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贄履滇屐痕及辭官原因初探

邊城秀才

    摘要：李贄於萬曆五年至八年任雲南姚安府知府，其間政績、思想，以及辭官過程及辭官原因，有必要加以探討。本文從十一個方麵加以論述，大體闡明李贄履滇三年的情況。
關鍵詞：李贄；雲南姚安；政績；求道；辭官。

    李贄於萬曆五年入滇，八年出滇，其間事跡及思想，學者多有涉及而不完整。然而履滇為李贄人生途程之一重要環節，且在此期間實現其辭官退隱願望，實為其人生經曆之一大轉折，故不可不詳加探討。筆者為雲南楚雄人，早年讀李贄著作，近年又搜求地方舊籍，得若幹有關李贄履滇資料，集於一帙，或可窺其履滇屐痕之大略，並進一步知其辭官之複雜原因。
一、李贄入滇月份及會見羅汝芳
李贄於萬曆五年（1577年）入滇，任姚安知府之職。然問其入滇月份，則因史無確載，眾研究者似亦未作探討，故至今闕如。
顧養謙《贈姚安守溫陵李先生致仕去滇序》（以下簡稱《去滇序》）說：“萬曆八年庚辰之春，謙以入賀當行。是時，先生曆官且三年滿矣。”以此回推三年，則可知李贄入滇當在萬曆五年八月。
李贄《與焦弱侯》信中說：“弟自三月即閉門專為告歸一事，全不理事矣，至七月初乃始離任。”這條材料則準確記載了離任月份：“七月初”。
從以上兩條材料，可知李贄入滇當在萬曆五年七月初至八月。
李贄入滇之初，曾與羅汝芳相見一次。
羅汝芳別號近溪，為明代著名學者，泰州學派代表之一，鑒於其情況為眾多學人所知，此不繁引介紹。這裏僅就其宦滇期間情況，略作簡述。
羅汝芳於萬曆二年冬入滇，任雲南道巡田副使，分守永昌，於萬曆五年拜左參政，離滇入北京。
其宦滇期間，整治昆明堤，疏浚滇池，興修水利；曾駐節騰衝，指揮邊界軍事；而講學與刻書，影響尤著。
郭鬥《刻近溪羅先生明道錄》說：
“萬曆甲戌冬，公始以副憲來滇，再得會公於滇中。公學益精，力益勤，而從遊者日益眾，欲倡道西南。會同野李公繼至，與公同誌，又合並晹穀方公、西岩顧公、禹江張公、漸江張公、一水陳公諸君子，講學五華書院，日孜孜不倦。諸生不惟得領諸君子文學之教，其所熏陶培養者多矣。幸不大哉！”
又說：
“公一旦出家居富美堂及今五華書院所集公與諸公講義共二卷視諸生，諸君子見而喜之，恐其久而或褪也，屬同年晹穀公敘之。晹穀公謂其言有裨風教，當梓傳焉。合而刻之，一題以《五華會語》，一題以《雙玉會語》。”
《五華會語》和《雙玉會語》，即汝芳於萬曆四年孟夏在昆明所刻兩部書，為其後《明道錄》之主要內容。
高奣映《雞足山誌》卷六人物載：
“羅號近溪，江西吉安人，嘉靖癸醜進士，官雲南督學道，兼督糧參政。萬曆丙子（萬曆四年）約中溪（按即王畿）同遊雞足，詩賦聯額，輝映庵寺。迨宦成旋裏，遣先生仲子送藏經於寂光寺。其惓惓雞足之心如此。”
至此，我們看李贄記憶他與羅汝芳在滇會麵之事。
李贄《羅近溪先生告文》中說：
“我於南都得見王（按即王畿）先生者再、羅先生者一。及入滇，複於龍裏得再見羅先生焉。然此丁醜（萬曆五年）以前事也。自後無歲不讀二先生之書，無口不談二先生之腹。”
李贄於萬曆五年七、八月入滇，羅汝芳離滇時間不見記載，但以三年任期計算，應於萬曆五年冬任滿離滇，則兩人於萬曆五年七月初到當年冬之間，應有一段可以見麵的時間。
然而李贄說見麵地點在龍裏，而龍裏在貴陽之東，今黔南州東北部，距雲南尚遠，不知李贄所記是否有誤。若無誤，則很可能是羅汝芳未滿三年之任而升遷離滇，而李贄入滇，兩人相遇於途中。
今有學者以為羅汝芳與李贄在雞足山相見⑴，則《雞足山誌》記羅汝芳遊雞足在萬曆四年，而李贄遊雞足在萬曆六年，兩人實未相遇於雞足。
雖然李贄與羅汝芳在龍裏見麵的情況不得而知，但李贄說：“自後無歲不讀二先生之書，無口不談二先生之腹。”則可知這一次會麵，對李贄今後的精神生活，起著巨大影響。而羅汝芳的學術，公認為王學中最接近禪宗的一派。由此亦可知李贄在滇期間，所讀之書與所談之話為何種內容。
二、李贄牧姚期間所要應付的重要人物駱問禮及王凝
駱問禮其人，《明史》有傳，字子本，號纘亭，浙江諸暨人，生於世宗嘉靖六年（1527年），與李贄同庚。三十九歲中進士，官南京刑科給事中。在隆慶朝，問禮以亟言直諫知名朝野，連張居正的意見，也敢反駁，遂頗得帝心。後因隆慶帝令眾官麵奏諸政務於便殿，問禮上十事奏疏，帝不悅，宦侍又從中構陷，就被貶謫到雲南楚雄府，僅任以楚雄縣知事之職。次年，吏部在雜職官中選拔升遷者，駱問禮及禦史楊鬆受到選舉，但隆慶帝說：“此兩人安得遽遷！俟三年後議之。”於是被擔擱下來。
