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南文史
介紹雲南文史，講述自己的故事。
萬裏關山曾飛渡
——王錫袞的壯烈生平
王錫袞，明末祿豐人，其英名不僅為家鄉父老所熟知，且流傳於海內讀書人之中，其原因主要在於他的高風亮節。比如說，抗日戰爭期間，雲南大學成為西南聯大，到此執教的施蜇存先生曾寫下一篇文章《懷念雲南大學》，其中以不小篇幅談到王錫袞。他這樣寫道：
在會澤院之東，校長住宅之前，有一個小小的六角亭子，這是風節亭。我常常勸在那亭子裏溫讀功課或曬太陽的學生抬起頭來讀一讀那塊小匾額上的文字。原來這是明末滇賢王錫袞殉節之處。王錫袞，祿豐人，天啟壬戌進士，官至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致仕後適逢沙定洲之亂。沙定洲把他拘禁起來，逼他草奏表，請朝廷正式任命他為雲南藩鎮。王錫袞不屈於威逼虐刑，在這風節亭上作詩一首，絕食而死。這可以算是雲南文人之不為偽組織惡勢力所移的一個典型。當此國難時期，這個凜凜有生氣的亭子屹立在西南一大學府中，實在是對於青年頗有意義的事。
王錫袞因其風節之高亮而留芳後世、啟迪後昆，自然是祿豐人，乃至雲南人的驕傲，但更重要的是，應該把他的事跡發掘出來，整理出來，介紹給青年一代，以便於大家學習先烈，向德才兼備的境界前進。
就我所知，到目前為止，我們所見有關王錫袞事跡記載比較詳細者，有《明史·王錫袞傳》、《祿豐縣誌條目·王錫袞》、《楚雄州誌·人物傳·王錫袞》，以及《王文毅公集》。
《祿豐縣誌條目》為1932年祿豐縣誌局所編，其中王錫袞傳可能是王錫袞的家譜，許多資料，為它書所無，蓋因此資料來自台灣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之中國方誌叢書雲南省《祿豐縣誌條目》， 1975年出版，所以，在此之前，許多大陸學者未能看到，直到2005年，楚雄州政協校注出版《楚雄州舊誌全書》，《祿豐縣誌條目》才得與廣大讀者見麵。
《王文毅公集》為王錫袞第十代後裔王武科所編，1993年雲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中包括《明史》本傳、《道光雲南通誌稿》、《滇南碑傳集》、《新纂雲南通誌》、《雲南曆代名人事略》、《滇南五名臣遺集》、《滇繹》、《滇係》、《南疆逸史》、《祿豐縣誌》、《小腆紀年》，以及若幹文獻的零星記載。該《集》看起來網羅宏富，其實各皆傳抄，是以大同小異，然而就目前而言，也算是王錫袞資料最全最富者。
對於了解一個曆史人物，以上資料不可謂不豐富，但由於編寫體例所限，背景材料太少，遂使現代的讀者，不容易看到發生在這個人物身上的許多事件的複雜性、重要性，因而對於王錫袞其人的才華、人品，難以充分認識，因此，州社科聯此次指定我撰寫王錫袞生平，除要求準確之外，更要求詳盡，並加評論，這任務確實繁重，但我以為這樣做很有意義，值得花力氣，於是作了一番搜羅資料和考證的工作，並閱讀有關明末曆史的書籍，從明末曆史的背境上來重新審視王錫袞的所作所為，於是重新發現史書所載王錫袞事跡的難能可貴，而把這些能顯其難能可貴的背景寫出來，就能便於青年一代認識王錫袞風節的高與亮。
為著撰寫與閱讀的方便，此采取以事件為節的方式，沿年代先後述評。
一、少年王錫袞
王錫袞生於祿豐縣大白廠村，生年不詳。
據方國瑜《雲南郡縣兩千年》，祿豐在明代屬羅次縣，縣屬安寧州。又據康熙《羅次縣誌》，明弘治十二年（1499年），羅次縣改屬雲南府。至此，王錫袞所在地域為雲南右衛，其家庭為軍籍，其父王勸士，字宏舉，號知我，為讀書人，著作詩文，有《經書解》、《易學箕傳》、《天外奇錄》、《養儉手抄》問世，可以想見，這對王錫袞當有深厚影響。
王錫袞字龍藻，號昆華，又號仲山、念昔，別號素齋。
王錫袞少年時代事跡，各書所載不多。
王武科在王錫袞“童年概述”中講到，王錫袞“隨父攻讀，濡染很深”。又說：“另有晚明舊臣王萊儀先生，字仲威，昆明人，曾官應州知州，學識淵博，性情耿介，因與上官不睦，歸隱裏中。史載，孫可望入滇後，他罵賊而死。文毅公幼時，曾在萊儀先生門下讀過書。”
此外，民國《祿豐縣誌條目》中保存一個傳說：王錫袞幼時讀書於白雲庵，性魯鈍，夜夢神人割心，在寺傍池內換洗。自洗後，天資聰穎異常，文思大進。
同書又載：“縣屬有盤龍祖師，號蓮峰，能行腳立止，常居縣之白雲庵。”
這裏所說“白雲庵”，又稱白雲寺，在縣城東十五裏，其山風光秀麗，為縣八景之一，稱“白雲夕照”，舊誌描繪為：“東山有蓮峰岩，晴嵐擁翠，夕照迴光，常見白雲封寺，晚眺宜人。”此錄邑庠生吳文雯詩《白雲夕照》，以見其形神：
僧閑誰似白雲間，出岫無心透覺關。
斜掛鬆陰封疊嶂，半遮竹院隱青山。
疏星黯淡光分夜，新月朦朧色比顏。
更有蓮峰高百尺，長留雲路幾追攀。
王錫袞幼年讀書於此，由此可以推想，其佛學修為蓋源於此，而其逝世後，“葬於本境蓮花山”，又可推知他對此山此寺之係情。
二、參加科考與初入仕途
在科舉時代，入仕之途主要指參加科舉考試。王錫袞亦是按照當時的規定，從秀才而舉人，而進士，而庶吉士，最終進入仕途。
據《明史》本傳載，王錫袞“天啟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
據《祿豐縣誌條目》載，王為“縣學生。中萬曆四十三年乙卯科舉人，天啟二年壬戌科進士，初選庶常。丁父憂，陳請終製，欽賜馳驛扶櫬歸葬。守製在裏，憫民病涉，新建飛鳳橋三硿。服闕，補任檢討，尋遷編撰。”
據《州誌》載，“萬曆四十三年(1615年)中乙卯科舉人。天啟二年(1622年)考取壬戌科進士，入翰林院，為庶吉士。三年後，授檢討編撰等職。”
可以看出，以上記述詳略不同，而以《縣誌條目》所載為詳細。然而為何《明史》不載其為縣學生，以及進士及第的事？為何《州誌》說“三年後，授檢討編撰等職”？
之所以提出這些問題，是因為科舉製度有許多變化，我們今天的人，除專家之外，多半不知其詳。
下麵，引述錢穆先生所著《明代政治得失》中，專講科舉的若幹內容，以回答上麵提出的問題。錢先生說：
唐宋兩代的考試，由民間先在地方政府呈報，由地方送上中央，這些人就叫進士。考取後稱進士及第。譬如你是山東人，便向山東省政府報名，他把你送到中央，你就是山東省進士。考試錄取，就叫進士及第。因此主要的考試隻有一次。到了明代，殆因報考的人數更多了，才分成幾次考。第一是府縣考，錄取了叫入學，又叫縣學生，俗名又叫做秀才。照理，縣學生該赴縣學讀書，但有名無實，並無正式的縣學。其次是省試，考試地點在各直省的省會，這叫鄉試，中試者俗稱舉人。各省舉人再送到中央，集合會考，這叫會試。會試中試，始是進士，也叫進士及第。其實就名義論，舉人就如進士，進士也就如舉人，哪有這許多分別呢？明製進士及第以後，還該留在中央政府讀書，由中央派一個資格老的前輩進士出身的人來教。這個人，本身就是朝廷大官，也不嚴格來教讀。照例，要待這些進士讀書滿三年，再加一次考試，成績好的，就得入翰林院。所以明代翰林是進士在中央讀了幾年書，經過考試，這個時候稱為散館，才成翰林的。但此種進士讀書的製度，不久也有名無實了。而明代風尚，則極看重進士與翰林，非進士翰林就不能做大官。明以前的科舉，隻進士及第後，即便分發服務，依其行政成績逐漸上升。明代則舉人不便是進士，一定要進士及第，進翰林院的這批人，才能當大官。舉人以下就沒有做大官的份，如是則科舉場中也分了流品。進士及第是清流，浮在上麵直向前，秀才舉人則變成了濁流，沉澱在下麵，永遠不超升。鼎甲出身，也成一種流品觀念了。
