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南文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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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白居易詩中的禍福感悟
白居易詩集中，講到“禍福”之處甚多，在筆者看來，他算是中國古代詩人中，直接以禍、福二字入詩之最多者。而閱讀之次，覺得白居易對禍福頗有感悟，他所表達的禍福觀，有較為深刻的思想性、哲理性。
第一首含“禍福”二字者，為《隋堤柳》，全詩如下：
隋堤柳，歲久年深盡衰朽。風飄飄兮雨蕭蕭，三株兩株汴河口。老枝病葉愁殺人，曾經大業年中春。大業年中煬天子，種柳成行夾流水。西自黃河東至淮，綠陰一千三百裏；大業末年春暮月，柳色如煙絮如雪。南幸江都恣佚遊，應將此柳係龍舟。紫髯郎將護錦纜，青娥禦史直迷樓。海內財力此時竭，舟中歌笑何日休？上荒下困勢不久，宗社之危如綴旒。煬天子，自言福祚長無窮，豈知皇子封酅公。龍舟未過彭城閣，義旗已入長安宮。蕭牆禍生人事變，晏駕不得歸秦中。土墳數尺何處葬？吳公台下多悲風。二百年來汴河路，沙草和煙朝複暮。後工何以鑒前王，請看隋堤亡國樹。
蘇仲翔《元白詩選》為此詩所作題解曰：“此篇追憶舊遊，至慨古跡，以隋堤柳為‘亡國樹’，集中概括，可謂善於取材。白氏少嚐經汴河路，旅居吳越，驚心觸目，積感已深，較一般的浮泛詠古，自不可同日而語。” 又作者自注：“憫亡國也”。則此詩以禍、福二字為隋朝興、亡之歎，用以警醒當代，並示後來。
詩中所說彭城閣，在江都，今揚州彭城鄉，煬帝建，閣中有溫室。宇文化及等起事，夜率驍勇圍江都行宮，殺煬帝於彭城閣。詩中所說“皇子封酅公”，即謂隋亡之後，唐封隋煬帝後裔為酅公。
了解以上史實，則此詩之義自然明白。蓋煬帝荒淫，終於亡國，此乃因福為禍之一例。其滅亡是煬自取，不能怨天尤人。白居易鑒隋之亡，其思想乃是所謂“吉凶由人”、“禍福無門，唯人所召”這樣的傳統禍福觀，被世人視為具有積極意義。
白居易十分稱道陶潛，為之寫了不少詩，其中一口氣所寫十六首，題為《效陶潛體詩十六首並序》。
這十六首詩，很為後人所注意，但若幹選本都沒選以下一首：
謂天果愛民，胡為生豺狼。謂神福善人，孔聖竟棲遑。謂神禍淫人，暴秦終霸王。顏回與原憲，何辜早夭亡。蝮蛇與鴆鳥，何得壽延長。物理不可測，神道亦難量。舉頭仰問天，天色但蒼蒼。唯當多種黍，日醉手中觴。
這首詩、前麵是一連串的疑問，好象是屈原的《天問》，隻不過短得多，然而懷疑的精神相通。大意說：都說老天愛民，但為何生那麽些豺狼？都說神降福於人，但為何象孔子那樣的聖人還弄得棲棲遣遑奔走各國？都說神降禍於壞人，但為何暴秦還霸了天下？顏回和原憲這樣的賢人，何以早夭？而蝮蛇與鴆鳥，卻得長壽？其中的道理真是不可知啊，神道真是難以理解。舉頭問天，但見老天給你一付蒼蒼的麵孔而不言語。我還能去向何人討教？隻好象陶淵明先生一樣，退隱山林，既種莊稼，複以酒為伴了。
詩寫得如此憤激，雖說是仿陶體，卻一點也沒有陶淵明的清淡，而與屈原相仿佛。
又有《歸田三首》，其第三首曰：
三十為近臣，腰間鳴佩玉。四十為野夫，田中學鋤穀。何言十年內，變化如此速？此理固是常，窮通相倚伏。為魚有深水，為鳥有高木。何必守一方，窘然自牽束。化吾足為馬，吾因以行陸。化吾手為彈，吾因以求肉。形骸為異物，委順心猶足。幸得且歸農，安知不為福？況吾行欲老，瞥若風前燭。孰能俄頃間，將心係榮辱？