隆慶六年，帝薨，年方八歲的朱翊鈞繼位，以明年為萬曆元年，以大學士張居正為首輔，朝廷大權，俱掌其手中。此後，駱問禮遷分守洱海道參議之職，駐姚州。
駱問禮在楚雄及姚州的情況，正史無載，而宣統《楚雄縣誌》及光緒《姚州誌》載其任職名錄。康熙《楚雄府誌》載其詩一首《會基關》，曰：
幾度基山頂，憑臨四望賒。羊腸殘卒哨，雞黍野人家。
徑側荒村遠，風高落日斜。奔忙因何事？羞睹道旁花。
由此詩看，問禮當年不得誌而欲有所作為的心情，已然表露無遺。
光緒《姚州誌》職官表中，有“分守道”一欄，注“萬曆元年置”，駱問禮名列該欄首位，故可推知問禮任分守洱海道參議之職，似在萬曆元年。由此看，到萬曆五年李贄入姚安時，駱問禮在分守道參議位置上，已然四年有餘。
李贄與駱問禮的關係，有兩條資料可得說明。
其一是《豫約·感慨平生》。他在此信中說：
“……最後為郡守，即與巡撫王觸，與守道駱觸。王本下流，不必道矣。駱最相知，其人最號有能有守，有文學，有實行，而終不免與之觸。何耶？渠過於刻厲，故遂不免成觸也。渠初以我為清苦敬我，終及以我為無用而作意害我，則知有己不知有人，今古之號為大賢君子，往往然也。記餘嚐苦勸駱曰：‘邊方雜夷，法難盡執，日過一日，與軍與夷共享太平足矣。仕於此者，無家則難住；攜家則萬裏嶇崎而入，豈容備責？但無人告發，即裝聾作啞，何須細問。蓋清謹勇往，隻可責己，不可責人，若盡責人，則我之清能亦不足為美矣，況天下事亦隻宜如此耶！’嗟嗟！孰知餘竟以此相觸也哉。雖相觸，然使餘得以薦人，必以駱為薦首也。”
這裏所謂“巡撫王”，即雲南巡撫王凝，駱即駱問禮。
這條資料，相當多的引用者割裂為數段引用，以致於讀者看不到李贄與駱問禮的矛盾，來自於兩人對治理“雜夷”，與對待不盡職的地方官的態度之分歧，粗看是一個工作方法的問題，細看則是一個政治思想的問題。
王凝與駱問禮二人如何“作意害我”，無具體資料。通常學人，以此四字為據，問罪於王、駱二人，而為李贄鳴不平，且有人以此為李贄辭官之主要或唯一理由，其實並非如此簡單。
王凝其人，《明史》無傳， 而康熙《雲南通誌·王凝傳》曰：
“凝，字道甫，湖廣宜城人。萬曆時任巡撫，當內地幹戈方息，緬警複聞，邊將又多喜事，凝一切以鎮靜待之。後以數年經畫，檄匯為一冊，曰《西寺貽稿》。在任時和年豐，召書院諸生於署樓課藝，親為評薦，士民至今懷之。”
這條資料，似因地方誌為尊者諱，所以看不出王凝“下流”而“不必道”。但馮甦《滇考》記載中緬邊界一段長期戰事，其中萬曆四、五年期間，巡撫王凝 “少通變之才”，措置失當，以至“一時士民鹹以此為大失機會”。倪蛻《滇雲曆年傳》引用《滇考》這段記載之後，評說：“亦有以知雲南末季之時，謀國無人。”則主要是針對王凝而言。
據以推測，李贄入滇，正值王凝處理邊界事務失利，大受官民指責之時，因其材能不足為封疆大吏，且與李贄有意見分歧，故而被李贄目為“下流”，而“不必道”。
盡管如此，人們仍然不知王、駱二人如何“作意害我”。
然而值得注意者，乃李贄《答駱副使》一書，其曰：
“某粗疏無用人也，又且傲慢好自用。夫自用則不能容物，無用又不能理物，其得爾三載於滇中者，皆我公委曲成全之澤也。物猶知感，而況人乎！優遊以來，終年兀坐，戶外事無知者，是以無由致私祝於下執事也。乃過辱不忘，自天及之，何太幸！何太幸！寂寞枯槁，居然有春色矣。……重念海內人豪如公者有幾，不知何時按臨此土，俾小子複遂摳趨之願，乃以近年學古所獲者一一請正於大方也。”
這封書信，是駱問禮由分巡洱海道參議遷湖廣副使，而李贄辭官之後，在新邑時所作。書信中對駱問禮的讚揚，以李贄性格推測，應該是發自內心，而無阿附之嫌。如果當年駱問禮真正“作意害我”，以至於因而辭官，則後來寫此一信，當作何解釋？此書信之開頭，是李贄對故人作一個“自我批評”——“傲慢好自用”、“不能容物”、“不能理物”。這是故意用常人的眼光來評價自己，內心既仍有高傲，卻亦不乏真誠的自責。由此揣度，當年李贄以為駱問禮“作意害我”之說，似乎責任多半並不在於駱而在於李自己。是他的自由個性不能忍受朝廷的紀律和上官的約束，其深層的原因是他與時代、社會的衝突，而與王凝、駱問禮的衝突則僅僅是一個表象，一個不太有力的借口，而他給“駱副使”的這封信，其中有一層意思就是表示主動放棄這個借口，借以愈合從前被他撕開給眾人看的創口。
