丁玲、周揚、柯仲平、李伯釗、劉白羽五名黨內作家和陳學昭、艾青兩名黨外作家輪番上陣，與他辯論。蕭軍不信邪，不怯陣，以寡敵衆，從晚上8點一直辯到淩晨2點，會場上鴉雀無聲，無一人退席。大會主席吳玉章最後站起來勸解：……
用一生書寫一個大寫的“人”——蕭燕談父親、老作家蕭軍（4）
高伐林／彭真問：“黨的原則是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地方服從中央，領導你的人工作能力不一定比你強，你能夠做到具體服從嗎？”這下點到了要害。蕭軍毫不掩飾地答道：“不能！我認為不對我就要反對！更不能服從、照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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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前）蕭軍以寡敵衆，從晚上8點一直辯到淩晨2點，會場上鴉雀無聲，無一人退席。大會主席吳玉章最後站起來勸解：“蕭軍同誌是我們共產黨的好朋友，我們一定有什麽方式方法上不對頭的地方，才使得蕭軍同誌發這麽大的火，我們應該以團結為重，自己先檢討檢討。”
吳老的話使蕭軍感到溫暖，他想起毛澤東叮囑他“要故意強製地省察自己的弱點”的話，便盡力心平氣和地說：“我先檢討檢討，百分之九十九都是我的錯，行不行？那百分之一呢？你們也想一想是不是都對呢……”
誰知丁玲劈頭一句：“我們一點也沒錯，你是百分之百的錯！告訴你，蕭軍，我們共產黨的朋友遍天下，丟掉你一個蕭軍，不過九牛一毛……”
蕭軍剛剛平息的怒氣，立即再次爆發，騰地站起來說：“百分之九十九我都攬過來了，你連百分之一的錯都不肯認賬！那好吧，你們既然朋友遍天下，我這個‘毛’絕不去依附你那個‘牛’；你那個‘牛’，也別來沾我這個‘毛’，從今天起咱們就他媽的拉、蛋、倒！”蕭軍用右手重重地頓了三下，拂袖而去。
這次會後，蕭軍無形中已被視作“同情托派分子王實味”了。給蕭軍後來的政治和文學生涯，蒙上一層濃重的陰影。
六十多年後的今天，蕭燕對多維社記者分析說：
我覺得根本症結是“黨同伐異”：入黨之後就一切要聽“組織”的，“組織”說好就是好。周海嬰曾說他母親許廣平有時也不理解“組織”，但是，不可能懷疑“組織”——黨怎麽會犯錯誤？！所以她隻能反省自己有毛病，自己跟不上形勢，隻能盡量改造自己——當時的宣傳是“黨是絕對正確的”，這些觀念對人們頭腦潛移默化，一點點積累。“延安整風”現在有很多人在罵，當時我父親認為中共確實應該“整風”，但整出這麽多“特務”，很多都是屈打成招！老畫家張仃現在的老伴當時才十幾歲，是“紅小鬼”，她說當時也不懂啊，跟著胡說八道——也幸好當時小，什麽都不懂，所以就沒摻合進去。張仃當時在高台上就被推下來，他女兒喬喬當時給父親送飯，還記得那些事。一入黨馬上人就變，“六親不認”，所以我父親說他不願入黨，他做不到“個人無條件服從組織”麽！
不過——蕭燕又說——他父親還是認為，當年延安那批人，包括丁玲那樣的人，唯我獨“革”也好，投井下石也好，他們畢竟還有變革社會、拯救民眾的理想。現在這一代共產黨人呢？很多人蛻變成了奔著好處去的幫派，他們的“理想”是什麽？就是撈權，撈利，撈錢！我父親後來很理解丁玲，他說大家當時都年輕，都會犯錯誤，不管怎麽說都還有超越於個人利益的信念。“文革”中有人來找蕭軍，想借魯迅所說的“（國民黨）政府在養她”將丁玲打成“叛徒”。蕭軍說：“丁玲如果被國民黨關起來了，那也是‘政府在養她’，並不一定是叛變了”。後來丁玲的老伴陳明出回憶錄，就說對蕭軍這點很佩服——自己沒有“解放”，還為批判過他的丁玲說話，很難得！
