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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帥天地之度,不儀生物之則——共工形象論

(2006-10-14 20:16:49) 下一個
        共工,既是一個古史傳人物,又是神話人物。 《尚書》、《國語》、《左傳》、《史記》等史籍,都有共工其人其事的記載。共工在這些典籍中,以史傳人物的麵貌出現,看不出有什麽怪異,更看不出有什麽神性。這或許證明,共工是一個真實的曆史人物吧。 在《山海經》、《淮南子》、《神異經》、《汲塚瑣語》、《路史》、《補史記》等書籍中,共工又多半以一個神怪人物出場。這說明共工又是一個被神化的人物。 是先有神話人物的共工,後演變為史傳人物,抑或相反?一些神話研究者認為先有神話人物,後有史傳人物。我的看法則相反。然而本文不討論這個向題。所以提及這個問題,是因為本人按照先史傳人物後神話人物的思路闡述。 同一個人,既是史傳人物又是神話人物,這在中國古代文化乃至世界各民族的古代文化中,都不是鮮見的。這種情況,既給研究具體的人或神帶來困難,但對於研究人、神的背景文化,又有特別的價值。 作為古史傳人物的共工,是一個反麵角色,一個失敗者。 《尚書•堯典》載,帝堯向他的臣民谘詢政務,其中有一段問答: 帝曰;“疇谘若予采?” 歡兜曰;“都!共工方鳩儡功。” 帝曰;“籲!靜言庸違,象恭滔天。” 試將這段問答譯成現代漢語,大約是這樣的意思: 堯帝問;“誰善於處理政務呢?” 歡兜答;“嗯!共工在廣泛聚集人力方麵已具有成效啊。” 堯帝說;“哼!他花盲巧語,陽奉陰違,貌似恭謙,其實對老天也輕慢不敬。”(注:譯文係采自江灝《今古文尚書全譯》) 從這段對話中,至少可以明確兩點: 其一,共工和歡兜一樣,都是堯帝的大臣或諸侯。 其二,在帝堯眼中,共工是個譎詭危險的人物,不能繼續用以治水。怎麽知道共工聚集人力是為著治水呢?因為緊接前引的對話之後,帝堯就講到當時的形勢: 帝曰:“谘!四嶽,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谘,有能俾義?” 從這個背景看,共工聚集人力無非是準備冶水或正在治水。 然而《尚書》確實沒有明白講到共工治水之事。《尚書》中的治水人物,是鯀和禹。而在《尚書•舜典》中,共工和鯀都受到帝舜的處罰:“流共工於幽州,放歡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殛鯀於羽山,四罪而天下鹹服。” 但是在《國語》中,共工和鯀都曾治水並失敗。《國語•周語》載:周靈王二十二年,穀水與河水爭流,眼見將要毀壞王宮。靈王欲堵塞穀水,太子晉進諫,申述堵塞河水的辦法不可實行,實行者必敗。正確的辦法應該是疏導。而疏導,正是禹治水成功的經驗。接著他講述共工和鯀治水的失敗。他說: 昔共工棄此道也,虞於湛樂,淫失其身,欲壅百川,墮高堙庳,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禍亂並興,共工用滅。其在有虞,有崇伯鯀,播其淫心,稱遂共工之過,堯用殛之於羽山。其後伯禹念前之非度,厘改製量,象物天地,比類百則,儀之於民,而度之於群生,共之從孫四嶽佐之,高高下下,疏川導滯,鍾水豐物,封崇九山,決汩九川,陂鄣九澤……皇天嘉之,祚以天下。 太子晉在此追述古代傳說,其有關共工的性情,與《尚書》所謂“靜言庸違,象恭滔天”,’言相異而義相同。而共工和鯀的治水,用壅的辦法,以今日的話來說,是違背科學的。而太子晉也對共和鯀的辦法作了分析批判,他說; “夫亡者豈無寵?皆黃、炎之後也。唯不帥天地之度,不順四時之序,不度民神之義,不儀生物之則,以殄滅無胤,至於今不祀……其廢者,必有共、鯀之敗焉。” 