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南文史
介紹雲南文史，講述自己的故事。
正文
《史記》的經濟思想及其與黃老之術的關係
《史記)的經濟思想，散見於“世家”、“本紀”和“列傳”，集中體現於《貨殖列傳》、《平淮書》。從這個角度說，《貨殖列傳》、《平準書》是綱，其餘是目。
《前漢書·司馬遷傳讚》評價司馬遷的經濟思想，說他“述貨殖則崇熱利而羞賤貧。”
我認為，這個論斷是準確無誤的，是概括全部《史記》和《報任安書》的，是言簡意賅的，值得我們注意。
在“世家”和“列傳”中，司馬遷對貧賤之士的憤發以求富貴尊榮，投入了極大的熱情而加以褒揚。這些貧賤之士，有一代儒宗的孔子，有亡秦首事的陳勝，有帝王之師的薑太公、管仲、李斯、陳平，有縱橫之士蘇秦、張儀、範睢、蔡澤、主父偃，有一代名將韓信……司馬遷的筆，特別留意這些人早年的貧與賤，特別注重他們的立誌和追求目標的勇氣及手段，大都不惜小說筆法，詳盡而生動地加以描繪，使之不但具有極高的藝術價值，而為後世所稱道，而且具有極大的啟發意義，而為後人所效法。在人們所熟悉的《陳涉世家》中，
司馬遷寫出了農民起義領袖的財富權勢觀：
陳涉少時，嚐與人傭耕，輟耕之壟上，悵恨久雲，曰：“苟富貴，無相忘。”庸者笑而應曰：“若為庸耕，何富貴也?”陳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誌哉！”
……陳涉雖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將相競亡泰，由涉首事也。高祖時為陳涉置守，三十家碭，至今血食。
顧炎武《日知錄》說：“古人作史有不待論斷而序事之中即見其旨者，惟太史公能之。”這就是司馬遷小說筆法的秘密。透過敘述和描繪，我們不但認識了“史實”，同時也看到了司馬遷的“論斷”。
是啊，庸耕者，有何富貴可言?於是，這“鴻鵠之誌”就必然不是庸耕—類的小技了。
陳涉雖死，他的“誌”在司馬遷看來，還是達到了：置守塚三十家、血食、謀求富貴也居然稱之為“誌”，這實在與儒家的“內聖”、“外王”大相徑庭。這就是司馬遷思想的獨特之處、真實之處。
在《高祖本紀》中，一再述說劉邦早年的貧賤：
常從王媼、武負貰酒……歲竟，此兩家常折券棄責。
高祖為亭長時，常告歸之田。呂後與兩子居田中耨。
單父人呂公善沛公，避仇從之客， 因家沛焉。沛中豪傑吏聞令有重客， 皆往賀。蕭何為主吏，主進，令諸大夫曰：“進不滿幹錢，坐之堂下。”高祖為亭長，素易諸吏，乃 紿為謁曰：“賀錢萬”，實不持一錢。
從這裏看到的，除了貧賤之外，還有一種“氣度”。這種氣度通常被視為無賴，這也許是儒生的看法，司馬遷不一定這樣看。
當劉邦得了天下，《本紀》這樣寫：
高祖大朝諸侯群臣，置酒未央前殿。高祖奉玉邑，起為太上皇壽， 曰： “始，大人常以臣無賴，不有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孰與仲多?”殿上群臣皆呼萬歲，大笑為樂。
通常認為，這是—段絕妙的諷刺筆墨。其實，這隻是一種推論，推論的原因，多半來自《報任安書》中司馬遷的憤恨。以我之見，從戰國到漢初，崇勢利、羞貧賤是一種普遍思想，儒家思想之式微就是一個反證。從《史記》中也不難看出，司馬遷從不對權和勢作非難，從不對權勢者作“階級批判”，因而他對劉邦的描寫，我認為不是諷刺而隻是“實錄”(注：班固語)。
《蘇秦列傳》寫蘇秦：
出遊數歲，大困而歸：兄弟嫂妹妻妾竊皆笑之，曰：“周人之俗，治產業，力工商，逐什二以為務，今子釋本而事口舌， 困，不亦宜乎!”蘇秦聞之而慚， 自傷， 乃閉室不出， 出其書遍觀之， 曰：“夫士業已屈首受書，而不能以取尊榮，雖多亦奚何為!”……
蘇秦為縱約長， 並相六國。北報趙王， 乃行過洛陽，車騎輜重，諸侯各發使送之甚眾，擬於王者：周顯王聞之恐懼，除道，使人郊勞。蘇秦之昆弟妻妾不敢仰視，俯伏侍取食。蘇秦笑渭其嫂曰：“何前倨而後恭也”?嫂委蛇蒲伏，以麵掩地而謝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蘇秦喟然歎曰：“此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懼之，貧賤則輕易之，況眾人乎!且使我有洛陽負郭田二頃，吾豈能佩六國相印乎?”於是散千金以賜宗族朋友。
毫無疑義， 蘇秦所喟然歎息的，是那個時代的一種普遍現象。《貨殖列傳》說：“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 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仆，物之理也。”
