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南文史
介紹雲南文史，講述自己的故事。
高量成的曆史文化意義
高量成作為雲南曆史上的重要人物，自明代以來史不絕書，舉凡雲南地方誌、雲南各種野史，以及近年在英特網上流傳的文字，可謂目不勝收，然而宋代的正史並未記載高量成其人其事，而地方誌的記載又不完整，野史的記載又極零散，英特網上的文字又多半是傳抄，並且膚淺，所以，時至今日，我們對高量成的認識，可以說還很不全麵，很不深入。
高量成的一生，絕大部分時光是在楚雄渡過，而且高氏家族的後裔，在高量成之後的楚雄曆史上，也時有影響，其族人聚居之地，稱“上半城”，所以，作為一個楚雄人，我從少年時代起，就不時聽說過高量成其人其事，青年以後，到楚雄紫溪山目睹過高量成留下的摩崖《護法明公德運碑讚》。出於對家鄉曆史的深情，出於對高量成其人的景仰，我在幾年前曾翻閱大量能夠到手的資料，對高量成的家世、生命曆程，乃至其所處的曆史和人文環境，作過相對細致的考查、分析與思索，寫出中篇曆史小說《德運碑傳奇》，算是我對高量成其人其事，尤其是對其品德的一個認識和評價。此次楚雄州社科聯組織撰寫《滇中文化論·人物篇》，指定我撰寫高量成，於是我得到一個直接評價高量成其人曆史文化意義的機會，可以把我在小說裏寄寓的思想明白地表達出來，給廣大讀者提供一個深入研究、討論高量成的文本，從而使高量成的曆史文化意義更為明朗，而有利於我們今日對家鄉的文化建設。
全文分八個部分，先後為：家世淵源、家庭情況及其基本履曆、取得相位的原因、讓位、在相位期間的武功、文治、佛事活動及其它、總評。大體以高量成的人生經曆為順序，述其行事，評其意義。
一、高量成的家世淵源
高量成的家世淵源，這個問題在雲南通誌和大理、楚雄地方誌裏，記載比較清楚，也比較簡潔，此為許多了解雲南史的人所熟知，而野史記載比較繁豐，其中所包含的文化義蘊也更多，所以，我把方誌和野史裏的內容對照、綜合起來，加以敘述如下：
高量成的曾祖父高升泰（泰亦為太），一度成為大理國的“皇帝”，但高氏的發跡卻要追溯到高升泰的父親高智升。
高智升的發跡滿含傳奇色彩：
高升泰的父親高智升，生於點蒼山麓茫湧甸，家貧，身高九尺，力能扳倒鬥牛，臂力為國中第一。幼年時即拜無為寺蓮座長老為師，精槍法，善騎射，智慧超群。有家傳鐵鞭，為隕鐵打造，重百斤，智升每天雞鳴而舞之。後傳升泰，世稱高家鞭。智升武藝超群，遂為大理國驃信（國王）段思廉禦前隨軍。
一日，段思廉遊獵於鳳凰坡，突然旋風起，括得揚塵漫天，座騎迷眼，受驚失蹄，段思廉滾鞍落馬，眼看要墜入懸崖，智升箭步上前接住，免了段思廉一場災禍。又扶段思廉上鞍，牽馬而行。從此，高智升受段思廉信愛，賜兩宮女服侍高智升，智升納以為妻室，生子高升泰。
保安六年（宋仁宗皇佑二年、公元1050年），段思廉命高智升伐叛臣楊允賢，克之，遂以白崖、和甸賜智升為領地。保安八年，又拔擢高智升為統兵。
高升泰自幼習文練武，十四歲時，已是文彩驚人，所賦詩詞稱國中第一。與諸清平官、布燮⑴答辯於五華樓，言辭滔滔，眾官無不歎服。校場演武，諸般兵器，無不精熟，驃信賜升泰為清平官，並賜高智升為鄯闡（昆明）侯，主管柘東，高升泰佐之。升泰往來於滇池、洱海，職統九爽⑵。
段廉義廣安四年（宋神宗元豐三年、公元1080年），楊義貞弑段廉義而自立，稱皇帝。篡位凡四月，嶽侯高智升命升泰率滇東兵馬誅之，改立段廉義之子段壽輝。段壽輝以靖難之功，加封高智升為太保，封德侯；封高升泰為鄯闡侯，代智升為相國。
段壽輝在位兩年之中，地震，雪山崩，晝晦，多異事。壽輝恐懼，禪位於段思廉之孫段正明，自己出家為僧。
段正明好佛，埋怨國事累人，不善治國。大臣怨其不務朝政，而心向高升泰。段正明多次讓位於升泰，認為隻有升泰才能振民興國。升泰不得已而登王位，改國號為太興國，那一方麵是仿蒙氏太和興盛之意，另方麵也因“太”與“泰”同音，以為吉祥；年號天佑。
天佑三年（宋寧宗慶元二年、公元1196年）一天傍晚，升泰膳後頭暈，次日清早不能起床，目斜口吃，四肢癱瘓，逐召諸臣、子孫於寢宮，立詔：“吾之立君為國，皆正明皇帝強我為之。原因段氏之弱、群臣之意。吾突遭風癖，知天命在即。吾死，子孫隻許佐國，而不得立君，國歸段氏，慎勿背我。”又對長子泰明說：“要永遠當段氏的良臣，還位段正淳，不要違背我的意願。”病七日而歿，以國禮葬之，諡“富有聖德表正皇帝”。
為什麽高升泰還位段氏，專一要立段正淳為驃信呢？
原來，段正淳與高升泰二人，在年輕時就相處很好。升泰有個妹子叫升潔，自幼跟從本慧國師學習，精奇門，是國中有名的才女。經升泰撮合，嫁給段正淳為妻。所以他們是郎舅關係。此外，段正淳其人，性情純和，辦事慎重。升泰當驃信以後，拜正淳為布燮，凡事都隨順著升泰。由於這些原因，升泰還位段氏，也指名要段正淳繼位。