白居易的詩，明白曉暢，據說連老太婆也能朗誦，此詩亦然，雖說是千載之下，也不待解釋而可知其義。
此詩既然回顧詩人的主要經曆，那我們不仿將他的一生，作一個簡單的交待： 白居易於大曆七年(772)生於鄭州新鄭(今屬河南)。自幼聰慧，五六歲學作詩，九歲知聲韻。十一歲，因兩河藩鎮戰亂，由滎陽逃難到徐州符離(今安徽宿縣北)，旋即南下到越中，投奔在杭州作縣尉的堂兄。十五六歲，立誌應進士舉，刻苦讀書，口舌成瘡，手肘成胝。其後，父死母病，靠長兄白幼文微俸維持家用，奔波於鄱陽、洛陽之間，生活艱苦。貞元十六年，白居易二十九歲，進士及第。十八年(802)，又與元稹同時考中書判拔萃科，兩人訂交，約始於此，後在詩壇上齊名，並稱“元白”，元和元年(806)，罷校書郎。元和二年，帖集賢院校理。十一月授翰林院學土。次年授左拾遺。五年，改京兆府戶曹參軍，均依舊充翰林學士，草擬詔書，參預國家機密。元和六年，白居易因母喪居家，服滿返京任太子左讚善大夫。元和十年，兩河藩鎮割據勢力聯合叛唐，派人刺殺主張討伐藩鎮割據的宰相武元衡。白居易率先上疏請急捕凶手，以雪國恥。但卻被當道攻擊為越職言事，並以“傷名教”的罪名，於元和十年貶為江州郡(今江西九江)司馬。元和十三年，改任忠州刺史。十五年，召還京，拜尚書司門員外郎，遷主客郎中，知製誥，進中書舍人。因國事日非，朝中朋黨傾軋，屢次上書言事不聽，於長慶二年(822)請求外任，出為杭州刺史。後又做過短期的蘇州刺史。在杭州時，曾修築湖堤，蓄水灌田千餘頃；並疏浚城中六口井，以利飲用。離蘇州日，郡中士民涕泣相送。文宗大和元年(827)，拜秘書監。次年轉刑部侍郎。白居易從58歲開始，定居洛陽。先後擔任太子賓客、河南尹、太子少博等職。會昌二年(842)，以刑部尚書致仕。他在洛陽過著飲酒、彈琴、賦詩、遊山玩水和“棲心釋氏”的生活。以七十五歲病終。
以上白居易簡曆，為通常文人所知，然而白居易所說“四十為野夫”之原因，一般隻知為“母喪居家”，其實有著更為複雜的原因。 陳寅恪先生《元白詩箋證稿》附錄《白樂天之先祖及後嗣》一文，深入探討白居易祖上之事。其中考證白居易父母的婚姻，知其父所娶之婦，乃其父妹之女，此婚配在唐代為違背禮律之事。陳先生說：“其父母之婚配不合當時社會之禮法人情，致其母以悍炻著聞，卒發狂自殺”。
詩人問“何言十年內，變化如此速，”但卻沒作回答。其後的詩句，所表達者，一言蔽之曰：隨遇而安。詩人的原話，叫作“委順”。這自然是莊子的思想。自我安慰者：“幸得且歸農，安知不為福”。
由窮書生而官，來之不易，由官而農，卻因母親的自殺。白居易能對此說什麽？什麽也不好說，隻能思考：此間之禍福相轉，安知不是禍福相因呢?這就是詩人的結論。這自然是老子禍福相倚的思想。
接下來《放言五首》 (選其一)，也是以禍福相倚的思想而自我解愁： 世途倚伏都無定，塵網牽纏卒未休。禍福回還車轉轂，榮枯反覆手藏鉤。龜靈未免刳腸患，馬失應無折足憂。不信君看弈棋者，輸贏須待局終頭。
詩人自序：“元九在江陵時，有《放言》長句詩五首，韻高而體律，意古而詞新。予每詠之，甚覺有味，雖前輩深於詩者，未有此作。唯李頎有雲：‘濟水至清河自濁，周公大聖接輿狂。’斯句近之矣。予出佐潯陽，未屆所任，舟中多暇，江上獨吟，因綴五篇，以續其意耳。” 由此可知，此詩作於江州司馬任上。而眾所周知，在此任上，所作最為膾炙人口之作，為《琵琶行記》。其中作者自序：“元和十年，予左遷九江郡司馬。”則知《放言五首》作於元和十年。 白居易被貶為江州司馬，這是自居喪服闕之後又遭一沉重打擊，而在赴任舟中，生此禍福相倚之感慨，也屬理之自然。