如果說，在《紀》、《傳》中，司馬遷是不下論斷，那麽，在《貨殖列傳》中，則是斷然地下了論斷了。司馬遷不同於一般隊書本到書本的“曆史學家”之處，就在於他遊曆甚廣(這一點在古代尤其難得)，他所知道的民情是來自親自的耳聞目睹， 他是從事實中得出結論：“物之理也”，因而他相信自己的判斷的正確。
與蘇秦故事相對映的，還有《孟嚐君列傳》中的一則：
初，孟嚐君為齊相，食客三千有餘。齊王惑於秦、楚之毀，以為孟嚐君名高其主而擅齊國之權．遂廢孟嚐君。後經馮罐的謀策，孟嚐君得以恢複相位，食客們又連駢而至。孟嚐君很氣憤，說，再來見我者，必唾其麵而大辱之。馮獾卻勸孟嚐君不必生氣，他說：“富貴多士，貧賤寡友，事之固然也。君獨不見夫朝趣市者乎?明旦，側肩爭門而入， 日暮之後，過市朝者掉臂而不顧。非好朝而惡暮，所期物忘其中。今君失位，賓客皆去，不以怨士而徒絕賓客之路。願君遇客如故。”
馮罐的思想，是戰國商業經濟的產物，在他看來，士人之趨避，為的不過是追求富貴，和做買賣—樣，是很自然的事，值不得大驚小怪。把商業經濟的原則，運用於政治，這是戰國時代的一個思想特征。當時的人把君臣關係、主客關係視為買賣關係，這在法家和縱橫家的著述中，是說得很明白清楚的，而法家和縱橫家的學說，的確是那一時代的“新聲”，是新興地主階級的思想。司馬遷是徹底地站在這一新思想的立場上的。
與孟嚐君故事相似的，還有《平津侯主父列傳》中的一段：
主父偃者，齊臨淄人也。學長短縱橫之術，晚乃學《易》、《春秋》、百家言。遊齊諸生間，莫能厚遇也。齊諸儒生相與排擯，不容於齊。家貧，假貸無所得，乃北遊燕、趙、中山， 皆莫能厚遇，為客甚困。孝武元光元年中，以為諸侯莫足遊者，乃西入關見衛將軍。衛將軍數言上，上不召。資用乏，留久， 諸公賓客多厭之，乃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元朔二年，主父言齊王內淫佚辟，上拜主父為齊相。至齊，遍召昆弟賓客，散五百金予之，數之曰：“始吾貧時，昆弟不我衣食，賓客不我內門；今吾相齊，諸君迎我感千裏。吾與諸君絕矣，毋複入偃門!”
主父偃的好惡，與孟嚐君如出一轍，都是沒有看到人心的向背骨子裏是經濟問題。他們還抱著儒家的老觀念，用道德來判斷人的高下。而這種隻有儒家觀念中才有的道德，在漢初已屬罕見，所以司馬遷在《汲鄭列傳》中，以“太史公曰”的方式評論： “夫以汲、鄭之賢，有勢則賓客十倍，無勢則否，況眾人乎……下祁翟有言，始翟公為廷尉，賓客闐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翟公複為廷尉，賓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汲、鄭亦雲，悲夫!”
“悲夫”，悲什麽?悲世風，這是司馬遷的感慨。他在《史記》中，不厭其煩地寫下了人情冷暖世態炎涼，有時是他筆下的人物，有時是他自己，一聲聲地感歎。這是司馬遷的情之所至，是《史記》之成為“無韻之離騷”的一個因素。但司馬遷的過人之處則在於，他不僅僅停留於這種感慨，而是能通過大量的“故事”和論斷，提倡、鼓勵貧賤的士人們立誌憤發，擺脫貧困。他多次講的一句話， 叫做“富者得勢益彰”。又說：“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住之，人富而仁義附焉”。他爰引用的“格言”是：“天下熙熙， 皆有利來；天下攘攘， 皆為利往。”誠如他所說：“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 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以上引自《貨殖列傳》)
司馬遷不但要警醒一般的士人，更要警醒儒者。他甚至拿顏回開刀。
《論語》載：“子曰：‘賢戰， 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對這個孔子尚讚之為“賢”的顏回，司馬遷在《史記》中多處加以哀傷的批評。
在《伯夷列傳》中說：“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早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孔子)故曰： ‘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富貴可求不可求?司馬遷在《貨殖列傳》中，又講到顏回的貧困，並與子貢的富貴作對比： 。
子贛既學於仲尼，退而仕於衛，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間，七十子之徒，賜最為饒益。原憲不厭糟糠， 匿於窮蒼。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夫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此所謂得勢而益彰者乎!
