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時間4月19號晚於北京解放軍306醫院病逝！享年79歲！
上音任教 認真執著
上海音樂學院副院長徐孟東教授與記者一起在郊區開會，聽到這個消息，他的神情頓時沉痛不已：“他入院一個星期後，我去北京看望了他。雖然他當時處於昏迷中沒有和我說話，但怎麽也想不到他就走了。”徐副院長向記者講起了溫可錚教授在上音任教、擔任聲樂係主任那些歲月的一些事情，似乎他的身影還就在眼前。這位十分認真和執著的聲樂藝術家，就這麽匆匆離去，不但讓他的同事們感到很突然，就連多次采訪過他的記者，聽到消息心頭也不禁為之一緊。
不懈追求 內心平和
前些年，他在上海大劇院中劇場舉行獨唱音樂會的情景，似乎還曆曆在目。那次，他給記者打來電話，說一定要聽聽他的演唱。當時，他已年過古稀，安排的曲目分量又很重。站在舞台一側觀看排練，見他每一首歌都放開嗓子認真試唱，還不時與擔任鋼琴伴奏的夫人王逑琢磨交流。一個多小時的音樂會，他排了整整半天。排練間隙，他邊擦著汗邊告訴記者：“要說我不累也不現實。我經常畫國畫，每每在演唱時，就會用畫畫的心境來調節自己，這時會覺得內心平和，氣息勻暢，漸漸就不累了。”
幽默詼諧 藝術常新
還記得他演唱拿手的《跳蚤之歌》時的情景，幽默的神態和詼諧的歌聲，不但充滿著諷刺的意味，還經常讓人忍俊不禁。溫可錚教授舉辦過200多場獨唱音樂會，參加過1600多次音樂會演出，這首歌，他也唱了幾十年。記者問他：“反複演唱一首歌，會不會產生疲勞感？”他嗬嗬笑道：“藝術要常新，才能有生命力。這首歌我也不知道唱了多少遍，除了歌曲的規定情景之外，每次演唱時，我都要醞釀情感，給自己身臨其境的感受。”
紐約個唱 中國歌曲
不過，溫可錚教授盡管是唱美聲唱法的男低音，但每次開音樂會，他必定會唱中國歌曲。有一段時期，他和夫人居住在美國紐約，居然在一年裏先後開了3次個人獨唱音樂會，曲目中當然少不了中國民歌，如《紅彩妹妹》《在銀色月光下》《鳳陽花鼓》等，還在紐約創辦了華人愛樂合唱團。用他自己的話說：“我這輩子就和聲樂藝術綁在了一起。我是中國人，用一切機會為弘揚和推廣中國的聲樂藝術做點事情，是我最樂意的。”
昨天，上海歌劇院女高音歌唱家熊鬱菲聽說了噩耗後，心情沉痛地對記者說：“雖然在上音讀書時，我不是溫老師的學生，但我去年到北京參加央視全國青年歌手大獎賽時，他主動把我叫到他家裏，非常認真地聽我唱，然後提出建議。我進入決賽後，他又對我進行了詳細的輔導。這一切，好像還都發生在昨天……真不敢相信，慈祥的溫老師已經和我們永遠分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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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著留聲機學歌劇
與很多年少成名的歌唱家一樣，十歲就已登台演唱的溫可錚出身於一個書香門第，他從小便跟著留聲機學唱戲、唱歌：“我父親有一台留聲機，他喜歡唱點京戲，我有時候在家裏聽聽戲也知道四大名旦——梅蘭芳、尚曉雲他們，也知道馬連良、唐鳳英的大名，那時候他們正是很年輕、很紅火的時候，我還比他們小一點。”做律師的父親從來沒想過兒子要學聲樂，但是看到溫可錚從小就能唱戲還是挺高興：“父親喜歡京戲，也懂得聽劉寶全的說唱和京韻大鼓什麽的。那時候家裏人聽京劇的唱片，很奇怪我就喜歡買外國的唱片，當時那種很老很老的那種從日本進口的原版唱片，1907年最老的那種膠木單麵唱片，就是狗頭旁站著一個喇叭。歌唱家衝這個喇叭唱，這個喇叭下麵擱一個蠟盤，那個振就振動那個蠟盤就錄出來了。”
一個在北京土生土長的小孩在沒有指導的情況下居然自己知道找西洋音樂的唱片，溫可錚可說是天生就與歌唱事業結緣：“卡盧索是意大利的歌王，他的聲音我覺得跟金韶山的京劇有異曲同工之妙，我聽著都是唱得好，這個聲音都是好飽滿，傳得很有力量的那種，就是那麽仗著唱，我覺得很大的滿足。比如金韶山的《好壽辰》也有點這個味道，這種聲音跟意大利的這個歌劇有一點接近，我那個時候不懂得什麽用氣不用氣，反正就覺得裏頭有不同的地方，雖然唱功不一樣是兩個味道，但是裏麵有許多都有異曲同工之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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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學聲樂不惜寫血書
溫可錚小時候學什麽像什麽，他從小就喜歡模仿，平時就學瘸子走路、學胡同裏的叫賣，反正是喊的都喜歡學，有時在家裏弄兩個毛巾擱到手上，甩著水袖翻個身，自己就很過癮，但是他學歌劇完全是從唱片裏學得的：“我受影響最大的就是意大利歌王，《跳蚤之歌》《伏爾加船夫曲》《波斯戀歌》都是他的代表作，等到後來學了音樂以後才知道什麽叫做歌劇，小時候隻知道《跳蚤之歌》和《伏爾加船夫曲》，沒有考慮到要學音樂，拿家裏炕頭當舞台，就在炕頭上耍起來了。”
