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贄辭官的心路曆程

                                                                            李贄辭官的心路曆程

                                                                                             邊城秀才


        自古及今，在姚安這塊土地上，留下了無數名人的足跡。遠的不說，僅明朝嘉靖、萬曆時代，就有駱問禮、李贄、顧養謙三人，先後顯名於朝野，及至今日，則以李贄名聲最大。然而李贄卻是在姚安知府任上辭去官職，成為繼陶淵明之後中國若幹退隱山林者中，最為奇特的一個老頭。
李贄任姚安知府，自然是姚安人的驕傲，但是李贄在姚安辭官，不知還值不值得姚安人驕傲？就我所見姚安人、楚雄人有關李贄的文章，還不曾把李贄的辭官，作為姚安的驕傲。不少文章把李贄辭官的原因，歸咎於姚安守備道駱問禮和雲南巡撫王凝，那意思好像是替李贄辯護，而潛在的思想，是認為李贄辭官並非自願，也不怎麽值得讚賞。然而，李贄辭官的心路曆程，是比較遙遠而曲折的，並不如一些人所想象的那樣簡單，那樣突然，那樣沒有價值。
        萬曆五年（1577年），李贄五十一歲，由南京禮部郎中調任姚安知府之職，此後不久，他寫過一篇自傳《卓吾論略》，這是研究李贄辭官最重要最直接的一篇資料。
據《卓吾論略》說，李贄之所以要做官，是為了養家。他說：“且吾父老，弟妹婚嫁各及時，遂就祿，迎養其父，婚嫁弟妹各畢。”
        李贄於嘉靖三十二年（1552年）中舉，時年二十六歲。按通例，中舉以後應該參加進士考試，但李贄因家境貧困，遂決意早日仕宦，以得俸祿而資家用。 這一點，和陶淵明出仕的原因相同。
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李贄三十歲，出任河南輝縣教諭。
輝縣，在隋朝稱共城縣，元朝置輝州，至明代改為輝縣，但明代的人還常以“共城”稱之。
共城此地，曾是宋代大理學家邵雍居住過的地方。邵雍幼時，隨其父遷共城，隱居於共城蘇門山百源泉之上，及至他成名成家，後人把他稱為“百源先生”。
李贄到了共城，時常傲遊百源泉，他說：“吾泉而生，又泉而官，泉於吾有夙緣哉！故自謂百泉人，又號百泉居士。”
李贄家鄉為福建泉州，所以他說“吾泉而生”，而初為官之地，卻也正好有百源泉，所以李贄以為他與“泉”有夙緣。這些話，這些號，既暗示他與“百源先生”有緣，亦即暗示他有誌成為一代宗師，並透露出李贄為官之初，對當官還是有些興趣，起碼是並不失望反感。
李贄在共城近五年，於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得缺，任南京國子監博士。同年，父白齋公病故於泉州，李贄守製東歸。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守製期滿，攜家人到北京。對此期間一段生活，他這樣自述：
“居京邸十閱月，不得缺，囊垂盡，乃假館受徒。館複十餘月，乃得缺，稱國子先生，如舊官。未幾，竹軒大父訃又至。是日也，居士次男亦以病卒於京邸。餘聞之，歎曰：‘嗟嗟！人生豈不苦，誰謂仕宦樂？仕宦若居士，不乃更苦耶！’”