剛入黨就成了“反蘇、反共、反人民”
蕭軍對毛澤東發動“文革”頭一批要打倒的彭真，也是這樣，全然不顧日益逼近自己的危險，堅持認為：“彭真是一位受人尊崇的老革命！”
蕭軍與彭真之間的友誼，始於延安時期，經毛澤東介紹而相識。
毛澤東幾次要蕭軍入黨。王德芬書中說：“越說越興奮，毛主席忽然對蕭軍說：‘蕭軍同誌，你改改行好嗎？’‘改什麽行？’‘入黨，當官！’‘哦，不行，不行……’”蕭軍推辭了。
蕭燕介紹：後來彭真受毛的委托，專門找我父親談，說“你是魯迅的弟子，又是知名作家，影響力很大，你不入黨不好。”蕭軍說：“入黨，我不是那材料；當官，我不是那坯子，還是獨來獨往比較好。”
1944年3月，蕭軍因忍受不了一些小官員的刁難，拖家帶口到延安縣劉莊的山溝裏，度過了一段艱苦而又坦然的山野村民生活。毛澤東後來派胡喬木去找他回來。他前往拜訪了時任中央黨校副校長的彭真，針對毛澤東兩年前力勸他“入黨”的提議，首次鄭重提出申請，還把自己在劉莊鄉下寫的日記給彭真看了，讓“黨”了解自己的申請動機。彭真當然高興，表示熱烈歡迎。這一次談得也很融洽。但是，最後彭真問：“黨的原則是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地方服從中央，領導你的人工作能力不一定比你強，你能夠做到具體服從嗎？”
這下點到了要害。蕭軍毫不掩飾地答道：“不能！我認為不對我就要反對！更不能服從、照辦！誰要是命令我、支使我，我立刻會產生一種生理上的反感，這是我的弱點！難以克服的弱點！”
蕭軍再次穎悟到這個問題“難以克服”，便自己撤消了入黨要求：“看來，我還是留在黨外吧，省得給黨找麻煩。”
朱鴻召著《延安文人》中說：在延安知識分子中，蕭軍是少數幾個經曆過整風運動而沒有被完全改造了的知識分子之一。大多數文人經過整風，都不同程度地開始甚至完成了“皈依”過程，蕭軍卻“冥頑不靈”：還是個“精神跋涉者”。
1945年8月日本投降，9月，毛主席、黨中央派彭真等去東北地區建立政權，蕭軍也要求回東北工作。11月中旬，蕭軍隨同周揚等率領的魯藝文藝大隊踏上回鄉旅程前，到毛澤東住處辭行。毛澤東當著朱德和劉少奇的麵說：“聽彭真同誌說你有過入黨的要求，我們歡迎你！到了東北，如果考慮成熟了，可以向東北局提出來！”毛邀他一起去朱德家共進午餐，飯後將蕭軍送到大路旁揮手告別。
1946年8月，中共東北局作出決定：任命蕭軍為東北大學魯迅藝術文學院院長。受彭真委托，蕭軍為哈爾濱各單位、機關、學校作了60多場演講，聽眾達七、八萬人之多。蕭燕說：我父親作為魯迅的弟子，從延安來，演講主要就是讓年輕人擺脫滿洲國殖民思想。
1947年初，在彭真過問下，滿足蕭軍的期望，支持他辭去魯迅藝術文學院院長，創辦了魯迅文化出版社和《文化報》，擔任主要負責人。1947年7月25日，蕭軍寫信給東北局宣傳部部長凱豐，再次申請入黨：“我個人感到現在已是我走入共產黨的時期了——主觀和客觀條件已經到了應該解決的時期了，因此我今天鄭重提出，請求加入共產黨”。
此事很快由已調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長的彭真向毛澤東作了匯報。８月，中共中央、毛澤東批準蕭軍為中共黨員，並由東北局正式通知他：可以參加所在黨小組生活了。