子贛的“廢著鬻財”，用時下流行的話說，就是“棄文經商”。令人哀傷而又不無諷刺意味的是，居然連孔子的名布天下，也都是在生前死後得了“經濟”的力量。司馬遷崇尚勢利的思想，貫徹到了他對孔學命運的評述，這也的確是前無古人後少來者的高論了。
對待顏回，司馬遷的批評還筆下留情；對於一般的儒生，則他簡直是指叱了：“若至家貧親老，妻子軟弱，歲時我以祭祀進醵，飲食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慚恥，則無所比矣……無岩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
至此，司馬遷“崇勢利而羞賤貧”的思想， 已纖毫畢露了。筆者認為，班固對司馬遷的這一評價，是準確的，但明顯地帶有貶意，這是班氏的好惡，這篇短文不予評論。還需要說明的是，與這句斷語相續的另一句是：“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這使筆者想聯係司馬遷的經濟思想，來談一談司馬氏的黃老思想。
司馬遷的黃老思想，最集中地體現在《太史公自序》中，其次是《老子韓非列傳》中“子見老子”一段，以及散見於各“本紀”、“世家”和“列傳”者。“自序”是論，其它則是述。要準確全麵地理解司馬遷的黃老思想，不但要研究“自序”，而且要聯係“述”，這是筆者不同於其他研究者的一個途徑。
在《自序》中，我們知道，司馬遷之父司馬談，曾“習道論於黃子”。黃子其人，雖不可考，然而司馬談所習之道，其內容已盡在《論六家要旨》之中。
《論六家要旨》，在表麵上看，確如《漢書》所言：“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但這話是很皮相的。司馬談所論六家，即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有一個特點，即：認為道家是“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是集諸家之長，而大成於黃老。從這個特點看，司馬談之“道德”， 已經不是“五千言”的道德，不是先秦及其以前的“道德”，而是西漢時期的“道德”。本來，荀子已經做過綜合諸子的工作，但歸於儒家。由於儒家原本
的學說沒有那樣宏大的包容能力，所以荀子雖然辛辛苦苦幹了一輩子，留下鴻篇巨製，但後世卻不大注重他，在漢代更是無聲息。道家學說的基本特點是：“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為物先，不為物後，故能為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這是漢代的“道德”，其包容性極大，比莊子的“道德”更圓融，更堅定，也更靈活。這也就是司馬淡的“道德”。
從老子《道德經》看，老子及其以前的道家思想，並未在社會上占統治地位。在司馬談論六家要旨時，黃老思想已然統治漢初幾十年，並取得實際成就。可以說，黃老思想經漢初的運用， 已走向成熟，而脫離了老子《道德經》時代的純玄學氣息。司馬談的黃老之術， 已經是“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產物了。
司馬遷沒明確講他繼承了乃父的黃老思想，但在《貨殖列傳》一開篇，司馬遷寫道：老子曰： “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必用以為務，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
小國寡民，是老子的政治思想，也是他的經濟思想的必然歸宿，這是“五千言”的理想之一，然而司馬遷卻認為是曆史倒退論，而加以反駁，他緊接前文說：
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 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
不矛盾麽?用道家批判道家。不矛盾。因為司馬遷的“道德”，是漢初的“道德”， 而非老子的“道德”。
《史記》一個活的思想，就是深知經濟對於人的重要性，而所謂“善者因之”雲雲，則是黃老思想運用於曆史發展的一個思想方法。為了證明這種方法的正確性，司馬遷著重寫了薑太公與管仲先後治理齊國的事跡，更記載了漢初以來在黃老思想流行下取得的經濟成就。
《齊太公世家》說：“太公至(齊)國，修政，因其俗，簡其禮，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而民多歸齊，齊為大國”。