三、李贄在姚安的政績
李贄治姚政績，光緒《姚州誌》所載有四：一是在北門內建城隍祠，二是在城南廢德豐寺開設三台書院，三是在城東關外建光明閣，四是在城西三十裏建連場橋。
此外，李元陽《姚安太守卓吾先生善政序》說：
“日集生徒於堂下，授以經義，訓以辭章，諄諄亹亹，日仄忘倦。廟學頹圮，罄俸以營之，祀典廢缺，殫力以致之。凡關係山川、風土、形勢，有改作不易者，製度不可闕者，皆悉力為之，處置有法，而民不知勞。”
從以上記載看，李贄在姚安知府任上，頗有政績，故其名列入《姚州誌》之“名宦”。
關於建三台書院，此有進一步加以說明之必要。
通常以為，建書院乃地方官尋常之舉，並無特別意義。然而在特定的時空之內，則有出人意外者。蓋嘉靖十七年，朝廷曾下令禁毀書院，於是內地書院紛紛凋零。張居正秉政，又於萬曆七年令“各地方除先聖廟、先儒書院入誌者不廢，餘盡毀拆之。”⑵
李贄建三台書院的具體年代不清楚，但隻能在萬曆五年七月至萬曆八年三月之間，則無疑問。眾所周知，張居正秉政期間，政令極嚴，朝野畏憚，而李贄此舉，既以先朝政令若未聞，又置張居正嚴令於不顧，則膽量氣慨之過人，不必討論而可知也。
建城隍祠，亦有可說者：
古人以有水之城塹為“池”，無水則稱為“隍”，故建城隍祠廟以護衛城池。自唐代以來，祭祀城隍，相沿已久。明初以來，太祖亟以建城為務，敕令各府州縣大建城池，滇南各城，或改土城為磚城，或新建磚城，而府縣皆各有城隍祠廟。姚安古城始建於唐代，為禦史李知古所建。洪武二十一年，姚安升為府，並置所，於是指揮戴都建新城，然周圍僅二裏八十步，高二丈。至萬曆五年，已曆一百九十年，竟無人以興建城隍祠為倡，殊為怪事。李贄建城隍祠，目的在於借神力以衛護姚城，且以補前此曆任之不足，其用心良苦，有以也。
建光明閣之目的及過程，見李贄所作《光明宮記》，楚雄人據以闡述者甚多。此簡言之，則因姚安城累被火災，李贄下車之初，知州羅琪即建議建祠祀火神以消災，而李贄無暇，僅每年臨時築壇以禱。及至萬曆八年初，才建祠以祀，題為“光明閣”，而李贄則稱為“光明宮”。
在《光明宮記》裏，李贄告戒地方官，治理地方，不應忽略事神事鬼之事。他說：“幽明一理，神人無二。舍民事而專務諂祭，則雖神弗饗，苟盡其在我而又先事禱告，以求默助其不逮，則神之應之也如響，又何惑焉？故特述其創建之由，以告後人，使知所以理神而勤民焉。”
此文不見於李贄各集，而似僅存於光緒《姚州誌》，因而內地學者似難見到。但其內容，卻與《焚書》卷三之《鬼神論》相通。在《鬼神論》中，他說：“若誠能知鬼神之當敬，則其不能務民之事者鮮矣。”可見李贄之鬼神思想，是他學術之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而建光明宮，則是他鬼神思想的一個物化體現。
四、李贄的工作作風和政治思想
李贄在姚的工作作風，光緒《姚州誌》所載雖簡而明，曰：
“贄天性嚴潔，政令清簡。簿書之暇，時與釋子參論。又每至伽藍判了公事。”
康熙《廣通縣誌》卷三祠廟，記曰：“來青寺，相傳姚安太守昔講學其中。”廣通縣屬於楚雄府，鄰近姚安，李贄至此，講學於寺廟，則其喜愛在寺廟講學，此為一生動例子。
李贄這一特別的工作作風，甚至為袁中道所特別注意，而在其所撰《李溫陵傳》中說：
“每至伽藍判了公事；坐堂皇上，或置名僧其間；薄書有隙，即與參論虛玄。人皆怪之，公亦不顧。”
袁中道為李贄及門弟子，所言當不虛。其中情況，尤以其坐公堂而伴以名僧之狀，古今以來，駭人聽聞，故不免“人皆怪之”。此一語不僅道出李贄思想作風與眾不同，且說明他為官場所不容的一麵，而並非如退休時之一片頌聲。
李贄在姚的工作作風，根源於其由佛道思想為基礎而形成的政治思想。
顧養謙《去滇序》說：
“其為人汪洋停蓄，深博無涯涘，人莫得其端倪。而其見先生也，不言而意自消。自僚屬、士民、胥隸、夷酋，化先生者，而先生無有也。此所謂無事而事事，無為而無不為者耶？”
李元陽《姚安太守卓吾先生善政序》也說：“惟務以德化民，而民隨以自化。”
李贄無為而治的思想，集中體現在他給知州羅琪之《論政篇》中。此文收於《焚書》卷三，是李贄集中論述其政治思想的篇章，廣為學人所熟知，此不繁引。文中，李贄把政治分為兩種，即“君子之治”與“至人之治”。他認為：“君子之治，本諸身者也；至人之治，因乎人者也。本諸身者取必於己，因乎人者恒順於民，其治效固已異矣。”
