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忘的歲月難忘的人

難忘的歲月難忘的人
——我記憶中的楚雄林業內燃機廠子弟中學

    楚雄林業內燃機修理廠子弟中學，成立於1972年，結束於1980年。短短八年中，我在那裏執教五年，親曆其中大多數事情，並與師生建立了深厚的情誼，令人終生難忘。近年來，一些當年的學生要我寫一點回憶文字，以為紀念，我亦有此打算，適逢楚雄州政協教科文衛文史資料委員會征集史料，遂打算乘此機會，將當年子弟中學的情況，就回憶所及，草就成篇，貢獻於史官，以便采擇。蓋子弟中學，為我國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盛行之一種辦學方式，後雖式微，但作為一個時代的“新生事物”，其興衰過程，自有其供後人研究，並加以借鑒的意義。
    1971年9月16日，我被楚雄內燃機修理廠招收為工人，從楚雄西舍路公社到達東瓜廠部，從此由“插隊知青”搖身一變，成為工人階級的一員，喜出望外。進廠後，分配為車工。三年學徒期將滿，也即1974年9月，某日，廠部政治處主任某某某找到我，問我願不願意到本廠子弟中學教書。還說，如果願意，將來可以考慮送我上大學。我說，教書這一行，我願意。蓋當年處於“文革”期間，教書這一行，為人所看不起。常言：“秀才沒落，下鄉教學”。我慨然允應，大概出乎某某某所料，可能也出乎我所在的加工車間的領導和同事所料。於是，並不用我自己動手，廠部政治處就把我的“關係”由加工車間轉到廠子弟學校，“以工代幹”，當教師，仍然是工人待遇，眼下是學徒工資，每月21元，下月轉正後，每月30元5角。
    楚雄內燃機修理廠，地處楚雄縣東瓜鄉，成立於60年代後期，為雲南省林業廳直屬企業，縣處級，有職工近千人，負責修理滇西片林業運輸汽車及林業機械。由於林業在當年為雲南之重要產業，而滇西又是雲南省重要林木采伐區域，楚雄、下關等地都設有汽車運輸隊，規模不小，所以設楚雄內燃機廠以專修此一片區的林運汽車和林業機械。在當年部門壟斷的體製下，滇西林運汽車都送內燃機廠修理，所以不愁“貨源”，廠子欣欣向榮，職工意氣風發，且為省廳直屬，故而領導架勢，睥睨一方。
    內燃機廠雖然財大氣粗，無奈身處“地方”，楚雄縣不招收其職工子女入初中，故而隻好自辦子弟中學，於是，從雲南省林校“下放”了一批教師到廠，帶來一些圖書、教俱，組建內燃機廠子弟中學。
    1974年9月，我第一次踏進此子弟中學的大門。說“大門”，其實隻是表達個意思，蓋此學校根本就沒有圍牆，自然也就沒有門，四通八達，坐落於廠部西麵圍牆外一個土坡上。校園共有5棟土木結構的瓦平房，各在一方，共有教室六間、辦公室六間。辦公室前隔一片草地，有壩塘一個，湖水清澈。南麵隔一片空地，約兩百米處，則有教職工宿舍兩排約十多間，也是平房。
    我見慣了楚雄城鄉學校的簡陋，所以並不以此子弟學校之簡陋為怪，踏著曠野似的泥土地麵，獨自到校長辦公室報到。已經開學數日，僅有兩個班，走在校園內，一些學生在教室裏就看見我了。
    校長某某某，30多歲，黑瘦而深度近視，是當年經過“勞動煆煉”的標準的小知識分子模樣。支部書記某某某，40多歲，山西人，個高而體健，沒讀過書，卻當過八路，至今屁股上還留有小日本槍彈射入的疤痕。教導主任某某某，約30歲，四川人，精瘦，川大中文係畢業，學生時代即在《成都晚報》發表散文若幹，至今不乏才子韻味。還有工宣隊（全稱是“毛澤東思想工人宣傳隊”）隊員某某某、某某某。這就是當年的領導班子。他們見我“自投羅網”，很是高興，雖然並沒開歡迎會，但歡迎之意，溢於言表。當天就安排我教二班的語文，並任該班班主任。
    學校建於1972年，當年招收一個班，稱“七二一班”，意即1972年入學之第一班。次年招一個班，順序為“七三二班”。學校安排我當“七三二班”的班主任，隻教此一個班的語文課，每周六節，外加班會，以及勞動等。