此外，又引《辭海》庶吉士條：
明初置，始分設於六科，練習辦事。永樂以後專屬翰林院。清代沿其製，翰林院設庶常館，選新進士之優於文學書法者，入館學習，稱為翰林院庶吉士，三年（亦有提前舉行者）後舉行考試，成績優良者分別授以翰林院編修、檢討等官，其餘分發各部任主事等職，或以知縣優先委用，稱為“散館”。庶吉士通常稱為“庶常”。
從以上所引兩段文字，可知王錫袞應該是成績優良，並且進入仕途也很順利。
王錫袞於天啟二年成進士，三年後為庶常，則為庶常之年當在天啟五年（1625年）。
《縣誌條目》載：天啟“六年丙寅（1626年），齎皇太子詔回滇。有‘周貧掩骨’、‘義助婚喪’等複命，陛升侍讀。”
這條資料中，所謂“皇太子”，為誤記之詞。查《明史》熹宗紀、思宗紀，熹宗朱由校即位七年，死時年僅二十三歲，有三子二女，皆早夭，遂詔由其五弟信王朱由檢繼位，所以，在熹宗朝，沒有太子，然而《祿豐縣誌條目》此條內容，是根據王錫袞家譜抄錄，故所記回滇，回京後升侍讀之說，依然可信，而估計所謂“皇太子”，當指十三歲就被封為信王的朱由檢，亦即後來的崇禎皇帝。
三、在崇禎朝前期的官職與政績
王錫袞在崇禎朝前期的官職與政績，《明史》本傳無載，而《祿豐縣誌條目》所載較詳，故本節據《條目》順序述評。
《縣誌條目》載：“崇禎四年（1631年），同考會試，取卞應聘等，俱名士。”
所謂“同考會試”，指在會試中，協同主考﹑總裁閱卷。卞應聘於崇禎七年前任廣東新會知縣，其它事跡無考。
《縣誌條目》又載：“及晉南少司成，博極群書，手不釋卷。著有《經書解義》及《溪適草》等詩集。”
“司成”為教導世子即貴族子弟之官，正職為大司成，以少司成副之，為國子監屬官。南少司成則在南京。所著《溪適草》，其中“溪適”一語，出於《莊子·逍遙遊》，曰：
有鳥焉，其名為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摶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裏，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溪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閑，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溪適也？”此小大之辯也。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征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
“溪”即“奚”，古漢語疑問詞，“溪適”即到哪裏去。王錫袞以“溪適”為自己詩集之名，含自謙之義，同時告戒自己，不能滿足於“智效一鄉、行比一官”，而應該有所作為。
《縣誌條目》又載：“七年甲戌（1634年），以洗馬掌司經局，隨晉左右宮諭，公卿會推，枚卜一次。”
司經局為詹事府所屬機構，掌太子宮中圖書。洗馬為司經局官員，通常為翰官遷轉之階。
“宮諭”一職，未能查其詳，僅知若幹朝代皆設此職，其職事是在宮中隨時諫諭，約四品。
所謂“公卿會推，枚卜一次”，此事說來話長。
先看何謂“枚卜”。
古代以占卜法選官，因泛指選用官員為“枚卜”。《書·大禹謨》：“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孔傳：“枚謂曆卜之而從其吉。”明代特指選大臣為大學士，入內閣辦事為“枚卜”。
那麽，為何明代選大學士，要用枚卜之法呢？
我們知道，宰相製度由來以久，而太祖朱元璋因宰相胡維庸造反，受了這個教訓，從此就廢止宰相，不再設立。他要他的子孫也永遠不再立宰相。不設宰相，六部九卿互不相屬，而由皇帝一人總其成，真正實現了皇帝專製。但皇帝一人辦不了那麽多事，隻好由秘書代勞，而秘書處，就是內閣。進入內閣者稱大學士，通常六七人，多則十來人。大學士雖然權重，但隻是五品官，而六部尚書卻是二品，因此通常內閣大學士都由尚書兼，這樣一來，內閣學士地位雖不高，尚書地位是高的。內閣學士中還有經筵講官。而經筵講官是教皇帝或太子讀書的，那是皇室的老師。由曾任這些官職的人來兼內閣大學士，自然和皇帝關係是既尊且親了。所以明代的大學士以六部尚書和曾任經筵講官的來兼任，他們的地位就尊嚴了。
明代閣臣初為皇帝直接任命，謂之特簡。朱由檢繼位以後，采用古代的枚卜之法來選任大學士，其過程是先由公卿推舉十人，然後貯名金甌，焚香肅拜，抽簽任用。
由前麵的解釋，我們可以知道，為什麽王錫袞官品不很高，卻也得到公卿會推，進而入於枚卜之列。王錫袞雖未能進入內閣，但因得到公卿會推，說明其德才為眾卿所重。
為什麽《縣誌條目》說“枚卜一次”，那是因為王錫袞還有第二次被枚卜。雖然此次枚卜不見於《崇禎實錄》，但由“一次”、“二次”的記載看，推斷這個記載還是比較可靠的。
接下來，《縣誌條目》又載：“丙子七月，奉命典試南都，錄張曠等，號稱得人。”
“丙子”即崇禎九年（1636年）。王錫袞奉命到南京主持鄉試，取錄者中有張曠其人，號稱得人。而張曠其人，未能查到。
《縣誌條目》又載：“十年丁醜四月，欽差冊封桂王中子為永興王，隨拜南大司成，公卿會推，枚卜二次。”
桂王朱由榔，是明神宗的孫子、明思宗（崇禎帝）的堂弟，初封永明王。崇禎十七年（1644年）思宗自盡以後，唐王朱聿鍵建立南明政權，國號隆武，詔永明王襲封桂王。由這個記載可以看出，王錫袞與朱由榔之間亦頗有交道。隨即，王錫袞升任大司成，並再次獲得公卿會推，但仍因運氣不佳，未能入閣。
《縣誌條目》接上記載：“乃同大司馬範景文糾參閣部楊嗣昌，一時權要，俱為斂跡。”
範景文，《明史》有傳，此摘其有關部分如下：
範景文，字夢章，吳橋人。登萬曆四十一年進士，授東昌推官。以名節自勵，苞苴無敢及其門。天啟五年二月，起文選郎中，魏忠賢暨魏廣微中外用事，景文同鄉，不一詣其門，亦不附東林，孤立行意而已。嚐言：“天地人才，當為天地惜之。朝廷名器，當為朝廷守之。天下萬世是非公論，當與天下萬世共之。”時以為名言。
（崇禎）七年冬，起南京右都禦史。未幾，就拜兵部尚書，參讚機務。十一年冬，京師戒嚴，遣兵入衛。楊嗣昌奪情輔政，廷臣力爭多被謫，景文倡同列合詞論救。帝不悅，詰首謀，則自引罪，且以眾論僉同為言。帝益怒，削籍為民。
再摘《明史·楊嗣昌傳》有關文字如下：
楊嗣昌，字文弱，武陵人。萬曆三十八年進士。改除杭州府教授。遷南京國子監博士，累進戶部郎中。（崇禎）七年秋，拜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禦史，總督宣、大、山西軍務。時中原饑，群盜蜂起，嗣昌請開金銀銅錫礦，以解散其黨。又六疏陳邊事，多所規畫。帝異其才。嗣昌通籍後，積歲林居，博涉文籍，多識先朝故事，工筆劄，有口辨。帝與語，大信愛之……帝益以為能。每對必移時，所奏請無不聽，曰：“恨用卿晚。”嗣昌乃議大舉平賊。請以陝西、河南、湖廣、江北為四正，四巡撫分剿而專防；以延綏、山西、山東、江南、江西、四川為六隅，六巡撫分防而協剿；是謂十麵之網。而總督、總理二臣，隨賊所向，專征討。
