益州郡究竟何年何人所開

                                                            益州郡究竟何年何人所開
 
                                                                             邊城秀才


        益州郡開於漢武帝時代，這自來無疑問，但開益州郡之年代及開設之人，卻從來就有多種說法。
常璩《華陽國誌·南中誌》晉寧郡條：“本滇國也。元鼎初，置吏，分屬牂柯、越嶲。元封二年，叟反，遣將軍郭昌討平之。因開為郡，治滇池上，號曰益州。漢屬縣二十四，戶二十萬。”
《通鑒》卷21：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上遣將軍郭昌、中郎將衛廣發巴、蜀兵擊滅勞深、靡莫，以兵臨滇。滇王舉國降，請置吏入朝，於是以為益州郡，賜滇王印，複長其民。”
這同樣是說，益州郡為郭昌所開。
倪蛻《滇雲曆年傳》引康熙《雲南通誌補遺》：“漢元封二年，司馬相如持節開越嶲，韓說開益州，授經教學。今雲南有古漢學基。”
管棆《姚州誌》說：“武帝元狩二年，以按道侯韓說開益州。”
康熙《白鹽井誌》卷三說：“韓說與司馬相如同開益州，領弄棟、蜻蛉諸縣。”
康熙《祿豐縣誌》：“漢武帝遣唐蒙、司馬相如通西南彝，建益州，縣隸焉。”
民國《祿豐縣誌條目》：“漢武帝遣唐蒙、司馬相如通西南夷，建益州，縣又隸焉。”
《楚雄州鹽業誌·鹽區名鎮·石羊鎮·文化藝術》：“西漢時代，韓說、司馬相如等同開益州，中原文化開始傳入青蛉川。”
就上述所引，有必要首先辨明“益州”和“益州郡”兩個概念。
據《辭海》，益州為漢武帝所置十三刺史部之一，隋大業三年改為蜀郡。而《後漢書》所載益州所轄為漢中郡、巴郡、廣漢郡、蜀郡、犍為郡、牂牁郡、益州郡、永昌郡、廣漢屬國、蜀郡屬國、犍為屬國。
古人行文，往往不特別分明“益州”與“益州郡”，需要讀者自己分別理會。比如諸葛亮《隆中對》所謂“益州”，即指十三刺史部之一，而非益州郡。而倪蛻《滇雲曆年傳》引康熙《雲南通誌補遺》：“漢元封二年，司馬相如持節開越嶲，韓說開益州。”此“益州”則指益州郡。由此可以判斷，本文以上所引，其“益州”，皆指“益州郡”。
接下來，轉入正題：益州郡究竟何年何人所開？
總結以上各種說法，可知：
年代，說法兩種，一為元封二年，一為元狩二年；
人，說法三種，一為郭昌、衛廣，一為韓說，一為韓說與司馬相如。
造成以上歧義的原因，大概來自《史記》、《漢書》和《後漢書》，因為此三書皆未記載開益州郡之人為誰。
《史記·西南夷列傳》載：“元封二年，天子發巴、蜀兵擊滅勞深、靡莫，以兵臨滇。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誅。滇王離難，舉國降，請置吏入朝，於是以為益州郡，賜滇王王印，複長其民。”
《漢書·西南夷列傳》載：“元封二年，天子發巴、蜀兵擊滅勞深、靡莫，以兵臨滇。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誅。滇王離西夷，滇舉國降，請置吏入朝，於是以為益州郡，賜滇王王印，複長其民。西南夷君長以百數，獨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也，最寵焉。”
《後漢書·西南夷傳》載：“滇王者，莊蹻之後也。元封二年，武帝平之，以其地為益州郡，割牂柯、越巂各數縣配之。”
據此三書所載，開益州郡在元封二年，已無疑問，因此可斷定管棆《姚州誌》所謂“元狩二年”為“元封二年”之誤，而此誤已為甘雨《姚州誌》所駁：“雨按：《漢書·地理誌》：‘益州郡，武帝元封二年開。’州舊誌謂元狩，誤。”
然而開益州郡之人為誰？
先看是不是韓說。
韓說其人，《史記衛將軍驃騎列傳》載：
“將軍韓說，弓高侯庶孫也。以校尉從大將軍（衛青）有功，為龍頟侯，坐酎金失侯。元鼎六年，以待詔為橫海將軍，擊東越有功，為按道侯。以太初三年為遊擊將軍，屯於五原外列城。為光祿勳，掘蠱太子宮，衛太子殺之。”
又《漢書·韓嫣傳》：
“韓嫣字王孫，弓高侯穨當之孫也。武帝為膠東王時，嫣與上學書相愛。及上為太子，愈益親嫣。嫣善騎射，聰慧。上即位，欲事伐胡，而嫣先習兵，以故益尊貴，官至上大夫，賞賜擬鄧通。主始時，嫣常與上共臥起。江都王入朝，從上獵上林中。天子車駕蹕道未行，先使嫣乘副車，從數十百騎馳視獸。江都王望見，以為天子，辟從者，伏謁道旁。嫣驅不見。既過，江都王怒，為皇太後泣，請得歸國入宿衛，比韓嫣。太後由此銜嫣。主侍，嫣侍，出入永巷不禁，以奸聞皇太後。太後怒，使使賜嫣死。上為謝，終不能得，嫣遂死。嫣弟說，亦愛幸，以軍功封案道侯，巫蠱時為戾太子所殺。子增封龍雒侯、大司馬、車騎將軍，自有傳。”