    我雖有高中畢業證書，但隻念過高一。蓋1966年6月，讀高一將近結束，即開始“文革”，在校閑混兩年後，學校發給高中畢業證書，打發我們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此時，以高一之學曆，教初二之學生，學校既不問我能否勝任，而我自己也毫無畏懼。原因何在？因當年以讀書為無用，教師社會地位低，學曆低，工資低，再因各小學多“戴帽”，即“小學附設初中班”，以小學教師教初中，初中教師教高中，如此一來，沒有哪所學校講究教師的學曆、資曆，更談不上講究教學水平，隻要有個人在班裏，哄一哄那夥孩子，也就算完成教學任務了。在這樣的“大環境”中，學校怎能問我能否勝任，我又何畏懼之有。
    二班的學生，看那些個頭，好幾個男生跟我這二十三歲的夥子差不多，女生也多半是大姑娘了。最大的幾個生於1958年，與我隻差8歲，最小的也隻與我相差10歲。於是，我說：“我是你們的大哥。”這句話，是我的心裏話。我並不把自己視為他們的“導師”，我隻不過按規定領著他們渡過他們的少年時光，從而也打發著我自己的青春。
    “大哥”這個自稱，一下子把我和同學們的心拉近了，它在很大程度上彌補了我學曆與資曆的不足，以及年齡的偏小。也就是說，你不妄自稱尊，學生反而會親近你，你若板起一副教師的麵孔，學生就難免給你穿夾腳鞋。
    學生們果然與我相處得很好，無論班裏發生什麽事情，我都能很快“擺平”，“紀律”似乎比以前好了些（此話不通，但當年就是這樣說的）。這情況自然受到校領導的重視，書記和校長對我的工作給予肯定。
    那年月，當教師你也得有力氣。一天，幾個雄壯的男生到我辦公室來，要與我掰手勁。我一看就知道他們的心思：一半是開個玩笑，鬧一鬧，再則也看一看你小子有何“本事”。我從農村來，雖無文化，卻有力氣，講掰手勁，車間裏大多數青工都是手下敗將。我說：“排隊排隊，順著來。”於是他們順序而來。每來一個，我口中數：“一二三”，隨即發力，學生的手隨即倒下，可以說是應聲而頹。全部掰完後，我問：“如何？給服？”他們都笑了，從此眼神中有了“小兄弟”的服從意味。我心裏感慨：正如毛主席他老人家在天安門上對紅衛兵代表宋彬彬所說：“要武嘛。”這學校也“要武”，當教師當班主任也“要武”，否則，有些人你就是“擺不平”。這是哪一門子的“教育法”啊？
    在那樣的年代，教書之負責與否，全憑教師自己的良心。因為即使你再如何無能，如何地把書講錯，如何地誤人子弟，也沒有誰來幹涉，更不會因而丟了飯碗。然而我卻是有良心的人。我在上了一些時間的課之後，深感自己學問不足以教人，於是從學校圖書室借了許多書來讀，其中讀得最多的是魯迅的雜文，以至於後來我在雲南大學函授部學習時，所作有關魯迅的論文，得到教師熱烈的讚揚，並在麵授開學時向全體學員朗讀。此外，所讀最重要的書是王力先生的《古代漢語》。那書當年買不到，圖書館裏也沒有。還是跟教導主任某某某借的，邊讀邊抄，抄了一大本，腦子裏也裝了若幹。由於讀得仔細，用功比較深，所以由此打下古文功底，不但當年教書有用，而且受用終生。
    我教書一年，感覺良好。有朋友問我，是教書好還是當工人好？我說，教書好。當車工，每天車汽車排汽門，車好了，丟進盤裏，隻聽見“哐”的一聲，就結束了，那物件是死的，沒有靈魂。但教書卻是與年輕人相處，有說不完的話，唱不盡的歌，那是心靈的交流，非車排汽門可比。我把這教書的真實感受傳達給我的朋友們，並建議他們也到子弟中學去。於是，從第二年開始，陸續地，我的朋友，同樣是在內燃機廠當工的人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就先後到子弟學校任教。
    我的這些朋友，和我一樣，也都曾是老三屆知青，且熊君與蔣君，為66級高中畢業，是真正的高中畢業生了，他們的到來，使子弟校增添了活力，標誌著該子弟學校的興旺。其後，又有幾位楚雄縣小學的教師，因他們的“先生”是內燃機廠的職工，也因照顧夫妻關係而調到子弟學校。她們的到來，意味著我們子弟學校，較鄉村小學的條件更為優越。
    全校教職工，最多時有23人，即：