然而江州司馬為何品秩？從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中知為“從五品下”。然而陳寅恪先生從《琵琶行記》中“江州司馬青衫濕”一句中，考證白居易其時何以著“青衫”，得出結論：白居易元和十二年之散官為將仕郎，並說：“是將仕郎為最低級之文散官。樂天於元和十一年秋作此詩時，其散官之品亦必為將仕郎無疑，蓋無從更低於此品也。”以此，我們可以知道白居易此次被貶，所任為文職之最低品秩也。於是，我們能進一步理解：白居易之能於赴任舟中，慨然以禍福相倚自慰，而不怨天尤人，其寬心非常人所能有者。 接下來一首，為《歲暮》：
窮陰急景坐相催，壯齒韶顏去不回。舊病重因年老發，新愁多是夜長來。膏明自爇源多事，雁默先烹為不才。禍福細尋無會處，不如且進手中杯。
此詩作於何時何地，無考。然而從“壯齒韶顏去不回”句中，可推測為晚年居洛陽之作，而以“歲暮”為老年之喻。 此詩中重要之句為“膏明自爇源多事，雁默先烹為不才”。意思說：脂膏因為多事而被用以照明，因而毀了自身，而不會鳴唱的雁子，因為主人以其無才而被烹，接下來的意思是：仔細想來，禍福之門難以尋找，既然找不到，那不如不要尋找了，還是去吃酒吧。這些話，有“達人知命”的意味，通常是飽經滄桑者的“經驗之談”，在銳意進取的人眼中，是很有些“消極”而無足道的。然而這是白居易，一個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獲得者，於暮年的感悟，你能輕視？
在《江州赴忠州至江陵已來舟中示舍弟五十韻》中，後數句為：
“多知非景福，少語是元亨。晦即全身藥，明為伐性兵。昏昏隨世俗，蠢蠢學黎氓。” 白居易於元和十三年由江州司馬升任忠州刺史，此詩當是赴任途中之作。舍弟指白行簡。白行簡亦有詩名，其作收入《全唐詩》七首，其中有《在巴南望郡南山呈樂天》。 白居易此次升遷，作詩回顧自己的宦跡．總結的經驗是“此心知止足”。在此思想指導下，遂有“多知非景福”之類的感識，而“知足不辱”的道家思想，在白居易的詩中隨處可見。此正如陳寅恪先生在《白樂天之思想行為與佛道關係》一文中所說：“夫知足不辱，明哲保身，皆老氏之義旨，亦即樂天所奉為秘要，而決其出處進退者也。”
此外，在《戊申歲暮詠懷三首》中，白氏說：“人間禍福愚難料”，在《自詠》中說“無妨長福是單貧”，在《哭皇甫七郎中提》中說“多才非福祿，薄命是聰明”，都是“知足不辱”這一主導思想下的具體認識。 白居易又借史實來證實他對禍福的深刻認識，在《詠史》中，他說： 秦磨利刀斬李斯，齊燒沸鼎烹酈其。可憐黃綺入商洛，閑臥白雲歌紫芝。彼為菹醢機上盡，此作鸞凰天外飛。去者逍遙來者死，乃知禍福非天為。
詩中所引前兩個曆史事件，為通常讀史者所熟知。李斯忠於秦朝，居丞相之職，而二世惑於趙高，終斬李斯。酈食其為劉邦出使齊國，因韓信用計而被齊王所烹。黃綺乃商山四皓之別稱，秦末避亂於商山之四賢，後因張良用計而出為漢太子劉盈賓客。後世以為不願為官者之典範。白居易有意將李斯、酈食其與四皓的作為與結局相比較，以前者為魚肉，以後者為鸞鳳，以前者為死亡，以後者為逍遙，而得出結論：禍福非天所為，乃人自尋耳。
白氏此一思想，複見於《感興二首》：
吉凶禍福有來由，但要深知不要憂。隻見火光燒潤屋，不聞風浪覆虛舟。名為公器無多取，利是身災合少求。雖異匏瓜難不食，大都食足早宜休。 魚能深入寧憂釣，鳥解高飛豈觸羅。熱處先爭炙手去，悔時其奈噬臍何。樽前誘得猩猩血，幕上偷安燕燕窠。我有一言君記取，世間自取苦人多。