段正淳因聖德皇帝遺詔而得立，改國號為“後大理”，封升泰長子泰明為相國公，又封土威楚五百裏，子孫世襲清平官。
以上富於傳奇色彩的記述，來自於明代李浩所著《三迆隨筆》。該書記載人物事件的真實性，據我所知沒有受到讀者的疑問，而就以上所引有關高升泰得位而又主動讓位一事，在中原王朝的曆史上實屬罕見，而如果了解雲南大理國濃厚的佛教文化，了解段氏與高氏曆代通婚的情況後，我認為這個記述是真實的、可信的。
太興國王高升泰生三子：長子泰明，次子泰運，三子泰慧。升泰臨終前，把帝位還給段正淳，段正淳拜泰明為相國。泰明有四子：長子明順，次子明量，三子明清，四子明性。
泰明卒，本應由其長子明順襲相位，但其時明順年幼，於是由泰明之弟泰運繼相位。泰運卒，又把相位還給了明順。
高明順是明量的大哥，也就是量成的伯父。明順卒，順貞襲相位。順貞是明順長子，也就是量成的親堂兄，於1141年（紹興十一年、廣運十三年）由高量成接任相位。
附：世係表
二、高量成的家庭情況及其基本履曆
前麵說過，高量成的父親高明量是量成祖父高泰明的仲子，因為泰明任相國，封地在威楚，所以高明量得世襲後理國清平官及威楚府演習之職，封政國公。
清平官是南詔、大理國特有的一種官名，是驃信之下的最高行政長官，通常有六人，包括坦綽（太子）、布燮（相國）等。這從形式上看，與後來清朝的軍機大臣有些相似，但實際上，在後理國，相國手操大權，清平官不過是相國的秘書而已。高明量襲清平官之職，隻不過在名份上成為王公，並不參與政事。
後理國的政區，除首府羊苴咩外，設立八府、四郡、四鎮，各有境界，而各部、賧、甸等，則分別隸屬於府、郡、鎮。府又有大、中、下、小四等，大府主將稱演習，副職稱演覽。高明量任威楚府演習，自然是一個實職。
然而高明量英年早逝，死亡的原因，史誌未記載。於是，高量成在其後的《德運碑讚》中追述自己的身世：“幼孤，久失庭訓。”
從各種史誌的記載來看，高明量沒有顯著的功績，並且隻育有一子，即量成，這大概與他早逝有關。
高量成的生年，由於史誌均無記載，所以隻能根據某些記載加以推算。《德運碑讚》中有句：“弱冠歲餘，天地合德，日月同明”，
量成任相國九年後，讓位於其侄高貞壽，其為段正興永貞三年、宋高宗紹興二十年、公元1150年。
據
及至其致仕八年之後，即段正興大寶十年、宋紹興二十八年、公元1158年，作《德運碑讚》。我們雖然不能確定量成的卒年，但由此可以肯定他不能逝世於1158年以前，換言之，量成至少活了39歲。
關於量成妻與子的記載，就我所見比較詳細者為袁嘉穀《滇繹·卷三·高氏》，其曰：
“量成娶於王女，名成宗，生子佚其名，英姿卓茂，氣韻清遠，慨然有安世之心，年二十，辭父兄出家，知其誌不可奪，不得已壯而許之，修元上菩提證入法界，號淵公，年四十六，端坐而逝，帝命禮號塔曰‘實際’，諡頓覺禪師。孫高明生、侄高善祐，雖妙年而義誘其衷，謂開國以來一人而已，可以將示來者。故俾公弟高觀音政儉校，措意如公弟，扶危撫弱，防巢之義深者，因申奏上聞，琢石立碑，命楚州趙佑撰記，名曰《淵公塔銘》。淵公有弟，戰敗於[左目右牢]婁之役。”
袁嘉穀這段記載，他自稱來自於《淵公塔銘》，然而我所見的《皎淵碑》中卻是這樣記載：
“公諱通月，號智玄，諡曰頓覺，而皎淵其字也。”“為讓國公高泰明曾孫，相國高明量嫡孫，平國公高量成之子，母即昭慶公主也。”“公於南詔(大理國)天開十年甲戌，即宋寧宗嘉定七年十月二十四日，以大空相三昧入涅，共坐四十有六夏，三十有七臘，利生六十有六年。帝命建塔於水目山，題之曰‘實際’，翰林學士
把這兩方麵的記載綜合起來，可以看出：
高量成之妻，為國王段氏的女兒，名成宗，稱昭慶公主。（或稱“寶慶公主”，未知孰是，然音相近也。）
“辭父兄出家”、“淵公有弟”則皎淵有兄有弟，換言之，高量成至少有子三人。
然而以上所述明顯存有一個疑問：所謂“王女”，王指誰？是段正嚴，還是段正嚴之子段正興？
就我查到的唯一資料，是台灣清華大學
這個說法，不知出處，但是我們可以從另一角度來尋找答案。
前麵曾說過，高升泰有個妹子叫高升潔，嫁給段正淳為妻。到段正淳當了驃信，高升潔就成了王後，所以按照輩份，高量成當稱繼任的驃信段正嚴為表姑老爹。換言之，段正嚴為高量成的祖父輩，段正興則為量成的父輩，於是段正興的女兒昭慶公主就與量成平輩。
再說，所謂利貞皇帝，即段正興之子段智興，於宋孝宗乾道八年（公元1172年）繼位，改元利貞。皎淵稱之為“皇叔”，於輩份相符。
居於以上兩個理由，可以認為，高量成之妻確為段正興之女。
三、高量成取得相位的原因
由前麵的敘述可知，自高升泰逝世，還位段氏以後，先後任相國的是高泰明、高泰運、高明順、高順貞。高順貞有一子貞壽（《高氏族譜》作貞受），按常理應由其子高貞壽繼承相位，但卻由高量成繼承了相位，其中原因，史誌無載，因而引起當代學者各種猜測。在各種猜測當中，有一種說法是“爭奪”，比如《楚雄市誌·附錄·護法明公德運碑讚》的一條注釋中說：“21歲的高量成奪取了堂兄弟高順貞的相位”雲雲，然而筆者卻不讚同這種說法，理由如下：