明朝官吏，奉祿最薄，而國子先生，更是極其清苦，這對於李贄出仕養家的初衷，無疑是一個沉重的打擊。然而更為不幸的是，不久，他的祖父亡故，接著二兒子又病死。至此時，李贄開始對於仕宦之苦，有了切身的體會。“仕宦若居士，不乃更苦耶”的感慨，應該是李贄辭官意念的初萌。
李贄隻身奔喪，而把妻子和兩個女兒安置在輝縣。
李贄此次奔喪，所要安葬的，不僅是新去世的祖父，而且還有祖先三代的靈樞五口。這對於一個貧困的小官來說，其繁難困窘，可以想象。所以李贄說“吾時過家畢葬，幸了三世業緣，無宦意矣。”這是李贄自述身世中，首次明確講到他對仕宦的離心。
當他守製期滿，於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回到輝縣時，才知因天災人禍，兩個女兒已相繼餓死，因而傷痛不已，當晚與妻子“秉燭相對，真如夢寐”。
同年，李贄攜眷赴京，任禮部司務。
隆慶四年（1570年），李贄離北京，調任南京刑部主事，曆升員外郎、郎中，前後凡八年。
萬曆五年（1577年），李贄五十一歲，調任雲南姚安府知府。
在由南京至雲南途中，道經湖北黃安，李贄拜見故人耿定理（號楚倥），當即就要辭官留住。
為什麽李贄見了耿定理，就要辭官留住呢？這原因，李贄在《耿楚倥先生傳》中交待得十分明白：
“歲壬申（隆慶六年），楚倥遊白下，餘時懵然無知，而好談說。先生默默無言，但問餘曰：‘學貴自信，故曰“吾斯之未能信。”又怕自是，故又曰：“自以為是，不可與入堯、舜之道”。試看自信與自是有何分別？’餘時驟應之曰：‘自以為是，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不自以為是，亦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楚倥大笑而別，蓋深喜餘之終可入道也。餘自是而後，思念楚倥不置，又以未得見天台為恨。丁醜入滇，道經團風，遂舍舟登岸，直抵黃安見楚倥，並睹天台，便有棄官留住之意。”
從這段自述中，可以清楚看出，李贄之所以要辭官留住黃安，是為了與耿定理一同求“道”。同時也可看出，在李贄心目中，求道是比仕宦更為重要，更為有意義的事。
雖然李贄“有棄官留住之意”，但耿定理看他經濟情況“蕭然”，就勸他到雲南就職。於是李贄把女兒和女婿莊純夫留在黃安，隻帶妻子黃氏到職。他又告訴耿定理：
“待吾三年滿，收拾得四品祿俸，歸來為居食計，即與先生同登斯岸矣。”
由此看，李贄辭官，至此決心已定，而他之所以要赴姚安知府之任，不過是仍然為了養家糊口。這正如他在《答何克齋尚書》中說：“五十而至滇，非謀道矣，直糊口萬裏之外耳。”
李贄在姚安知府任上三年，有許多惠政，比如就光緒《姚州誌》所載，主要有：建城隍祠、建三台書院、建連廠橋、建光明閣。這些政績，已被現今地方學人連篇累牘，介紹得極其充分，因而不必我來錦上添花了。我要特別指出的是，李贄在姚安知府任上，雖然通常謂其履職三年，但查其履職時間表，則僅有兩年多一點，其餘時間，他都沒有履職。比如，高奣映《雞足山誌》卷四、卷六兩處記載李贄到雞足山“數月”的情況。那是萬曆六年，也就是李贄任姚安知府之次年，北勝州（今永勝縣）有“蠻賊”起事，雲南巡撫調大理、姚安、鶴慶三府之兵會剿，各知府會同巡撫赴永昌會議。李贄自永昌返，即到大理府賓川州雞足山，逗留數月。