白居易此一思想，不但用以自警，用以警示諸弟，且用以警示親友。在《諭親友》中，他詠道：
適情處處皆安樂，大抵園林勝市朝。煩鬧榮華猶易過，優閑福祿更難銷。自憐老大宜疏散，卻被交親歎寂寥。終日相逢不相見，兩心相之一何遙？
如此，還不能自己，他又用以警示後生。在《閑坐看書貽諸少年》中，他詠道：
雨砌長寒蕪，風庭落秋果。窗間有閑叟，盡日看書坐。書中見往事，曆曆知福禍。多取終厚亡，疾驅必先墜。勸君少幹名，名為錮身鎖。勸君少求利，利是焚身火。我心知已久，吾道無不可。所以雀羅門，不能寂寞我。
“我心知已久，吾道尤不可。”白居易是多麽地以自己的得道而自豪，從而也可知他對自己的明哲保身哲學有多麽堅定的信念。
又有《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感事而作》一首，作者自注：“其日獨遊香山”。詩曰：“禍福茫茫不可期，大都早退似先知。當君白首同歸日，是我青山獨往時。顧索素琴應不暇，憶牽黃犬定難追。麒麟作脯龍為醢，何似泥中曳尾龜？”
詩中“憶牽黃犬”，用的是李斯的故事。李斯問斬於市，臨刑前，歎道：想當年，牽黃狗出上蔡東門打獵，那是何等快活，今日欲再牽黃犬出門打獵，不可複得也!
“泥中曳尾龜”，語出《莊子·秋水》。其文曰：“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境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
了解此兩個典故之後，再回頭看“禍福茫茫不可期，大都早退似先知”，我們就可以知道白居易的意思是，雖然禍福不可預料，但隻要以史為鑒，以老莊之言為戒，取一種“還須退步抽身早”的態度，並以此行事，則禍自可免，福自可來。
《戒藥》一詩，讀來發人深省：
促促急景中，蠢蠢微塵裏。生涯有分限，愛戀無終已。早夭羨中年，中年羨暮齒。暮齒又貪生，服食求不死。朝吞太陽精，夕吸秋石髓。徼福反成災，藥誤者多矣。以之資嗜欲，又望延甲子。天人陰騭間，亦恐無此理。域中有真道，所說不如此。後身始身存，吾聞諸老氏。
從字麵上看，此詩不難理解，但白居易煉丹服藥之事，卻不得不交待一番。 從白居易《同微之贈別郭虛舟煉師五十韻》可知，白居易中年曾燒丹服藥，以求長生。陳寅恪先生在《白樂天之思想行為與佛道關係》一文中，引用此詩後，說：“乃樂天紀其於元和十三年任江州司馬時燒丹之事者，是歲樂天年四十七。然則樂天之中年曾惑於丹術可無疑矣。” 在本文大量引用，井加以簡單討論之後，總結一句：白居易的禍福感悟，來自其人生經曆，也得力於道家思想。白居易的人生經曆大起大落，而道家思想為中國哲學中最具辨證方法之思想，兩者在白居易思維中相生相扶，最終使白居易的禍福感悟，成為一種確有成效的思想，而滋養著曆代的白詩讀者。
白居易詩集中，講到“禍福”之處甚多，在筆者看來，他算是中國古代詩人中，直接以禍、福二字入詩之最多者。而閱讀之次，覺得白居易對禍福頗有感悟，他所表達的禍福觀，有較為深刻的思想性、哲理性。
第一首含“禍福”二字者，為《隋堤柳》，全詩如下：
隋堤柳，歲久年深盡衰朽。風飄飄兮雨蕭蕭，三株兩株汴河口。老枝病葉愁殺人，曾經大業年中春。大業年中煬天子，種柳成行夾流水。西自黃河東至淮，綠陰一千三百裏；大業末年春暮月，柳色如煙絮如雪。南幸江都恣佚遊，應將此柳係龍舟。紫髯郎將護錦纜，青娥禦史直迷樓。海內財力此時竭，舟中歌笑何日休？上荒下困勢不久，宗社之危如綴旒。煬天子，自言福祚長無窮，豈知皇子封酅公。龍舟未過彭城閣，義旗已入長安宮。蕭牆禍生人事變，晏駕不得歸秦中。土墳數尺何處葬？吳公台下多悲風。二百年來汴河路，沙草和煙朝複暮。後工何以鑒前王，請看隋堤亡國樹。
