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國12位最美麗的女性之一張誌新(圖)

共和國12位最美麗的女性之一張誌新(圖)

人大校友張誌新被南方人物周刊評為共和國12位最美麗的女性之一。同學們都感到高興，同時，也為那個瘋狂的年代，曆史的悲劇而感到心痛。

一位同學說：“經曆了那麽多的戰亂、苦難、封閉和沉重，當我們轉過身來，社會還是進步了。有前輩們付出的生命，有獨立和飛揚的思想堅守，也有我輩人對責任的承擔。即便是沉默，也是一種力量。可一些珍貴的東西還是墜落和丟失了。”

一位同學說：“這個轉帖，使我們清晰了一段曆史。很有價值。人大的問題是“左派”當道，由來已久。"

一位同學說：“不能容忍不同意見，不能從反對者那裏吸取有價值的，對自己有益的東西，是我們民族文化中的一個頑疾。不根除這個頑疾，我們這個民族在心智上就不能真正成熟，我們就永遠是一群不可愛的孩子。"

下麵是轉自南方人物周刊的資料：






死神也不能奪去的勇氣和美麗

張誌新的兩個孩子回國很少。親人相聚時，絕少提起他們的母親，那是一個從未結痂的傷疤

每當張誌勤拉起波隆貝斯庫的《敘事曲》，大姐張誌新的形象就會在來回移動的琴弓前浮現，幾十年來，包括北京2009年9月6日這個秋陽沉靜的下午，皆是如此。

73歲的前中央樂團的小提琴手張誌勤仍然在給一些年少的學生傳授琴藝，為的是讓自己的腦子不閑著，舒絡日漸衰老的神經。她給每一個學生都拉過《敘事曲》，學生們很認真地聽很認真地學，但沒有幾個學生知道這位張老師有著怎樣的一位姐姐。在他們父母那一代，張誌新則是個廣為人知的名字。

50年多前，當張誌勤還是天津音樂學院一名懷擁音樂夢想的學生時，逢及周末，她會抱著父親買給她的小提琴，坐兩個小時的火車從天津來到北京，跟隨老師馬思聰學習小提琴。她的大姐張誌新住在中國人民大學的教工宿舍。她每次來京，都會去大姐家。大姐會讓她演奏自己喜歡的曲子，低沉憂婉的《敘事曲》是張誌新的最愛。“她就這麽皺著眉頭，認真地聽。”

張誌新、張誌惠和張誌勤3姐妹自童年時代便因擅長樂器演奏而聞名天津。這得益於她們的父親張玉藻的音樂傳承。張玉藻是一位早年參加過辛亥革命的音樂教員。張誌新擅長吉他，張誌惠擅長懷琴，張誌勤擅長小提琴。在張誌勤看來，倘若姐姐專注於音樂，並不會遜於自己。

張誌新在家人心目中幾近完人，貌美，多才，勤奮，有著洞察世界的清晰頭腦。在張家7個兄妹中，“父母是最欣賞姐姐的。”張誌勤說。

張誌新已經去世34年，她眾多美麗的黑白影像及其遭遇曾為世人浩歎，如今卻漸歸沉寂。張家7兄妹有的去世，活著的都已老邁。巧的是，張誌勤如今的住所離誌新橋很近，妹妹張誌玲的家則位於誌新西路。“這些巧合都沒辦法解釋。”北京這麽大，歲月那麽長，她們繞不開“誌新”。

眾多張誌新的親人已經不輕易再談起她，原因是每次言及都是觸動內心的傷痛往事。多年來一直在整理有關姐姐資料的張誌勤也因健康原因，曾有5年沒有再觸碰關於姐姐的點滴。


中國人民大學50─60年代老照片。這位手拿教鞭的女同誌就是張誌新。


最後一封信

張誌勤最後一次和已調至沈陽的張誌新通信是在1968年的冬天。彼時張誌勤已經在北京的中央樂團工作。“姐姐在信中囑咐我要經常回天津看望老人，定期帶父母去看病，告訴老人容易得什麽病，如果有可能的話，將父母接到北京。”

從此，張誌勤與張誌新斷了音信。張誌勤給姐姐和姐夫寫過多封信都沒回音。

張誌勤準備到沈陽去找姐姐。臨出發前，她給姐姐所在單位打了電話，一位負責人接的。“我問姐姐出了什麽事，他說，反革命！我問是什麽罪行，現在什麽地方，他說罪行不能講，地方不能告訴你。我問見見她可以嗎？回答是不能。找你們組織談談行麽？回答是，領導不接待。”