《雞足山誌》卷四記載：“……故先生得久遊於雞足。寓大覺寺，與水月禪人論法門，遂作《念佛問答》。又與同官論《二十分識》、《六度解》、《四海說》等。”由此看，李贄在雞足山的所作所為，與姚安知府之職毫無關係，這無論用古今標準衡量，都是失職的行為。
又比如，李贄自萬曆八年三月起，因辭職未成，於是“閉門不視事”，這離他正式得以辭官的七月初⑴，還有四個月時間。在這段時間內，他也沒有履職。
扣除遊雞足山之“數月”，加上這四個月，則可見李贄在姚安知府任上，履職僅兩年多一點。為什麽會產生這樣的事呢？這大概就如李贄所說，他於“糊口”之際，仍忘不了“求道”。
前麵說，李贄辭官的心路曆程曲折，為了證明這一點，我們引顧養謙的一段記錄作證。
顧養謙字衝庵，通州人，嘉靖進士，累官至薊遼總督、中朝大司馬。著有《滇雲紀勝》及《衝庵顧先生撫遼奏議》二十卷，其事績散見《明史》各傳。
李贄與顧養謙之交甚厚，他給養謙的詩文，收入《焚書》者有《複顧衝翁書二首》、《書常順手卷呈顧衝庵》，收入《續焚書》者有《讀衝庵辭疏》、詩《顧衝庵登樓話別》。此外，李贄給焦弱侯等人的書信中，大量提到養謙，可見其交既厚且久。
李贄任姚安知府期間，顧養謙任洱海分巡道僉事，駐楚雄。據顧養謙《贈姚安守溫陵李先生致仕去滇序》（以下簡稱《去滇序》）中說：“謙之備員洱海也，先生守姚已年餘，每見先生談，輒夜分不忍別去。”於此可知顧養謙在楚雄任職，約為萬曆六年或七年初。
顧養謙在《去滇序》中，對李贄辭官的心路曆程，有這樣的記載：
“先生……至姚安，無何即欲去，不得遂，乃強留。”
同篇又說：
“謙之備員洱海也，先生守姚安已年餘，每與先生談，輒夜分不忍別去，而自是先生不複言去矣。”
前麵一句“無何即欲去，不得遂，乃強留。”這容易理解，因為李贄先前就決心棄官求道，由於得不到批準，所以隻好“強留”。但下一句“先生不複言去矣”，則難以深入理解。是因為李贄與顧養謙的談話，使李贄一時放棄辭官的念頭？還是因李贄有顧養謙這樣一位難得的舊友在滇中，因而暫時不忍離去？說不清楚。但李贄因此而在一段時間內安心在姚安履職，卻被顧養謙真實地記錄下來了，這段記載就說明李贄對於當下辭官的意願，曾有過動搖。
然而，顧養謙不久就調任赴京，李贄為此寫下《顧衝庵登樓話別》，詩兩首，其中第二首末兩句這樣說：
“混世不妨狂作態，絕弦肯與俗為名？
古來材大皆難用，且看《楞伽》四卷經。”
這兩句詩，明明是李贄之自我寫照，其辭官求道的意願，再次躍然紙上。
李贄不僅平時讀佛經，上雞足山講佛法，而在其工作中，也常常是“援佛入政”。此有光緒《姚州誌》記載為證：
“贄……簿書之暇，時與釋子參論。又每至伽藍判了公事。”
而李贄弟子袁中道《李溫陵傳》中所說，更為傳神：
“每至伽藍判了公事；坐堂皇上，或置名僧其間；薄書有隙，即與參論虛玄。人皆怪之，公亦不顧。”
何以“人皆怪之”？起碼說明，在有明一代，官員處理政事，沒有李贄這種方式。而對照李贄的辭官思想看，則此為其不甘心於“糊口”，而必於其工作之中或工作之餘，一心求道的表現。
此外，李贄辭官求道的思想，在他任姚安知府時所作詩文中，亦皆往往流露，我們依次剖判如下：
姚安府所轄大姚縣，有知縣鄭某，其致仕之際，李贄為其寫下《送鄭大姚序》一文，洋洋灑灑千餘言，把鄭知縣致仕一事，寫得意味深長，其謂：
“吾與君相聚二載餘矣，亦知君之為人矣，今其歸也，其有不得者乎？夫淵明辭彭澤而賦《歸去》，采菊東籬，有深意矣。刺史王弘，一旦二十千擲付酒家，可遂謂世無若人焉一知陶令之賢乎？阮嗣宗曠達不仕，聞步兵廚有酒，求為校尉。君既恥為令矣，縱有步兵之達，莫可告語，況望有知而大用君者，亦惟有歸去而已。”