（崇禎十一年）六月，改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參機務，仍掌兵部事。嗣昌既以奪情入政府，又奪情起陳新甲總督，於是楷、蘭友及少詹事黃道周抗疏詆斥，修撰劉同升、編修越士春繼之。帝怒，並鐫三級，留翰林。刑部主事張若麒上疏醜詆道周，遂鐫道周六級，並同升、士春皆謫外。已而南京禦史成勇、兵部尚書範景文等言之，亦獲譴。嗣昌自是益不理於人口。
從以記載可以看出,範景文是個清官、中正之士，而楊嗣昌則是個能臣。崇禎十一年，範景文仍任兵部尚書，楊嗣昌任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參機務，仍掌兵部事。
奪情即奪情起複之省稱, 意思是為國家奪去了孝親之情，可不必去職，以素服辦公，不參加吉禮。中國自漢代以來，“以孝治天下”，故朝廷規定官員一旦承重祖父母、親父母的喪事，“自聞喪日起，不計閏，守製二十七月，期滿起複”。意思是必須請假二十七個月，回籍守喪，事後再重返官場。但是為了因應各種局勢，“奪情”可以合法地不守禮製，如《周書·王謙傳》：“朝議以謙父殞身行陣，特加殊寵，乃授謙柱國大將軍。以情禮未終，固辭不拜，高祖手詔奪情，襲爵庸公。”唐代已經建立起較為完備的奪情起複製度，但在唐玄宗後奪情已較少見。
明朝曾明文規定，“內外大小官員丁憂者，不許保奏奪情起複”。明英宗正統七年下令，“凡官吏匿喪者，俱發原籍為民”；十二年又下令，“內外大小官員丁憂者，不許保奏奪情起複”。萬曆朝，內閣首輔張居正因為奪情，被滿朝官員參劾，引起很大風波，楊嗣昌此次奪情，亦受到眾官參劾，這對眾官來說，是維護先朝的規定，屬正常現象，而崇禎帝卻將這些參劾的大臣一一治罪，有的降級，有的調到地方任職，尚書範景文見此情景，倡導同僚“合詞論救”，竟被削籍為民，而《縣誌條目》說王錫袞“乃同大司馬範景文糾參閣部楊嗣昌”，與史不合，而且未記載皇帝處分彈劾官員的情況，所以不熟悉此段史實的讀者，見“一時權要，俱為斂跡”之句，可能以為這次參劾楊嗣昌大獲成功，那就正好與史實相反了。
楊嗣昌為崇禎朝抗清名將，初期戰功卓著，後期敗績不少，其原因，主要是明朝積弊太深，不能自新，次要的是楊嗣昌也有性格上的弱點，比如《明史》本傳說：“嗣昌雖有才，然好自用，躬親簿書，過於繁碎。軍行必自裁進止，千裏待報，坐失機會。”而少詹事黃周道參劾楊嗣昌，其辭尤為尖銳而載在《明史·黃道周傳》，其謂：
天下無無父之子，亦無不臣之子。衛開方不省其親，管仲至比之豭狗；李定不喪繼母，宋世共指為人梟。今遂有不持兩服，坐司馬堂如楊嗣昌者。宣大督臣盧象升以父殯在途，搥心飲血，請就近推補，乃忽有並推在籍守製之旨。夫守製者可推，則聞喪者可不去；聞喪者可不去，則為子者可不父，為臣者可不子。即使人才甚乏，奈何使不忠不孝者連苞引蘖，種其不祥以穢天下乎？嗣昌在事二年，張網溢地之談，款市樂天之說，才智亦可睹矣，更起一不祥之人，與之表裏。陛下孝治天下，縉紳家庭小小勃谿，猶以法治之，而冒喪斁倫，獨謂無禁，臣竊以為不可也。
楊嗣昌雖有能，但群臣以無德責之，而崇禎帝也頗知其情，所以《明史》本傳中說：“初，帝以嗣昌才而用之，非廷臣意，知其必有言，言者輒斥。”所以，王錫袞此次參與範景文“合詞論救”，必不能成功，但王錫袞似乎終未獲罪。
《縣誌條目》載：“（崇禎）十二年己卯，升詹事府正詹。”
詹事一職，始設於秦漢，專掌皇後、太子家事。其後時廢時置。明代置詹事府，設詹事、少詹事各一名。詹事為正三品，其下有左右春坊及司經局等，實際是僅備翰林官的升遷，並無實職。
《明史》本傳中說王錫袞“崇禎中，累官少詹事。”而與《條目》中此條互參，可見王錫袞曾任少詹事，而後升任詹事。
《縣誌條目》又載：“（崇禎）十三年庚辰，遷少宗保，掌翰林院事，教習館員，纂修《玉牒》、《實錄》，總裁經筵日講，每以勤聖學、戒逸豫、親仁賢、遠邪侫為勸。著有《晉呈禦覽講章》，上嘉納焉。”
“少宗保”一職，查無出處，據《明史》本傳載，王錫袞於崇禎“十三年擢禮部右侍郎”，則推測“少宗保”為禮部右侍郎之古稱。
經筵是為皇帝研讀經史而舉行的禦前講席。宋代製度：每年二月至五月，八月至冬至，每逢單日舉行經筵，由講官輪流入侍講讀，名曰春講、秋講。明、清兩代基本沿用其製。舉行經筵主要有兩個方麵：一是“味道研經”，探究經書中的微言大義；一是“以古證今”，亦即以史為鑒，吸取統治經驗教訓。
以上所記述者，基本是來自《祿豐縣誌條目》，而不為《明史》本傳所載，故合為一節以述，從中可以看出，王錫袞於天啟末、崇禎初進入仕途，因為是翰林出身，在明王朝屬於上流，參與朝政，有其施展才能、表現品德的舞台，而他確然表現不俗。然而以上所記事跡，比起《明史》本傳所載，畢竟影響不大，這可能就是《明史》略而不記的原因。然而《條目》中還記有一事，雖然《明史》中無載，但卻意義較大，故單獨作為一節，述評如下。
四、劾奏張天師入太廟
《縣誌條目》載：崇禎“十四年辛巳八月，懷宗（按：即懷宗端皇帝，通常所謂崇禎帝。）釋奠先師，有真人府天師自請隨駕，幸學公劾奏立止，天師競不得入廟。疏傳天下，僉服為不朽正論。”
同一事，《楚雄州誌·王錫袞傳》這樣說：
當時，有龍虎山真人張應京在京師倡言邪說，疏請隨駕入聖廟觀禮，王等劾奏駁回，使之未能入廟。接著，張應京又上疏加天地水三官為大帝，並諭國人一體尊奉。王錫袞又疏諫“三官號不經。”批駁了邪說。
查《崇禎實錄》，有關張應京的記載，有如下三條：
崇禎十二年“十二月乙未，蕭縣山鳴。是年，兩京、河南、山東、山西旱饑，遂命正一大教真人張應京禳旱。”
崇禎十四年“七月丁亥，召賜正一嗣教大真人張應京於會極門。時北京甚疫，死亡晝夜相繼，闔城驚悼，故有是召。”
崇禎十四年“八月辛酉，上幸太平學，以重修告成也。真人張應京請扈從臨雍，先期，司禮太監王德化奉命率群臣習儀於太學。”
從上引三條資料看，崇禎皇帝對於張應京的法術，大體是信而不疑的。
此外，從道教史中，我們還知道張應京字翊宸，娶明益藩郡主朱氏為妻。張應京於崇禎九年（公元1636年）襲爵為第五十二代天師，於崇禎十三年庚辰（1604年）入覲。且崇禎帝曾晉封正一道一世祖張道陵為“六合無窮高明大帝”。
這些資料，都說明龍虎山正一道張天師一派與明統治者關係之密切。
此下，我們來看一看什麽是“三官”。
據中國道教史可知，“三官”是道教中出現較早的神名之一。張陵在早期道教中，說他們是“不信一切神鬼，隻是臨奉“老君、三師”。與此同時，他們還信仰三官之神。《後漢書 ·劉焉傳》注引《典略》說，請禱之法，“書病人姓字，說服之意，作書三通，其一上之天，置山下；其一埋之地；其一沈之水，謂之三官手書”這就是三官的來源。後來 “三官”又叫“三元”，《魏書·釋老誌》說：“道有三元九府，天地水三官。三元者，正月十五日為上元，即水官檢勾；七月十五日為中元，地官檢勾。十月十五日為下元，水官檢勾。一切眾生，皆是天地水三官所統攝”。三官是早期道教中有職有權的三位天神，但六朝以後，就不時興了。明代五十二代天師張應京上書皇帝，請求更換三官封號。他說“天官賜福，地官赦罪，水官解厄”。同在這一時期，又出現了《三官經》（全稱為《太上三元賜福赦罪解厄消滅追生保命妙經》）。於是三官之神的名稱又活躍於道教之中，很多地方出現了“三官廟”，道教叢林中也多修建“三官殿”。