《三迤隨筆·高氏爭官》這樣記載：
“內史載：高智升救主有功而重用，自此高氏飛黃騰達，至升泰佐國，段氏讓位。升泰風疾，遺言還位眾臣之前，後大理國段正淳
這段記載明確說明，在段智興為驃信以前，高氏族內並沒有相位之爭；相位之爭，起自於段智興一代。
與這段記載相對照的，是《滇雲曆年傳》所記：
“淳熙元年（公元1174年），高觀音隆立，奪壽昌位與侄貞明。十一月，阿機起兵，同正明入國，奪貞明位還壽昌。貞明奔鶴慶。”
“淳熙三年（公元1176年），高妙音自白崖破河尾關入國，奪壽昌位。”
《滇雲曆年傳》記載淳熙年間高氏爭相的事件之前，再無爭相位之事的記載。由此看，說高氏爭官初起於段智興一代，是可信的。而段智興即驃信位於1172年，即宋孝宗乾道八年，離高量成即相位的紹興十一年（1141年），相距三十餘載。
為什麽高氏爭奪相位起自於段智興朝呢？這是因為高智升後代嫡庶力量的消長。今人郭開雲、蔣國治在《高氏族譜·高氏源流》一文中所說頗為具體：
“上述高氏內訌，史籍多有記載。考高智升二子升泰居大理，升祥居鄯闡，有東西之分。升泰之孫分封西部（原注：今滇西地區），升祥子孫分封東部（原注：今滇東地區），而泰明因升泰長子得為相國。泰明卒，傳其弟泰運，泰運又讓位於泰明之長子明順，明順傳子順貞。其後從弟量成之相國。惟量成又讓位於順貞之長子貞受，貞受又傳子受昌，則高氏以嫡係傳，各守名份，可相安也。然升祥之子高觀音明（原注：即祥明）段氏賜白崖地，故祥明子孫世守鄯闡，又分白崖，以觀音為號，其勢漸長，久而凱覦相國，因庶支未得立，乃擁立貞受和貞明而逐受昌。逾城派為泰明之裔，則擁護受昌。《野史》所謂高阿機者或即逾城光之兄，既扶受昌位，既輔政，而逾城繼襲姚府演習。不二年，觀音派複入首府，自任相國，逾城派兵敗，不服，整軍經武，高阿育乃奪相國位，傳至大理國亡時。”
再看《南詔野史》，其中說：段正嚴時己亥（方國瑜按：“己亥當是己巳之誤。”）“群臣以高升泰侄（方國瑜按：曾孫）高量成有德，請立為相國，”號中國公。
由以上引文，可以清楚看出，高量成之為相國，不是爭奪而得，而是高氏權臣的薦拔，公開的理由是量成“有德”。
從常識來看，高量成父親早亡，他為相時年僅二十出頭，既無父兄扶持，又無文治武功，他憑什麽力量去與相國爭奪，並能取得相位呢？
我認為，比較可能的情況是相國高順貞有重病或死亡，而他的兒子貞壽又年幼，不能繼位治國，所以按泰明傳相位於弟泰運的先例，群臣選順貞的堂弟量成出任相國。另方麵，量成沒有父親，年紀尚輕，群臣易於控製；又是太子的女婿，段氏亦樂於接受。更重要的大概是量成品行端正，即所謂“有德”，可以寄以大任。集諸多方麵的條件，高量成被舉薦為高氏權臣在後大理國掌權的代理人。
四、高量成讓位
高量成出任相國九年之後，讓位於其侄高貞壽。這在各種野史和誌乘裏，所載都是簡單明瞭，毫無異詞。
為什麽讓位於高貞壽？因為貞壽是前相國順貞的兒子，這被古人稱為“還位”。
那麽，量成還位是出於自願還是無奈？
《楚雄彝族自治州誌·人物·高量成》中這樣說：“宋紹興二十年（1150年）六月，三十七部叛，高量成領兵征討，平定回朝時，其侄高貞壽已據相位，高量成寬宏大度，不與之爭，乃讓位於侄，還居威楚紫溪山。”
這個記述，不知出自何書。
《萬曆雲南通誌》卷十楚雄府名宦條，其中說量成“罷相”。這個說法，與其它史誌所說“致仕”、“退隱”似乎有所區別而接近於《州誌》的說法，但由於沒有資料，我們仍然不敢附合《州誌》。
這樣一來，《州誌》的說法就有了疑問，並且難以解決。我們不妨從另外一個角度來找答案。
凡讀過《三迆隨筆》的人都知道，該書的作者李浩是沐英的義弟，於洪武十五年“平定”大理後，把平章府石庫中的曆代藏書、文牒、曆代資料運往下關。其後，李浩把這些書籍、資料，用千字文分類編號，並寫出其讀這些書的心得，集為《三迆隨筆》。毫無疑問，李浩是明代以來直接掌握南詔、大理書籍、資料最完備的第一人，所以《三迆隨筆》也就自然成為研究南詔、大理曆史文化的極重要資料。此外，這本書又經曆種種磨難，於2001年12月才由雲南人民出版社首次出版，所以，許多老一輩的滇史專家都未能寓目，因而在他們的論著中，若幹問題因資料不足而懸疑未決。一如以上所說高量成是否被迫讓位這樣的問題，方
然而我們有幸讀到《三迆隨筆》，並讀到其中一篇專門記述高氏爭權的文章，亦即前麵提到的《高氏爭官》一文。
我認為，如果一如《州誌》所說，高貞壽在高量成率軍出征，並已取得勝利的情況下，在京城大理自居相位，那麽，這種爭權的行為就是後理國高氏爭奪相位的首例，而作為首例，李浩就必然會將其記入《高氏爭官》一文中，這是任何一個合格的編史修誌者的常識，李浩絕對不可能缺乏這種常識。