然而，天有不測風雲。
用一生書寫一個大寫的“人”——蕭燕談父親、老作家蕭軍（5）
高伐林／丁玲批蕭軍：“個人英雄主義在群眾麵前已經徹底垮台了，紙老虎已經拆穿，人們看到他不是什麽了不起的人物，而是一肚子腐化的、墮落的、反動的東西。”這些話和“反右”時周揚批丁玲基本一樣，也與“文革”時姚文元批周揚基本一樣。丁玲、周揚、姚文元都想不到對別人的批判，過不幾年就落到自己的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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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毛澤東批準蕭軍為中共黨員。然而，天有不測風雲。就在這個當口，實際由高崗主政的東北局發動了與蕭軍的論戰，很快就變成了猛烈批判；魯迅文化出版社和《文化報》被停辦，他被撤消了一切職務，下放撫順礦山“體驗生活”。參加黨組織生活一事也成了泡影。
蕭軍自己認為：如果彭真還在東北，不致於如此。以後來彭真對蕭軍的關照看，或許不錯。蕭軍因東北局不給轉組織關係，一直沒有收入，在北京靠借貸度日，全家陷於絕境。他潛心鑽研掌握了正骨、針炙、按摩等醫療技術，1959年決定棄文從醫。這時突然被安排到北京市戲曲研究所任研究員，每月發給生活費110元，養活了家小，就是因為彭真針對他的情況發了話：共產黨是不能餓死人的，總得給出路，而且他又是《八月的鄉村》的作者，影響麵很大。
但以蕭軍的秉性，如果不肯改變，與當權者的衝突和決裂在所難免。何況，彭真身處險惡的政治江湖，到1966年，他不也就自身難保了嗎？
蕭燕說：在東北，其實高崗也不是要整我父親這個人，他主管東北，就是要造出僅一種聲音。直接出麵整的，是東北局宣傳部副部長劉芝明。我父親又演又辦報，在東北掀起高潮，東北局看到後，覺得他跟他們“搶生意”，馬上辦了一份《生活報》，任命劇作家宋之的當主編，唱起對台戲，大批我父親。
宋之的在“三十年代”是“國防文學”陣營的，而蕭軍當年是在魯迅舉起的“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旗幟之下。
唇槍舌劍之時，《生活報》報頭畫上出現一隻鐵拳——在後來幾十年一次次思想文化批判運動中，大家對鐵拳司空見慣了，但在當時它頭一回出現，卻令人悚然。蕭軍當即問道：你們是不是“欲使蕭軍及《文化報》”“身為齏粉”？
蕭燕認為：東北局的定性，主要認為我父親跟共產黨在爭群眾。所謂“反蘇”，是因為當時蘇聯紅軍在東北幹了許多壞事，包括把沈陽、哈爾濱的機器、撫順的礦井設備拆的拆、毀的毀——當時蘇聯軍隊裏有許多是白俄士兵，有些是囚犯，斯大林放出來打仗賣命，這些人為非作歹。我父親認為：你蘇聯對我們要一律平等，不能以“老大哥”自居，欺負我們——這就是“反蘇”。第二是“反共”。當時共產黨到東北搞“土改”，采取了很多像“清倉出戶”、“滿門抄斬”的政策。在內地，你家有20畝地，你就是地主，在東北這算什麽？二百埫地都不應算地主。但是當時把關內許多政策用到關外，把“地主”拉出去斃了，把老婆都分給貧下中農當老婆了。這種事幹了很多。彭真專門為這寫了《東北土改的若幹問題》，專門出了書。我父親看見很多這種事情，批評說你們不能這樣搞，關內的政策在關外要因地製宜，不能照搬——這就是“反共”。所謂“反人民”，就是他當時提出了很多想法，要轉化滿洲國殖民思想。
