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南文史
介紹雲南文史，講述自己的故事。
光陰似箭，上篇文章發出之後，轉眼又過一月餘，由於近來有些小事纏身，沒時間來網上與友人交流，今天一看，“六一”已過，心想，還是弄點東西來放這裏玩玩，於是把去年底寫的這篇放上，這麽著，就是下麵這個：
藝文：鹿城興衰的明鏡
清朝末年，楚雄最後一任知府、滿洲人崇謙寫過一篇文章《重建雲泉寺碑記》。他在文章中總結出一個道理：“郡邑盛衰，關係名勝成毀”。而就鹿城數百年來文學藝術的成毀，亦與郡邑的盛衰息息相關。反之，藝文成毀，也是鹿城盛衰的一麵鏡子。
就楚雄現存四部舊誌所載，“藝文”占很大篇幅，在“人物誌”中，三部舊誌專列“文行”，用以記載本地文人中品學兼優者及其著作。從中我們不難看出古人對“藝文”的高度重視，他們把“藝文”視為資政、教化的重要手段，並通過詩文表達自己的學術、思想、情感與才華。基於這種認識，無論履楚官員還是本地文人，無不以寫詩作文為己任，傾注心血，發為華章，留下大量的詩集、文集、碑銘和散篇。
鹹同兵燹，那是連續十幾年的戰爭，鹿城三次被外軍占領，三次收複，人民遷移流徙，死亡者數萬，庚申屠城，致使萬家煙火，立時成為灰燼，幾乎所有詩文掃地蕩盡，殘存的，僅有四部舊誌中保存的若幹篇，而詩文集，後人隻能見其書目而空歎。鹹同兵燹對於楚雄文化的破壞幾乎是毀滅性的，此後直到清末，重要的著作僅有鹿城人沈宗舜所纂宣統《楚雄縣誌述輯》。
民國期間，楚雄的文脈接近於中斷，藝苑一片荒蕪，寂無聲響。
楚雄和平解放以後，少數文人開始創作，但由於底氣不足，隻能在花燈小戲上用力，而無鴻篇巨製。此後又是“反右”、“文革”等等，既整文人，又鉗製文化，二十餘年中，幾無可讀之文、可吟之詩、可看之畫。
1978年，州文聯成立，繼而開辟第一個象樣的文藝園地——《金沙江文藝》。這個園地象磁石一樣立刻吸引了楚雄州的文人，並培育了一批批文學青年，數年經營，致使楚雄文運複興，於是焉，成立各種學會，舉辦各種刊物，散文、詩詞、小說、學術論文、繪畫、攝影、雕刻、書法如雨後春筍，新老作者前行後續，詩集、文集、鴻篇巨製如春花放於原野，呈現一派前所未有的文化繁榮景像。
以上記述，把鹿城這塊土地上數百年間的文學藝術活動情況，勾勒了一個大致的線條，下麵，就鹿城古代的作品，揀幾個有特點的來說。
首先介紹的兩篇文章，要從思政樓說起。原來，明朝成化年三年（1467年），江西吉水人尹昭任楚雄知府，他於政事之暇，在府署內建了一座高曠敞豁的小樓，到他離任時，還沒為小樓命名。成化七年冬，浙江臨海人趙熙接任知府，見了前任建的小樓，就想要為之題名。然而題名在古代是一件很講究的事，題得不好會讓人見笑。趙熙是進士出身，自然是很有學問的啦，所以題得很有品位，叫“思政樓”，接著寫篇《思政樓記》。該《記》以“思政”立論而展開論說，其中大量引用儒家經典，自然貼切，毫不牽強。結束一語：“乃若移為國為民之思於而身而家而妻子思，則豈餘所知哉！”幾與範仲淹的名言“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同臻佳境。這麽一來，思政樓及其《記》就成了楚雄城的一個佳話。