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國瑜劉堯漢對於南詔王族的族屬識別

                                                    方國瑜劉堯漢對於南詔王族的族屬識別

                                                                                  邊城秀才



        南詔王族的族屬識別，這是一個自上世紀三十年代以來就展開爭論的課題。爭論的核心，是南詔王族是否為彝族。爭論雙方最有說服力者，為方國瑜與劉堯漢。
劉堯漢所著《南詔統治者蒙氏家族屬於彝族之新證》（以下簡稱《新證》），原載《曆史研究》1954年第2期，並於“1979年略加修改”，後收入劉堯漢所著《彝族社會曆史調查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80年出版。
      劉著之所以稱“新證”，這是因為在此之前已有學者提出南詔王族為彝族的論點，比如《新證》中一條注釋說：“淩純聲說：‘南詔蒙氏……即今之倮倮民族，而非擺夷民族。’（淩純聲《唐代雲南的烏蠻與白蠻》，載《人類學集刊》第1卷第1期1938年12月出版）”
《新證》重新提出南詔王族為彝族之論點，而列舉三個論據，即從現今所存的三份宗譜，一些彝族的靈台，以及彝族巫畫，來支持其論點的成立。
正如劉堯漢在《新證·引言》中所說：“1953年夏秋間，中央民族學院研究部西南民族研究室，派我赴雲南西南部哀牢山脈區域，作彝族現狀調查。為欲解決南詔統治者蒙氏家族的民族成份問題，特往南詔開國君主細奴邏的故鄉——蒙化（源注：今巍山縣），進行實地考察。及至哀牢山區，幸獲南詔統治者蒙氏家族後裔的父子連名宗譜三份，皆可上溯到南詔開國君主細奴邏；並查知南詔蒙氏家族也具有彝族現存的文化特點——靈台，而且發現彝族現有巫畫也與南詔相關。這些事實，都可證明南詔蒙氏家族與彝族實有其親緣關係。這給予南詔蒙氏家族屬於彝族這一說，提供了有力的新證。”
下麵，把這三個論據逐一簡介：
宗譜
劉堯漢說：“這三份南詔蒙氏後裔的彝文宗譜，是附在清代夏正寅氏所著《哀牢夷雄列傳》手稿之末。這一文獻，是寫清代鹹同年間（源注：1851——1874），在哀牢山區及其附近地區以李文學為首的彝族革命運動中的十四個彝族主要人物。……他所搜集的這五份宗譜中，就有三份是南詔統治階級蒙氏家族的後裔；夏氏就根據這三人的宗譜，分別在其傳中，追溯他們的祖先源流。”
這三份彝文宗譜，分別是張興癸、杞彩順和杞紹興的，此三人皆為彝族。劉堯漢說：“上列三份宗譜，張興癸一份已上溯到南詔開國君主細奴邏及其父龐迦獨，杞彩順和杞紹興兩份可上溯到細奴邏及其祖舍龐。”這是一個簡單明瞭的推論：張興癸等三人是彝族，所以他們的祖先也是彝族，而他們的祖先是南詔王族，所以南詔王族也是彝族。
對此，方國瑜在《彝族史稿》中特加辯難。他說：“劉堯漢《南詔統治者蒙氏家族屬於彝族之新證》，根據哀牢山區彝族宗譜三份，都以細諾羅為先祖，即南詔始祖細奴羅，所以結論說：‘南詔統治階級蒙氏家族的現在後裔既是彝族，則南詔統治階級蒙氏家族屬於彝族，當無疑義。’他的結論未必正確，但他所引證的資料是可靠的。”又說：“我認為這一事實並不能說明蒙氏家族確屬於彝族，我們要從民族融合來看問題。哀牢山是彝族小聚居區，當有其他族的人口遷到哀牢山彝族區域而融合於彝族，哀牢山彝族可以有蒙氏子孫，也可以有從其他各地各族遷來的人戶。並不能以某一家族的子孫融合於彝族就說他們的祖先確屬於彝族。祖先原是甲族而子孫成為乙族，這種例子太多。南詔蒙氏自言哀牢之後，但哀牢不是彝族，不能說‘蒙氏確屬於彝族’了。”