張誌勤繼續給張誌新的丈夫曾真寫信。1972年她得到回音。曾真告訴她，張誌新因反革命罪入獄，他們已辦理離婚手續，他建議張家來人將張誌新的東西拿走。

張誌新被捕的時間就是張誌勤與之失去聯係後的1969年。

1973年，天津的大哥給張誌勤來信，說遼寧有人來了解情況，問張誌新小時候得過什麽病。“當時我這一聽，我和我母親就想到了，姐姐肯定是在監獄裏受了什麽折磨，精神出了問題。我母親跟我說過，家中的女孩子裏麵，大姐的身體是最好的。來人還說，可以去人做說服工作。”

張誌勤賣掉父親給她拉了20多年的小提琴後，籌得了給三哥張士華去沈陽探監的路費。在沈陽的監獄門口，張士華被拒絕入內，無奈而歸。

張誌新的入獄，為這個家庭加重了政治上的“不幸”。在張家兄妹中，二哥張士光是“右派”，“文革”開始的時候就被隔離起來，孩子3歲才見到他爸爸。三哥張士華的經曆更有荒誕劇的意味。“文革”時，他在掛毛主席像的時候，因為像大相框小，他於是把主席像的周邊給裁剪了一下，扔掉的裁剪部分被人看到了，他因此而被揪鬥。二姐夫在美國、台灣、香港都有親人，如此多的海外關係在那個年代隻會為增加莫須有的罪名提供方便。

被打成“反革命”的張誌新對於親人前途有著直接影響。在張誌新女兒曾林林的回憶裏，因為張誌新是“反革命”的原因，“弟弟報考沈陽音樂學院少年班，得了全縣第一名，卻沒有被錄取。”

“三哥的孩子在青海一向是先進工作者，申請入黨，長期不批，她問組織，自己還有什麽缺點，我改。有人跟她講，她有一個很反動的現行反革命姑姑，所以她的入黨問題根本不考慮。”張誌勤說。






一份帶血的報告

時間到了1976年，已和姐姐失去多年聯係的張誌勤家人決定到沈陽去探監。恰在此時，中央樂團的領導突然通知張誌勤立即到人事科去，說遼寧法院來人找她。

張誌勤見到來人後急切地問姐姐的情況，來人支支吾吾半天，說張誌新在1975年就被處決了，他們是來處理張誌新的遺物的。“當時我正懷著5個月身孕，感到全身的血往下一沉，兩手使勁扶著凳子。”

張誌新的女兒曾林林正好從沈陽來京看病，住在張誌勤家，張誌勤的母親也已從天津住到北京張誌勤這裏。她白天得裝出沒事的樣子，睡覺時則止不住湧出的淚水。

張誌勤給身在遼寧建昌的曾真寫了封信，信寫好後，還沒寄出，放在桌子上，被母親看見了。結果是，“老母親倒在床上3天沒起來，隻能蒙著被子低聲哭泣，都不能放聲痛哭。”

“文革”結束之後，張誌勤和家人開始為張誌新申冤。全國各地對於文革中冤假錯案的重審也逐漸開展。1976年後，遼寧有關人士看到了張誌新的材料，大呼“人才難得”，到沈陽的監獄去找她，得到的回答是：此人已於一年前被槍決。

1976年後，經曆了“文革”的新華社記者陳禹山對新聞業失望之極，他打算與過去十多年這一段令人羞恥的經曆告別，為調往中國青年出版社而努力，“打算搞西方文學。”《光明日報》一位熟悉他的副總編得知後，告訴他，你還這麽年輕，不要改行，現在是清算他們的時候。陳禹山對他說，這也是清算自己的時候。

張誌新曾經在獄中發問，誰應是領罪的人？陳禹山覺得，張誌新的死是集體罪惡，自己寫的那些“造神”報道是為文革搖旗呐喊，這項集體罪惡中有自己的一份。

陳禹山認為自己與那個時代的大多數人，都沒有張誌新的勇氣，他知道，像張誌新那樣說話，是不要命了。任仲夷後來在看望張誌新母親時也說，他“沒有誌新敢想敢說”。

陳禹山最終沒有離開新聞業，1979年，他去了《光明日報》，在機動部做記者。到那裏不久，他就被派往沈陽采訪張誌新案。

此前一年，《光明日報》上發表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等文章，政治風向開始轉變。時任遼寧省委第一書記的任仲夷決定給張平反，與此同時，一些人則反對任的做法。

張誌勤拿出了兩份同出自沈陽市中級人民法院的判決書給本刊記者看。1975年4月3日的判決書上寫到：“依法判處現行反革命犯張誌新死刑，立即執行。”