此後過了142年，到了清朝光緒九年，貴州貴築人陳燦任楚雄知府，他也與趙熙有相同的遭遇。原來，他的前任知府榮思也在府署儀門左邊建了座樓，同樣到離任還未題名。陳燦也是進士出身，翻閱舊誌，見了前麵思政樓及《記》的典故，於是也把新建的小樓題名為思政樓，並且寫篇《改建思政樓記》。懂行的人知道，這篇文章不好寫，它必須發前人所未發，才能立腳。陳燦當然曉得這個利害，然而可能他有意要超邁前人，所以居然動筆了。寫出來一看，他是在趙熙正襟危坐的思政之外，補之以“《蟋蟀》詩人之旨”，申言其樓還有“遊觀”、“宴樂”的功用。那意思明顯是說：官員也是人，政事之外，亦必有所樂，一如孔子及其弟子們的“沂水之樂”——這就是《詩經·唐風·蟋蟀》的宗旨。換言之，這才是儒學的真義。
接著介紹《石三灣記》。作者吳道南，鹿城人，舊誌說他：“生而靈秀，學問淹雅，口吟手披，至老不倦。家貧好義，然諾不苟。值明末清初之亂，遨遊林泉。”他的文章，留下來就《石三灣記》一篇，然而這是一篇奇文。奇在什麽地方？原來，吳道南生於明末，長於亂世。雖然寒窗數十載，卻七次科場失意，這是科舉時代文人最大的不幸，但是又難以明言。不得已，轉而寫《石三灣記》，表麵看去隻不過是辨別一個村名，實際是申其鬱鬱之氣，而辯之之法又極妙：文章起首提出“十三灣”之名，將欲探之，而數十年不能得，這是欲擒故縱的筆法。後來終於親臨其地，於是潑墨大書石頭的千姿百態，為世間罕有。這是暗示作者本人靈秀，而不為世所知。換言之，寫石即寫已。結末一段，表麵示人以“達人知命”的心態，然而卒章見誌：不能視“鍾天地靈秀”之“石”默默無聞，將借一支筆，發揚光大而傳諸後世。宣統《楚雄縣誌述輯》說：“《石三灣記》屈曲傳神，論者謂之本身寫照。”這是一針見血之論。下邊把其中描摹石頭一段文字錄出，以見其文字的功力：
山行五六裏，入一大穀，其石棋布星羅，應接不暇。已而翹首穀上，見有累累若若者為石甚夥。餘策馬陟其巔，則遍山皆石，其間有若鼓者，若鍾者，若雞之曬其翼、羊之顧其羔者，若獅、象之蹲者，若馬之成群而馳逐奔踢者，若牛之俯首齧芻，而牧童操鞭策於其後者。稍平坦處，一巨石隆起若梁，空其中，可通往來，內有石桌、石礅，可坐四五人。其他千態萬狀，不可悉數。自右而下，約裏許，由石門入穀，其峰插天，其石欲墜，且巉岩險怪，不可名狀。道經山腰，石覆道上者數武⑷，其下則儼然天塹，不知其幾千百尺也。越數岡巒，而其穀之石，迥與前異，其中如砥，其兩隅如砌，其層級如階，皆有理可剖，不大費雕琢而材皆可用。循級而下數十步，則石壁屹立，廣可七八尺，高可三四尋，瀑布鋪其上，石潭承其下，水星霏霏，斜陽射之，恍如玉屑繽紛而細珠曆落。餘於此時，神怡心曠，徘徊不忍去，殆不複知餘身之在塵世間也。喟然曰：向疑其異，一至斯乎！古之命名，良有以也。
最後介紹一篇《淮陰侯論》。作者薩綸錫，楚雄八翰林之一，字言如。舊誌說他：“稟性明哲，學問貫通，以《孝經》為律身之本。凡文詞，執筆立就，詩亦清逸。中康熙甲午（康熙53年、1715年）科解元，丁未（康熙54年）成進士，選庶常，散館授檢討。著有《燕山集》、《德慶堂稿》。”