從前麵幾條資料中可以看出，因王錫袞之諫，致使張應京未能入太廟，充分表明其與正一道勢不兩立的態度，並且“疏傳天下，僉服為不朽正論”，王錫袞此次是成功了。然而王錫袞此次成功，果然是因為他批駁的是“邪說”，還是另有原因？
在《崇禎實錄》中有這麽一條記載：崇禎十五年“甲申，吏部左侍郎王錫袞諫上事佛，言甚婉切，上納之，加服俸一級。”
把這條資料與上麵的資料對照，可以清楚看出王錫袞的宗教傾向是反道尊佛。
此外，王錫袞的尊佛，還可從其所著《青蓮山主創寺禪師羲印之墓誌》看出端倪。該《墓誌》載於《祿豐縣誌條目》，多處不通，為抄寫有誤，但仍能看出，該墓誌約作於天啟六年（1626年）仲秋。而據《縣誌條目》載：天啟“六年丙寅，齎皇太子詔回滇。有‘周貧掩骨’、‘義助婚喪’等複命。”據此，推測王錫袞回鄉期間，為羲印禪師作此墓誌。
羲印其人，通常學者未能知其詳，僅知其與唐泰（擔當）齊名，是明代萬曆間滇南名僧，然而王錫袞此墓誌，羲印主要事跡已然清楚，所以這個墓誌是雲南佛教史中一件珍貴的資料。
在墓誌中，王錫袞對羲印推崇備至，其中說“誌上人也，是最親切”，可見王錫袞早年的佛學態度。
此外，陳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卷三引王錫袞自述從道盛覺浪問道因緣：“親不知親之去處，我不知我之始終，此真亙古今所共之生死大疑情也，安得不疑！”於是有“問道”之舉。
道盛（1592—1659年），號覺浪，別號杖人，福建浦城人，俗姓張。十九歲出家，萬曆四十四年（1616年）到江西為無明慧經慶壽，受具足戒，後來拜元鏡為師。從萬曆四十七年起，在江南各地弘傳禪學，先後達四十年，聲名遠播。道盛的嗣法弟子有二十七人，得戒剃度弟子不可勝數。王錫袞向覺浪道盛問道，最充分地表明他的佛學傾向。
當然，從王錫袞劾奏張應京入太廟一事看，說明王錫袞是在維護儒學的尊嚴，而從王錫袞一生的行事看，則他是一位正統的儒學之士。而儒學之士學佛甚至尊佛，這亦是中國古代社會常見的現象，不足為奇，也不必因此而把王錫袞的學術傾向定格於佛學，一如不必把萬曆時代的李贄的學術思想定格於佛學一樣。
五、請罷東廠
《明史》本傳載：
“明年（崇禎十四年）秋，尚書林欲楫出視孝陵，錫袞以左侍郎掌部事。”
“帝禁內臣幹預外政，敕禮官稽先朝典製以聞。錫袞等備列諸監局職掌，而不及東廠。提督內臣王德化言：‘東廠之設，始永樂十八年，《國朝典匯》可據。禮官覆議不及，請解臣職，停廠不設。’錫袞等言：‘《典匯》雖載此條，但係下文箋注。臣等以正史無文，故不敢妄引。’帝不聽。錫袞複抗疏，請罷廠，亦不允。”
禮部始設於北周，隋唐為六部之一，曆代相沿。長官為禮部尚書。考吉、嘉、軍、賓、凶五禮之用；管理全國學校事務及科舉考試及藩屬和外國之往來事。明朝禮部設尚書一人，正二品；左、右侍郎各一人，正三品。
王錫袞在崇禎十四年（1641年）“以左侍郎掌部事”期間，疏請皇帝罷東廠，此為一重要事件。
廠衛製度，是明代政治的重要特點之一。
錦衣衛成立於洪武十五年（1382年），原為內廷禦林軍，皇帝的衛隊。錦衣衛長官為指揮使，以皇帝親信心腹擔任，下領十七個所和南北鎮撫司。
明永樂十八年（1420年）設立東緝事廠（簡稱東廠），由宦官提督但任。權力在錦衣衛之上，隻對皇帝負責，不經司法機關批準，可隨意監督緝拿臣民。
明憲宗成化十三年（1477年）設立西緝事廠（簡稱西廠），由大宦官汪直提督廠事，其權勢超過東廠。
明武宗時大宦官劉瑾設立大內行廠（即內廠），由其親自統領，比東廠、西廠尤為酷烈。
三廠是掌握在宦官手中的特務機構，彈壓百官，打擊異己，實行恐怖統治，使得宦官集團的專權達到頂點，難以遏製。
查《崇禎實錄》，崇禎十二年，“以司禮太監王德化提督東廠”。
崇禎十四年，皇帝朱由檢要效法洪武帝“禁內臣幹預朝政”的做法，叫禮部為他查找典章製度。於是，以左侍朗掌禮部事的王錫袞把各監局的職掌全部找出來，獨無東廠。這意思就是說，東廠之設，原無根據。於是，提督東廠的太監王德化說，東廠始設於永樂十八年，有《國朝典匯》可據。既然禮部認為典章中沒有東廠，那麽我可以不幹東廠提督的差事，東廠也可以撤消。
《國朝典匯》是明代萬曆間徐學聚編纂的一部本朝典製類史書。分類編載自明太祖開國至隆慶間二百餘年朝廷內外典章史實，其中自然記載著設立東廠的事。王德化提出這部書，就是一個無可否認的根據。但是王錫袞卻說，在《國朝典匯》中，東廠之設，不是正文，隻不過是正文之後的箋注，所以，由於無正式記載，臣等不敢妄加引用。
這些話，當然是對著皇帝說的，無論是王德化，還是王錫袞，都把那話說得圓融委婉，而骨子裏卻很硬朗，都在極力堅持自己的意見。然而皇帝最終沒有采納王錫袞的意見，於是王錫袞又“抗疏”，明確提出罷黜東廠，皇帝還是不答應。
大概因為這是一件未成之事，所以《崇禎實錄》裏未記載。
雖然《崇禎實錄》未載此事，但《明史》本傳的記載，卻讓後人看到一個錚錚鐵骨的王錫袞；同時也讓人們看到，崇禎帝雖然一心想挽救大明江山，想成為一個中興之主，但大明江山到他手上，畢竟已是百孔千瘡，無藥可救了。而生於如此時代的王錫袞，雖有一腔熱血，而且老成練達，也終無濟於事。
六、為民請命
《明史》本傳載：“二月，帝再耕耤田。錫袞因言頻歲旱蝗，三餉疊派，請量除加征，嚴核蠹餉，俾農夫樂生。”
何謂“耤田”？
這是一個享祀先農之禮，在春天舉行，其意義是“教民耕作”。
耤田祀先農是古禮之孑遺，本有重農勸耕的良好意願，但曆代帝王的親耕耤田，表現與宣傳個人的意味太重，難怪就連有的皇帝自己也說，耤田是空有慕古之名，曾無供祀訓農之實，而有百官車徒之費（《晉書·禮誌》）。
據《崇禎實錄》記載，崇禎帝在位期間，有兩次耤田，一次在崇禎七年，一次在十五年。所以，《明史》本傳中所記這次耤田，應該就是十五年這次。
崇禎耤田，自然也是為著“教民耕作”，而王錫袞“因言”，也就是乘機進言。而其所言“頻歲旱蝗，三餉疊派，請量除加征，嚴核蠹餉，俾農夫樂生”，有必要加以說明。
據《崇禎實錄》，共載“旱蝗”兩次。一次在崇禎十一年七月，“京師、山東、河南大旱蝗”，並在明年四月“免高淳去年旱蝗田租”
一次在崇禎十三年，“是年，兩京、山東、河南、山西、陝西、浙江大旱蝗，至冬大饑，人相食，草木俱盡，道殣相望。湖州太守陸自岩以浙西災特疏請量折，不許。既而上以禮科給事中沈胤培奏，特許麥折十之三。自岩竟盡殺之，不以聞，浙西大擾。”
這就是王錫袞所謂“頻歲旱蝗”。
何謂“三餉加派”？
“三餉加派”是明朝末年的賦稅製度，是為了增加朝廷財政收入，在正常的稅賦之外增加的遼餉、剿餉和練餉。合稱“三餉”。
“遼餉”始征於明神宗萬曆四十六年（1618年）。明廷因“遼事”緊急，加派“遼餉”，畝加銀三厘五毫，第二年再加三厘五毫，第三年又加二厘，前後三加，即每畝加征銀九厘，每年“遼餉”銀五百二十萬兩。崇禎三年（1630年），又強征“遼餉”，畝加征銀三厘。
崇禎十年（1637年），明廷為鎮壓農民起義，開征“剿餉”，每年加派銀三百三十餘萬兩。