東北局《生活報》連續發表八篇社論，組織作家與讀者大寫批判文章，對蕭軍及《文化報》進行了有組織、有計劃的大規模聲討，扣上“挑撥中蘇民族仇恨”、“反對人民的解放戰爭”的大帽子，指責蕭軍自居“救世主”，“故意的遺忘”“共產黨是人民的救星這一基本真理”。
蕭軍不知厲害，一如既往，無所顧忌，痛加反擊。而在他的批判者們看來，這是在與整個黨負隅頑抗！“攤牌”到來了：1949年5月，先由東北文藝協會作出《關於蕭軍及其〈文化報〉所犯錯誤的結論》，後由中共中央東北局發布《關於蕭軍問題的決定》，給蕭軍作出了“用言論來誹謗人民政府，誣蔑土地改革，反對人民解放戰爭，挑撥中蘇友誼”等“反蘇，反共，反人民”三頂大帽子的組織結論。一個黨的高級機構對於批判一個文化人竟如此重視有加，如此煞有介事：從1949年6月開始，在全東北地區黨內外，各機關、學校、單位，大張旗鼓地開展長達三個月的“對於蕭軍反動思想和其他類似的反動思想的批判”，成為中共建國後全民性連續不斷的大批判運動的先聲。
蕭軍不可能不想起王實味的前車之鑒。蕭燕告訴多維社記者：朝鮮戰爭即將爆發時，我父親對我媽說：“帶著孩子趕快走！戰爭一爆發，我可能馬上就會被斃掉！”我母親帶著四個子女來到北京，寄住在我姥姥家，我父親1951年才過來。
蕭燕說：劉芝明主編了一本《蕭軍思想批判》，匯集了當時在東北報紙上批判蕭軍的文章。劉芝明自己也要批蕭軍，但沒看過我父親的文章，居然來找我父親要。我父親將全套報紙文章全給他了。他寫完批判文章後給我父親看，問“覺得怎麽樣？”我父親說：“不怎麽樣！若是我批判蕭軍，就不這麽寫。你把蕭軍比作狼、蟲、虎、豹，還有什麽老鷹、獅子等凶獸，但凶獸畢竟不是吧兒狗！魯迅說過，自己的血肉寧願喂鷹喂虎，也不給吧兒狗吃，養肥了癩皮狗亂鑽亂叫，可有多麽討厭！”蕭軍離開東北時還對劉說：“咱倆的帳沒完！不過今天不跟你算了，二十年後再看！”
多維社記者查到，劉芝明早年曾到日本早稻田大學留學，延安時期擔任中央黨校教務處主任、延安平劇院院長等，去東北後擔任東北局宣傳部副部長、東北人民政府文化部長、東北文協主席。1953年後，當過文化部副部長、全國文聯副主席兼秘書長。他是平劇《逼上梁山》《三打祝家莊》等的作者之一，應該說，對藝術並不是完全外行。蕭燕說，很多人對劉芝明的印象很壞，據說他後來死得也很慘……
學者謝泳寫過一篇文章談蕭軍在東北挨批判的公案，他說：批判作家，在延安知識分子中是有傳統的。蕭軍“雖然是真正的左翼，而不是那種見風就轉向的左翼作家。他在延安的時候，就是一個有獨立思想的人”，“對蕭軍的批判，方式和方法都是從延安過來的，主要特點是把文藝思想等同於政治思想，而且預設自己絕對正確，不許被批評的一方還手，除了這些以外，還對批判的對象進行組織處理。”
例如丁玲的批蕭文章，從用詞到舉例，基本都是“延安新意識形態”的體現：“蕭軍的個人英雄主義在群眾麵前已經徹底垮台了，紙老虎已經拆穿，人們看到他不是什麽了不起的人物，而是一肚子腐化的、墮落的、反動的東西。”這些話和“反右”時周揚批判丁玲的話基本一樣，也與“文革”時姚文元批判周揚的話基本一樣。丁玲、周揚、姚文元都想不到對別人的批判，過不了幾年就落到自己的頭上。謝泳寫道：“大家在這樣的意識形態下生活，自以為找到了真理，其實是不但失去了良知而且失去了獨立的人格，最後與早年被自己所批判的對象同歸於盡，甚至結局常常更慘，這不是因果報應的循環，而是一種意識形態所內含的必然邏輯。”