“因其俗，簡其禮”，這就是太公治齊的基本方針，是漢初黃老的精義所在。“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自序》)所以遇到黃老一流人物執政，勢必簡其禮。
《魯周公世家》有段記載，與此相對照：
周公卒，子伯禽周王前受封，是為魯公。魯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魯，三年而後報政周公。周公曰：“何遲也?”伯禽曰：“變其俗，革其禮，喪三年然後除之，故遲”。太公亦封於齊，五月而報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 “吾簡其君臣之禮，從其俗為也”。
及後聞伯禽報政遲，乃歎曰：“嗚呼， 魯後世其北麵事齊矣!夫政不簡不易，民必有近。平易近民，民必歸之。”
一簡一繁，一因一革，對比寫來， 明確地體現了司馬遷在儒、道之間的選擇。而對道家的首肯，則是聯係到國家經濟繁榮，國運的昌盛的。
在《管晏列傳)中，司馬遷更著重讚揚了管仲經濟的方法和功績： “管仲既經政相齊，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強兵，與俗同好惡。故其稱曰： ‘倉稟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 國乃滅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順民心。’故論卑而易行。俗之所欲， 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為政也，善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
司馬遷認為：“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懼欲者也”《貨殖列傳》。在他看來，薑太公和管仲治齊成功的原因，就在於符合人追求財富的天性，而魯國的方法，是“教誨之”、“整齊之”、“與之爭”，結果必然衰敗。最有意思的是，司馬遷寫魯國的衰敗景象，說：“及其衰，好賈趨利，甚於周人。”對儒家的諷刺之辛辣，盡在片言之中。
太公和管仲治齊的方法，都是無為而治，這和漢興以來的治法，特別與文景之治一轍，其根源都在於順民所欲，也就是追求財富，也就是道家“動合無形，贍足萬物”（《新序》語)的意思。
儒家的“內聖”、“外王”，首先是從道德修養的功夫入手，是要求人成為聖人。標的太高，難以達到，其結果是虛偽流行。漢初黃老拋棄道德說教，麵對現實，“論卑而易行”，居然成績顯著，奠定中華民族其後發展的根基。司馬遷的黃老思想，基本內容是發展經濟，是追求財富。認識到這一點，方能粗通《史記》，粗知道家思想發展的脈胳。
《史記)的經濟思想，散見於“世家”、“本紀”和“列傳”，集中體現於《貨殖列傳》、《平淮書》。從這個角度說，《貨殖列傳》、《平準書》是綱，其餘是目。
《前漢書·司馬遷傳讚》評價司馬遷的經濟思想，說他“述貨殖則崇熱利而羞賤貧。”
我認為，這個論斷是準確無誤的，是概括全部《史記》和《報任安書》的，是言簡意賅的，值得我們注意。
在“世家”和“列傳”中，司馬遷對貧賤之士的憤發以求富貴尊榮，投入了極大的熱情而加以褒揚。這些貧賤之士，有一代儒宗的孔子，有亡秦首事的陳勝，有帝王之師的薑太公、管仲、李斯、陳平，有縱橫之士蘇秦、張儀、範睢、蔡澤、主父偃，有一代名將韓信……司馬遷的筆，特別留意這些人早年的貧與賤，特別注重他們的立誌和追求目標的勇氣及手段，大都不惜小說筆法，詳盡而生動地加以描繪，使之不但具有極高的藝術價值，而為後世所稱道，而且具有極大的啟發意義，而為後人所效法。在人們所熟悉的《陳涉世家》中，
司馬遷寫出了農民起義領袖的財富權勢觀：
陳涉少時，嚐與人傭耕，輟耕之壟上，悵恨久雲，曰：“苟富貴，無相忘。”庸者笑而應曰：“若為庸耕，何富貴也?”陳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誌哉！”
……陳涉雖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將相競亡泰，由涉首事也。高祖時為陳涉置守，三十家碭，至今血食。
顧炎武《日知錄》說：“古人作史有不待論斷而序事之中即見其旨者，惟太史公能之。”這就是司馬遷小說筆法的秘密。透過敘述和描繪，我們不但認識了“史實”，同時也看到了司馬遷的“論斷”。
是啊，庸耕者，有何富貴可言?於是，這“鴻鵠之誌”就必然不是庸耕—類的小技了。
陳涉雖死，他的“誌”在司馬遷看來，還是達到了：置守塚三十家、血食、謀求富貴也居然稱之為“誌”，這實在與儒家的“內聖”、“外王”大相徑庭。這就是司馬遷思想的獨特之處、真實之處。