1979年3月27日的判決書上寫到：“張誌新純係因反對林彪、‘四人幫’而被判處無期徒刑，……所謂事實，均係在精神失常情況下所為，不應視為犯罪。……宣告張誌新無罪。”

第二份判決書上對“精神失常”是著重強調的。張誌新反對的對象被限製在林彪和“四人幫”身上。

張誌勤還記得，平反時她和家人來到沈陽。當時晚上還安排了看戲等諸多項目，家人無心參加這些娛樂活動，他們留在旅館裏。晚上過了10點之後，經常有人來敲他們的門，偷偷告訴他們了解的情況。“他們進門前都往屋裏看，確定沒其他人後才進門說話。”張誌勤和家人回到北京後，甚至有當年的知情者賣血換取路費從沈陽去到北京告訴他們一些不為外人所知的事情。

許多情況，陳禹山也在采訪中了解到了。他清楚地知道，一些東西在當時的情況下沒法寫，但也無法完全不提。

“此外，她（張誌新）在充分肯定毛澤東同誌豐功偉績的同時，情深意切，光明磊落地對自己的領袖的某些工作，提出了意見和看法，表達了她對自己的領袖的熱愛和深厚的階級感情。”這是陳禹山當年寫的《一份帶血的報告》中的一段話，他覺得自己隻能寫到這個份上了。關於毛的討論在當時仍會是危及自身安全的“禁區”。任仲夷為張誌新平反的做法是繞過“禁區”。

陳禹山自己並不滿意的關於張誌新的係列報道仍然是轟動一時，“革命烈士”張誌新的宣傳遍及全國。

張誌新的殘酷遭遇被逐漸披露了出來。比如，深及骨頭的手銬腳鐐，一米見方的陰暗囚室，肉體的侮辱，割喉，一槍擊碎頭部……張誌新遺體的具體去向至今成謎，4年之後的追悼會，靈堂上放置的隻是一個空骨灰盒。

那些年，有許多遲來的追悼會陸續舉行。張誌勤記得，她還在和平裏住時，1980年5月某天晚上，有人來敲門，她看到一位很瘦的年輕人站在她麵前，說他是劉少奇的兒子劉源，母親讓他來給張誌新的母親送劉少奇追悼會的入場證。在那之前，劉源的母親王光美曾親自到家中看望了張誌新的家人。張誌新在“文革”中有諸多為劉少奇辯護的言論，這同樣是“不要命”的表現。




1980年4月4日。北京。在人民英雄紀念碑下，群眾自發悼念張誌新。
花圈上寫“偉大的革命先驅張誌新永遠活在人民心中”。她認為文革是錯的。文革後期被處死。

子女已入中年

直至今日，張誌勤也沒法完全理解姐姐當時為何要說出如此不要命的言論。許多人在那個年代已經想清楚一些東西，但不會說出來。“姐姐平時也是非常有頭腦的人，並不會這麽做。”多年後，她將其歸結為姐姐內心所秉持的民主、科學與道德信念。

陳禹山認為張誌新的言論是被逼迫講出來的，緣起於她對同事說了自己對文革的不同看法。“她有這樣的思想苗頭，被人給抓住了，審她，要她交待黑思想，她是理直氣壯地認為自己沒錯，把她的思想全說了。她沒公開去散播，連愛人也沒有說，所有言論都隻限於內部。”

如今養老於深圳的陳禹山仍在為張誌新感到無限惋惜。“再堅持一年，她可能就出來了。”

在張誌新沒能挺過的1975年，曾真及其兩個子女突然被要求進入學習班學習。他們被來人告知，張誌新在監獄裏堅持反動立場，要加刑。曾真意識到，在無期徒刑上再加刑，就是死刑。

曾林林和曾彤彤沒有再見到自己的母親。張誌新平反之後，女兒曾林林進入了中國人民大學哲學係學習，兒子曾彤彤考上了清華大學化學係。多年後，姐弟先後去往美國，如今都定居在明尼蘇達州。姐弟倆回國很少，親人們相聚時，有說有笑，絕少提起他們的母親，那是一個從未結痂的傷疤，傷痛仍在不時翻湧。

張誌勤手上有一張曾林林在2005年回國時，去沈陽青年公園張誌新塑像前拍下的照片。時值春節，白雪飄落於張誌新的塑像之上，塑像上貼著“福”字和對聯，鮮花擺在塑像前，一派過節的氣息卻透著經年的心酸。看著照片，張誌勤感歎時光過得太快，照片拍攝時，張誌新已離去整整30 年，與她容貌極像的女兒也已進入她母親當初的中年時光。






(From 南方人物周刊 記者衛毅發自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