如前所引，李贄曾苦勸駱問禮：“邊方雜夷，法難盡執，日過一日，與軍與夷共享太平足矣。”又說：“仕於此者，無家則難住；攜家則萬裏嶇崎而入，豈容備責？但無人告發，即裝聾作啞，何須細問。”這分明是他“至人之治”思想的具體表現，然而卻很難得到上官的認同，並由此而生矛盾。
李贄的政治思想，是李贄全部思想中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為學者所關注，撰文研究者多。本文限於題目所關，不可能展開討論，此僅強調：研究李贄政治思想，最好是結合他在姚安任上的政績和工作作風而開展論述。因為隻有在姚安知府任上，他才首次，也是最後一次以一地最高行政長官的身分實踐他的政治理論，居然成效不菲，則說明其理論確有深刻的道理，而不容忽視。
五、李贄入雞足山論學、著文
高奣映《雞足山誌》卷四載：“先生溫陵人，官姚安太守。萬曆六年戊寅，因巡按調榆（大理府）、鶴（鶴慶府）、姚三府會剿北勝（州治在今永勝）蠻賊機宜，按君延於永昌府（治在今保山），故先生得久遊於雞足。寓大覺寺，與水月禪人論法門，遂作《念佛問答》。又與同官論《二十分識》、《六度解》、《四海說》等，皆於二觀樓所成者。”
關於萬曆六年剿北勝“蠻賊”之事，《明史》及地方誌乘皆無載，估計規模不大，故無記。然而李贄卻因而登雞山，且“久遊”，而以上所說四文，皆收於《焚書》卷四“雜述”。四篇文章，除《念佛問答》外，篇幅都不算小。其中《四海》討論山水地理，《念佛問答》與《六度解》討論佛學，《二十分識》討論見識、才能及膽量之關係。
在《六度解》中，李贄說：“我所喜者學道之人，汝肯向道，吾又何說？”顯係為人講授佛學知識。由此可見李贄當年在佛學界已初具聲望，因而才可以在佛教名山勝地，以渡人金針的姿態出現。
《雞足山誌》卷六又載：“李字卓吾，福建晉江人。以孝廉曆仕，於萬曆五年官姚安太守。爰義更號氏，迨卒之年，計號四十有七。刻意成家，任癖一往，大約得精於禪，以文為綜該，遂有所自入。六年戊寅，緣按君剿賊北勝，調姚、榆、鶴三府會酌機宜，先生遂得留雞足山數月。”
這段文字中，我們僅注意“留雞足山數月”一句，由此可以看出，李贄心思入佛門之深，而於太守之任，卻不能不有失職之嫌。於此，要上官對其聽之任之而無意見，實在很困難。至此，回顧其給駱問禮書信所說：“其得爾三載於滇中者，皆我公委曲成全之澤也。物猶知感，而況人乎！”則這樣經月遊名山、不理政事的違規違紀行為，不見受處罰，則有可能曾為駱問禮所遮掩。
六、李贄之姚籍門徒
李贄在姚，建三台書院而講學，此為諸學人所共知，而其知名門徒，傳為陶珽。《楚雄州誌》卷六陶珽傳說：
“陶珽，姚安人，生於明萬曆元年，字葛閬，號不退。因慕南齊豪放不羈的著名文人孔稚圭的為人，故又號稚圭、天台居士。珽幼年即有誌於學。時值李贄任姚安知府，收徒授業，隨即‘遊於卓吾之門’。至萬曆十九年中舉，此後‘屢科不第’。後寓居祖籍浙江，尋師李贄於麻城，讀書於龍湖，被時人譽為‘龍湖高足弟子’。”
這段文字中講到陶珽生年，又講到其“遊於卓吾之門”。則萬曆元年出生之陶珽，至萬曆五年才五歲，至萬曆八年也才八歲，以此年齡，僅能入塾開蒙，哪能進書院聽講？謂其“遊於卓吾之門”，則大可疑也。
 查光緒《姚州誌》卷八載陶珽所撰《李卓吾先生祠記》，其文說：“先生去姚，距今四十年。其卒於長安，又距今十六年。”則知此文作於萬曆四十六年。文中未說他早年遊於李贄之門，而是說：“餘既晚從先生遊。”其“晚”為何年？不可知，然大體可推測為李贄辭官之後，居龍湖期間。
由此，可知陶珽確為李贄之徒，但不是在姚安任上所授之徒。《楚雄州誌》此傳之作者，未考查而移其壯年之事於幼年，讀此傳者，應當注意。
李贄姚籍門徒，有郭萬民者，雖不出名，但卻倍受李贄稱讚。其《與焦弱侯》書信中說：
    “弟自三月即閉門專為告歸一事，全不理事矣，至七月初乃始離任，因茲得盡覽滇中之勝，殊足慰也。又得姚安一生為郭萬民者相從，自三月起，頗有尋究下落處，竊自欣幸，以為始可不負萬裏遊，又更奇耳。此生雖非甚聰慧，然甚得狷者體質，有獨行之意。今於佛法分明有見，雖未知末後一著與向上關捩，然從此穩實，大段非莊純夫比矣。弟南北雲遊，苦未有接手英雄、奇特漢子，此子稍稱心雲。雖非無盡、大年諸老可比，然邊地得此，亦足奇矣！”