再按當時的情況思考，高量成帶兵在外，且是得勝之兵，即便高貞壽敢於冒險奪位，驃信以及群臣就都敢支持他？驃信和群臣又有什麽不可與高量成共處一朝的深仇？同樣，沒有什麽資料可以回答這些問題。所以我認為，我們還是隻能回到我們所能見到的史誌中，接受“讓位”這種說法，換言之，高量成是主動還位給貞壽。
高量成為什麽能主動還位給高貞壽呢？這個問題與大理國的曆史文化有密切關係，也與高量成的品行有關。
從大理國的曆史文化看，這首先是佛教文化。
關於大理國盛行佛教的記載，相信凡讀過大理國曆史的人都知道，本不必詳述，但為了清楚大理國崇佛的製度，以及崇佛的程度，所以還要引用《三迆隨筆》中一篇文章，叫做《大理國崇佛》，全文如下：
內史載：大理段氏本蒙氏武將，思平母與龍交而得。母祟佛，思平滅楊氏建大理國，大興佛教。蓋思平原為楊氏追殺，避於古寺觀音大士法身後，楊氏遍尋不得，而感大土慈航普渡，救思平於危難。思平發願，若得大位，必以全國供養三寶，遍建伽藍，以佛為國教。思平立國曰大理,稱文武皇帝。修崇聖三塔，建大石庵、華嚴寺、弘法寺、紫竹苑、法相寺、蓮花庵、蕩山寺八大伽藍。並諭：“除三十七部，臣民皆信佛，戶戶供養觀音。初一、十五，君臣萬民素食，諸邑甸皆建小寺，燒香拜佛，國不朝政，戶戶淨水香煙。諸寺大比丘，率眾繞佛畢，法師坐禪床講經。巳時眾始歸。除放牧者，臣民皆不勞作。”此製沿至後大理，皆如是。大理自文經皇帝出家始，思英、素隆、素貞、思廉、壽輝、正明、正淳、正嚴(和譽)、正興(易長)、智祥，段氏傳國二十二代，而十帝王為僧。大理國製：“國王出家，諸朝官願者可隨帝出家。”無為寺、崇聖寺皆為國寺，國中傳武、讀書之地。皇族清平官、九爽、軍將、節度等，子孫可自幼皈依，讀書習文至長，錄用於國。兩寺住持可參國事，可擇
以上記載，不但出自李浩所見資料，而且曆元朝而入明初，累經戰火之後，李浩所見的雲南，依然是“古寺之多而可冠天下”。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大理國就是一個佛國，研究大理國的一切問題，不能離開他們所信奉的佛教。
上麵提到大理國幾代驃信出家的事，為了更加清楚，此將高量成讓相位以前驃信出家的年代標明如下：
秉義皇帝段素隆，於段素廉明啟十三年（宋真宗乾興元年、公元1022年）即位，在位四年後禪位段素真而為僧。
聖德皇帝段素真，於段素隆明通四年（宋仁宗天聖四年、公元1026年）即位，在位十五年後禪位為僧，立孫段素興為皇帝。
段思廉於段素興天明元年（宋仁宗慶曆四年、公元1044年）被眾官推為驃信，在位三十一年後禪位為僧，其子廉義繼位。
上明帝段壽輝，於段連義廣安四年（宋神宗元豐三年、公元1080年）即位，在位僅一年，禪位為僧。
段正明，於段壽輝上明元年（宋神宗元豐四年、公元1081年）繼位，在位十三年，眾官推高升泰為帝，段正明棄位為僧，段氏統治中斷。
高升泰死，還位段氏，段正淳於天授元年（宋哲宗紹三年、公元1096年）繼高升泰為帝，在位十三年，避位為僧。
而且就在高量成任相國期間，驃信段正嚴在他繼段正淳之位三十九年之際，也因天災人禍而遵循先輩之路，於紹興十七年（公元1147年）避位，傳位於太子段正興。
以上段氏七帝避位為僧，前後不過一百餘年，可以說是接踵而去，這對年紀大的官員和百姓而言，應該還曆曆在目，而高量成本人也目睹了段正嚴禪位的來龍去脈，決不會無動於衷。
高量成生長於大理佛國這樣一個環境，身為貴族，應該深受影響，而據《德運碑讚》所說，量成“明明心地，了了性源”，是一位深受佛教熏陶的人。這種人，決不會把官位看得如同生命一樣重要，相反的是他可能視官位如草芥，隨時可以棄之。再說，量成耳之所聞、目之所睹，盡皆驃信禪位、曾祖高升泰把皇位還於段氏之類的權力交接史，其心靈怎能不受觸動。
更有甚者,最切近的一個先例是：相國高泰明卒，因其長子明順年幼，遂傳位於其弟泰運，當明順成人之後，泰運又讓位於明順。高量成在高順貞有子的情況下繼承了他的相位，按照先輩的風範，他還位於順貞之子貞壽，也是合乎情理之舉。
居於以上理由，可以確信，量成於任職九年之際，讓位於其侄貞壽，是順應著大理國的文化傳統，順應著先輩的思想軌跡而采取的自覺行動。
《滇雲曆年傳》載：“政和十八年（公元1148年）六月，高量成討三十七部叛夷，平之。以侄壽貞（按：當為貞壽之誤）為中國布燮，自號中國公，退居楚雄。”
此條，雖然所記年代有誤（經方國瑜等專家考證的正確年代為紹興二十年（1150年）六月），但平叛與讓位兩事係於六月，可知量成是在平叛取得勝利之後讓位。由此我們可以認為，量成所選擇的讓位時機，表明這很可能是深得“功成弗居”之道的選擇，是自覺的主動的行為。
五、高量成在相位期間的武功
從前麵所述可知，高量成於1141年（紹興十一年、廣運十三年）接任相位，於1150年（宋紹興二十年）讓位，據相位九年。在此期間，其重要政績就是平定三十七部“叛夷”。
何謂“三十七部”？