蘇仲翔《元白詩選》為此詩所作題解曰：“此篇追憶舊遊，至慨古跡，以隋堤柳為‘亡國樹’，集中概括，可謂善於取材。白氏少嚐經汴河路，旅居吳越，驚心觸目，積感已深，較一般的浮泛詠古，自不可同日而語。” 又作者自注：“憫亡國也”。則此詩以禍、福二字為隋朝興、亡之歎，用以警醒當代，並示後來。
詩中所說彭城閣，在江都，今揚州彭城鄉，煬帝建，閣中有溫室。宇文化及等起事，夜率驍勇圍江都行宮，殺煬帝於彭城閣。詩中所說“皇子封酅公”，即謂隋亡之後，唐封隋煬帝後裔為酅公。
了解以上史實，則此詩之義自然明白。蓋煬帝荒淫，終於亡國，此乃因福為禍之一例。其滅亡是煬自取，不能怨天尤人。白居易鑒隋之亡，其思想乃是所謂“吉凶由人”、“禍福無門，唯人所召”這樣的傳統禍福觀，被世人視為具有積極意義。
白居易十分稱道陶潛，為之寫了不少詩，其中一口氣所寫十六首，題為《效陶潛體詩十六首並序》。
這十六首詩，很為後人所注意，但若幹選本都沒選以下一首：
謂天果愛民，胡為生豺狼。謂神福善人，孔聖竟棲遑。謂神禍淫人，暴秦終霸王。顏回與原憲，何辜早夭亡。蝮蛇與鴆鳥，何得壽延長。物理不可測，神道亦難量。舉頭仰問天，天色但蒼蒼。唯當多種黍，日醉手中觴。
這首詩、前麵是一連串的疑問，好象是屈原的《天問》，隻不過短得多，然而懷疑的精神相通。大意說：都說老天愛民，但為何生那麽些豺狼？都說神降福於人，但為何象孔子那樣的聖人還弄得棲棲遣遑奔走各國？都說神降禍於壞人，但為何暴秦還霸了天下？顏回和原憲這樣的賢人，何以早夭？而蝮蛇與鴆鳥，卻得長壽？其中的道理真是不可知啊，神道真是難以理解。舉頭問天，但見老天給你一付蒼蒼的麵孔而不言語。我還能去向何人討教？隻好象陶淵明先生一樣，退隱山林，既種莊稼，複以酒為伴了。
詩寫得如此憤激，雖說是仿陶體，卻一點也沒有陶淵明的清淡，而與屈原相仿佛。
又有《歸田三首》，其第三首曰：
三十為近臣，腰間鳴佩玉。四十為野夫，田中學鋤穀。何言十年內，變化如此速？此理固是常，窮通相倚伏。為魚有深水，為鳥有高木。何必守一方，窘然自牽束。化吾足為馬，吾因以行陸。化吾手為彈，吾因以求肉。形骸為異物，委順心猶足。幸得且歸農，安知不為福？況吾行欲老，瞥若風前燭。孰能俄頃間，將心係榮辱？
白居易的詩，明白曉暢，據說連老太婆也能朗誦，此詩亦然，雖說是千載之下，也不待解釋而可知其義。
此詩既然回顧詩人的主要經曆，那我們不仿將他的一生，作一個簡單的交待： 白居易於大曆七年(772)生於鄭州新鄭(今屬河南)。自幼聰慧，五六歲學作詩，九歲知聲韻。十一歲，因兩河藩鎮戰亂，由滎陽逃難到徐州符離(今安徽宿縣北)，旋即南下到越中，投奔在杭州作縣尉的堂兄。十五六歲，立誌應進士舉，刻苦讀書，口舌成瘡，手肘成胝。其後，父死母病，靠長兄白幼文微俸維持家用，奔波於鄱陽、洛陽之間，生活艱苦。貞元十六年，白居易二十九歲，進士及第。十八年(802)，又與元稹同時考中書判拔萃科，兩人訂交，約始於此，後在詩壇上齊名，並稱“元白”，元和元年(806)，罷校書郎。元和二年，帖集賢院校理。十一月授翰林院學土。次年授左拾遺。五年，改京兆府戶曹參軍，均依舊充翰林學士，草擬詔書，參預國家機密。元和六年，白居易因母喪居家，服滿返京任太子左讚善大夫。元和十年，兩河藩鎮割據勢力聯合叛唐，派人刺殺主張討伐藩鎮割據的宰相武元衡。白居易率先上疏請急捕凶手，以雪國恥。但卻被當道攻擊為越職言事，並以“傷名教”的罪名，於元和十年貶為江州郡(今江西九江)司馬。