郭萬民，《姚州誌》無載，然李贄以大段筆墨，向焦弱侯介紹此人，且以為萬民性情之近佛法，勝於其女婿莊純夫，稱萬民為“接手英雄”、“奇特漢子”，則李贄真以萬民為其高足弟子，不爽也。並由此看出李贄之品人高下，多從近佛之深淺而論。
七、李贄在滇的兩位重要僚友鄭某與顧養謙
此所謂“僚友”，是從他們與李贄同朝為官之角度而言，其實應當謂為“朋友”。
鄭某，名、字無考，僅知李贄任姚期間，鄭某任大姚知縣，故李贄按習慣，稱之為“鄭大姚”。
李贄《送鄭大姚序》，洋洋八百言，首言曹參、嚴助，歸其治法於黃老之術，而曰：“吾聞至道無為，至治無言。”是再講其“至人之治”。
接下來讚揚鄭某：
“夫大姚，滇下邑也，僻小而陋，吾知君久矣其不受也。觀君魁然其容，充然其氣，洞然不設城府。其與上大夫言，如對群吏，處大庭如在燕私，偃倨似汲黯，酣暢似曹參。此豈儒者耳目所嚐睹記哉！君神色自若，飲後耳熱，或歌詩作大字以自娛，陶陶然若不以邑事為意，而邑中亦自無事，嗟夫！君豈亦學黃老而有得者耶！抑天資冥契，秘道合真，不自知其至於斯也！不然，將懼儒者竊笑而共指之矣，而寧能遽爾也耶！”
這既是讚揚鄭某，亦以自讚。查康熙《大姚縣誌》，知縣中無鄭某姓名，則一方麵因該《誌》編纂過於簡陋，另方麵則可見鄭某在大姚縣政績平平，無可記者。而李贄說：“陶陶然若不以邑事為意，而邑中亦自無事。”這從道家角度說，是最高的治績。由此可進一步理解李贄所謂“至人之治”的境界。
從《序》中，可知李贄與鄭某“相聚二載餘”，而此時鄭某將離任歸山，於是李贄說：“夫淵明辭彭澤而賦《歸去》，采菊東籬，有深意矣。”並認為，如鄭某這樣一位清廉之士，歸家無酒，“當必有白衣送酒如賢刺史王公者，能令君一醉爾也。”表達了李贄對采菊東籬生活的向往與讚賞。
鄭某雖不知名，但《送鄭大姚序》卻收入《焚書》，鄭某之“治”與“歸”，倍受李贄讚歎，則李贄在姚時之心思，可從此鏡中得以反映。
李贄在滇另一位重要僚友兼朋友，為顧養謙。
養謙字衝庵，通州人，嘉靖進士，累官至薊遼總督、中朝大司馬。其孫顧國寶亦中進士，故其家鄉有“祖孫進士”之譽。著有《滇雲紀勝》及《衝庵顧先生撫遼奏議》二十卷，其事績散見《明史》各傳。
李贄與養謙之交甚厚，他給養謙的詩文，收入《焚書》者有《複顧衝翁書二首》、《書常順手卷呈顧衝庵》，收入《續焚書》者有《讀衝庵辭疏》、詩《顧衝庵登樓話別》。此外，李贄給焦弱侯等人的書信中，大量提到養謙，可見其交既厚且久。
李贄任姚安知府期間，顧養謙任洱海分巡道僉事，駐楚雄。《去滇序》中說：“謙之備員洱海也，先生守姚已年餘，每見先生談，輒夜分不忍別去。”於此可知養謙至楚雄任職，為萬曆六年或七年初。
李贄對養謙，推崇備致，見於他給諸友書信，此不繁引。而對於李贄在滇履跡，養謙此文所記較詳，尤其所記李贄辭官過程及部分原因，為難得之資料，因後設專節談此問題，此不引述。
所當述者，為李贄《顧衝庵登樓話別》，其詩雲：
知公一別到京師，是我山中睡穩時。
今夕生離青眼盡，他年事業壯心知。
簾外星辰手可摘，樓頭鼓角怨何遲。
君恩未答黃金散，直取精光萬裏隨。

惜別聽雞到曉聲，高山流水是同盟。
酒酣豪氣吞滄海，宴坐微言入太清。
混世不妨狂作態，絕弦肯與俗為名？
古來材大皆難用，且看《楞伽》四卷經。
從詩中，可知顧養謙於李贄離任之先，即已升調京師。而從《去滇序》中所說：“命下之日，謙方出都門還趨滇。”則對照可知，養謙於朝廷批準李贄離任之萬曆八年七月，確在京師供職，而一旦知李贄被批準離任，即離京返滇，至姚安或楚雄，為李贄賀，並撰《去滇序》。
李贄此詩，為送行、祝賀之詞，原無深意，但末一句“古來材大皆難用，且看《楞伽》四卷經”，顯係自歎之詞。因為當此之際，是養謙升遷，李贄仍在原任。因此我認為，由此一句，透露了他辭官的另一思想原因——材大難用。我們研究李贄辭官的原因，不能輕易放過這首詩、這句話。
八、李贄在滇生活情況
這一方麵，直接資料不豐，僅能透過極少的直接記載和其它間接記載，加以分析、推測而得出一個大體的情形。
李贄與夫人黃氏，生有四男三女，但僅知其長男、次男早死，而第三、四男之死，則未知其時其因。又長女、次女早死於饑荒，此為眾學者所共知。
其由南京至滇赴任途中，留第三女與女婿莊純夫於麻城，而僅攜妻入姚。
顧養謙《去滇序》中說：“初，先生以南京刑部尚書郎來守姚安，難萬裏，不欲攜其家，其室人強從之。蓋先生居常遊，每適意輒留，不肯歸，故其室人患之，而強與偕行至姚安，無何即欲去，不得遂，乃強留。”