要弄清三十七部為何義，則要遠溯到爨人，但這是一個比較複雜的問題，本文隻能簡述其概。
據
到了唐代，洱海周邊六詔崛起，經唐玄宗扶持，南詔統一六詔，從此，南詔與爨氏相抗。南詔與爨氏幾次爭戰後，南詔勢力向東擴展，形式上已經統一了南中，但爨氏勢力仍存在於雲南東部，分散於若幹邊遠地區。爨區的政治區域，在公元十世紀初年以後，稱之為“部”，所謂“部”者，《景泰雲南圖經誌》卷二陸涼州部封山說：“夷語以縣為部”。
大理國期間，大理與爨部的矛盾仍然存在，不時發生戰爭。到了大理國第五代驃信段素順於順德三年（宋太祖開寶四年、公元971年），大理與東方原各爨部“會盟”，即達成協議，並立碑垂文。碑文稱此次會盟為“呫血之盟”。盟誓的地點在石城（沾溢），這是東方原各爨部勢力的核心地帶。碑文中，首次以“三十七部”這樣的稱謂代替原爨部，並說，段氏政權與三十七部“與約盟誓，務存久長，上對眾聖之鑒知，下揆一德而呫血。”大理統治者與三十七部會盟，頒賜職賞，受大理統治，每一部有固定區域，有土長世襲。
這就是三十七部一語的來源。
三十七部名稱，及今地見下表：
大理三十七部地名表
府 名 (郡、鎮) | 部 名 | 元代郡縣 | 今 地 |
威楚府 四部 | 羅婺部 華竹部 武定縣 碌券部 | 武定路 和曲州 羅次縣 祿勸州 | 武定、祿勸 武定縣南 祿豐碧城 祿勸縣 |
石城郡 十二部 | 磨彌部 普摩部 納姤部 羅雄部 夜苴部 落蒙部 落溫部 師宗部 彌勒部 仁德部 沙摩部 子矢部 | 曲靖路 越 州 馬龍州 羅雄州 亦佐縣 路南州邑市縣 路南州邑市縣 師宗州 彌勒州 仁德府 歸厚縣 普安路 | 曲靖、沾益等 曲靖越州 馬龍縣 羅平縣 富源彝佐 路南縣（今改為石林縣） 路南縣（今改為石林縣） 師宗縣 彌勒縣 尋甸縣 尋甸縣西 貴州普安、盤縣 |
河陽郡 五部 | 羅伽部 強宗部 步雄部 嶍峨部 寧 部 | 澄江路 陽宗縣 江川縣 嶍峨縣 寧 州 | 澄江縣 江川陽宗 江川縣 峨山縣 華寧縣 |
秀山郡 五部 | 阿僰部 休臘部 落恐部 思陀部 溪處部 | 臨安路 河西縣 落恐萬戶 溪處部 | 建水、石屏、蒙自 通海河西 紅河縣落恐 紅河縣 紅河縣溪處 |
最寧鎮 七部 | 阿寧部 維摩部 納樓部 褒古部 王弄部 教合部 矣尼迦部 | 阿寧萬戶 維摩州 納樓千戶 舍資縣 | 開遠縣 邱北縣 金平縣 屏邊縣 河口縣 文山縣 馬關縣 |
東川郡 六部 | 悶畔部 烏蒙部 烏撒部 茫布部 易娘部 易溪部 | 東川路 烏蒙路 烏撒路 茫布路 益良州 | 東川市 昭通 貴州威寧 鎮雄縣 彝良縣 威信縣北 |
善闡府 三部 | 嵩盟部 陽城堡部 伽宗部 | 嵩明州 晉寧州 呈貢縣 | 嵩明縣 晉寧縣 呈貢縣 |
從以上表中，可以看出有四十二部，原因是各部在大理國三百餘年中，有興、廢、分、合，未必固定為三十七部，隻是習貫以三十七部總稱原爨地。總之，通過此表，我們不難看出三十七部在雲南東部所占地域之寬廣，物產之豐富，由此可知大理國與三十七部的戰爭，決非平息小亂可比，它實際上是大理國政權最棘手，也最危險的一個問題。
據史籍，自從段素順順德三年（宋太祖開寶四年、公元971年）石城會盟之後，三十七部在較長時期沒有叛亂。直到宋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三十七部叛，高相國泰明討平之，使四子高明清居鄯闡鎮守。”（《南詔野史·段正嚴傳》）
《滇雲曆年傳》記載：“紹興十七年（公元1147年）二月，大理彗星出。慕寧、遠、以、空、破、馬地方諸夷叛，發兵征之，大敗。三十七部夷叛，攻平國公於鄯闡。高明清力戰卻之。”
從這個記述順序來看，應該是先有慕寧、遠、以、空、破、馬地方的民族叛亂，大理國發兵平叛，大敗，之後，更引起三十七部廣大地區的民族叛亂，進攻鄯闡（今昆明），平國公高明清力戰，阻止了叛軍的進攻，但叛亂並未徹底平息。
前麵引文中，“使四子高明清居鄯闡鎮守”，其中“四子”有誤。據《高氏族譜》，高明清其實是高泰明第三子，為仲子高明量之弟，四子高明信之兄。由此也知道，高明清為高量成叔父。
就在戰事剛過，驃信段正嚴避位為僧，傳位於太子段正興。
第二年，也即紹興十八年（公元1148年），《滇雲曆年傳》記載：“騰、永叛，高明清討平之。”
“騰”即騰衝府，“永”即永昌府。後大理國的騰衝府，轄地為今之騰衝、龍陵；永昌府轄區為今之保山地區和臨滄地區。從地域範圍看，這次叛亂的規模應該不算太小，卻為高明清所討平。
接著，《滇雲曆年傳》記載：同年六月，“高量成討三十七部叛夷，平之。”
有關此次戰爭更詳細的記載，諸誌乘皆無，僅能從《德運碑讚》見其概：“四夷八蠻，叛逆中國，途路如蝟毛，百姓離散。天不早命公，斯民墜矣。公於時領義兵，率鄉勇，掃除烽燧，開拓乾坤，安州府於亂離之後，收遺民於虎口之殘，四海清肅，路不拾遺。”
