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現代領導學的角度審視“太祖十勝”

從現代領導學的角度審視“太祖十勝”

  何謂“太祖十勝”?
  漢獻帝建安元年(公元100年)，曹操從謀士荀彧議，迎接獻帝都於許昌。袁紹內懷不服，於次年寄書曹操，“辭語驕慢”。“太祖大怒，出入動靜變於常”。荀彧、郭嘉問其原因，曹操示以書信，並說，要討伐袁紹，然而力不敵，怎麽辦?於是，荀、郭二人各抒己見，將曹操與袁紹的領導力作對比，荀彧認為曹操在四個方麵勝過袁紹，稱“四勝”，而郭嘉則講了曹勝袁的十個方麵，稱“十勝”。
    從史料上說，“四勝”載於《三國誌·魏書·荀彧傳》；“十勝”載於同書的《郭嘉傳》。但“十勝”並不載於正文，而隻是裴鬆之從《傅子》裏引以為“注”的。
    《資治通鑒·漢紀五十四》中，隻錄了“十勝”，而無“四勝”，其原因大概是已包含了“四勝”的內容，且文字差別極微。
    以上是“太祖十勝”的來曆，以下是其全文：
    《傅子》曰：太祖謂嘉於曰：“本初擁冀州之眾，青、並從之，地廣兵強，而數為不遜。吾欲討之，力不敵，如何?”  
    對曰：“劉、項之不敵，公所知也。漢祖唯智勝；項羽雖強，有十敗，終為所擒。
    紹繁禮多儀，公體任自然，此道勝一也。
    紹以逆動，公奉順以率天下，此義勝二也。
    漢末，政失於寬，紹以寬濟寬，故不攝，公糾之以猛而上下知製，此治勝三也。
    紹外寬內忌，用人而疑之，所任為親戚子弟，公外易簡而內機明，用人無疑，唯才所宜，不問遠近，此度勝四也。
    紹多謀少決，失在事後，公策得輒行，應變無窮，此謀勝五也。
    紹因累世之資，高儀揖讓以收名譽，土之好言飾外者多歸之，公以至心待人，推誠而行，不為虛美，以儉率下，與有功者無所吝，士之忠正遠見而有實者皆願為用，此德勝六也。
    紹見人饑寒，恤念之形於顏色，其所不見，慮或不及也，所謂婦人之仁耳，公於目前小事，時有所忽，至於大事，與四海接，恩之所加，皆過其望，雖所不見，慮之所周，無不濟也，此仁勝七也。
    紹大臣爭權，讒言惑亂，公禦下以道，浸潤不行，此明勝八也。
    紹是非不可知，公所是進之以禮，所不是正之以法，此文勝九也。
    紹好為虛勢，不知兵要，公以少克眾，用兵如神，軍人恃之，敵人畏之，此武勝十也”。
    需要稍加說明的是，“四勝”是“十勝”中的“度勝”、“謀勝”、“武勝”、“德勝”。
    “太祖十勝”，是郭嘉對曹操領導方法和領導藝術的總括。這個總括，比較全麵且有條理，有似一個“領導學”綱要，在古書中並不多見，這對於今人研習現代領導學具有一定的借鑒作用。筆者在幹校講授《領導學》，曾予引用，並有所心得，現據領導學的一般原理，分析其借鑒作用三點如下：
  一、領導力：致勝的關鍵
  領導力是領導者意誌及其領導方法、領導藝術的綜合，它是心理的，知識的，更是行為的。
    被譽為“當代最偉大的企業管理思想家”、美國的史蒂芬·柯維認為：“領導力是企業和個人成長的關鍵”。
    同理，無論在政治、經濟還是軍事的競爭中，領導力都是成敗的關鍵。
    在袁、操兩集團的對峙中，袁紹在軍事上、經濟上、人才的占有上居於壓倒對方的優勢。袁氏“四世三公，門生故吏遍天下。”在政治上頗有勢力。《三國·袁紹傳》載，自從袁紹樹起反對董卓的大旗後，“當其時，豪俠多附紹，皆思為之報，州郡蜂起，莫不假其名”。袁術與袁紹書，也頗自信地說，現在是“政出家門”。其所自大，可見一斑。
    曹操比於袁紹，各方麵力量小得多，唯一的力量，就是“挾天子以令諸侯”，即郭嘉所謂“奉順以率天下”。也就是說，曹操迎漢獻帝都於許昌，改元建安，才開始在政治上漸趨優勢。
    袁、操兩集團最終的勝負，決定於軍事、經濟、政治、人才所有這些因素，但關鍵因素是什麽?荀、郭認為是領導力。
    郭嘉分析問題的特點在於，他把曹操在領導力上的十個方麵長處，與袁紹的十個短處作比較，針鋒相對，而以其作為決定成敗的關鍵。
    無獨有偶，荀彧分析問題的角度也和郭嘉一樣。《三國誌·荀彧傳》載：太祖問：“今將討不義，而力不敵，何如?” 彧曰：“古之成敗者，誠有其才，雖弱必強，苟非其人，雖強必弱。劉、項之存亡，足以觀矣。”然後，講了前麵所提及的“太祖四勝”。最後得出結論：
“夫以四勝輔天子，扶義征伐，誰敢不從?紹之強其何能為!”