元和十三年，改任忠州刺史。十五年，召還京，拜尚書司門員外郎，遷主客郎中，知製誥，進中書舍人。因國事日非，朝中朋黨傾軋，屢次上書言事不聽，於長慶二年(822)請求外任，出為杭州刺史。後又做過短期的蘇州刺史。在杭州時，曾修築湖堤，蓄水灌田千餘頃；並疏浚城中六口井，以利飲用。離蘇州日，郡中士民涕泣相送。文宗大和元年(827)，拜秘書監。次年轉刑部侍郎。白居易從58歲開始，定居洛陽。先後擔任太子賓客、河南尹、太子少博等職。會昌二年(842)，以刑部尚書致仕。他在洛陽過著飲酒、彈琴、賦詩、遊山玩水和“棲心釋氏”的生活。以七十五歲病終。
以上白居易簡曆，為通常文人所知，然而白居易所說“四十為野夫”之原因，一般隻知為“母喪居家”，其實有著更為複雜的原因。 陳寅恪先生《元白詩箋證稿》附錄《白樂天之先祖及後嗣》一文，深入探討白居易祖上之事。其中考證白居易父母的婚姻，知其父所娶之婦，乃其父妹之女，此婚配在唐代為違背禮律之事。陳先生說：“其父母之婚配不合當時社會之禮法人情，致其母以悍炻著聞，卒發狂自殺”。
詩人問“何言十年內，變化如此速，”但卻沒作回答。其後的詩句，所表達者，一言蔽之曰：隨遇而安。詩人的原話，叫作“委順”。這自然是莊子的思想。自我安慰者：“幸得且歸農，安知不為福”。
由窮書生而官，來之不易，由官而農，卻因母親的自殺。白居易能對此說什麽？什麽也不好說，隻能思考：此間之禍福相轉，安知不是禍福相因呢?這就是詩人的結論。這自然是老子禍福相倚的思想。
接下來《放言五首》 (選其一)，也是以禍福相倚的思想而自我解愁： 世途倚伏都無定，塵網牽纏卒未休。禍福回還車轉轂，榮枯反覆手藏鉤。龜靈未免刳腸患，馬失應無折足憂。不信君看弈棋者，輸贏須待局終頭。
詩人自序：“元九在江陵時，有《放言》長句詩五首，韻高而體律，意古而詞新。予每詠之，甚覺有味，雖前輩深於詩者，未有此作。唯李頎有雲：‘濟水至清河自濁，周公大聖接輿狂。’斯句近之矣。予出佐潯陽，未屆所任，舟中多暇，江上獨吟，因綴五篇，以續其意耳。” 由此可知，此詩作於江州司馬任上。而眾所周知，在此任上，所作最為膾炙人口之作，為《琵琶行記》。其中作者自序：“元和十年，予左遷九江郡司馬。”則知《放言五首》作於元和十年。 白居易被貶為江州司馬，這是自居喪服闕之後又遭一沉重打擊，而在赴任舟中，生此禍福相倚之感慨，也屬理之自然。
然而江州司馬為何品秩？從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中知為“從五品下”。然而陳寅恪先生從《琵琶行記》中“江州司馬青衫濕”一句中，考證白居易其時何以著“青衫”，得出結論：白居易元和十二年之散官為將仕郎，並說：“是將仕郎為最低級之文散官。樂天於元和十一年秋作此詩時，其散官之品亦必為將仕郎無疑，蓋無從更低於此品也。”以此，我們可以知道白居易此次被貶，所任為文職之最低品秩也。於是，我們能進一步理解：白居易之能於赴任舟中，慨然以禍福相倚自慰，而不怨天尤人，其寬心非常人所能有者。 接下來一首，為《歲暮》：
窮陰急景坐相催，壯齒韶顏去不回。舊病重因年老發，新愁多是夜長來。膏明自爇源多事，雁默先烹為不才。禍福細尋無會處，不如且進手中杯。