共工違背天地、四時、民神、生物發生發展的客觀規律,其失敗是理之自然。 關於上古洪水的傳說,各種書籍記載甚多,但無論傳說也罷,神話也罷,都一至認為壅的辦法錯誤而疏的辦法正確,這是絕無爭議的。 並且,凡壅者,無不成為惡人、惡神、凶獸;凡疏者,無不成為聖人、智者。這也是盡人皆知的常識。然而我們要進一步問一句,為什麽中國古人對於治水的兩種方法和兩種人,要劃出那樣一道深廣的鴻溝呢?回答是,古代的中國人對於那種企圖隨心所欲地對待自然界,對於那種與自然界為敵的態度,是否定的,是批判的。中國古代的敬天思想,製天命而用之的思想,天人合一思想,順應自然的思想,雖其間存有差異,但都有一份對於自然和諧相處的精神貫注其間。這種精神,無論是史書、傳說、神話,還是詩文、繪畫……隻要是古代的,無不處處流露,甚至處處洋溢。這是中國古代人文精神的特點,也是它的優點。這種精神之所以產生,是由於黃、炎子孫賴以生存的中原一帶,在遠古時期是一片肥美的土地,水利便利,氣候溫和,、自然資源豐富。(注:可參看竺可楨:《中國近五千年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胡厚宣:《甲骨學商史論叢•氣候變遷與殷代氣候之檢討》、史念海:《河山集》)這種狀況比之於古代希臘人賴以生存的巴爾幹半島、愛琴海來,就大不一樣。其地土地瘠薄、資源貧乏,氣候惡劣,故古希臘人對於大自然的態度是占有、奴役與征服。正如黑格爾所說:希臘人一方麵“在自然麵前茫然不所知措”,另一方麵又學會了“勇悍地、自強地反抗外界。”(黑格爾:《曆史哲學》)由此可以看出中國古代人文精神與古希臘人文精神的巨大差別。了解這種差別,我們就不會甲西方人的眼光來看待東方人的古史傳、傳說和神話了。 關於共工的傳說,在《淮南子》的記載中,有進一步的發展。《淮南子•本經訓》說; “舜之時,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龍門未開,呂梁未發,江淮通流,四海溟滓,民皆上邱陵,赴樹木,舜乃使禹疏三江五湖,辟伊闕,導廛澗,平通溝陸,流注東海,鴻水漏,九州乾,萬民皆寧其性,是以稱堯舜以為聖。” 中國傳說中的上古聖人,或築巢,或製陶,或種稼,或嚐草,或養蠶,或補夫,或治水……無不是從生計入手,在與大自然的和諧相處中獲得利益。在中國古代極有影響的儒、墨、法等諸家中,無不稱道這些聖人,而在道家思想中,人與自然的和諧倍受重視,甚至成了人類生存的最高原則。《淮南子》作為一部極有份量的道家著作,它對於共工的批判毫無疑義地就在於共工的破壞自然上麵。知道了這一點,我們再來看同書的另一則神話,就較能領導會其用意了。《淮南子•天文訓》謂: “昔者共工與顓瑣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維絕,天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滿東南,故水潦塵埃歸焉。” 這則神話在《淮南子•天文訓》中,難道僅僅為了“說明”中國西高東低、萬匯東流的自然地理狀況嗎?不。除此之外還有更重要的意圖。作為《淮南子》綱領的“要略”說: “天文者,所以和陰陽之氣,理日月之光,節開塞之時,列星辰之行,知逆順之變,避忌諱之殃,順時運之應,法五神之常,使人有以仰天承順,而不亂其常者也。” “仰天承順,不亂其常,”是天文訓的宗旨,也是道家思想的精義所在。共工的行為,實與此精義相違背。共工的亂天地之常,所謂折天柱,絕四維,其造成的惡果,隻有由聖人來補救。《淮南子•覽冥訓》講到女媧補天的神話; “往古之時,四極廢,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載,火爁炎而不滅,水浩洋而不息,猛獸食顓民,鷙鳥攫老弱。