上述文字，諸家所注甚詳，這裏僅將大理國兵製情況簡略介紹。
後理國沿續南詔兵製，平時人人皆耕，戰時人人皆兵。也就是戶口與編製相配合，每戶有丁壯，稱為鄉兵，平時備有戰馬、武器，根據村落遠近，分為東、西、南、北四軍，每軍有不同顏色的旗幡，用以區別。每軍置一將，有的管千人，有的管五百人。四軍又置一名軍將統一管理。平時如果有盜賊出入，要由這些鄉兵來抓捕，如果有了征發，則由官府下文書，鄉兵自帶戰馬、武器和口糧，數日之間就可以集合起來。由於采用這種軍製，所以南詔、大理，無論官民，對戰鬥，甚至戰爭，都十分熟悉。
軍製如此，故而碑文說：“領義兵，率鄉勇”。
上述引文，列於《碑讚》全文之首，表明碑文的作者與所讚者高量成皆以此為最具價值之事，而引以為榮。其中“天不早命公，斯民墜矣”一句，對於此次平叛意義的讚揚，已然無以複加。
碑文又說，經過此次平叛，大理國內，呈現“四海清肅，路不拾遺”的局麵。事實果然如此？
查《滇雲曆年傳》，自此次平叛之後，下一次平定三十七部的戰爭發生於公元1212年，即宋寧宗嘉定五年、段智祥天開八年，距此六十餘載。由此看，所謂“四海清肅”，雖不免溢美，卻也接近事實。
於是，回頭讀“掃除烽燧，開拓乾坤”兩句，可以推知，此次戰爭，高量成已把若幹強硬的“夷”部打垮，從而使大理統治的區域深入於更多的“夷”部，這對於大理國的統治集團而言，無疑是一個較為徹底的勝利。
對此次勝利，在形式上的褒獎，就是高量成獲得驃信段正興頒賜的封號。什麽封號？由於諸書無明確記載，而唯一可證的《德運碑讚》摩岩石刻中，“帝敕號曰”以下剝蝕三字，因而今人眾說紛紜。姚安由雲龍確信為“中國公”，而方國瑜推測為“明國公”，而我傾向方國瑜的推測。無論是中國公，還是明國公，總之是由驃信代表整個大理國統治集團，對高量成此次平叛的功績作崇高褒獎。
六、高量成的文治
這裏所說高量成的文治，包括他在相位期間，以及退位以後的政績。
高量成在相位期間的文治，最重要的是他繼續推行臣屬宋朝的政策。然而這個政策的來龍去脈，需要費辭交待如下：
北宋建立之初，統治者鑒於“唐亡於南詔”的教訓，有“宋揮玉斧”的典故。乾德三年（965年)，平定後蜀不久，王全斌“欲乘勢取雲南”，以地圖進獻，太祖趙匡胤“鑒唐天寶之禍起於南詔,以玉斧劃大渡河以西，曰：‘此外非吾有也’。”
紹興六年 (1136年),翰林學士朱震說：“按大理國，本唐南詔，大中、鹹通間，入成都、犯邕管，召兵東方,天下騷動。藝祖皇帝鑒唐之禍，乃棄越?諸郡，以大渡河為界，欲寇不能，欲臣不得,最得禦戎之上策。”
紹興二十六年 (1156 年),高宗對輔臣說：“蠻夷桀黠,從古而然。唐以前屢被侵擾，入川屬，自太祖兵威撫定，以大渡河為界,由是不敢猖獗。”
宋徽宗崇寧二年(1103)，大理國主段正淳遣高泰運奉表入宋,“求經籍，得六十九家、藥書六十二部。”
段正淳死，子段正嚴立，謀求歸宋。廣州觀察使黃璘得報，轉奏朝廷,稱：“南詔大理國慕義懷徠，願為臣妾,欲聽其入貢。”徽宗詔黃璘置局賓州，“凡有奏請,皆俟進止”。於是，政和六年 (1116)，段正嚴“遣進奉使天駟彥賁李紫、副使坦綽李伯祥等使宋，隨攜貢馬三百八十匹及麝香、牛黃、細氈、碧玕山諸物，外攜樂人一隊。宋徽宗詔黃璘與廣東轉運副使徐惕相偕入京。其所經行，令監司一人主之。”《宋史·徽宗本記》所載“是歲……高麗、占城、大食、真臘、大理、夏國入貢”,即指此事。次年二月，李紫琮等赴宋都汴京，宋朝廷尤禮有加,其所獻樂人深得徽宗喜愛。宋朝廷冊封大理國主段正嚴為“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雲南節度使、上柱國、大理國王”。為示鄭重，宋遣儒臣鍾震、黃漸為冊封使，前往大理冊封,同時頒賜宋行日曆一冊。而頒賜曆法，是宋對其確立宗主國地位的象征。政和八年，宋朝科舉會試，詞科題目為《代雲南節度使大理國王謝賜曆日表》。至此，大理臣屬於宋這一事實，為天下讀書人所共知。
段正嚴一朝，大理與宋的關係達到有宋一代最高水平，而在大理國“位在段氏，權在高門”的情況下，為相九年的高量成，其文治之功，也就不言自明了。
高量成退相位後，因其仍然處理軍國大事，又以威楚府演習的身分治理威楚，所以仍然有政績可述。
高量成退相位後所處理的軍國大事，唯見於《德運碑讚》，其曰：“四夷八蠻，累會於此；八方群牧，□□於此。雖夷狄之深仇，部曲之死恨，到此喜歸方寸，惡竟冰釋，袖刃懷刀，一時捐棄，甘辭豔語，以發喜戲。古人有雲：‘人傑地靈’。八紘四海，聞命於此，可謂大矣。”
文中所謂“累會於此”的“此”，據前文知為楚雄紫溪山，蓋高量成退休居處。
高量成退休以後仍然如此公開地、頻繁地處理軍國大事，並卓有成效，於是近年的楚雄學者把他比喻為陶宏景，稱為“山中宰相”。這個比喻相當生動、準確地說明高量成的才能與威望，以及他對自己國家的負責態度。