劉邦與韓信的故事，詳載於《史記》、《漢書》，二千餘年來為國人所熟知。曆來評論，多責備劉邦，以其為猜忌之雄、殺戮功臣之傑，這自然是千載不易之論。然而韓信的本色，也不過是個淮陰市井之徒，你看他初投項羽而背之，繼投劉邦而逃之，垓下圍舊主而殺之，這樣的人，雖為天下名將，但因含德不厚，利欲熏心，最終死於劉邦夫婦之手。這些是通常論者所沒有看出的。薩綸錫此文，既道劉邦之雄猜，又陳韓信之驕侈，二者相博，那麽，韓信之死並非劉氏一麵的刻薄所至，這個道理也就明白了。薩綸錫這篇文章，文筆老辣，議論深新，一如蘇老泉的《權書》，讀其文，無不油然而有耳目一新之慨。
以上所舉幾篇文章，自然隻是楚雄詩文之流中的一滴水，看不到百花盛開的景致，卻能看到思考的深度和寫作的功力，權為管中窺豹吧。
邊城秀才於鹿城東山寓
中國文人中，我非常敬重蔡元培先生，如北大學子鄭勇所說，蔡先生是一個在未名湖畔叢樹幽林間，謙和地獨守一片淨土的人；是一個當之無愧，有後來者“以口為碑，以心為碑，以文為碑”大寫的人。 蔡元培先生對學生運動的負麵作用有清醒的認識，他認為學術機構不應該過度參與政治活動，從而傷害到學術研究與獨立。 蔡元培先生在《我在北京大學的經曆》一文中寫到：“我對於學生運動，素有一種成見，以為學生在學校裏麵，應以求學為第一目的，不應有何等政治的組織。”但同時他在《學生的責任和快樂》的演講中也提到：“我再回溯到五四運動以後，我們一般學子受了這種感觸，其中由自覺到覺人的很不少，至若學生去歲幹預政治問題，本是不對的事情，當此一發千鈞的時候，我們一般有智識的人，如果不肯犧牲自己的光陰，去喚醒一般民眾，那麽，中國更無振興的希望了。 但是現在各位的犧牲，是偶然的，不得已的。若是習以為常，永荒學業，那就錯了。”可悲的是，自此以後各種政治運動“習以為常”，中國的文化與傳統在這般“習以為常”的政治運動中被破壞殆盡。 北大師生自編自演的話劇《蔡元培》中有一幕讓我非常感慨 ——在那最艱難的時刻，蔡元培先生身心交瘁，獨自坐在黑暗中，自言自語說道：“誰又理解我呢？” 是啊，誰能理解他呢？
中國知識分子曆來處理不好學術與政治的關係。 近代康梁以降，一直是用學術為政治服務，由此犧牲了學術的獨立品格。在當前中國這片已經鹽堿化的土壤上，再好的樹苗也很難存活。 如今這個時代的隻有一種“強者文人”可以存活，“這種文人手捧《論語》，心想《厚黑學》；外表是聖人，骨子裏是草莽。”霍布斯曾這樣分析這些草莽們：“這樣不僅是在現狀之外，一定要找到更高度的愉快，或是中庸之度的權力不能滿足。而是一個人除非抓扯著更多，他不能相信，現有豐衣足食的條件與能力，已確切在自己的掌握中。”
愛默生說：“我不願把我與這個充滿行動的世界隔開，不願意把一棵橡樹栽在花盆裏，讓它在那兒挨餓、憔悴。學者不是獨立於世的，他是現今這個靈魂萎靡的隊伍裏，一個執旗的人。” 像愛默生這種背著十字架，在黑暗的夜晚舉著火炬的文人現在現今中國幾乎找不到了。 說到悲觀，我確實有些悲觀，但這是一種不喪失信心的悲觀，我堅信，中國傳統文化複古的時代遲早會到來。 雅斯貝爾斯說：“誰以最大的悲觀態度看待人的將來，誰倒是真正把改善人類前途的關鍵掌握在手裏了。”
如果我們不能決定或改變結果，我們可以努力地去完善過程， 從秀才與他的朋友們身上，我看到了這種努力。 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