用一生書寫一個大寫的“人”——蕭燕談父親、老作家蕭軍（6）
高伐林／蕭燕18歲時在山西插隊，父親送給他的生日禮物是一條皮帶，還用毛筆在上麵寫了“約束”兩個字。蕭軍還提倡忍耐力，說“‘忍’還容易，是一種力度的考驗；‘耐’就不容易，那是一種長度的考驗。有時，你是龍也得盤著，是虎也得屈著，但這不是說這時你就不是龍、不是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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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是大寫的人
蕭燕排行老五，除了他，其餘兄弟姐妹都在國內。蕭燕一一說起他們名字的來曆：大姐蕭歌，因為我爸爸喜歡唱歌；大哥蕭鳴，他小時候哭聲特別響亮；
二姐蕭耘，她出生在延安大生產時，由我爸爸親自接生；三姐蕭濱，生在哈爾濱；然後是我，蕭燕，生在北京；下麵大妹蕭玉，她生下來很白；再一個妹妹蕭 黛，長得黑，17歲就在“文革”中去世。她因為是“狗崽子”，想參加紅衛兵得有“突出表現”，她就參加紀念毛澤東暢遊長江遊泳訓練，患尿毒症感染死了 ……這是我爸爸最痛苦的事。中間還有個蕭小紅，是為紀念蕭紅取的名，在哈爾濱時病死了。
蕭燕說，很多人采訪我，要我談我的父親，我說，他作為作家，我對他的了解不如很多專家學者；但作為父親，我絕對尊重他、愛戴他、敬佩他；他作為
一個人，是一個“大寫的人”，始終表裏如一，耿直寬厚，尤其在大是大非問題上剛直不阿。
“大寫的人”，這個說法出自蘇俄文學家高爾基筆下，意思是正直高尚、光明磊落、有人格有擔當的人。
蕭軍出生六個多月的時候就喪失了母親。母親非生病而死，而是挨他父親一次毆打，不堪忍受，服毒自殺。蕭軍幼年時，別人問他“你長大了幹什麽”？“給媽媽報仇！”他父親不禁哀歎：“這不是我的兒子，這是我將來的敵人，冤家啊！”蕭軍自小就是叛逆者，學了武術，父親打他，他就不客氣地對打，父親給他定論：“他學徒，會打死師傅；學買賣，能氣死掌櫃！”
蕭軍進了張學良開辦的東北陸軍講武堂，他仍不安分，被打手板、關禁閉，好容易熬到臨近畢業，卻又因打抱不平，與中隊長發生衝突，他盛怒之下，掄起手中鐵鍁差點將中隊長劈死，被講武堂開除。
“文革”中他被關押、被批鬥、被毒打，但他一直不屈服，隻是看在打人者是十幾歲的中學生和不願連累親友和其他受迫害者的份上，他才沒有反抗。有一次“革命群眾”向他喝叫：“牛鬼蛇神，站起來！”蕭軍紋絲不動。1968年9月蕭軍被令參加所謂“集訓”，他給集訓班負責人寫了一張條子，聲明：“如果誰敢對我作人身侮辱、人格侮辱，我將和他同歸於盡！”因此雖然受到了批鬥，有時一天兩三場，卻沒人敢打他侮辱他。
蕭燕說：毛澤東喜歡我父親這種性格，但是，他沒掌權以前需要朋友，掌權以後他更需要奴才——我父親和蕭紅在魯迅身邊出書的時候，需要起一個名字，他們說叫“奴隸社”，魯迅先生叫好，說“奴隸”比“奴才”好，奴隸有反抗性，奴才則是順從的。毛澤東後來需要的就是奴才。而父親，依然不當奴才，他對當官兒的常說一句話：“你就是狗尿苔長在金鑾殿上——長的是地方！”
毛澤東當年親自審閱刪改後發表的《論同誌之“愛”與“耐”》，五十年代中期卻成了蕭軍的罪證、被批判的靶子。毛澤東對蕭軍態度的這種變化，反映了他自己走向反麵：當毛澤東自己也是反叛者時，他青眼看蕭軍；但當毛澤東自己建立了新的社會秩序，就對蕭軍投以白眼了！