把鄭知縣的風節，與古代的辭官者相比附，難道這僅僅是為了安慰一位致仕回山的下級？還是骨子裏潛有的那一種自我欣賞的意識的流露？
接下來，李贄幾乎唱頌道：
“君第行，吾為君屈指而數之，計過家之期，正菊花之候，飲而無資，當必有白衣送酒如賢刺史王公者，能令君一醉爾也。”
從這詩一樣的語言裏，我們不難體會李贄對於退隱歸山，抱著怎樣一種激賞之情。
《姚州誌》載，姚安土官高金宸，於“萬曆中，以征緬功進秩，賜四品服。”又“署府事”。李贄為他寫下了《賀世襲高金宸膺獎序》一文。在此文中，一方麵，李贄極寫土官之優遊，另方麵則把流官的苦況，寫得十分淒慘：
“且今之來此而為郡守州牧縣令者，豈易也哉？彼其讀書曾破萬卷，胸中兵甲亦且數十萬，積累勤矣。苟萬分一中選，亦必遲徊郎署十餘年，跋涉山川萬餘裏，視子之爵不甚加而親戚墳墓則遠矣，然猶日惶惶焉以不得稱厥職是懼。一有愆尤，即論斥隨之，與編戶等矣。其來遠，其去速，其得之甚難，而失之甚易也如此。”
寫此大段，一方麵是為著與土官之優遊作對比，另方麵卻也不能不是李贄自身仕途經曆的總結。為什麽說這是李贄自身仕途經曆的總結？因為在常人眼中，當官作宰是人生大富大貴之事，即使在一些英雄眼中，當官作宰也是一種建功立業、流芳百代的美事，用今人的話說，是一種“自我實現”，能體現“自我價值”，而隻有陶淵明、李贄一流人物，才會對當官有如此一番揪心的苦痛。所以我認為，這篇文章，是李贄借題發揮，用以抒發他久久以來對官場的感受，而辭官之意，也在不言之中了。
在李贄任上，據說是姚安人陶氏新建青蓮寺一座，落成之日，李贄及楚雄知府張廷臣等遊其中，李贄作《青蓮寺二首》，結尾兩句說：
“浪跡欲從支遁隱，懷鄉徒倚仲宣樓。”
支遁即支道林，東晉佛學者，名遁，為般若學六大家之一。仲宣乃建安七子之一王粲之字，其名篇《登樓賦》，為王粲在荊州依劉表時登當陽縣城樓所作，抒寫作者因久留客地，才能不得施展而產生的思鄉之情。李贄之詩，卒章顯誌，明白表示欲追隨此二人，則其辭官退隱的思想已呼之欲出。
李贄這退隱的思想，甚至連張廷臣也清楚了解。張廷臣《次前韻二首》，其中有兩句這樣說：
“暫借袈裟為伴侶，賦詩應許近陰何。”
“虎溪三笑度清流，千載陶潛逸興幽。”
這不明明把李贄視為居士，視為陶淵明一類辭官退隱的人物了麽？
此外，在李贄離開雲南之後的一些詩文中，也回顧當年在姚州的情形，比如其所作《因方子及戲陸仲鶴》二首，其第二首說：
帶發辭家一老僧，三年長伴佛前燈。
歸鴻日夜聲相續，不到滇南不敢憎。
這不是明明把自己在姚安為知府，視為一介佛徒了麽？
李贄在《複鄧石陽》信中這樣說：
“獨餘連生四男三女，惟留一女在耳。而年逼耳順，體質羸弱，以為弟侄已滿目，可以無歉矣，遂自安慰焉。蓋所謂欲之而不能，非能之而自不欲也。惟此一件人生大事未能明了，心下時時煩懣，故遂棄官入楚，事善知識以求少得。蓋皆陷溺之久，老而始覺，絕未曾自棄於人倫之外者。”
這些話把他辭官的心路曆程說得十分明白，那就是：我早年就要辭官了，隻不過因家庭拖累。辭官的目的，就是為了“事善知識”而洞達“人生大事”。
到這裏，我們就不難理解李贄所要追求的“道”，其中包含一些什麽主要內容了。
萬曆八年三月，李贄終於把辭官的心願付諸行動。
據李贄《與焦弱侯》信中說：“弟自三月即閉門專為告歸一事，全不理事矣，至七月初乃始離任。”
這一辭官的過程，較詳細見於顧養謙《去滇序》，大意說：