高量成曾獲得驃信頒予的“護法公”稱號，這不僅從《護法明公德運碑讚》的標題看出，也有祥雲《皎淵碑》的文字映證：“相國公泰明之曾孫，政國公明量之孫，護法公量成之子也。”
對此，方國瑜認為：“護法公為致仕以後所封。”
我以為，一個“護”字，似乎很能反映高量成退而不休的實情。再者，如前所說，量成在任相國之初即封中國公，在取得平叛勝利之後封明國公，在退休後封護法公，所以，德運碑的標題中，合二者為一，稱“護法明公”。
假如事實真如
關於高量成治理威楚所取得的成就，
“尤當說者，高氏世守此地，建立政權，反作用於社會基礎，有巨大作用……威楚地為爨之西境，居民些莫徒（原注：撒馬都）。唐貞觀年設覽州，南詔為覽賧，置曲驛。大理前期設石枽郡，大理後其設威楚府，元時為威楚路。六百餘年中，發展過程，設府為關鍵時期。當設治時，有一定社會基礎，既設府治後之設施，推動社會基礎，加速發展，碑文所說，改變落後狀況，進入文明之域，即所謂之‘德運’，對此地區有巨大影響。”
又說：“《元史·地理誌》威楚路曰：‘為雜蠻耕牧之地，唐時蒙舍詔閣羅鳳於本境立郡縣，諸爨盡附，及高升泰執大理國柄，封其侄子明量於威楚築城，號德江城。’又鎮南、南安、廣通、定遠諸州縣，亦謂隸高氏，即設置統治政權，作為一個政區，加速發展，奠定元時設治之基礎，仍命高氏為土官，至明代改為楚雄府，又設設楚雄衛，社會基礎更大變化，逐漸裁革土職，而設流官統治也。”
以上為高量成兩方麵的文治狀況，是以事實說話，而《德運碑讚》則從政治思想與學術方麵加以總結和提升，也很值得一讀。其曰：
“□□□□□周道，不行商道。商以誓為實，周以會為實。公累與諸蠻會，不曾誓，故行周道。非獨行周道，代亦周氏□□□□□放□□□□關門不閉。《傳》曰：‘進賢受上賞，敝賢受誅戮’。齊有仲父，鄭有子產，竹帛稱之為民之父母，孔子□誠之為□進賢也。公性賢良而有德，澤及八紘，宗族同一心，四海為一家。《詩》曰：‘濟濟有眾’，此之謂也……公以禮義為衣服，以忠信為甲胄，以智勇為心肝。遠之來者，割地而封之，不歸化者，興兵而討之，自是天下大化。”
以上這些文字，凡熟悉中國傳統文化的人，一眼就能看出它具有濃厚的儒家政治與倫理色彩，這是《德運碑》的作者以儒學之眼，審視高量成修齊治平的功力，及其所達到的境界，而得出的斷語。這些斷語對於我們今天認識高量成其人，認識他取的成績，都是不可或缺的提示。
七、高量成的佛事活動及其它
在前麵的引文中，我們看到了大理國濃厚的佛教氛圍，那就是，除三十七部外，上自驃信，下至庶民，終生沉浸於佛教的生活方式，踐行著佛教的信條。以至於我們不能不把大理國視為佛國，而看到它與與中原文化的區別。
高量成終其一生，生長於這樣的文化環境，其所陶染的文化，自然主要就是佛學。於是，在給自己一生的思想和事業作記載的《德運碑讚》中，踐行佛學就是題中應有之義。
《德運碑讚》中，緊接著上引儒學思想以後，大段記述高量成的佛學修為和佛事活動：
“公明明心地，了了性源。興修白馬，喜建伽藍，眾山藍若，無不周備。所謂溉其根而□其實，種其福而積其基……明月侍座，清風掃門。喜聽法鼓明心，不聞塵囂聒耳……”
在以上引文中，特別提醒《德運碑》的讀者，“眾山藍若，無不周備”一句中，“眾山”並不專指紫溪山，而是指威楚，乃至於威楚之外大理國之內的其它山。因為在碑文中，這句話遠在記述高量成開辟紫溪山事跡之前。
高量成開辟紫溪山，《德運碑》用了不少筆墨來記述：
“公爵地威楚府牟州石桒弄，地處威楚府西隅，去府五十裏，地名薇溪。山林茂盛，是賊巢穴，采樵刈草，皆為賊所擄。公歸隱，創居處，建宮室，賊散去不知幾千裏也。泉甘而山茂，公之居處。仲尼有雲：‘仁智者也’。”
接下來的大段文字，就是前麵所引“四夷八蠻，累會於此……八紘四海，聞命於此，可謂大矣。”
於是，我們知道，退休以後的高量成，是在紫溪山累會諸侯，以及三十七部首領，而使他們的“深仇”、“死恨”得以冰釋的法寶，就是佛學。這是一個開示的過程，是在親近自然，以及佛教的環境裏，以其“明明心地，了了性源”的佛學修為，對人心靈的淨化過程，而不必是籌謀和伎倆。
此外，以紫溪山為佛教場所，高量成有開辟之功。繼其後，明、清期間，全山先後建有寺廟百餘座，遂成為滇中佛教名山,於是，僧尼培植山茶花，廣植奇木，曆任楚雄官員，乃至外地官員、名僧名流，以及書生瀏覽紫溪山而填詞賦詩，累累不絕，為楚雄的文化增色不少。改革開放以來,州市政府加大對紫溪山的建設,遂於1993年獲省級風景名勝區的稱號。
關於高量成的佛事活動，還要提到的一點，是他重修大理崇聖寺主塔的塔刹，同時增建南北兩座小塔。（薑懷英、邱宣充《大理三塔史話》）
高量成的其它重要活動，有資料可查的，是在大理三月街馬市上設竟馬擂。
資料來自《三迆隨筆》，其中有篇《段正興辟馬市》，全文如下：