崇禎十二年（1639年），根據楊嗣昌的提議，明廷又加征“練餉”，名義是訓練邊兵，加強九邊各鎮防禦力量，實際是為了對付農民起義。每年征銀七百三十餘萬兩，其中田賦每畝加一分，約占總數一半以上。
“遼餉”、“剿餉”、“練餉”三項征銀高達二千萬兩，超過正賦數倍，致使民窮財盡，官員貪腐，直接導致民農起義風起雲湧。
據史料記載，崇禎十七年，李自成占領北京以後，曾從宮中搜出白銀七千萬兩，珍寶無算；而另一說法，是李自成部下劉宗敏拘押北京已降的外官、內官，強行拷問，要求“捐銀”，捐者得放，不捐者拷打，遂得白銀七千萬兩。兩種說法孰是孰非，這裏不加考究，但這七千萬兩白銀不是來自宮中，就是來自官宦之家。而王錫袞久在京城，身居高位，對宮中或官宦之藏，不能不有所知，而又眼見崇禎帝耤田，正是“空有慕古之名，曾無供祀訓農之實，而有百官車徒之費”，故而奏言：“請量除加征，嚴核蠹餉，俾農夫樂生”，言雖簡，而直陳要害，其中實包含對皇帝此舉的譏諷，於是表現出王錫袞之機智，更表現其憂國憂民之心。然而崇禎帝大約並未采納王錫袞的意見，於是《明史》本傳從略。
七、請召逐臣
《明史》本傳載：“又以時方急才，請召還故侍郎陳子壯、顧錫疇，故祭酒倪元璐、文安之，且乞免黃道周永戍。”
以上陳子壯、顧錫疇、倪元璐、文安之、黃道周五人，《明史》皆有傳，順序摘引如下：
陳子壯，字秋濤，廣東南海人。中萬曆己未進士一甲第三人，授編修。天啟間，忤魏忠賢，與父同削籍歸裏。崇禎初，起用，曆官宮坊，為思宗皇帝所簡知，擢禮部侍郎，將倚相之。崇禎八年，詔以祖訓，凡郡王子孫以降有文武才能堪任用者，宗人府以名聞，考驗，奏授京外職官。子壯抗疏言：“宗室改授，適開僥幸之門，隳藩規，溷銓政，而以不習艱苦之貴介，出傅姆之手，登之吏民之上，徒為民苦。”疏奏，上震怒。體仁複乘間深中之，逮下獄，欲以祖訓離間親親條抵之極刑。刑部議上：“祖訓與律例，皆祖宗垂法，雖可並行不悖，但祖訓在開國之初，以治亂國用重典之法齊一天下；律例則斟酌得中，為世守之成憲。故列聖以來，皆以律例議刑，而不敢褻用祖訓。子壯罪，如律當戍。”複上。體仁猶嚴駁從重，部執益堅，乃得減死論戍。尋體仁死，上怒漸釋，子壯乃以赦歸裏。
在《崇禎實錄》裏，累有陳子壯的記載，誠如上引所言，其為“思宗皇帝所簡知”，“將相倚之”，但因早先與內閣大學士溫體仁不和，累為溫體仁所害，險遭極刑，直到溫體仁死後，才獲赦歸裏。其後，南明政權拜為文淵閣大學士，子壯率舟師抗清，戰死。永曆三年，贈太子太保，諡文忠。
顧錫疇，字九疇，昆山人。年十三，以諸生試南京，魏國公以女女之。第萬曆四十七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天啟四年，魏忠賢勢大熾，錫疇偕給事中董承業典試福建，程策大有譏刺。忠賢黨遂指為東林，兩人並降調。已，更削籍。
崇禎初，召複故官。曆遷國子祭酒。省親歸，乞在籍終養。母服除，起少詹事，進詹事，拜禮部左侍郎，署部事。帝嚐召對，問理財用人。錫疇退，列陳用人五失，曰銓敘無法，文網太峻，議論太多，資格太拘，鼓舞未至。請先令用人之地一清其源。“精心鑒別，隨才器使，一善也。赦小過而不終廢棄，二善也。省議論而專責成，三善也。拔異才而不拘常格，四善也。急獎勵而寬督責，五善也。”末極陳耗財之弊，仍歸本於用人。帝善其奏。
楊嗣昌疏請撫流寇，有“樂天者保天下”及“善戰服上刑”語。錫疇抗言此諸侯交鄰事，稱引不倫，與嗣昌大忤。嗣昌秉政，諸詞臣多攻之，嗣昌頗疑錫疇。會駙馬都尉王昺有罪，錫疇擬輕典，嗣昌構之，遂削其籍。十五年，廷臣交薦，召還。禦史曹溶、給事中黃雲師複言其不當用。帝不聽，起為南京禮部左侍郎。
顧錫疇起先譏刺魏忠賢，後來參劾楊嗣昌“稱引不類”，為楊嗣昌覯陷，削籍為民，直到崇禎十五年，因王錫袞等推薦，才重返朝廷。
倪元璐，字玉汝，上虞人。天啟二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冊封德府，移疾歸。還朝，出典江西鄉試。暨複命，則莊烈帝踐阼，魏忠賢已伏誅矣。楊維垣者，逆奄遺孽也，至是上疏並詆東林、崔、魏。元璐不能平，崇禎元年正月上疏曰（略）。時柄國者悉忠賢遺黨，疏入，以論奏不當責之。於是維垣複疏駁元璐。元璐再疏曰（略）。疏入，柄國者以互相詆訾兩解之。當是時，元凶雖殛，其徒黨猶盛，無敢頌言東林者。自元璐疏出，清議漸明，而善類亦稍登進矣。
元璐尋進侍講。其年四月，請毀《三朝要典》，言：“……由此而觀，……《要典》者，魏氏之私書。”帝命禮部會詞臣詳議。議上，遂焚其板。
元璐曆遷南京司業、右中允。四年，進右諭德，充日講官，進右庶子。上製實八策：曰間插部，曰繕京邑，曰優守兵，曰靖降人，曰益寇餉，曰儲邊才，曰奠輦轂，曰嚴教育。又上製虛八策：曰端政本，曰伸公議，曰宣義問，曰一條教，曰慮久遠，曰昭激勸，曰勵名節，曰假體貌。其端政本，悉規切溫體仁；其伸公議，則詆張捷薦呂純如謀翻逆案事。捷大怒，上疏力攻，元璐疏辨，帝俱不問。八年，遷國子祭酒。
元璐雅負時望，位漸通顯。帝意向之，深為體仁所忌……遂落職閑住。
十五年九月，詔起兵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
十七年二月，命以原官專直日講。逾月，李自成陷京師，元璐整衣冠拜闕，大書幾上曰：“南都尚可為。死，吾分也，勿以衣衾斂。暴我屍，聊誌吾痛。”遂南向坐，取帛自縊而死。贈少保，吏部尚書，諡文正。本朝賜諡文正。
倪元璐最有名的是此處略去的兩篇上疏，其一是為東林黨人辯護，其二是請崇禎帝銷毀《三朝要典》。這兩件事，都是崇禎朝初期的大政。
在崇禎帝的哥哥當皇帝時，宦官魏忠賢用事，迫害東林黨人，權傾天下。崇禎即位後，所作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誅除魏黨，然而魏忠賢雖死，其餘黨尚存，並且在朝廷有很大勢力，其代表就是楊維垣，他上疏抵毀東林黨人，目的在於保護魏黨遺孽。倪元璐不屬東林黨人，但有見於此，遂上疏參劾楊維垣，為東林辯護，致使“清議漸明，善類亦稍登進”。
《三朝要典》是魏忠賢得勢時所編，纂輯萬曆、泰昌、天啟三朝關於梃擊、移宮、紅丸三案的示諭奏疏檔冊，加案語而成，旨在奉承魏忠賢，顛倒是非，誣陷東林黨人。因為此書是熹宗認可的，所以崇禎帝要在熹宗屍骨未寒之際就銷毀它，確實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但因為崇禎的理想就是成為一代“中興之主”，再加上詞臣如倪元璐之流的極力上疏，終於焚版。
文安之，夷陵人。天啟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除南京司業。崇禎中，就遷祭酒，為薛國觀所構，削藉歸。久之，言官交薦，未及召而京師陷。
文安之的事跡多在南明，任永明王的“太子太保兼吏、兵二部尚書，總督川、湖諸處軍務，賜劍，便宜從事。”
黃道周，字幼平，漳浦人。天啟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為經筵展書官。未幾，內艱歸。崇禎二年起故官，進右中允。三疏救故相錢龍錫，降調，龍錫得減死。五年正月方候補，遘疾求去。瀕行，上疏曰（略）。帝不懌……斥為民。九年用薦召，複故官。十一年六月，廷推閣臣。道周已充日講官，遷少詹事，得與名。帝不用，用楊嗣昌等五人。道周乃草三疏，一劾嗣昌，一劾陳新甲，一劾遼撫方一藻，同日上之。其劾嗣昌，謂（見前麵引文）……因自乞罷免，帝優旨慰之。