由此記述，可見李贄夫婦之間，在赴滇與駐姚的問題上，頗不乏分歧。此外又可想見這老夫老妻在姚期間，無兒孫承歡膝下，常人天倫之樂，他們夫婦不能享有。且李贄講學、遊山、交友、判公事、參佛法，常經月在外，於是黃氏之孤燈挑盡未成眠，可以想見。此黃氏至姚不久即欲離去，甚屬自然，而不該受到責難。於是李贄家庭生活之清冷，亦不難想見。
姚安一府，僅領一姚州一大姚縣，居民力農，而工商業極其落後。據萬曆《雲南通誌》載，姚安府年入商稅銀僅108兩，而同期雲南府為4579兩，大理府733兩，永昌府975兩，楚雄府820兩，則姚安商業之落後，官府收入主要來自夏稅秋糧，可知也。李贄牧斯土兩年餘，以其財用之乏，而竟先後建書院、城隍祠、連廠橋、光明閣，殊非易事，且又捐俸，因而其物質生活之貧乏，亦是理之自然。
李贄在《又書使通州詩後》自述其在滇生活：“方某之居哀牢也，盡棄交遊，獨身萬裏，戚戚無歡，誰是諒我者？其並時諸上官，又誰是不惡我者？非公則某為滇中人，終不複出矣。”
在詩《使往通州問顧衝庵》二首中，李贄說：“滇南萬裏憶磋磨，別後相思聽楚歌。”“磋磨”二字，亦是作者對履滇生活之一總括。
李贄《寄方子及提學》二首：
其一
何人獨我思？天上故人而。白眼誰能識，雄心老自知。
滇雲隨絕足，昆海定新詩。此方多俊逸，長養報明時。
其二
為郎憐白下，秉憲憶南中。一萬蒼山路，三千魯國風。
及門誰第一？時雨迤西東。聞有袈裟石，何由寄遠公？
此二首中，“滇雲”、“昆海”、“蒼山”、“迤西東”，皆雲南物名，而內容，前後寫方子及提學二人與作者滇中之遊，格調亦算明朗，反映李贄當年居滇時另一種心情。
九、李贄在滇所作詩文
李贄詩文可以確定在滇所作者，除上文所說者外，還有、《卓吾論略》、《高同知獎勸序》、《因記往事》、《答何克齋尚書》，載於《焚書》。《與友人論文》載於《續焚書》。《青蓮寺二首》載於光緒《姚州誌》。詩《缽盂庵聽經喜雨》一首，載於《雞足山誌》，而收入《續焚書》則改題為《缽盂庵聽誦華嚴並喜雨》，為二首。此外，據說還有《龍山說》及《重修瓦倉營土主廟碑記》⑶，因筆者未查到原文，故僅錄以備考。
此外尚有若幹需作考定者：
A；《蜻蛉謠》，此為讀楊慎《蜻蛉謠》有感而發者。其中說：“餘初仕時，親見南倭北虜之亂矣；最後入滇，又熟聞土官、傜、僮之變矣。”此由“最後入滇”四字，推斷為居滇時所作。
B：《因方子及戲陸仲鶴》二首
其一
不見中原十二年，雲泥兩路各依然。
鵬鶤自有青雲侶，肯向人間問謫仙。
其二
帶發辭家一老僧，三年長伴佛前燈。
歸鴻日夜聲相續，不到滇南不敢憎。
在李贄詩《哭陸仲鶴》中有句曰：“滇南昔日君憐我，白下今朝我哭君。”由此可知陸仲鶴曾到雲南，並與李贄相會，以此判斷《因方子及戲陸仲鶴》二首作於滇。
如果此詩確實作於滇南，則所反映之李贄生活情況及當年心情，是為探究其辭官原因之重要資料。
十、李贄辭官之過程
李贄辭官之過程，《去滇序》所記最詳，曰：
“是時，先生曆官且三年滿矣，少需之，得上其績，且加恩或上遷。而侍禦劉公方按楚雄，先生一日謝簿書，封府庫，攜其家，去姚安而來楚雄，乞侍禦公一言以去。侍禦公曰：‘姚安守，賢者也。賢者而去之，吾不忍——非所以為國家，不可以為風，吾不敢以為言。即欲去，不兩月所為上其績而以榮名終也，不其無恨於李君乎？’先生曰：‘非其任而居之，是曠官也，贄不敢也。需滿以悻恩，是貪榮也，贄不為也。名聲聞於朝矣而去之，是釣名也，贄不能也。去即去耳，何能顧其他？’而兩台皆勿許。於是先生還其家姚安，而走大理之雞足。雞足者，滇西名山也。兩台知其意已決，不可留，乃為請於朝，得致其仕。”
光緒《姚州誌》卷五載：“致仕歸，囊中僅圖書數卷。士民遮道相送，車馬不能前進。巡按劉維及當時藩臬作《高尚冊》以遂其誌，僉事顧養謙為之序。”
李贄《與焦弱侯》信中說：“弟自三月即閉門專為告歸一事，全不理事矣，至七月初乃始離任。”
《雞足山誌》卷六人物李載贄條：“繼至七年已卯，竟自免歸。巡按劉維欽其高尚，征詩文冊以送之。八年庚辰，先生解組，遂再登雞足，寓缽盂庵，聽真利法師講《楞伽經》。”
又《姚州誌》“職官表”載：萬曆七年，姚安土同知高金宸署姚安府事。所謂“署”，即“代理”。其所代者，自是李贄。
李贄文《光明宮記》署：“萬曆八年五月姚安告老知府李贄書於雞足山房。”又查高奣映《雞足山誌》，其中有李贄詩二首文三篇，可知其於萬曆七年致仕後，曾寓居雞足山。
由以上全部記載，可以理出如下線索：