當李贄先生任姚安知府將屆三年之時期，如果屆滿，因其政績很可能得加官晉爵。而當他聽說禦使劉維巡按至楚雄，就放下政事，封了府庫，帶著老妻黃氏，離開姚安而赴楚雄，向劉禦使表示辭官的意願，希望得到準許，而後馬上離開雲南。但是劉禦使卻認為，李贄是一位賢知府，要同意賢知府辭官，他不忍心這樣做。為國家考慮，讓賢者辭官，這不能成為風氣。這辭官之事麽，他不敢向上級反映。而後他又勸李贄說，即使硬要辭官，那麽再等兩個月，把你的政績上報以後，帶著光榮退休，那不是很完滿了麽。
無論怎樣說，劉維這一番話，說得得體，既考慮了國家利益，又大近人情，然而李贄卻非要提前退休不可，他說：
“非其任而居之，是曠官也，贄不敢也；需滿以悻恩，是貪榮也，贄不為也；名聲聞於朝矣而去之，是釣名也，贄不能也。去即去耳，何能顧其他？”
說到“曠官”，則李贄前此遊雞足山數月，早已是曠官，是無所顧忌，而眼下，他又“閉門不視事”，如果不得提前退休，這將又是一次曠官，李贄卻表示“不敢”了。由此，可見李贄之為了辭官求道，是可以連先後矛盾，也不顧及了。
鑒於李贄的堅辭，劉維向總督、巡撫作了報告，但兩台不準許，於是，李贄回姚安，而後竟然真的曠官了，又赴雞足山。至此，兩台知其決心已定，留不住了，隻得上報朝廷，朝廷批準，李贄終於萬曆八年七月初得致其仕，完成他人生途程的一個大願望。
致仕的過程，光緒《姚州誌》這樣記載：
“致仕歸，囊中僅圖書數卷。士民遮道相送，車馬不能前進。巡按劉維及當時藩臬作《高尚冊》以遂其誌，僉事顧養謙為之序。”
李贄辭官以後，遊滇中一段時間，於萬曆九年抵達黃安，與耿定理及女兒、女婿相會。
李贄在姚安辭官，距今已有四百二十多年了。時間雖已遙遠，卻讓人覺得近在眼前，何以然者？隻因就我所知，中國的辭官者，李贄之前有陶潛，李贄之後有袁宏道。陶潛為眾人所熟知，而袁宏道之辭官，也有一個過程。他在做官之前曾說：“少時望官如望仙，朝冰暮熱，想不知有無限光景”（《與李本健書》）。萬曆二十二年（１５９４）任吳縣知縣後卻又說“官實能害我性命”（《與黃綺石書》）並於一年後辭去官職。
無論陶潛還是袁宏道，他們所居之官，都沒有李贄的大，而且他們辭官的過程，也沒有李贄的那樣漫長而曲折，那樣含有許多的議論、感慨和行為，這不但使李贄本人成為中國曆史上辭官者中最負盛名的人，而且其事還成為中國文化中一朵奇葩，而此奇葩，隻不過鮮有人能夠欣賞罷了。
最後，把李贄《複焦弱侯》信中一段關於辭官的精彩議論摘錄於下，以供對照前此李贄的言行，並希望能對讀者有所啟示：
“弟嚐謂世間有三等作怪人，致使世間不得太平，皆由於兩頭照管。第一等，怕居官束縛，而心中又舍不得官。此其人頗高，而其心最苦，直至舍了官方得自在，弟等是也。又有一等，本為富貴，而外嬌詞以為不願，實欲托此以為榮身之梯，又兼采道德仁義之事以自蓋。此其人身心俱勞，無足言者。獨有一等，怕作官便舍官，喜講學便講學，不喜講學便不肯講學。此一等人，心身俱泰，手足輕安，既無兩頭照顧之患，又無掩蓋表揚之醜，故可稱也。”
由此看，李贄對於別人和自己的辭官與不辭官，曾有過仔細的觀察與深長的思考。他曾為第一等人，“既苦其外，又苦其內。”最後選擇為第三等人，“心身俱泰，手足輕安”，終能潛心於“道”之追求與闡揚，遂成一代思想大家。
注釋：
⑴李贄《與焦弱侯》信中說：“弟自三月即閉門專為告歸一事，全不理事矣，至七月初乃始離任。”

二○○四年九月十八日於鹿城東山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