在《高祖本紀》中，一再述說劉邦早年的貧賤：
常從王媼、武負貰酒……歲竟，此兩家常折券棄責。
高祖為亭長時，常告歸之田。呂後與兩子居田中耨。
單父人呂公善沛公，避仇從之客， 因家沛焉。沛中豪傑吏聞令有重客， 皆往賀。蕭何為主吏，主進，令諸大夫曰：“進不滿幹錢，坐之堂下。”高祖為亭長，素易諸吏，乃 紿為謁曰：“賀錢萬”，實不持一錢。
從這裏看到的，除了貧賤之外，還有一種“氣度”。這種氣度通常被視為無賴，這也許是儒生的看法，司馬遷不一定這樣看。
當劉邦得了天下，《本紀》這樣寫：
高祖大朝諸侯群臣，置酒未央前殿。高祖奉玉邑，起為太上皇壽， 曰： “始，大人常以臣無賴，不有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孰與仲多?”殿上群臣皆呼萬歲，大笑為樂。
通常認為，這是—段絕妙的諷刺筆墨。其實，這隻是一種推論，推論的原因，多半來自《報任安書》中司馬遷的憤恨。以我之見，從戰國到漢初，崇勢利、羞貧賤是一種普遍思想，儒家思想之式微就是一個反證。從《史記》中也不難看出，司馬遷從不對權和勢作非難，從不對權勢者作“階級批判”，因而他對劉邦的描寫，我認為不是諷刺而隻是“實錄”(注：班固語)。
《蘇秦列傳》寫蘇秦：
出遊數歲，大困而歸：兄弟嫂妹妻妾竊皆笑之，曰：“周人之俗，治產業，力工商，逐什二以為務，今子釋本而事口舌， 困，不亦宜乎!”蘇秦聞之而慚， 自傷， 乃閉室不出， 出其書遍觀之， 曰：“夫士業已屈首受書，而不能以取尊榮，雖多亦奚何為!”……
蘇秦為縱約長， 並相六國。北報趙王， 乃行過洛陽，車騎輜重，諸侯各發使送之甚眾，擬於王者：周顯王聞之恐懼，除道，使人郊勞。蘇秦之昆弟妻妾不敢仰視，俯伏侍取食。蘇秦笑渭其嫂曰：“何前倨而後恭也”?嫂委蛇蒲伏，以麵掩地而謝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蘇秦喟然歎曰：“此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懼之，貧賤則輕易之，況眾人乎!且使我有洛陽負郭田二頃，吾豈能佩六國相印乎?”於是散千金以賜宗族朋友。
毫無疑義， 蘇秦所喟然歎息的，是那個時代的一種普遍現象。《貨殖列傳》說：“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 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仆，物之理也。”
如果說，在《紀》、《傳》中，司馬遷是不下論斷，那麽，在《貨殖列傳》中，則是斷然地下了論斷了。司馬遷不同於一般隊書本到書本的“曆史學家”之處，就在於他遊曆甚廣(這一點在古代尤其難得)，他所知道的民情是來自親自的耳聞目睹， 他是從事實中得出結論：“物之理也”，因而他相信自己的判斷的正確。
與蘇秦故事相對映的，還有《孟嚐君列傳》中的一則：
初，孟嚐君為齊相，食客三千有餘。齊王惑於秦、楚之毀，以為孟嚐君名高其主而擅齊國之權．遂廢孟嚐君。後經馮罐的謀策，孟嚐君得以恢複相位，食客們又連駢而至。孟嚐君很氣憤，說，再來見我者，必唾其麵而大辱之。馮獾卻勸孟嚐君不必生氣，他說：“富貴多士，貧賤寡友，事之固然也。君獨不見夫朝趣市者乎?明旦，側肩爭門而入， 日暮之後，過市朝者掉臂而不顧。非好朝而惡暮，所期物忘其中。今君失位，賓客皆去，不以怨士而徒絕賓客之路。願君遇客如故。”
馮罐的思想，是戰國商業經濟的產物，在他看來，士人之趨避，為的不過是追求富貴，和做買賣—樣，是很自然的事，值不得大驚小怪。把商業經濟的原則，運用於政治，這是戰國時代的一個思想特征。當時的人把君臣關係、主客關係視為買賣關係，這在法家和縱橫家的著述中，是說得很明白清楚的，而法家和縱橫家的學說，的確是那一時代的“新聲”，是新興地主階級的思想。司馬遷是徹底地站在這一新思想的立場上的。
與孟嚐君故事相似的，還有《平津侯主父列傳》中的一段：
主父偃者，齊臨淄人也。學長短縱橫之術，晚乃學《易》、《春秋》、百家言。遊齊諸生間，莫能厚遇也。齊諸儒生相與排擯，不容於齊。家貧，假貸無所得，乃北遊燕、趙、中山， 皆莫能厚遇，為客甚困。孝武元光元年中，以為諸侯莫足遊者，乃西入關見衛將軍。衛將軍數言上，上不召。資用乏，留久， 諸公賓客多厭之，乃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元朔二年，主父言齊王內淫佚辟，上拜主父為齊相。至齊，遍召昆弟賓客，散五百金予之，數之曰：“始吾貧時，昆弟不我衣食，賓客不我內門；今吾相齊，諸君迎我感千裏。吾與諸君絕矣，毋複入偃門!”