    以領導力的強弱預測勝負，這種看問題的角度，不僅荀、郭二人如此，而且也是魏晉時代士人分析問題的基本方法。試看下麵兩例：
    《資治通鑒》載，建安四年，“關中諸將以袁、曹力爭，皆中立顧望。涼州牧韋端使從事天水楊阜詣許，阜還，關右諸將問：‘袁、曹勝敗孰在?’阜曰：  ‘袁公寬而不斷，好謀而少決；不斷則無威，少決則後事，今雖強，終不能成大業。曹公有雄才遠略，決機無疑，法一而兵精，能用度外之人，所在各盡其力，必能濟大事者也。”’
    楊阜一介小吏，非有巨眼，處於袁、曹局外，其看問題的角度、所得出的結論，竟與荀、郭沒有兩樣。
    陳壽在《三國誌·魏書·袁紹傳》末“評”袁紹說：“袁紹、劉表，鹹有威容、器觀，知名當世。表跨蹈漢南，紹鷹揚河朔，然皆外寬而內忌，好謀無決，有才而不能用，聞善而不能納，廢嫡立庶，舍禮崇愛，至於後嗣顛覆，非不幸也。昔項羽範增之謀，以喪王業；紹之殺田豐，乃甚於羽遠矣!”
    而在同書《武帝紀》之末，又這樣評價曹操：“漢末，天下大亂，雄豪並起，而袁紹虎視四州，強盛莫敵。太祖運籌演謀，鞭撻宇內，覽申、商之法術，該韓、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矯情任算，不念舊惡，終能總禦皇機，克成洪業者，惟其明、略最優也。抑可謂非常之人，超世之傑矣。”
    陳壽為一代鴻儒，大史學家，總結曆史的經驗教訓，其角度竟也是主要從領導力的強弱出發，這就很能明說問題。

  二、領導之“道”：體任自然
郭嘉在“十勝”中，首列一條：“紹繁禮多儀，公體任自然，此道勝一也。”
    “自然”，是道家用語。《淮南子·修務訓》說：“所謂無為者，私誌不得人公道，嗜欲不得枉正術，循理而舉事，因資而立權，自然之勢，而曲故不得容者。事成而身弗伐，功立而名弗有，非謂其感而不應，攻而不動者。若夫以火熳井，以淮灌山，此用己背自然，故謂之有為。”可見“自然”即“無為”，也即司馬談《論大家要旨》所謂“無為而無不為”。
    “體任自然”，就是任自然之勢：不為名教所拘，不為禮法所縛，不為聖賢所懾，不為假象所惑，不為私欲所累，不為私智所牽，去其華而求其實，去其偽而得其真。
    “體任自然”是曹操個性的鮮明特點，反映在日常生活上，是隨便，不拘小節，不故作姿態，不講排埸，不奢華。在裴鬆之引以為“注”的《曹瞞傳》中，有這樣的記載：“太祖為人佻易無威重，好音樂，倡優在側，常以日達夕。被服輕綃，身自佩小輩囊，以盛手巾細物，時或合帽以見賓客。每與人談論，戲弄言通，盡無所隱，及歡悅大笑，至以頭沒杯案中，肴膳皆沾於巾幘，其輕易如此。”
    《曹瞞傳》記載曹操事跡，頗多微詞，然而這段文字大體上是可信的，因為有與此相映證的記載：“武宣卞皇後，琅邪開陽人，文帝母也。本倡家，年二十，太祖於譙納後為妾。”《三國誌·魏書·後妃傳》。
    需要略加說明的是，所謂“倡家”，相當於日本人所稱的“藝妓”，既能歌善舞，又通琴棋書畫，這與太祖的詩歌、書法愛好甚相投契。
    日常生活中的“體任自然”，形成上述的畫麵，使人聯想起魯迅所謂“魏晉風度”，進而理解其“蔑視禮法”的積極含義，進而理解郭嘉何以將其作為致勝的首要因素。
    《東萊博議》說：“威不足則多儀，智不足則多態”。袁紹的“繁禮多儀”，其根源蓋出於威、智之不足，這反證了“體任自然”者的“大智若愚”。
    “體任自然”反映在領導活動中，則表現出高度的靈活性、實用性。在軍事上，正如魏書》所說：  “其行軍用師，大較孫、吳，而因事設奇，譎敵製勝，變化如神……與虜對陣，意思安閑，如不欲戰，然及至決機乘勝，氣勢盈溢，故每戰必克，軍無幸勝。”在用人上，則是知人善任，不拘一格。這一部份，由於內容多，而且又是領導學的一個重要問題，因而作專節討論如下。
  三、用人之道：明達不拘
  用人之道，用最準確、精煉的語言歸結為四個字：知人善任。
    知人，依賴於對人性的深刻理解，依賴於豐富的人生經驗，依賴於領導者對人心的洞悉，即所謂“人情練達”、“世事洞明”，一言以庇之，依賴於領導者之“明”。這一點，司馬光有一段精彩的議論：