    黨支部書記某某某、副書記某某某（他是後來）、校長某某某、教導主任某某某；工宣隊員某某某；教師（以下略）。
    這些人原來的身份，大體可分為三類，即：一部份是省林校的教師，“科班”出身；一部份是老知青，不久前進入內燃機廠當工人，半路出家；另一部份則是“家屬”，其中一些曾是小教。這些人中，省林校教師教學水平、教學能力很高，是學校教學的支柱，很受學生尊重。老知青則是學校的活力所在，除了任課，還是文體活動、勞動的主要組織者、參與者，與學生關係十分親密。“家屬”類因為是後來的，又因原是小教，現在升為中教，所以對人很隨和，凡事聽從安排，努力跟上學校步伐。
    學校開課，有語文、數學（包括幾何）、政治、英語、物理、音樂、美術、體育，此外還有大量的建校勞動。於是分為3個教研組，每周或數周，按學校臨時要求而開展一些教研活動，比如聽課等等。
    從所開課程的門類來看，已然達到當年正規學校的要求。再說，幾方麵的課程，教授水平並不算低。比如唐某某原為林校教師，底子厚，又十分盡心，所教數學，水平較高。學生至今回憶起來，也還讚不絕口。我、某某某、某某某，當年是知青中愛讀書者，也算有些文學水平，再加某某某原本文人，共同教語文，所以語文教學水平，也不會低。又某某某雖是工宣隊員，卻也上政治課，因他酷愛國畫，所以外加美術課。以他日後國畫成就推測，那美術課應當有一定水平。總而言之，該校雖為子弟中學，但因內燃機廠時為楚雄州第一流企業，雄視一方，遂因天時之利，為學校匯集了一批人才，故學校雖小而質量不低，此是實情，非日後有意胡誇。
    學生的來源，自然以內燃機廠、林運二車隊為主渠道。其次，周邊的友鄰單位，如州衛生學校、州機床修造廠、199煤田地質隊，乃至糧店等，為照顧單位之間的關係，也招收一些職工子女。這些學生，大多數的家長與我們同廠工作，原來就認識，所以我們與學生的關係，是雙重的，其相處格外親密，此亦是一個重要原因。
    該子弟學校的學生，因是工人、基層幹部的子弟，在那個時代，家長處於一個相對優越而無權勢的地位，因而子女養成一種開朗活潑的氣質，不象通常中學裏，有一大批學生背著沉重的家庭出身的負擔，因倍受壓抑而養成一種深沉複雜的心性。
    我認為這些子弟學校的學生，其心理是正常的健康的，表現了人類的本來麵目。他們幾乎沒有因壓製而產生的仇恨、報複、玩世不恭等心理。他們通身沐浴著陽光，臉上帶著明朗的笑容，說是一些初開的蓓蕾，或蔥鬱的小喬木，是很貼切的比喻。這就是子弟學校不同於普通中學的地方。沒在子弟學校教過書的人，就不可能有這樣的體會。
    學生畢業之後，一部份參加中考，進入楚雄一中，一部份則當知青，多半插隊於龍河一帶生產隊。是繼續讀書還是下鄉，這當中的選擇，是由學生作主，學校毫不幹涉。
    從該校畢業的學生，現在正在各地方各單位起重要作用，或黨政領導，或國企經理，或私企老板，或法官，或醫生，或司機，總是單位骨幹，見了我們幾個從前的“大哥”，都一往情深，口口聲聲“老師”，叫得我們不好意思。憑心而論，我一生教了許多學生、學員，比較起來，從總體而論，離校以後仍然親切而難忘的，就是內燃機廠中學的學生。現在退休居家，心如閑雲，但每當想起這段往事、這些學生，心中就會泛起些漣漪，覺得當年並未虛度。
    二班畢業之後，又招了五班、六班。學校又安排我當五班的班主任。此後，學校每年招兩個班。學生多了，班級多了，教職工也多了，學校呈現前所未有的興旺氣象。於是，學校開展建校活動。我們師生自己動手，先後興建籃球場、足球場各一個，此外還修路、植樹，不一而足。記得當年與五班學生一起修路、植樹時說：“多年以後，當你們都長大、工作了，再回到學校，眼見你們自己當年植的樹苗已經長成參天大樹，你們行走在樹蔭下，聽著鳥唱，聽著學生的朗朗書聲，那會是一種什麽樣的感情啊。”這句話全無高明之處，但反映了當年我所常有的一種浪漫情懷，且常以此情懷引發學生的審美趣味。