主父偃的好惡，與孟嚐君如出一轍，都是沒有看到人心的向背骨子裏是經濟問題。他們還抱著儒家的老觀念，用道德來判斷人的高下。而這種隻有儒家觀念中才有的道德，在漢初已屬罕見，所以司馬遷在《汲鄭列傳》中，以“太史公曰”的方式評論： “夫以汲、鄭之賢，有勢則賓客十倍，無勢則否，況眾人乎……下祁翟有言，始翟公為廷尉，賓客闐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翟公複為廷尉，賓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汲、鄭亦雲，悲夫!”
“悲夫”，悲什麽?悲世風，這是司馬遷的感慨。他在《史記》中，不厭其煩地寫下了人情冷暖世態炎涼，有時是他筆下的人物，有時是他自己，一聲聲地感歎。這是司馬遷的情之所至，是《史記》之成為“無韻之離騷”的一個因素。但司馬遷的過人之處則在於，他不僅僅停留於這種感慨，而是能通過大量的“故事”和論斷，提倡、鼓勵貧賤的士人們立誌憤發，擺脫貧困。他多次講的一句話， 叫做“富者得勢益彰”。又說：“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住之，人富而仁義附焉”。他爰引用的“格言”是：“天下熙熙， 皆有利來；天下攘攘， 皆為利往。”誠如他所說：“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 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以上引自《貨殖列傳》)
司馬遷不但要警醒一般的士人，更要警醒儒者。他甚至拿顏回開刀。
《論語》載：“子曰：‘賢戰， 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對這個孔子尚讚之為“賢”的顏回，司馬遷在《史記》中多處加以哀傷的批評。
在《伯夷列傳》中說：“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早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孔子)故曰： ‘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富貴可求不可求?司馬遷在《貨殖列傳》中，又講到顏回的貧困，並與子貢的富貴作對比： 。
子贛既學於仲尼，退而仕於衛，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間，七十子之徒，賜最為饒益。原憲不厭糟糠， 匿於窮蒼。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夫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此所謂得勢而益彰者乎!
子贛的“廢著鬻財”，用時下流行的話說，就是“棄文經商”。令人哀傷而又不無諷刺意味的是，居然連孔子的名布天下，也都是在生前死後得了“經濟”的力量。司馬遷崇尚勢利的思想，貫徹到了他對孔學命運的評述，這也的確是前無古人後少來者的高論了。
對待顏回，司馬遷的批評還筆下留情；對於一般的儒生，則他簡直是指叱了：“若至家貧親老，妻子軟弱，歲時我以祭祀進醵，飲食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慚恥，則無所比矣……無岩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
至此，司馬遷“崇勢利而羞賤貧”的思想， 已纖毫畢露了。筆者認為，班固對司馬遷的這一評價，是準確的，但明顯地帶有貶意，這是班氏的好惡，這篇短文不予評論。還需要說明的是，與這句斷語相續的另一句是：“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這使筆者想聯係司馬遷的經濟思想，來談一談司馬氏的黃老思想。
司馬遷的黃老思想，最集中地體現在《太史公自序》中，其次是《老子韓非列傳》中“子見老子”一段，以及散見於各“本紀”、“世家”和“列傳”者。“自序”是論，其它則是述。要準確全麵地理解司馬遷的黃老思想，不但要研究“自序”，而且要聯係“述”，這是筆者不同於其他研究者的一個途徑。
在《自序》中，我們知道，司馬遷之父司馬談，曾“習道論於黃子”。黃子其人，雖不可考，然而司馬談所習之道，其內容已盡在《論六家要旨》之中。
《論六家要旨》，在表麵上看，確如《漢書》所言：“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但這話是很皮相的。司馬談所論六家，即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有一個特點，即：認為道家是“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是集諸家之長，而大成於黃老。從這個特點看，司馬談之“道德”， 已經不是“五千言”的道德，不是先秦及其以前的“道德”，而是西漢時期的“道德”。本來，荀子已經做過綜合諸子的工作，但歸於儒家。由於儒家原本