雖然唱的不錯，可家長堅決不支持溫可錚搞聲樂：“我父親覺得男孩子唱歌沒出息，當時學數學、學理工或者做工程師、做律師、做醫生都覺得好，可他認為唱歌是那些沒出息的學生學的。他特別反對我這個想法，但我要是在家裏玩業餘那他很喜歡，就是認為這個行當不能學——因為那個時代搞藝術的人地位低下，說不好聽的那就是叫戲子。我後來要學唱歌的時候我跟我父親打了個賭，說我要出去學的話我就得學成個教授，跟別的教授一樣在學校裏教書，要是不當教授我也不回家，但一直說不服他。17歲時我才從家裏硬跑出來的，我那時還跟父親發了誓、寫了血書，這才讓爸爸放我一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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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聲期帶來全新聲音
1946年到上海學習的溫可錚恰好處在變聲期，但是聲音的變化卻成了他心頭的一塊大石，很長一段時間裏令他非常難受：“我小時候說話的聲音跟女孩沒有很大區別，就是聲音比較有力量。有的男孩子變聲一直變到二十三四歲，雖然他說話還是男低音，但突然還會有童聲的痕跡。我那個時候就覺得說話很不好意思——小時候唱歌得過獎，在華北兒童協會合唱團也是獨唱演員，聲音變了就覺得心裏很難過，變成了一種心事了。那個時候學校開周會的時候還要唱歌，我唱不出來就覺得很沒麵子，自己心裏很難受。”
命運的轉折往往發生在一念之間，一個音符的體驗就讓溫可錚從尷尬與彷徨中掙脫出來。“一天晚上，我正在跟老師學，看看月亮突然就找到《伏爾加船夫》的聲音了，這個聲音唱不響，但是我聽著覺得跟唱《伏爾加船夫》的聲音很接近。我這時候非常高興，就覺得好像抓到稻草了，聲音沒有死亡。”經過這樣一個尷尬的變聲期，溫可錚得到了一個全新的聲音，但是那個時候還很嫩很薄，不像是完全的男低音。經曆過這樣一段波折，溫可錚感到這輩子能幹了這一行的確是幸福：“幹一個專業又是自己熱愛的，愛到這種程度的，每天跟它在一起，這簡直太美了，太幸福了，假如我不幹這一行，我不知道我是什麽樣的人。”
夫唱婦隨五十餘載
21歲便在國內開了個人音樂會的溫可錚個人生活很快有了改變，他的愛情居然也與音樂生涯有著緊密的關係。“那時到金陵女子大學教聲樂，學校裏全是女學生，而我當時也非常年輕，去了之後也就裝成老師樣，把衣服弄的整整齊齊、頭發梳得整整齊齊，其實那時我和女學生的歲數也差不多大。那時學校鋼琴係主任是從美國回來的，我不能總請主任給我伴奏，所以有的時候就請王逑伴奏，在彈伴奏的過程裏開始有好感，結果就伴奏了整整50多年——雖然當初她是我的學生，但她是鋼琴係的，我在那兒隻是教唱，因為彈伴奏的關係，我們的這個關係一直延續到今天。”
1956年，27歲的溫可錚和這個瘦瘦小小的女學生共結連理，此後他很多伴奏都是由夫人包辦的：“一般的伴奏都是由她彈，後來她越來越成熟了，我們在家裏練熟了，就覺得比較方便了。‘養兵千日用在一時’，家裏有一個鋼琴伴奏，天天都可以合，我就覺得這個方便；假如說聲樂伴奏的話，還得跟人合去，還得說哪裏輕哪裏重，藝術的東西是見到譜子以後一起長起來的，相互之間就比較默契。”
繪畫投在程十發門下
文革結束之後，溫可錚第一次公開露麵是在上海文化廣場紀念冼星海、聶耳的活動上演唱《碼頭工人歌》，已很多年未登上舞台演唱的他對那個場麵記憶深刻：“我剛一出場，就有一部分觀眾站起來鼓掌了，我看到觀眾這樣鼓掌也哭了，從台裏一直哭到台前唱不動了，那個場麵使我特別受感動，一直記得特別清楚。我很感謝這些不遺忘音樂、不遺忘音樂人的觀眾，音樂的力量真是很偉大，我們真的把心交給觀眾，觀眾就會記住你的。”在首次登台後不久，溫可錚連續在北京舉行了四場個人演唱會，前後唱了85首不同的曲子，他在這十多年裏並沒把歌唱事業荒廢了：“別人插紅旗的時候我就背歌詞，我沒有浪費時間。其實那個聲音怎麽練也不如正規練好，但觀眾還是很喜歡我憑熱情唱出的歌。”
除了歌唱，溫可錚的另一大愛好就是美術。“我有一個表叔是中國畫的行家，他覺得我畫畫很有天賦，就鼓勵我應該學習國畫，因為學國畫他有他的經驗，後來我去學了音樂他還很不高興。我畫了五十多年，對我鼓勵最大的就是程十發先生，我到新加坡去開音樂會，他給我寫了個‘多才多藝’，他看了我的畫也寫了很好的文章。畫畫帶給我很大的安慰，就像王維說的：‘詩中有畫，畫中有詩’。我覺得書畫是視覺的，有聲的就是聽覺的，都是你心裏靈感的東西。”
請再次欣賞溫教授演唱的視頻：
1) 在這神聖的殿堂—男低音歌唱家溫可錚
溫可錚的所有歌曲在線試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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