萬曆七年三月，巡按禦史劉維到楚雄，李贄即謝簿書，封府庫，攜夫人黃氏，離姚安而赴楚雄，向劉維提出辭官意見。劉維婉言相留，李贄堅辭。劉維上報，總督、巡撫不許。於是李贄返回姚安，而走賓川雞足山。自此，府事由土同知高金宸代理。
萬曆七年底至八年三月以前，李贄曾由雞山返姚安，建光明閣。（由《光明宮記》可知，光明閣建於萬曆八年。）
萬曆三月，“閉門，專為告歸一事，全不理事。” 兩台知其意已決，不可留，乃為請於朝，得朝廷批準，終於在七月致仕。
據《去滇序》說，李贄致仕後，留居滇中，有人問顧養謙：“李姚安始求去時，唯恐不一日去，今又何遲遲也，何謂哉？”顧養謙回答說：“李先生之去，去其官耳。去其官矣，何地而非家，又何迫於溫陵者為，且溫陵又無先生之家。”這是顧養謙從京城至姚安途中，與人之問答。“及至滇，而先生果欲便家滇中，則以其室人晝夜涕泣請，將歸楚之黃安。蓋先生女若婿皆在黃安依耿先生以居，故其室人第願得歸黃安雲。”
而李贄《寄焦弱侯》書信中則說：“數月間反反覆覆，閉門告老，又走雞足，雖吾宜人亦以我為不得致其仕而悶也。及已準告老矣，又遲回滇中不去，遍遊滇中山，吾豈真以山水故舍吾妻室與愛女哉！此時禁例嚴，差遣官員俱不敢留滯過家，決知顧當急急趨滇也，是以託意待之一再會耳。果得一會，乃別。……乃宜人又以我為舍不得致其仕而去也。嗚呼！此等賢妻尚不可告以衷曲，叫我傳語何人哉！今日略為道破，亦不得已焉耳。顧雖聰明具眼，又安能知吾心哉！”
由此可知，李贄辭官後，留居滇中，隻不過為了等待顧養謙的到來，並遍遊名山而已。
十一、李贄辭官原因
這個問題，在前邊其實已然斷續涉及，隻不過在此加以集中，並增添若幹資料。
李贄辭官最重要的一個原因，見於其《耿楚倥先生傳》，其中說：
歲壬申（隆慶六年），楚倥遊白下，餘時懵然無知，而好談說。先生默默無言，但問餘曰：‘學貴自信，故曰“吾斯之未能信。”又怕自是，故又曰：“自以為是，不可與入堯、舜之道”。試看自信與自是有何分別？’餘時驟應之曰：‘自以為是，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不自以為是，亦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楚倥大笑而別，蓋深喜餘之終可入道也。餘自是而後，思念楚倥不置，又以未得見天台為恨，丁醜入滇，道經團風，遂舍舟登岸，直抵黃安見楚倥，並睹天台，便有棄官留住之意。楚倥見餘蕭然，勸餘複入，餘乃留吾女並吾婿莊純夫於黃安，而因與之約曰：‘待吾三年滿，收拾得正四品祿俸歸來為居食計，即與先生同登斯岸矣。’……既三年，餘果來歸。”
此外，李贄《答何克齋尚書》中說：“五十而至滇，非謀道矣，直糊口萬裏之外耳。”此可以作為對照資料看。
楚倥為耿定理之別號，其學術思想及與李贄之關係，為眾多李贄研究者所熟悉，此不贅述。
關於李贄所要追求的“道”，此引台灣學者江燦騰《李卓吾的生平與佛教思想》一文中有關論述，借以說明：
“李卓吾是由於曆經生活的打擊和死亡的驚悸，才開始接觸佛教的。他的思想源頭始終環繞著出脫生死的問題，此在《焚書》或《續焚書》 中到處出現的此類自我表白，即顯示此事是如何深刻地影響了他的心靈。所以縱使他接觸陽明學，也非一種希聖的道德主義愛好者，而是發覺到兩者在思想的同質可以互攝，故他的心理傾向，一直是退隱和修道的﹔日後他也未如其它左派王學弟子積極深入社會講學，其種因在此。萬曆五年，他出任雲南姚安知府。這是他官運漸佳之兆。但他的退隱和修道的心理不變。”
 按李贄自己所說，他在姚安知府任上，隻不過為了“糊口”而已，談不上“謀道”，但這僅僅是一個大體的說法。按實際情況看，他居滇三年期間，仍然於簿書之暇，盡一切可能向佛門接近。不但“時與釋子參論”，長期遊雞足，著文，講佛學，甚至到了“每至伽藍判了公事”的地步，這的確證明其“退隱和修道的心理不變。”
他在《複鄧石陽》信中說：
“獨餘連生四男三女，惟留一女在耳。而年逼耳順，體質羸弱，以為弟侄已滿目，可以無歉矣，遂自安慰焉。蓋所謂欲之而不能，非能之而自不欲也。惟此一件人生大事未能明了，心下時時煩懣，故遂棄官入楚，事善知識以求少得。蓋皆陷溺之久，老而始覺，絕未曾自棄於人倫之外者。”
此所謂“人生大事”，即“求道”。家庭方麵，已無牽掛，遂決心退隱，以實現多年追求的目標。
李贄在姚安期間，很少作詩，但當青蓮寺落成之後，他即寫下《青蓮寺二首》，其第二首這樣說：