由這些記載來看，韓氏一門雖為武帝所寵信，但並未有開益州郡的記錄。
再看司馬相如是否開益州郡。
《史記·司馬相如列傳》：“唐蒙已略通夜郎……乃拜相如為中郎將，建節往使。副使王然於、壺充國、呂越人馳四乘之傳，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夷……司馬長卿便略定西夷。邛、笮、冉駹、斯榆之君皆請為內臣。除邊關，關益斥，西至沫、若水，南至牂柯為徼，通零關道，橋孫水以通邛、笮。”
常璩《華陽國誌·南中誌》晉寧郡條：“本滇國也。元鼎初，置吏，分屬牂柯、越嶲。元封二年，叟反，遣將軍郭昌討平之。因開為郡，治滇池上，號曰益州。漢屬縣二十四，戶二十萬。司馬相如、說 初開，得牛、馬、羊屬三十萬。”
 對於這段文字，《華陽國誌校補圖注》認為：“舊本皆有‘司馬相如’四字，查《相如傳》，人死於元封前，亦未嚐入滇。常氏上文，固言‘相如持節開越嶲，按道侯韓說開益州。’明此四字係淺人妄為傅益，非常文所有。”
從這記載來看，司馬相如並未開益州。而今人魯正清文《司馬相如司馬遷以勸導政策開拓西南》⑴引用上文而後說：相如此舉，“把今四川西部的涼山、漢源、天全、茂汶、鬆藩一帶的區域納入漢王朝的郡縣統治之下，為後來設立犍為郡(治今四川宜賓)、牂牁郡(治今貴州福泉)、越嶲郡(治今四川西昌東南)、益州郡(治今雲南晉寧縣晉城)奠定了基礎。”這話與事實相符。
    郭昌是否開益州郡？
有關郭昌的史料，散見於《史記》、《漢書》，寥寥數語而已。
《史記大宛列傳》載：
“是時漢既滅越，而蜀、西南夷皆震，請吏入朝。於是置益州、越巂、牂柯、沉黎、汶山郡，欲地接以前通大夏。乃遣使柏始昌、呂越人等歲十餘輩，出此初郡抵大夏，皆複閉昆明，為所殺，奪幣財，終莫能通至大夏焉。於是漢發三輔罪人，因巴蜀士數萬人，遣兩將軍郭昌、韂廣等往擊昆明之遮漢使者，斬首虜數萬人而去。其後遣使，昆明複為寇，竟莫能得通。”
《史記衛將軍驃騎列傳》載：“將軍郭昌，雲中人也。以校尉從大將軍（衛青）。元封四年，以太中大夫為拔胡將軍，屯朔方。還擊昆明，毋功，奪印。”
郭昌曾先後兩次到益州郡，第一次在元封二年，即《大宛列傳》所記那一次⑵，第二次在元封六年⑶，即《衛將軍驃騎列傳》所記這一次，而元封二年置益州郡時，郭昌並未參與。
由此看，所謂郭昌、衛廣開益州郡的說法，僅來自於前引《通鑒》所載。
又《史記·河渠書》載：
“自河決瓠子後二十餘歲，歲因以數不登，而梁、楚之地尤甚。天子既封禪巡祭山川，其明年（元封二年），旱，乾封少雨。天子乃使汲仁、郭昌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決。於是天子已用事萬裏沙，則還自臨決河，沉白馬玉璧於河，令群臣從官自將軍已下皆負薪寘決河。”
同篇之末：“太史公曰：餘從負薪塞宣房，悲《瓠子》之詩而作《河渠書》。”
由此可知，司馬遷與郭昌同朝為臣，元封二年共同參加治理黃河決口。如果郭昌果係開益州郡之人，則司馬遷能不記其名於其事之末？
由正史記載可知，韓說、司馬相如皆未開益州郡，而郭昌、衛廣開益州郡則僅《通鑒》一言，此外並無任何旁證。
甘雨《姚州誌》“雨按：《漢書·西南夷傳》：‘且蘭君反，中郎將郭昌、衛廣誅且蘭，平南夷，以為牂柯郡，遂開夜郎、越嶲、沈黎、文山、武都諸郡。’未嚐開益州郡也。益州郡開自元封二年，武帝發巴蜀兵臨滇王，滇王降遂以為益州郡，使滇王複長其民。州舊誌謂郭昌、衛廣開益州，誤矣。”
以甘雨之學識，未必不知《通鑒》所載，然而他竟駁管棆“舊誌”所說，間接地也表明他不采《通鑒》的孤證。
看現代嚴肅的著作，比如《辭海》，比如方國瑜主編之《雲南郡縣兩千年》，述及益州郡，皆不言開其端者，亦不引用《通鑒》所記，其態度之審慎，讀者不能忽視。
結論：益州郡開設於漢武帝元封二年，而開設者不詳。

注釋：
⑴ 見(2002-04-05)雲南日報
⑵：徐廣《集解》於“遣兩將軍郭昌、韂廣等往擊昆明之遮漢使者”下注曰：“元封二年。”
⑶：《滇雲曆年傳》引《大事考》記此事在“元封六年春”。

二○○三年十一月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