的學說沒有那樣宏大的包容能力，所以荀子雖然辛辛苦苦幹了一輩子，留下鴻篇巨製，但後世卻不大注重他，在漢代更是無聲息。道家學說的基本特點是：“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為物先，不為物後，故能為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這是漢代的“道德”，其包容性極大，比莊子的“道德”更圓融，更堅定，也更靈活。這也就是司馬淡的“道德”。
從老子《道德經》看，老子及其以前的道家思想，並未在社會上占統治地位。在司馬談論六家要旨時，黃老思想已然統治漢初幾十年，並取得實際成就。可以說，黃老思想經漢初的運用， 已走向成熟，而脫離了老子《道德經》時代的純玄學氣息。司馬談的黃老之術， 已經是“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產物了。
司馬遷沒明確講他繼承了乃父的黃老思想，但在《貨殖列傳》一開篇，司馬遷寫道：老子曰： “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必用以為務，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
小國寡民，是老子的政治思想，也是他的經濟思想的必然歸宿，這是“五千言”的理想之一，然而司馬遷卻認為是曆史倒退論，而加以反駁，他緊接前文說：
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 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
不矛盾麽?用道家批判道家。不矛盾。因為司馬遷的“道德”，是漢初的“道德”， 而非老子的“道德”。
《史記》一個活的思想，就是深知經濟對於人的重要性，而所謂“善者因之”雲雲，則是黃老思想運用於曆史發展的一個思想方法。為了證明這種方法的正確性，司馬遷著重寫了薑太公與管仲先後治理齊國的事跡，更記載了漢初以來在黃老思想流行下取得的經濟成就。
《齊太公世家》說：“太公至(齊)國，修政，因其俗，簡其禮，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而民多歸齊，齊為大國”。
“因其俗，簡其禮”，這就是太公治齊的基本方針，是漢初黃老的精義所在。“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自序》)所以遇到黃老一流人物執政，勢必簡其禮。
《魯周公世家》有段記載，與此相對照：
周公卒，子伯禽周王前受封，是為魯公。魯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魯，三年而後報政周公。周公曰：“何遲也?”伯禽曰：“變其俗，革其禮，喪三年然後除之，故遲”。太公亦封於齊，五月而報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 “吾簡其君臣之禮，從其俗為也”。
及後聞伯禽報政遲，乃歎曰：“嗚呼， 魯後世其北麵事齊矣!夫政不簡不易，民必有近。平易近民，民必歸之。”
一簡一繁，一因一革，對比寫來， 明確地體現了司馬遷在儒、道之間的選擇。而對道家的首肯，則是聯係到國家經濟繁榮，國運的昌盛的。
在《管晏列傳)中，司馬遷更著重讚揚了管仲經濟的方法和功績： “管仲既經政相齊，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強兵，與俗同好惡。故其稱曰： ‘倉稟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 國乃滅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順民心。’故論卑而易行。俗之所欲， 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為政也，善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
司馬遷認為：“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懼欲者也”《貨殖列傳》。在他看來，薑太公和管仲治齊成功的原因，就在於符合人追求財富的天性，而魯國的方法，是“教誨之”、“整齊之”、“與之爭”，結果必然衰敗。最有意思的是，司馬遷寫魯國的衰敗景象，說：“及其衰，好賈趨利，甚於周人。”對儒家的諷刺之辛辣，盡在片言之中。
太公和管仲治齊的方法，都是無為而治，這和漢興以來的治法，特別與文景之治一轍，其根源都在於順民所欲，也就是追求財富，也就是道家“動合無形，贍足萬物”（《新序》語)的意思。
儒家的“內聖”、“外王”，首先是從道德修養的功夫入手，是要求人成為聖人。標的太高，難以達到，其結果是虛偽流行。漢初黃老拋棄道德說教，麵對現實，“論卑而易行”，居然成績顯著，奠定中華民族其後發展的根基。司馬遷的黃老思想，基本內容是發展經濟，是追求財富。認識到這一點，方能粗通《史記》，粗知道家思想發展的脈胳。
我以前一直以為'倉稟實而知禮節'出自'韓非子', 結果出自'史記'.
雲南多才子啊! 我喜歡雲南人.