    建校勞動之外，是全體師生的“拉練”。我們背著簡單的行李，帶著幹糧，以班為單位，從學校出發，步行到過九龍甸水庫，到過紫溪山。穿山過箐，曉行夜宿，野炊、飲酒、談笑、唱歌，江山之明麗，人物之歡躍，花之豔，樹之綠……啊呀，太美啦！要知道，那是一支鮮花綠樹的隊伍啊，身在其中，你能不醉？
    以此，相比於現在被分數和升學壓得喘不氣來的中學生，那樣的教學目標和教學方式，不也值得現代人深長思之麽？
    按當時上級要求，學校也要開展一係列“大批判”，也要加強政治學習，但可能是由於某某某等領導，不欲借此以立威，以整人，所以凡所開展的運動，皆以走過場而結束。隻不過每周六下午的政治學習，雷打不脫。學習內容，無非報紙，校長念得口角冒沫，聽者昏昏欲睡。
    由於學校沒有開展真正意義的政治運動，也由於多數教職工性情淡泊（不淡泊也就不會到學校），更由於當時的學校無利可圖，所以大家相處融洽，多少有點君子之交淡若水的意味。而某某某等領導，對我等年青人也頗關心。我們有時因遇事不順，發點牢騷，罵幾句，他也不當回事，更不會用當年的慣常手段，來個“無限上綱”。這在現在看來，不算什麽，但在當年，以階級鬥爭為綱，多少英雄，就栽在凶險的領導手裏，而我們得遇此領導，又逢著那樣的同事，算是萬幸了。
    1976年，學校“推鑒”我為“工農兵學員”，上雲南師範學院政治係。但由於出身問題，廠裏政治處決定讓另一個小學畢業生去赴學，而置基層意見於不顧，把我上大學的希望澆滅。
    1977年恢複高考，我和某某某等都參加了考試，並得到初選通知書，後因出了白卷英雄張鐵生之事，又叫我們名落孫山。此後，我們認為所謂高考，不過是“周幽王烽火戲諸侯”，就不耐煩參加，結果，此生竟與大學無緣。
    之後，某某某、某某某入了師院函授，我和某某某入了雲大函授，算是多少嚐了一下大學的味道。
我們所遇到的這些坎坷，學校領導也是愛莫能助，教職工也沒有誰幸災樂禍，這就很難得了。現在回想起來，更覺當年子弟學校的教職工，都是一些高尚的人。而由這樣的一些教職工，由前麵所說的那樣一些健康正常的學生共同組成的學校，應該算是一所比較幹淨、比較高尚的學校了。
    然而好景不長。1980年，內燃機廠子弟中學走到了盡頭，終於被楚雄縣文教局“收編”，結束了她8年的青春曆程。
    《楚雄市教育誌》第五篇第四節“楚雄第四中學”，這樣如實地記錄了當年的收編過程：
    “楚雄四中位於東瓜鎮，距鹿城西北約8公裏，其前身為林業內燃機修理廠子弟中學。1980年，該子弟中學移交楚雄縣文教局，合並原東瓜中學，於3月15日成立楚雄第四中學，由內燃機廠、林業運輸二車隊、199煤田地質隊與楚雄縣文教局合資興辦。移交時，校園占地麵積30畝；校舍總麵積1200餘平方米；有初中班6個、學生240名、教職工12名；土木結構平房5幢、課桌120餘套、混凝土籃球場1個、足球場1個、器材儀器圖書少量，固定資產5萬餘元。”
    以上所記，全是事實，但為何說有教職工12人？原來，在合並前，我們子弟學校的教職工就紛紛要求回廠，不願到未來的四中工作，隻是由於學生無人教，所以一部人才暫時留下，以待正式合並時離開。而此“12人”，其實有11人是原東瓜中學的教職工，真正屬於子弟中學的，隻有某某某老師一人。
    合並後，原省林校的教職工因“落實政策”而回原單位（校址在昆明黃土坡）供職，另外一些則回廠組建子弟小學。（我們幾個“以工代幹”的老知青，已於1979年秋季回廠，恢複工人身份。）而今，一些師生已經過世，我草就此文，但願能以此悼念他們的亡靈。
    內燃機廠子弟中學先後招收9個班，培養學生約450名。說句套話，她是完成了自己的曆史使命，為楚雄教育作出了應有的貢獻，理應載入地方誌乘。但就我所知，近年楚雄州、市所纂教育誌，都沒有記載子弟學校，如內燃機廠、楚雄運輸總站、煤田地持隊等子弟學校。這是因為這些學校不屬於楚雄州、縣，故未能記入。如若今後編纂楚雄州教育誌者，能於此類資料有所采擇，則幸甚。

邊城秀才二○○四年七月十四日草就於鹿城東山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