此詩作於何時何地，無考。然而從“壯齒韶顏去不回”句中，可推測為晚年居洛陽之作，而以“歲暮”為老年之喻。 此詩中重要之句為“膏明自爇源多事，雁默先烹為不才”。意思說：脂膏因為多事而被用以照明，因而毀了自身，而不會鳴唱的雁子，因為主人以其無才而被烹，接下來的意思是：仔細想來，禍福之門難以尋找，既然找不到，那不如不要尋找了，還是去吃酒吧。這些話，有“達人知命”的意味，通常是飽經滄桑者的“經驗之談”，在銳意進取的人眼中，是很有些“消極”而無足道的。然而這是白居易，一個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獲得者，於暮年的感悟，你能輕視？
在《江州赴忠州至江陵已來舟中示舍弟五十韻》中，後數句為：
“多知非景福，少語是元亨。晦即全身藥，明為伐性兵。昏昏隨世俗，蠢蠢學黎氓。” 白居易於元和十三年由江州司馬升任忠州刺史，此詩當是赴任途中之作。舍弟指白行簡。白行簡亦有詩名，其作收入《全唐詩》七首，其中有《在巴南望郡南山呈樂天》。 白居易此次升遷，作詩回顧自己的宦跡．總結的經驗是“此心知止足”。在此思想指導下，遂有“多知非景福”之類的感識，而“知足不辱”的道家思想，在白居易的詩中隨處可見。此正如陳寅恪先生在《白樂天之思想行為與佛道關係》一文中所說：“夫知足不辱，明哲保身，皆老氏之義旨，亦即樂天所奉為秘要，而決其出處進退者也。”
此外，在《戊申歲暮詠懷三首》中，白氏說：“人間禍福愚難料”，在《自詠》中說“無妨長福是單貧”，在《哭皇甫七郎中提》中說“多才非福祿，薄命是聰明”，都是“知足不辱”這一主導思想下的具體認識。 白居易又借史實來證實他對禍福的深刻認識，在《詠史》中，他說： 秦磨利刀斬李斯，齊燒沸鼎烹酈其。可憐黃綺入商洛，閑臥白雲歌紫芝。彼為菹醢機上盡，此作鸞凰天外飛。去者逍遙來者死，乃知禍福非天為。
詩中所引前兩個曆史事件，為通常讀史者所熟知。李斯忠於秦朝，居丞相之職，而二世惑於趙高，終斬李斯。酈食其為劉邦出使齊國，因韓信用計而被齊王所烹。黃綺乃商山四皓之別稱，秦末避亂於商山之四賢，後因張良用計而出為漢太子劉盈賓客。後世以為不願為官者之典範。白居易有意將李斯、酈食其與四皓的作為與結局相比較，以前者為魚肉，以後者為鸞鳳，以前者為死亡，以後者為逍遙，而得出結論：禍福非天所為，乃人自尋耳。
白氏此一思想，複見於《感興二首》：
吉凶禍福有來由，但要深知不要憂。隻見火光燒潤屋，不聞風浪覆虛舟。名為公器無多取，利是身災合少求。雖異匏瓜難不食，大都食足早宜休。 魚能深入寧憂釣，鳥解高飛豈觸羅。熱處先爭炙手去，悔時其奈噬臍何。樽前誘得猩猩血，幕上偷安燕燕窠。我有一言君記取，世間自取苦人多。
白居易此一思想，不但用以自警，用以警示諸弟，且用以警示親友。在《諭親友》中，他詠道：
適情處處皆安樂，大抵園林勝市朝。煩鬧榮華猶易過，優閑福祿更難銷。自憐老大宜疏散，卻被交親歎寂寥。終日相逢不相見，兩心相之一何遙？
如此，還不能自己，他又用以警示後生。在《閑坐看書貽諸少年》中，他詠道：
雨砌長寒蕪，風庭落秋果。窗間有閑叟，盡日看書坐。書中見往事，曆曆知福禍。多取終厚亡，疾驅必先墜。勸君少幹名，名為錮身鎖。勸君少求利，利是焚身火。我心知已久，吾道無不可。所以雀羅門，不能寂寞我。
“我心知已久，吾道尤不可。”白居易是多麽地以自己的得道而自豪，從而也可知他對自己的明哲保身哲學有多麽堅定的信念。
又有《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感事而作》一首，作者自注：“其日獨遊香山”。詩曰：“禍福茫茫不可期，大都早退似先知。當君白首同歸日，是我青山獨往時。顧索素琴應不暇，憶牽黃犬定難追。麒麟作脯龍為醢，何似泥中曳尾龜？”
詩中“憶牽黃犬”，用的是李斯的故事。李斯問斬於市，臨刑前，歎道：想當年，牽黃狗出上蔡東門打獵，那是何等快活，今日欲再牽黃犬出門打獵，不可複得也!