芙蓉四麵帶清流，別有禪房境界幽。
色相本空窺彼岸，高僧出世類虛舟。
慈雲曉護栴檀室，慧日霄懸杜若洲。
浪跡欲從支遁隱，懷鄉徒倚仲宣樓。
可見仍然是一派退隱的心思。
楚雄知府張廷臣有和李贄此詩二首，有句曰：“暫借袈裟為伴侶，賦詩應許近陰何。”“虎溪三笑度清流，千載陶潛逸興幽。”“不用談禪增色相，為君沽酒醉高樓。”這說明，李贄歸隱的心思，連同僚亦甚了然。
以上所說，是李贄為求道而欲歸隱，這是其辭官的主要原因，而另一次要原因，則是他覺得為官太難。
在《賀世襲高金宸膺獎序》中，他說：
“且今之來此而為郡守州牧縣令者，豈易也哉？彼其讀書曾破萬卷，胸中兵甲亦且數十萬，積累勤矣。苟萬分一中選，亦必遲徊郎署十餘年，跋涉山川萬餘裏，視子之爵不甚加而親戚墳墓則遠矣，然猶日惶惶焉以不得稱厥職是懼。一有愆尤，即論斥隨之，與編戶等矣。其來遠，其去速，其得之甚難，而失之甚易也如此。”
這當然不僅僅是他對一般為官者的描述，而尤其是對自己宦海生涯的總感觸。在官場而深感艱辛，活得很累，則自然應該選擇歸隱之一途。
再次，李贄為學術中人，讀書、講學、求道是他生活的意義所在，而滇南非學術之藪，除雞足山之外，大概沒有他中意的地方，且懂學術的朋友又多在內地，邊地知音難求，因而亦欲急急辭官而回內地。正如他在《答周友山》信中說：
“獨餘不知何說，專以良友為生。故有之則樂，無之則憂，甚者馳神於數千裏之外。明知不可必得，而神思奔逸，不可得而製也。此豈非天之所獨苦耶！”
又《寄焦弱侯》信中說：
“世間勝己者少，雖略有數個，或東或西，或南或北，令我終日七上八下。老人肚腸能有幾許，斷而複續，徒增鬱抑，何自苦耶！是以決計歸老名山，絕此邪念，眼不親書，耳不聞人語，坐聽鳥鳴，手持禪杖，以冷眼觀眾僧之睡夢，以閑身入煉魔之道場，如是而已！”
最後，引李贄《複焦弱侯》信中一段關於辭官的精彩議論：
“弟嚐謂世間有三等作怪人，致使世間不得太平，皆由於兩頭照管。第一等，怕居官束縛，而心中又舍不得官。此其人頗高，而其心最苦，直至舍了官方得自在，弟等是也。又有一等，本為富貴，而外嬌詞以為不願，實欲托此以為榮身之梯，又兼采道德仁義之事以自蓋。此其人身心俱勞，無足言者。獨有一等，怕作官便舍官，喜講學便講學，不喜講學便不肯講學。此一等人，心身俱泰，手足輕安，既無兩頭照顧之患，又無掩蓋表揚之醜，故可稱也。”
由此看，李贄對於別人和自己的辭官與不辭官，曾有過仔細的觀察與深長的思考。他曾為第一等人，“既苦其外，又苦其內。”最後選擇為第三等人，“心身俱泰，手足輕安”，終能潛心於“道”之追求與闡揚，遂成一代思想大家。
本文結束之際，再說兩句：李贄有奇特的個性和思想，多不為人所理解。他的弟子袁中道在《李溫陵傳》中，將其思想行為概括為五方麵的矛盾，而曰：“公之為人，真有不可知者。”而今人黃仁宇據以稱李贄為“自相衝突的哲學家”，可見古今英雄，所見略同。蓋人之一生，無不充滿矛盾與衝突，而李贄表現得尤其突出、鮮明。
李贄弟子陶珽在《李卓吾先生祠記》中說：
“先生真人也，其在姚也，當其時，盡其心，如是則已。其去姚也，無係戀，無要結，如是則已。如江河行地，如日月經天，有時見，有時不見，而俗眼見其見者，不見其不見者，以為先生如是則已。”
陶珽此評，雖然僅指李贄在姚之情形，然而作為對李贄一生的評價，亦似無不可。就因為他的矛盾與衝突表現得那樣突出與鮮明，有童心，好高潔，不做作，不掩飾，故可稱為“真人”。

注釋：
⑴今有學者以為羅汝芳與李贄在雞足山相見：江燦騰《李卓吾的生平與佛教思想》中說：“實際上，他的一生中，隻在南京見過王龍溪二次，羅近溪則在南京見一次，另一次是在雲南雞足山遇見的。” 此文載於《中華佛學學報》第二期(1988年10月出版)。
⑵嘉靖十七年……餘盡毀拆之：這段文字引自陳慶江《明代雲南政區治所研究》P253（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年6月第一版）。
⑶據說還有《龍山說》及《重修瓦倉營土主廟碑記》：此二文，楚雄學人文章多有提及，然竟無一文言其出處、內容。我問過一些提到此兩文的作者，回答“不知道”。蓋本地此類文章，引其文而多不講出處，輾轉相引，最後不知誰為始作俑者。
 
二○○四年五月二十二日於鹿城東山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