司馬遷曾到過雲南，因而曆代雲南文人引為自豪。《滇雲曆年傳》引述別人，說司馬遷曾到葉榆（今之大理）講學，“由此開雲南漢學基”，但孤證難考，我對此亦還未研究。
我的這篇文章，大概是十多年前寫的吧，記不清了。當時被司馬遷那些激勵窮書生奮發圖強的語言刺激而寫，似與班固的觀點相近，而與現代流行的觀點相左。
《史記》是司馬遷的心靈，他對“錢”的態度已然寫得淋漓盡致，但我還未看過專門討論這方麵的文章，覺得是一個缺憾，使人們對司馬遷的重要精神的認識有偏差，於是就寫了此文。
此文似乎並未評論司馬遷這一思想，隻不是引文介紹而已。怎樣看待司馬遷這一思想，那是讀者個人的事。而這一思想，其實也不好品評，仁智所見，各不相同。
喜歡他確切，深沉，鋒芒內斂的寫作手法，深為他的悲憤、自抑、無奈，一掬同情之淚，更欽佩他對每一件事的認真和執著。
讀萬卷書，行萬裏路，應是司馬遷著書立說的基礎。他遊曆的足跡行遍中原各地：達會稽 — 尋訪夏禹的遺跡；遊姑蘇 — 眺望範蠡泛舟的五湖；抵淮陰 — 訪求韓信的故事；走豐沛 — 拜訪劉邦、蕭何的故鄉；他也到過大梁、夷門，考察秦軍引河水灌大梁的情形；他又去過楚，訪問春申君的宮殿遺址；到過薛地，考察孟嚐君的封邑；到過鄒魯，拜仰孔孟的家鄉。此外，他還北過涿鹿，登長城，南遊沅湘，西至崆峒。壯遊使他開闊了眼界，增長了知識。他的廣博的知識和深厚的閱曆，使他終於完成了“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中家之言”的巨著 —《史記》。 他不隻是一個史事的整理者，而且是一個偉大的思想家。 他的探究天人關係，強調天人相分，疏通古今變化的主旨，體現了他曆史哲學思想的精髓。
喜歡《史記》敘事簡明生動以及記實的手法，《史記》是曆史的“實錄”，司馬遷運用真實的曆史材料成功地塑造出眾多的性格鮮明的人物形象。在人物塑造上，他做到了將曆史、人物和主題統一起來，既寫活了曆史，人物也栩栩如生；他還非常善於把人物置於尖銳的矛盾衝突中，通過人物的言行來完成人物性格的刻畫。可惜就是這樣一個司馬遷,也還是逃脫不了中國知識分子共有的悲劇式的命運。
幾千年來，中國文人有著濃濃烈烈的入世情結，他們擁有“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那種睥睨天下舍我其誰的氣勢。然而在皇帝的淫威下，自認為有一身傲骨的文人便顯得不那麽理直氣壯，每到那樣的時刻，他們都開始患得患失，開始感到不平與憤懣，開始感到失落與惶恐。如此，他們的一生便注定要被烙上悲劇的色彩。
屈原是自我的，他可以我行我愫，可以在心如死灰之時峨冠長劍、香草環佩地投入滾滾汨羅江。但是身負家族使命的司馬遷卻不可能做到“兩袖清風朝天去，哪怕閻閭說短長。”我想那句 “生存，還是死亡”的名言，當初一定無時無刻不在折磨著司馬遷深受創傷的心，使他的全部餘生都生活在無窮無盡的生與死的糾纏和抉擇之中。
追求不朽的抱負與身受脅迫的淩辱使司馬遷備受煎熬，為了完成他心中的大業，他不得不委曲求全、隱諱卑瑣，然而他的內心一定是非常的堅韌、強大的，他內心的浩然正氣和萬丈豪情是支撐他完成偉業的中流砥柱，使他能勇敢地在曆史與現實中穿行，一次次從中走出來，又一次次地走回去。
讀他的《史記》常使我感到一種無奈的痛楚，我被一次次帶入一個萬劫不複之地，我甚至看到了作家寫作時那隻顫抖的手；看到作家在隆冬臘月中大汗淋漓殘疾不支的身體；看到了作家在曆史和生命的十字路口的迷茫、徘徊、和選擇；也看到了作家的自我袒露與解剖；更為作家那種無從把握、難以預料的政治命運和遭遇而心生悲歎。
《史記》還讓我看到了曆史深處那份攝人心魄的無助和悲涼：不論是帝王劉徹還是文人司馬遷，不論是丞相田蚡還是優人東方朔，不論是豪強郭解還是酷吏張湯，不論是西域歸來的張騫還是在大漠呼號的蘇武，他們都在進行著自己人生的選擇與放棄，不管是主動的還是被迫的。他們在選擇與放棄間顛狂和悲哭，在選擇與放棄間書寫著自己的《本紀》《列傳》；它還讓我看到了中國知識分子多桀的命運、迷霧般的生命、以及政治的凶險、人心的繁複。“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殘陽如血，長歌當哭，我們麵直著的是生命的痛苦與抽搐，慘烈與重量。
夢裏不知身是客，司馬遷一生都以為自己在進行一項不朽的偉業，他忍辱負重，他以為一部《史記》就可以讓他的死重於泰山，然而，在漢武帝劉徹的心裏，他的死卻依然輕如鴻毛。
這就是中國知識分子曆來的命運，“司馬遷就是你，就是我，就是他，就是我們每一個中國文人。中國文人的根性與智性，幾乎都能從司馬遷身上找到影子，找到理性與感知並存的依據。司馬遷在生命過程中的種種努力，成了一代代文人的生命寫照。也就是說，你隻能像他，你舍此無他，你隻是他的一個翻版，被他一代代一次次一層層地翻印。”所以，高光痛心疾首地說：中國文人的內心高潔、忍辱負重和嚴重的人格分裂，自司馬遷始。
《司馬遷》給人最大的震撼，就是讓你夢回心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