蕭軍於逝世前一年的1987年6月20日，在自知餘生無多時，對家人做了一次重要談話。他說：
我之所以和彭真同誌、毛主席相交，首先，他們不是按一般的作家來看待我的，我也不是按一般的政治領袖來看待他們的。其次，我不是他們的下級，我尊重他們，但也並沒有忘記我自己。我們是同誌、朋友、知交，是半賓半友的形式相處的。
“共信不立，互信不生；互信不生，團結不固”。正因為他們二位對魯迅先生有著深刻的認識，而且十分尊重；魯迅先生對中國共產黨也有著充分的認識的。我們的友情，是建立在“魯迅關係”上的，才可能有這樣的理解和久遠。
人們，往往對於在上的人容易有禮而難於得體，而對於在下的人又容易得體而難於有禮！自己究竟應該擺在什麽位置上，是個很應當考慮的為人態度問題。……我也不特殊驕傲，也沒什麽特殊謙卑，任其自然！
一個人為自己而生、而生活會苦惱，處處會碰到死角！一個人為社會而活，前赴後繼是自然規律，就會樂觀，如同魯迅先生，仍活在人們心中！（引文據賀金祥《彭真與作家蕭軍》）
在蕭燕家，掛著一幅蕭軍手書的條幅，寫的是他自己的一首詩《舐犢吟》，題記說：“日前讀陶淵明喻兒書，感而成此也。”全詩如下：
我有七兒女，長幼各懸殊，大者二十二，小者四齡餘。生長各異地，輾轉萬千裏。智愚雖有差，愛之實若一。歌兒性愚憨，鳴兒性浮虛，耘兒驕不馴，濱兒潑躁急，燕兒若泥鰍，隻知貪玩嬉。玉兒性嬌憨，顢頇有主意；黛兒醜小鴨，時時向我索吃食。阿母不常歸，我出臨樓呼，我歸倚門啼；偶或逢我怒，責之常自悔。何必期鳳凰，遑論麒若驥？苟爾樂且康，此外複何冀？成此舐犢吟，吟罷一歎息。
此一九六一年偶作，黛兒已死餘尚在，燕兒欲此，謹書與之。蕭軍一九八三.元月二日
蕭燕笑說：俗話說，三歲看大，七歲看老，這話一點兒都沒錯兒，父親對我們小時候性格的描繪，用來形容現在一點兒也不差！
蕭燕從鳳凰衛視辭職後，就想拍攝一部專題片《親朋好友話蕭軍》。他於2006年回國，在東三省、上海、青島、西安、北京等父親留下足跡的地方尋訪故地，遍訪健在的父親當年親友、同事，有魯迅的兒子周海嬰，有著名畫家張仃（作家張朗朗的父親）和現任妻子，有艾青的前妻韋嫈……接待多維社記者專訪時，他播放了拍攝的部分資料。這些耄耋老人回憶當年，連說帶唱加比劃，沉浸在那個充滿了無限憧憬、又給後世埋下了巨大禍根的年代。
蕭燕和他姐姐蕭耘、姐夫王建中回了父親的故鄉——遼寧省淩海市沈家台鎮大碾村。他們不僅為吉林電視台《回家》欄目組拍攝紀錄片，還為家鄉人民修繕父親故居、修建以父親名字命名的文化廣場留下珍貴鏡頭。
故居隻有中間一部分是老宅殘留的古牆了，當地政府準備做成一段文化牆。按照初步設計好的蕭軍文化廣場效果圖，將由文化牆、主題雕塑和文化館三部分組成。文化牆上要刻有蕭軍的主要事跡及名人題詞；主題雕塑則由蕭軍的代表作《八月的鄉村》為主基調，當年魯迅先生為《八月的鄉村》作的序雕刻其上；在廣場一端的文化館裏，還將有精美的全景畫，完整再現蕭軍的人生曆程與曆史背景。屆時還將展出蕭軍生前的一些用品及著作……
2007年，蕭燕要在父親百年誕辰前完成《親朋好友話蕭軍》，當一個又一個人物走進他的鏡頭，訴說著對蕭軍的懷念時，在他心中的屏幕上永遠定格的，
是凝望著他的、他崇敬的父親。 （轉載於《多維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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