是時，帝憂兵事，謂可屬大事者惟嗣昌，破格用之。道周守經，失帝意，及奏對，又不遜。帝怒甚，欲加以重罪，憚其名高，未敢決。會劉同升、趙士春亦劾嗣昌，將予重譴，而部擬道周譴顧輕。嗣昌懼道周輕，則論己者將無已時也，亟購人劾道周者。有刑部主事張若麒謀改兵部，遂阿嗣昌意上疏曰（略）。帝即傳諭廷臣，毋為道周劫持相朋黨，凡數百言。貶道周六秩，為江西按察司照磨，而若麒果得兵部。
十五年八月……傳旨複故官。既還，帝召見道周，道周見帝而泣：“臣不自意今複得見陛下，臣故有犬馬之疾。”請假，許之。
從以上引文可以看出，楊嗣昌利用刑部主事張若麒謀取兵部職位的企圖，誘使其上疏攻擊黃道周，遂至道周被貶官六級，外調為按察司照磨，可見楊嗣昌人品不正，故為眾直臣側目。
在南明一朝，黃道周“陳進取九策，拜禮部尚書，協理詹事府事。”其後，抗清戰敗被俘，“被執至江寧，幽別室中，囚服著書。”被清朝斬於北京。
《明史》本傳說：“道周學貫古今，所至學者雲集。銅山在孤島中，有石室，道周自幼坐臥其中，故學者稱為石齋先生。精天文曆數皇極諸書，所著《易象正》、《三易洞璣》及《太函經》，學者窮年不能通其說，而道周用以推驗治亂。”
以上引文，雖然並不是王錫袞的事跡，但《明史》通過記載他請皇帝或召逐臣，或免永戌，一方麵體現王錫袞為朝廷分憂，再方麵通過這些人的言行、遭遇，用以間接體現王錫袞的政治立場和政治風範。所謂同聲相應、人以群分，看王錫袞所稱引的人，就可以看出王錫袞是什麽樣的人。
八、廣求賢才
《明史》本傳載：“給事中沈胤培請增天下解額，錫袞因言南畿、浙江人文更盛，宜倍增。”
查《崇禎實錄》，此事發生在崇禎十五年，曰：“六月庚子，禮科都給事中沈胤培請廣科額；上命省直各加解額有差。”
所謂“解”，即解發、發解或解送之意。科舉中的解額是朝廷分配給各發解單位的舉子指標，屬選薦人才的範疇，此指鄉試的名額。據有關記載，明代鄉試的解額，洪武十七年詔不拘額數，洪熙元年（1425）始有定額，其後漸增。隆慶、萬曆、天啟、崇禎間，南北直隸增至一百三十名，他省無出百名者。
郭培貴《明代科舉的發展特征與啟示 》說：
（明代）取士地域的廣泛性空前增強，並得到製度的切實保證。主要表現為宣德後實行各省直鄉試按定額錄取和會試分南、北、中卷按比例錄取製度；而無論確定各省直解額，還是劃分南、北、中各卷的錄取比例，都始終貫徹了在主要依據各地科舉實力的前提下，對邊遠落後地區給予充分照顧的原則。如陝西、雲南、四川、廣西四省的解額，與內地省份特別是與江西、浙江、福建等省的差距，要遠遠小於二者在科舉實力上的差距。而按南、北、中卷地區錄取比例分別爲55%、35%和10%的規定，可知北卷、中卷地區比洪武、永樂間的實際錄取比例都提高了近一倍的幅度；南卷地區的錄取比例，則下降了二十一個百分點。所選庶吉士也是廣泛來源於全國各個省、直。這既保證了各地區享有政治資源的相對平衡，又優化了官員隊伍和統治集團成員的地域組合，不僅有利於實現各地人才素質特點的互補，而且對鞏固統一、增強全國尤其是邊遠地區對朝廷的凝聚力和促進文化教育相對落後地區的發展，都發揮了重要作用。
王錫袞提出南京、浙江人文更盛，宜倍增解額，自然是為著朝廷更多地選拔人才，但他的意見卻違背了上麵所說的原則，打破了平衡，為皇帝所不取，故《崇禎實錄》記載：“上命省直各加解額有差”。
《明史》本傳載王錫袞“又言舉人不第，有三十年不謁選者，宜定製。數科不售，即令服官。從之。”
鄉試之後，考中者為舉人，舉人就可參加會試。會試於鄉試次年在京師舉行，由禮部主持。中式者為貢士，其第一名通稱會元。永樂四年（1406）起，會試有副榜。正統後，中副榜者不參加廷試。舉人不第，入監而選者，或授小京職，或授府佐及州縣正官，或授教職。但是這個製度，到了天啟、崇禎朝，卻未能執行，所以王錫袞說，舉人參加會試而未中式者，有的人三十年不得任官職，這實在是浪費人材，所以提請朝廷對此作出製度。
王錫袞又提出，舉人多次參加會試而未中式者，應該讓他們出任官職。
王錫袞這兩個提議，被皇帝采納了。
正如前引錢穆《明代政治得失》中所說，在明代，舉人是“濁流”，僅能做小官，而且永遠沒有做大官的希望。這樣說來，王錫袞這兩個提議，旨在充實地方政府的人才，自然是一個極好的建議。
九、第三次枚卜遺名
《祿豐縣誌條目》載：
（崇禎）十六年癸未，大塚宰李日暄、部院科道等衙門三次會推，枚卜第一，因權奸樹黨植私，從而中阻，敕命複推再推，竟爾遺名，朝野失望。幸帝聰明睿智，燭奸如神，麵諭公曰：“爾王錫袞，萬裏孤蹤，獨無黨援。特命爾吏部左侍郎，清理銓政。任用務須得仁人，有奸宄，許爾不時密奏。”秩滿，加正二品服，奉賜三代誥命，蔭一子入監讀書，誥封通議大夫。
以上記載，年代有誤，應為崇禎十五年，但內容與《明史·李日宣傳》所載大體相同。此摘《明史·李日宣傳》有關內容如下：
李日宣，字晦伯，吉水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授中書舍人，擢禦史。五年七月，逆黨倪文煥劾邦華、日宣為東林邪黨，遂削籍。
崇禎三年，起故官，巡按河南。十三年九月，擢吏部尚書。
十五年五月，會推閣臣，日宣等以蔣德璟、黃景昉、薑曰廣、王錫袞、倪元璐、楊汝成、楊觀光、李紹賢、鄭三俊、劉宗周、吳甡、惠世揚、王道直名上。帝令再推數人，而副都禦史房可壯、工部右侍郎宋玫、大理寺卿張三謨與焉。大僚不獲推者，為流言入內，且創二十四氣之說，帝深惑之。……獄上，日宣、正宸、煊戍邊，玫、可壯、三謨削籍。久之，赦還，卒。
查《崇禎實錄》，所記簡略，情節有差，而沿起、結果大致相同。
從《明史·李日宣傳》和《崇禎實錄》的記載看，王錫袞此次枚卜，因“大僚不獲推者”阻撓，崇禎帝被“深惑”，終於沒有進入內閣，但李日宣等數人因而得罪下獄，王錫袞卻沒有受到連累，此亦大幸。
《明史》未載王錫袞此次未受連累的原因，卻因《縣誌條目》而得說明，即崇禎帝對其所言“萬裏孤蹤，獨無黨援”，並因此而升任吏部左侍郎，掌理銓選之政，並得“不時密奏”，又加正二品秩，又賜三代誥命，又蔭一子入國子監讀書，又誥封通議大夫。
此外，《明史》本傳記載：
（林）欲楫還朝，錫袞調吏部。尚書李日宣下獄，遂掌部事。
由此可知，此次枚卜，王錫袞雖遺名，但卻因李日宣下獄，錫袞卻得主事吏部。
接著此事，《縣誌條目》有一記載：
時有閣臣李建泰奉命督師，帝親餞行於正陽門外，密詢建泰曰：“廷臣之中，儔可任為心膂？”建泰曰：“廷臣有如王錫袞者，向同臣典試南畿，習知為人忠純謹飭，識力過人，惟是臣足當重任。”帝深然之。
同一件事，《楚雄州誌·王錫袞傳》這樣說：
一次閣臣李建泰奉命出師，崇禎為之餞行，密問朝中誰可當大事，李密奏說：“王錫袞可當重任。”
這個記載，自然是從李建泰口中道出王錫袞的為人，這是史家常用的筆法，而所說王錫袞的性格，也確然不差。但是，從另一角度看，以李建泰其人之口來稱揚王錫袞，卻使知道李建泰其人底細的讀者啞然失笑，何者？因為李建泰入了《明史》的“逆臣傳”。
據《崇禎實錄》記載，李建泰早在崇禎二年即與徐光啟訓練軍隊，因其為山西富戶，崇禎要用其錢募兵，以抗李自成農民軍，故於崇禎十六年十一月，以吏部右侍郎李建泰兼東閣大學士，直文淵閣。