於是女媧煉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鼇足以立四極,殺黑龍以濟冀州,積蘆灰以止淫水。蒼天補,四極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蟲死,顓民生。” 作為神話,我們也不必把共工折天柱絕地維與女媧之補蒼天正四極視為因果關係(雖然有神話研究者這樣看),但兩個神話中,那種對待人類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的作法,難道不是絕然相反的麽?如果我們認為《淮南子》肯定女媧拯救人類的行為是善行,其精神是偉大的,那麽,共工的怒觸不周之山就確然是逆人之道逆天之道了。 從史籍到神話,我們所看到的共工形象雖有差異,但其本質沒有變化,都是一個以大自然為敵的角色。甚為有趣的是,共工的臣,也與共工為相同的角色。《山海經•海外北經》謂: “共工之臣曰相柳氏,九首,以食於九山。相柳之所抵,厥為澤溪。禹殺相柳,其血腥,不可以樹五穀種。禹厥之,三仞三沮,乃以為眾帝之台。在昆侖之北,柔利之東。相柳者,九首人麵,蛇身而青。” 同篇又謂: “共工臣名相繇,九首蛇身,自環,食於九土。其所欺所尼,即為源澤,不辛乃苦,百獸莫能處。禹湮洪水,殺相繇,其血腥臭,不可生穀,其地多水,不可居也。禹湮之,三仞三沮,乃以為池,群帝因是以為台,在昆侖之北。” 作為共工之臣的相柳氏和相繇,他們與共工的相同處在於以水害人,他們居處之地不用說人,即便是鳥獸也無法生存。他們是自然環境的破壞者。這兩個“臣”的出現更增加了我們對共工形象的了解,更增加了我們對中國古人與自然共存亡思想的理解。 共工的形象,到了托名東方朔所著之《神異經》裏,就變得與他的臣相柳相繇一樣醜惡了; “西北荒有人焉,人麵、朱發、蛇身、人手足而食五禽獸,貪惡愚頑,名曰共工。” 對於共工形象的醜惡,有神話研究者認為共工是“異族神”的緣故。(參看湖南文藝出版社《巫風與楚文化》一書中,林河所著《論南楚的太陽崇拜與《九歌•東君》一文。)對於這個論點,我以為不能成立,其理由有二;一,相當多的共工傳說和神話,都說共工被流於幽州,即中國北方,共工不應為南方之“異族神”;其二,共工的兒子後土,“能平九土,故祀以為社”(《國語•魯語》),即成了土神並被祭祀。 共工形象的醜惡,原因不在“異族之神’,而在於他采取的與自然相敵對韻態度上,他這種態度被古代炎黃子孫作為一種反麵教材而代代流傳,以警醒後人。 我認為,現代人研究古代神話,其目的若是通過神話探索中國古代的人文精神,那麽,至少應該注意兩點: 其一,不應把神話一個個孤立地拿出來,不問其出處,不問其產生的背景,而加以自己主觀的推斷。比如說,《誇父逐日》這個神話,有現代人說是“追逐時間”,其實,記載這個神話的《山海經》中就說:“誇父不量力,欲追日景。”並且說,誇父是後土的兒子,也即共工的孫子。如果把這些材料聯係起來看,誇父在對待自然界的態度上,那種自不量力的狀況,不是很有些象他的祖父麽。當然,我們不必相信共工確有一個名誇父的孫子,但為什麽《山海經》非把共工和誇父用一脈血緣聯結起來呢?這種聯結難道僅僅是一種巧合,還是胡說亂道呢? 其二,不宜以西方人對待神話的眼光來看待中國古代神話。前麵說過,古希臘人對自然界抱有奴役、占有和征服的態度,而中國古人對自然界則采取友好合作態度,因而中國上古的神話,其精神實質就決不可能是征服自然。征服自然是近現代中國人的思想,而決不是中國古人的思想。我們隻要讀讀《詩經》、《楚辭》,讀讀先秦諸子,這一點就十分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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