    “為治之要，莫先於用人，而知人之道，聖人所難也。是故求之於毀譽，則愛憎競進而善惡混淆，考之於功狀，則巧詐橫生而真偽相冒。要之其本在於至公至明而已矣。為人上者至公至明，則群下之能否焯然形於目中，無所複逃矣。苟為不公不明，則考課之法，適足為曲私欺罔之資也。
    “何以言之?公明者，心也，功狀者，跡也。己之心不能治，而以考入之跡，不亦難乎!為人上者，誠能不以親疏貴賤異其心，喜怒好惡亂其誌，欲知治經之土，則視其記覽博洽，講論精通，斯為善治經矣；欲知治獄之士，則視其曲盡情偽，無所冤抑，斯為善治獄矣；欲知治財之士，則視其倉庫盈實，百姓富給，斯為善治財矣。欲知治兵之士，同其戰勝攻取，敵人畏服，斯為善治兵矣。至於百官，莫不皆然。雖詢謀於人而決之在己，雖考求於跡而察之在心，研核其實而斟酌其宜，至精至微，不可以口述，不可以書傳也，安得豫為之法而悉委有司哉!”(《資治通鑒·魏紀五》)
    曹操善於用人，首先就在於他的“明”。他的謀士們無不看到曹操這一特別的才能。
    荀彧說：“公明達不拘，唯才所宜”。(《荀彧傳》)又說：“夫以公之神武明哲而輔以大順，何向而不濟。(《武帝紀》)
    郭嘉說：“公外易簡而內機明，用人無疑，唯才所宜，賈攸說：“公明勝紹，用人勝紹”。(《賈攸傳》)
    《魏書》說他：“知人善察，難眩以偽”。不間遠近”。
    陳壽“評”他：“明、略最優”。(筆者注：“明”，指洞達；“略”指籌謀。順便說一下，陳乃乾校點本《三國誌·武帝紀》中，為“明略最優”，不通，此其不細讀陳壽全文之過也。)
    曹操用人的不拘一格，在曆史上是出了名的。他多次下令推舉人才，反複申述他唯才所宜的思想，為人們所熟悉。這裏舉一例以作代表：
    建安二十二年秋八月，令曰：“昔伊摯、傅說出於賤人，管仲，恒公賊也，皆用之以興。蕭何、曹參，縣吏也。韓信、陳平負淤辱之名，有見笑之恥，卒能成就王業，馨著千載。吳起貪將，殺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歸，然在魏，秦人不敢東向，在楚則三晉不敢南謀。今天下得無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間，及果勇不顧，臨敵力戰；若文俗之吏，高才異質，或堪為將、守；負淤辱之名，見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其各舉所知，勿有所遺。”(《魏書》)
    這裏可以看出，曹操用人，不問出身，不問名聲，雖有過錯，．而唯才是舉。正如他在上一年的一個“令’’中所說：“士有偏短，庸可廢乎!”
    《魏書》載，建安八年庚申令中，曹操說：“治平尚德行，有事賞功能。”這種用人觀在我國曆史上頗有爭論，試舉一例：
    《貞觀政要·擇宮》載，貞觀六年，唐太宗對魏征說：“賞罰不可輕行，用人彌須慎擇”。魏征對曰：“亂世惟求其才，不顧其行。太平之時，必須才行俱兼，始可任用”。
    魏征這個觀點，受到範祖禹的抨擊，他說：“豈宜以天下未定而可專用小人之才歟?夫有才無行之小人，無時而可用，退之猶恐其或進也，豈可先用而後廢，乃取才行兼全之人乎?征之學駁而不純，故所以輔導其君者，卒不至於三王之治也。”
    以筆者之見，範祖禹的用人觀是不分時空，一概而論，其論調高，其實難行，這是典型的書生之見，華而不實也。而曹操和魏征的觀點?是因時製宜，頗得“自然”之道。事實上，曹操據亂世而唯才是舉，確然臻於“謀臣如雲，猛將如雨”的人才濟濟的局麵，終於擊敗袁紹，抵定中原，為魏國的建立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曹操和魏征的觀點確實不純，然而正因其不純，才符合社會的實際情況，符合用人的實際情況。正如恩格斯後來說：“不純才成其為自然界，不純才成其為人類社會”。
    最後，引用呂坤《呻吟語》中兩句話，作為這個問題的結束：
    “君子有君子之長，小人有小人之長。用君子易，用小人難，惟聖人能用小人。用君子在當其才，用小人在製其毒”。
    “當多事之秋，用無才之君子，不若用有才之小人。”

本文約作於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