《崇禎實錄》載崇禎十七年正月、二月事如下：
上憂寇，臨朝而歎。大學士李建泰進曰：“臣晉人也，頗知寇中事。臣願募餉百萬治兵剿寇，毋使東渡。”又曰：“進士石嶐願單騎走陝北，連甘肅、寧夏之兵，外結羗部，召募忠勇，勸輸義餉，剿寇立功。否則內守西河，扼吭延安。”上悅曰：“卿若行，朕當仿古推轂。”上欲用石嶐，建泰曰：“俟臣西行，酌而用之。”
乙卯，命駙馬都尉萬煒告太廟，行遣將禮，勑吏部右侍郎兼東閣大學士李建泰曰：“谘爾建泰，代朕親征，以尚方劍從事一切調度，賞罰俱不中製，上臨軒，授尚方劍，幸正陽門樓宴餞之，命文武大臣侍坐，樂作，上手賜卮酒曰：”朕親行“。建泰頓首起謝，不覺淚下。酒罷即趨行，上目送之，亦泣下。
據此記載，推測李建泰推薦王錫袞當在此次，而據《明史》本傳，王錫袞已於崇禎十六年即因母喪回籍，其時不在京，更不在送行之列。
李建泰出京後，到了保定，就投降了農民軍，其後又降清，任弘文院大學士，主修《明史》。由於拉關節受賄，免官。家居時，大同薑環叛清，李建泰據太平縣響應，最終被清軍擒殺滅族。
就在李建泰離京後一個月，即崇禎十七年三月，李自成打進北京，崇禎帝自縊。
十、最後的風節
《明史》本傳載：
唐王立，拜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永明王立，申前命。皆不至。
土酋沙定洲作亂，執至會城，詭草錫袞疏上永明王，言定洲忠勇，請代黔國公鎮雲南。疏既行，以稿示之。錫袞大恨，訴上帝祈死。居數日，竟卒。
這個記載很準確，但太簡練，而《祿豐縣誌條目》所載較詳，其文如下：
時流寇蹂躪中原，詔晉東閣大學士、禮部尚書兼兵部右侍郎，總督雲貴川湖廣五省軍務，號詔土司恢剿流寇。公趨召至滇會城，著《風節亭恭紀》。適遇土酋沙定洲叛亂，鎮臣木氏懼公誅討，陰謀害之，密令叛黨張國用、杜其非等，於丁亥四月十九日黎明時奪入門，搶入貢院。公神色不變，正襟危坐，叱眾賊曰：“爾等叛逆，欲殺吾耶？吾本朝廷大臣，誓不與賊俱生。”遂遇害於至公堂上，大罵不絕而死。
關於沙定洲叛亂始末，各書所述詳略不一，此摘引顧誠《南明史》有關記述如下：
雲南在明代處於世襲勳臣和地方流官的雙重管轄之下，兩者既互相配合，又常出現糾葛。1644—1645年，中華大地風雲陡變，特別是張獻忠部入川建立大西政權以後，黔國公沐天波同巡撫吳兆元、巡按吳文瀛會商征調漢族和土司軍隊，以防止大西軍入滇，並準備接受南明朝廷的調遣。1645年九月，武定土司吾必奎趁機發動叛亂，聲言：“已無朱皇帝，何有沐國公。”
叛軍先後攻下大姚、定遠、姚安，全滇震動。沐天波等人急忙下令調集石屏土司龍在田、嶍峨土司王揚祖、蒙自土司沙定洲、寧州土司祿永命、景東土司刁勳等部，於九月間一舉擊敗叛軍，吾必奎及其黨羽都被活捉。
沙定洲原是王弄土司沙源的兒子，阿迷州土司普名聲死後，其妻萬氏改嫁定洲，兩土司合而為一，勢力大增，以臨安府生員湯嘉賓（萬氏的妹夫）為謀主，暗中籌劃利用沐府同雲南巡撫和三司官之間的矛盾、各土司的向背不一，發動一場奪取雲南權力的政變。於是，沙定洲夫婦統率的土司軍在吾必奎叛亂已經平息後，仍滯留於省會昆明。沐天波因定洲之父沙源一貫表現忠貞，不疑有他，在黔國公府內多次設宴招待。沐府二百多年積累的財富使定洲垂涎欲滴，昆明守備力量單薄、漢族統治集團內部的摩擦，更使他感到有可乘之機。1645年十二月初一日，沙定洲部署已定，以告辭為名，親自率領士卒攻入黔國公府，同時分派部眾占領省城各門。由於變生意外，沐天波來不及組織有效的抵抗，在幾名心腹衛士保護下帶著官印、世襲鐵券等物逃往西寧，途中由龍在田、祿永命保護來到楚雄，這裏有金滄兵備道楊畏知鎮守，才暫時安頓下來。沐天波的母親陳氏和妻子焦氏未能隨行，倉卒中逃入尼庵自盡。
沙定洲占領昆明以後，自稱“總府”，“總府”是明黔國公世爵的一般稱呼，這表明他已經企圖取代沐天波的地位。其妻萬氏稱主母。“並輿出入，遍謁縉紳。滇中豪右投為謀劃者甚眾”。沙定洲派兵追拿沐天波，在楚雄被楊畏知集結的軍隊擊敗。他在西進失利之後，發兵收取雲南各地，在不長時間裏除了楊畏知、沐天波控製下的楚雄以西地區外，都歸附了沙氏。沙定洲輕而易舉地攫得了沐府累世蓄積的財富。“沐氏世鎮雲南，府藏盈積。佛頂石、青箭頭、丹砂、落紅、琥珀、馬蹄、赤金皆裝以篋，篋皆百斤，藏以高板，板庫五十篋，共二百五十餘庫，他珍寶不可勝計。定洲運入本峒，累月不絕”。沙定洲雖然發了一大筆橫財，但他並不滿足於此，取代黔國公世鎮雲南的合法地位才是他的主要目的。因此，沙定洲在策略上盡量爭取明朝廷任命的雲南官員和在籍的漢族官紳，他不僅下令凡是願意接受自己指揮的各府縣漢族流官一律留任，而且脅迫或偽造雲南巡撫吳兆元、在籍大學士祿豐人王錫袞給隆武朝廷上疏，說：“天波反，定洲討平之，宜以代鎮雲南。”王錫袞在崇禎年間官至吏部左侍郎，隆武時晉升為東閣大學士禮、兵二部尚書督師雲貴湖川廣五省軍務，他由故鄉祿豐來到省會昆明時，適逢沙定洲之變，遭到軟禁。這年十二月初十日王錫袞寫的《風節亭恭紀》一文對沙定洲叛亂和雲南局勢作了以下的揭露：
適今新皇（指隆武帝）龍飛海甸，辟網旁招，畀臣以號召恢剿等事。曾不逾日，再晉閣銜，且於滇在事諸臣敕中諄諄及袞。凜茲大義，胡敢茍安。勉強應命，實欲以報新皇者報我烈皇帝。遭逅多艱，為賊臣（指沙定洲）夥計困厄會城，進退維穀，日與諸魔鬼作鄰。甚至煌煌顓敕為中貴臣萬裏恭捧而來者，亦抗阻不容出接。悖逆如此，是尚知有朝廷也哉！封疆重吏（指雲南巡撫吳兆元等）不惟不能匡正，而反搖尾聽之。滇事真不可言矣。臣袞血性具存，義憤常結，惟有捐軀如赴，俟時而行。即閨中諸弱息者流亦饒有須眉氣，如臘月四日之事（十二月初一日沙定洲叛亂，初四日王錫袞的妻妾被迫自盡）大概可想見，臣複何言。惟是前此中間如委曲出疏皆一般宵小播弄成篇，屬草改竄推敲，雖字句無所不用其極。更有一篇沒天日的文字，不識構者是何肺腸，以撫軍恐被人識破而止，犬豕不食其餘，是豈臣袞所忍見。有主使者，有佐助者，其中可曆而指也。近又迫挾出谘參楊道（指楊畏知）矣，青天白日之下，魑魅公行；眼見新皇屬望盛心，萬不能副。恭讀禦製旨雲：“朕有堂堂不怕死之身。”有是君定有是臣，臣願身任之，以對揚我烈皇帝。
由於當時的政治局勢動蕩不寧，道路僻遠，在福建的隆武朝廷對雲南發生的事變弄不清楚，僅僅憑借吳兆元等人署名鈴印的奏疏和某些傳聞，就發出了“掃除沐天波”的諭旨。《思文大紀》一書在隆武二年（1646）四月內記：“雲南巡撫吳兆元疏辭敕書印劍。上諭其加意料理，曰：卿久撫戡滇疆，弘宣猷績，正資善後，毋貽朕南顧憂。掃除沐天波，業有成命。不準辭。務令南人不反，以成一統豐功，朕複另有酬敘。”從這條材料用了“業有成命”一語來分析，說明在四月以前另有一件失載的相關諭旨。吳兆元的辭職表明他也不願意同沙定洲合作；隆武帝不準他辭職意味著朝廷對雲南局勢不放心，責成巡撫加強控製。瞿共美的記載進一步說明隆武朝廷對雲南的局勢若明若暗，大有鞭長莫及之虞：“雲南撫、按及沐天澤交章稱黔國公沐天波造反，有土司沙定洲出奇兵撲滅之。……遂詔天澤襲封。”後來又從另一途徑得到報告，是沙定洲叛變，突然攻入黔國公府，“天波僅以身免，母、妻及天澤俱被劫，脅令具疏”。“然地遠莫能得要領，朝廷置而不問”。