靈台
劉堯漢說：“彝族的靈台，相當於漢族的祖先牌位，但不單純是一座祖先牌位。”“在彝族的社生活中，隻要同宗，其靈台的質料，也必定相同。”
又說：“哀牢山上段各縣屬地區的彝老們……不約而同地說：‘蒙化王細奴邏是彝家，他家供的小木人（原注：即靈台）是白花木製的。’”
劉堯漢又列舉《哀牢夷雄列傳·李文學傳》中一段記述，大意說，李文學與田四浪會盟於者幹街，在“土主神前，則插白花樹一枝。傳土主前身為蒙舍細諾羅宗族之神主（源注：靈台）木乃白花樹。”
以上所用推理方法，與前麵無異，都是以近人推古人，而忽略其間千多年的曆史變遷。
巫畫
劉堯漢說：“哀牢山上段任何一個彝族巫師，都有其一幅巫畫，繪有各種神象。各巫師畫上的諸神雖不完全相同，但有一個共同點，就是都有土主神為其眾神之主。”
此後，劉堯漢采用胡蔚校訂的《南詔野史》盛邏皮條下所說：“開元元年，唐授特進，封台登郡王……開元二年，立土主廟。”而後得出結論：“哀牢山彝族巫師自己供奉諸神畫象和巫師為一般彝民所畫祖先畫象，都以土主為主神。這是南詔蒙氏族係屬於彝族的另一個佐證。”
這也是用相同的推論方法，把近代彝族巫師所畫的土主廟與南詔土主廟淪為一談，而不顧其間千百年的曆史滄桑。
應該指出，劉堯漢研究曆史的方法存在一個明顯的特點，那就是把古代的記載和今天的實物或傳言直接聯係起來，用今證古。比如把一百七十萬年前的元謀人與今天的雲南人聯係起來，硬以為元謀人是今天雲南某個民族的祖先，而其間一百七十萬年的曆史變化，則“忽略不計”。這種方法，不足以言科學，不足以令人信服。
方國瑜深研彝族史，在其所著《彝族史稿》中，彝族的來龍去脈，已然清楚。他的方法與劉堯漢大相徑庭，那就是注重史籍的記載與考證。他在雲南史籍上所下功夫最深，非一般學者可與比肩。就說本題，亦即南詔王族是不是彝族這一問題，他采用的是唐代人並且親到南詔的樊綽所著《雲南誌》（又稱《蠻書》）的資料，並對“烏蠻”、“白蠻”的語義加以辨析，他列專節“‘烏蠻’、‘白蠻’的記載，在不同的地區有不同的涵義，不能混為一談”。而後說：“有些人認為所有‘烏蠻’是彝族，南詔為‘烏蠻別種’就是說南詔是彝族。最近看到光明日報《民族生活》第二十八期的少數民族簡介說：‘早在八世紀中葉，雲南的彝族同其他民族聯合建立了以彝族為主的南詔國。’這就說明洱海區的居民是彝族。無論從記錄上或在曆史發展上都得不出這樣的結論來，大概是以南詔為‘烏蠻別種’的一個‘烏’字作出這樣的判斷，一個字事小，社會曆史的事大，為何死啃一個字不放而判斷了整個曆史呢？何況這一個字的涵義都還沒有弄清楚呢。從曆史發展來說，所謂西爨白蠻、東爨烏蠻，都是彝族，但洱海區的烏蠻白蠻記載都不是彝族，至於洱海區有彝族，那是後來才遷去的，不能與樊誌所載混為一談。”
本文之末，要提醒當前還要研討南詔王族族屬的人，須知《舊唐書·南詔傳》就這樣記載：“南詔自言本哀牢之後，代居蒙舍川為渠帥。”而且可以與此映證的記載甚多，而哀牢人非今之彝族先民，也為民族識別之常識。如果有人想用什麽“新證”來證明南詔王族為彝族，則你必須首先推翻《舊唐書》這一記載，以及諸書相同的說法，然而這是輕易可以做到的嗎？
2005年5月18日星期三於鹿城東山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