《段氏傳燈錄》載：正康皇帝體弱，諸夷多變，難以治理而禪位正興。正興幼善武，喜擊技。立位與高量成親率兵平諸叛，有飛騎軍之稱。至此，國漸昌盛。段氏國強，諸夷朝賀。於三月，立市葉榆城西點蒼神祠，以易騾馬。到時商賈雲集，諸蠻四夷皆至。大理自與宋通，皆遣使入葉榆購置騾馬、象牙。諸軍亦派吏入使大理，親購軍馬數以千計。按期，大理高國公量成父子親臨葉榆，設競馬擂。選十駿，為主獎國中有功十軍將。餘良馬，以高價貸宋購馬官。每三年，正興遣使入宋朝賀，必購數良馬。後因宋守關良拒段氏使臣入境，高氏急奏正興。至此，段氏不再朝貢，但不拒宋使入境購馬。馬市萬商雲集，多為湖、廣、川商販，以絲綢、書紙、筆、硯、胭脂、花粉、人參諸飾品，以物易南中騾馬、象牙、犀角、鹿茸、山貨、藥材、刀劍，馬市長達二十餘日。按時，西域諸邦、吐蕃古宗，皆入葉榆以物換物。入夜，五華樓前踏歌宴舞，戶戶張燈結彩，域邦幻戲。王室後妃出遊鬧市，觀諸技於五華樓，賞諸伎人，年年如是。馬政之興，自此段氏與宋不再隔絕。
對以上所引，需要略作說明。馬匹在農耕時代，是極為重要的生產工具，於戰爭不可或缺。而宋朝在與金兵長期戰爭中，所耗戰馬太多，以至國中所產馬匹供不應求，而南中向產良馬，西部有越賧駒，東部有滇池駒。宋朝為向大理國購馬，在邊境專辟馬市，南邊和東邊各一個。南渡以後，在戰馬供應方麵，更依賴後理國。然而由於需要量太大，原來的兩個邊境馬市不能滿足宋朝的需求，段正興為了進一步與宋交好，也為了增加財源，就在京城羊苴咩（今大理）開辟一個馬市，每年三月開市，這就是沿續至今的大理三月街的來曆。而高量成在馬市設竟馬檑，也即賽馬檑台，可以激勵生產和訓練良馬，於大理和宋朝都有好處。所以，在今天看來，三月街馬市好象隻不過是一個帶有地方民族特色的商品交易市場，而在當年，卻具有重要的政治、軍事、外交意義。
八、對高量成的總評：一個“德”字了之
《元史·地理誌·威楚路》曰：“高明量築外城，號德江城。”
楊慎《南詔野史》曰：“高量成退老楚雄城，人化其德，名德江城。”
萬曆《雲南通誌》卷三《楚雄府古跡》曰：“德江城在府西北二裏。”
類似的文字，楚雄府誌、縣誌所載甚多。雖然所載甚多，但後人弄不清一些問題：德江城是高明量時所號，亦或高量成時所號？是城因江得名，亦或江作江名，城自城名？
經長期思索，仍然不得其解。然而如果從另一角度來看問題，則可以豁然開朗，請看：
從上文可知，高量成的曾祖父高升泰死，諡“聖德皇帝”，高明量在楚雄築外城，稱“德江城”，“群臣以高量成有德，請立為相國，”“高量成退老楚雄城，人化其德，名德江城。”又高量成在紫溪山所刻摩岩稱“德運碑”。
此外，大理國開國驃信段思平的第一個年號叫“文德”。第三代驃信段思聰第一個年號叫“明德”，第二個年號叫“廣德”。段思廉有年號叫“正德”、“保德”。段正興有年號叫“建德”。段智興有年號叫“盛德”。
這一連串的“德”，難道是巧合？絕不是，而是一脈相承的境界追求。儒家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就是立德，有所謂“太上立德”之說，廣為中國人所知曉。可以看出，大理國的若
通觀高量成的一生，是一個追求“德”的過程。
雖然“幼失庭訓”，但卻“自幼有大器”。何謂大器？就是目標高遠，胸懷寬廣。這個高遠目標，到青年時代，就具體為“思欲立大功，定寰宇”。二十餘歲，以“有德”而被群臣推舉為相國。在相位九年，武功卓著，安邦定國，誠非虛言。讓位於侄，尤為不易，其高風亮節，雖千載而下，亦為仰止。退休之後，開辟紫溪山，興白馬，建浮圖，會“蠻夷”，釋仇恨，文治尤洽。山中宰相，樂山樂水。居廟堂則懷其民，處江湖則憂其君。江山有待，花鳥無私。夕陽在山而刻崖立碑，自述生平，以“德運”二字為蓋棺之論，得其所哉，得其所哉！
注釋：
⑴布燮：南詔、大理國的相國。
⑵清平官之下設九爽：幕、琮、慈、罰、勸、厥、萬、引、禾，相當於唐朝的三省六部。設督爽總領九爽。又設乞托主馬政、錄托主牛政、巨托主倉稟，由清平官酋望大軍將兼領。這些都是朝廷命官。九爽之職，時有增減。
邊城秀才
退休之人，象樣的事做不成，做點家鄉事，既可慰已心，也可與鄉人共樂。
在下除了佩服，還是佩服。
通常的人，就是中國的學人，也不願花許多時間了解雲南曆史，這是自古而然的。隻因金庸在雲南生活過，了解雲南，所以把雲南的曆史搬演進小說，結果取得意外的效果。
雲南這地方確有獨特之處，其中如本文所說佛國就是一個方麵。要深刻了解世居雲南本地的人，沒有點佛學修養是不行的。為什麽李贄到雲南姚安任知府三年，到處講學，常在佛寺裏處理公務，到雞足山寫佛學文章，並且最終下決心辭官，都與雲南各地濃厚的佛學紛圍有關。
感謝秀才兄為我們介紹了這段雲南曆史，讓我們多少了解到一些南昭的文化與宗教，同時也讓我感悟到邊城秀才們“真性主行，真心應緣”自然而然的人文態度原來與“明明心地，了了性源”的楚雄祖先們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