沙定洲叛亂之後，吳兆元和巡按羅國?以及三司官已經沒有實權。沙定洲則正在逐步鞏固自己的地位，致力於掃滅繼續在楚雄以西抗拒的楊畏知和沐天波征集的其它土司勢力了。如果他的圖謀得逞，勢必成為割據自雄的雲南王，暫時利用的漢族官紳將被逐步排擠掉，雲南同中央朝廷的離心傾向將越來越明顯。1647年大西軍的入滇，粉碎了沙定洲的美夢。
據此可知，沙定洲叛亂一事，其真情在當年並不清楚，而王錫袞曾一度被南明政權誤以為支持沙定洲之亂，後因其《風節亭恭紀》為南明所知，才得以昭雪。
王錫袞昭雪的具體過程，各書無載，而《縣誌條目》說得很明白，是由王錫袞的養子向南明政權“陳情”，而冤情即白之後，王錫袞得到南明政權的高度評價：
後子谘翼陳情，禮部具題：“奉旨：輔臣王錫袞，一代純儒，千秋勁氣，奉先朝之敕命，矢誌勤王，及創極之敦趨，身先詢國，精誠未泯，節烈宜褒。著察照五典從優。”議覆該部知道。禮部覆本：“複奉旨：輔臣王錫袞，趨身遇害，身死綱常，予祭九壇，加祭二壇，還與他諡，其贈蔭察照五典從優。覆議，禮部覆本，諡文毅公。
本文之末，再提及王錫袞死難的時間。
《明史》本傳載：“土酋沙定洲作亂，執至會城，詭草錫袞疏上永明王，言定洲忠勇，請代黔國公鎮雲南。疏既行，以稿示之。錫袞大恨，訴上帝祈死。居數日，竟卒。”
吳偉業《鹿樵紀聞》載：
天波既遁，範氏又教定洲劫巡撫吳兆元，使其題言“天波反，定洲討平之，宜以代鎮雲南。”兆元不可，則拘而奪其印。又詭草祿豐在籍尚書王錫袞上永明王書；執錫袞至，以稿示之，錫袞大恨，訴上帝祈死，越數日竟卒。定洲於是遂行府事，發兵攻楚雄，天波再走永昌。
《楚雄州誌》說：
次年，孫可望、李定國入滇。沙定洲戰敗，將歸老巢，欲挾持王錫袞同行。王錫袞不從，於永曆元年(1647年)四月十九日遇害於貢院至公堂。
以上三個記載，以《州誌》更為明晰。
十一、詩文概述
現今所存王錫袞詩文，基本收集於《王文毅公集》，共文十二篇、詩九首。其文分類如下：
碑記：《題撰汪藏海碑文》、《段公節公祠堂碑》、《大慈寺碑文》、《啟明橋碑記》、《重修騰越武侯祠碑記》、《題寶弘寺碑記》、《金山寺新建玉皇三清二殿碑記》。
序：《穀貽匯序》、《靈穀語錄序》。
書信：《與友人書》。
紀：《風節亭恭紀》。
行述：《知我府君行述》
從上可見，以碑記為多。其原因大可知為勒碑之文，易於保存，而它書則已佚失或不易搜求。
需要略加指出的是，這些碑文，間有抄寫之誤，而又未加校讎，因而往往有意義不明者，其中《題撰汪藏海碑文》，在《祿豐縣誌條目》中為《青蓮山主創寺禪師羲印之墓誌》。據王武科自注，《題撰汪藏海碑文》“錄自一九二五年祿豐勸學所上報雲南省地方誌資料，手抄本。”而《青蓮山主創寺禪師羲印之墓誌》來自1932年祿豐縣誌局呈《雲南通誌》資料，即《祿豐縣誌條目》，為陽仰修抄本。兩者題目不同，所呈年代有差，文字略有出入，有條件的讀者，可以比照而讀。
從內容說，這些文章是研究王錫袞思想、情操、才華，以及家世最直接最準確的資料。
《知我府君行述》作於北京承恩寺，備述其家世淵源；著重記述其父王士勸一生行事，文行具備；略記其母，並知王錫袞為長子；又記錫袞育有二女。此文內容，常為當代小說、散文寫手所采取，發於地方刊物，故讀者多知之，此不備述。
《穀貽匯序》即為《穀貽匯》一書所作之序。“穀”，古指童子。《莊子•駢拇》：“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則《穀貽匯》者，兒童啟蒙讀物匯編之類也，為姚安文人陶珽。王錫袞於崇禎十四年（1641年）“以（禮部）左侍郎掌部事”，而禮部的管理職能中之一項即管理全國教育，然而王錫袞早在崇禎七年就寫成此文，可見他對教育，尤其對基礎教育，早就重視。這篇文章還證明《穀貽匯》為姚安文人陶珽所作，這對於當代姚安研究陶珽的學者，也算是一個新發現的資料。王錫袞對《穀貽匯》備加讚揚，他說：“篤近舉遠，挈領分條，而後乃奉性命還之諸人，奉法守還之一人，奉渾沌還之生人者之人，則無如此《匯》明備。”認為它直追朱熹《小學》，並明白表述了他的“小學”教育觀點：“小學”要在淳風俗而培人才。文中又極稱陶氏之不爭空名，則立德立功立言之旨見矣。
《題撰汪藏海碑文》、《大慈寺碑文》、《題寶弘寺碑記》，以及《靈穀語錄序》，其內容皆佛家言，所反映王錫袞的佛教思想，已在前文述及，然而王錫袞學佛的目的，在《靈穀語錄序》中表述得十分清楚。他說：“不孝於衰經中，方悲慕罔極，忽憶古德雲：‘大事未明，如喪考妣’，轉覺痛切。親不知親之去處，我不知我之始終，此真亙古今所共之生死大疑情也。安得不疑，又惡容自已。”這裏所謂“大事”、“生死大疑情”，用時興的話，大概可以說成思考生命的意義，並以此為首要問題。王錫袞是從佛學中去尋找生命的意義，一如他在此文中所言：“始知大事未明，不可不見明眼人也。”這個明眼人，就是文中所極力推崇的通浪大師。
《風節亭恭紀》作於二年十二月十日，當為王錫袞最後的文章，前文已經引用，而要提醒讀者的是，王武科所編《王文毅公集》中，《風節亭恭紀》一篇文字，與上述引用者差別甚大，不僅篇幅小得多，而且字句也多有出入，此提醒讀者注意。此文對於王錫袞的曆史有重要意義，上文已經說過，此不贅述。
王錫袞詩八首，其中《風節亭遺詩三首》比較有價值，內容基本上是傾吐他“滿腔熱血報君親”的豪情壯誌。
《憎徹肅禪師》是王錫袞詩作中最有情趣的一首，道是：
煙蠻最深處，野鳥啼空山。
日落蟬聲急，鬆高鶴夢間。
漁舟花裏去，僧屐雨中還。
客去禪逾寂，焚香夜閉關。
從現存詩文看，王錫袞確為一位老成持重的儒臣，所重者君親，所思者性命，所持者節操，而就王錫袞的一生看，在此三者之餘，還有：所思慮者軍國，所係念者民瘼，所痛恨者小人，所交往者清流。
邊城秀才二〇〇八年八月二十五日星期一於鹿城東山寓
我在山裏生活，所以比較安靜，可以寫這樣枯燥的文章。而在美國，居然有不嫌枯燥的人，這也讓人很欣慰。
可惜現在好像不大推崇這些了。其實這才應該事大力弘揚的。
一個人追求什麽，基本上20歲前就定型了。現在有很多事，是很耽誤人的，甚至有可能耽誤一代人的。
剛從邊城回來，發現邊城多出耿介之士，王錫袞算是很典型的一個，邊城秀才也算一個，當然還有邊城秀才的秀才朋友們，也在此列。 王錫袞是進士，屬“清流”，秀才和他的朋友們是帶著泥土香的“濁流”，然在我眼裏，這“清流”與“濁流”乃同曲同工。 邊城的秀才們極其幹淨、實誠、本色，他們身上有著一種大都市文人身上所沒有的原生態、童真般的快樂，和他們在一起，你會覺得自己的心靈也被純化了，你會感受到一種簡單而豐富，樸實而多彩的快樂。 所以，我真得好喜歡他們！
不由想起“二心法”：淨心與染心。 此二種心法，自然本來俱有；然“淨心恒樂善因，染體常思惡業。”慚愧的是這許多年裏常處於“染體常思惡業”的環境裏，幾乎忘了如何“淨心”。 有幸兩次赴“煙蠻最深處，野鳥啼空山”的邊城，得到多次“淨心”的機會，受益匪淺。 我想，唯有“更有蓮峰高百尺，長留雲路幾追攀”精神的“淨心”之人，才能甘於寂寞、不求報酬地寫下這幾萬字幹淨而有內涵的文章。 為此，借文學城提供的這塊寶地，向我的邊城秀才朋友們致以我最崇高的敬意！
還是要謝謝你長期關注我的文字。
讀出了此儒臣心中的禪意。
建議秀才分多次發這樣的長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