“泥中曳尾龜”，語出《莊子·秋水》。其文曰：“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境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
了解此兩個典故之後，再回頭看“禍福茫茫不可期，大都早退似先知”，我們就可以知道白居易的意思是，雖然禍福不可預料，但隻要以史為鑒，以老莊之言為戒，取一種“還須退步抽身早”的態度，並以此行事，則禍自可免，福自可來。
《戒藥》一詩，讀來發人深省：
促促急景中，蠢蠢微塵裏。生涯有分限，愛戀無終已。早夭羨中年，中年羨暮齒。暮齒又貪生，服食求不死。朝吞太陽精，夕吸秋石髓。徼福反成災，藥誤者多矣。以之資嗜欲，又望延甲子。天人陰騭間，亦恐無此理。域中有真道，所說不如此。後身始身存，吾聞諸老氏。
從字麵上看，此詩不難理解，但白居易煉丹服藥之事，卻不得不交待一番。 從白居易《同微之贈別郭虛舟煉師五十韻》可知，白居易中年曾燒丹服藥，以求長生。陳寅恪先生在《白樂天之思想行為與佛道關係》一文中，引用此詩後，說：“乃樂天紀其於元和十三年任江州司馬時燒丹之事者，是歲樂天年四十七。然則樂天之中年曾惑於丹術可無疑矣。” 在本文大量引用，井加以簡單討論之後，總結一句：白居易的禍福感悟，來自其人生經曆，也得力於道家思想。白居易的人生經曆大起大落，而道家思想為中國哲學中最具辨證方法之思想，兩者在白居易思維中相生相扶，最終使白居易的禍福感悟，成為一種確有成效的思想，而滋養著曆代的白詩讀者。
學習了. 謝謝.
人的一生，思緒萬千。然而，真正可以讓人想一輩子的問題並不多。在我眼裏，最大的“禍”便是死亡，最大的“福”便是活著。死亡是讓人一輩子都要去想的問題，這個問題一視同仁無可回避地擺在每個人麵前。
如果人能永遠活著或者活無數次，人生問題的景觀就會徹底改變，甚至根本不會有人生問題存在了。人生之所以成為一個問題，前提是生命的一次性和短暫性。不過，從隻有一個人生這個前提，不同的人，不，同一個人可以引出不同的結論。也許，困惑正在於這些彼此矛盾的結論似乎都有道理。也許，智慧也正在於使這些彼此矛盾的結論達成辯證的和解。
普魯斯特在他的《追憶逝水年華》中指出，時間才是真正的主角，而我們人類隻不過是時間之河裏的浮遊生物。對普魯斯特來說，時間是首要的，我們周圍的一切都處於似水的年華之中；空間是相對的概念，處於一個變化莫測的過程中間。而我們就處在這個過程之中。
孔夫子望著東流的河水感歎：“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而現代人常把時間比作一條河，它從遙遠的過去，流向無窮的未來，既不能停息，也不能倒退，而“現在”隻不過是時間之河上的一點罷了。
我想，在時間之河中，萬事萬物都有自己命定的道路，一切都注定要走到盡頭，一切都將在虛空中退出，一切都將消逝在毀滅裏，消逝在時間之中。而我們所能做的，便是在我們有限的時間裏，留下一份對親人、愛人、和朋友們真誠的愛，留下一份“永恒”的記憶。
我倒也讚同“禍福之門難以尋找，既然找不到，那不如不要尋找了，還是去吃酒吧。”
好吧，邊城君，今年秋天去你那兒吃酒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