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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劄記：王笛《曆史的微聲》
曆史學者王笛的文集《曆史的微聲》中有兩篇文章值得一讀。分別是“集權是清王朝覆沒的根本原因” 和 “從日本史觀察近代中國”。
一些西方曆史學家為大一統集權辯護。比如魏特夫認為大規模的水利工程的建設和管理需要一個強大的中央集權，因此君主專製便是必然的選擇。拉鐵摩爾認為防禦蠻族的入侵是建立強大專製政權的推動力。但是事實上，在專製集權的統治下，中華政權在治水和戍邊兩方麵都是失敗的。反反複複的黃河水患，北方遊牧民族的不斷入侵，乃至漢民族的兩次被征服，宋朝和明朝的被滅，就是活生生的曆史教訓。中國曆史反複證明了，大帝國並沒有給人民帶來幸福和穩定。而人民生活相對安定和穩定的時期如漢代的文景之治、唐代的開元之治等本來應該是常態，在幾千年的中國曆史上，卻是少之又少。
中央政府衰弱的時候，往往是經濟、思想和文化蓬勃發展的時期。宋代的軍事力量非常衰弱，卻是經濟和文化發展的輝煌時期。1917—1927年的北洋十年，軍閥混戰，中央政令出不去京城，但卻是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發展的“黃金時代”，還出現了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 ，成為中國思想和文化的轉折時期。
集權體製下，底下人的所作所為，都是給皇帝一個人看的，讓皇帝高興，任何事情的出發點，不是考慮是否合乎百姓或者民族的利益，而是是否能得到皇帝的首肯，得到皇帝的青睞，而非選擇於國於民最有利的方案。
縱觀中國曆史，集權體製帶給中國的是災難多於穩定，幾乎每個朝代都有波及全國的大動亂。當力量和資源過分集中的時候，一旦某一點被突破，混亂和崩潰就是全國性的，死亡動輒就是百萬和千萬。在世界曆史上十大死亡千萬人以上的戰爭中，中國就獨占了5個，任何一個民族都沒有中華民族所遭受的戰爭苦難那麽多，那麽慘烈。對一個隻是想好好過日子的老百姓來說，如果他可以選擇的話，強大無比的集權體製，是他的最壞選擇。
大一統集權是清王朝覆沒的根本原因。在這種體製下，沒有自救的機製。清末中國開始現代國家政權的建設。現代的國家管理機構開始在中國普遍設立，包括警察、各種基層管理機構、各種征稅的局所...。但是改革的結果，卻並沒有給清王朝帶來穩定。清王朝沒有在最弱的時候倒台，而是倒在太平天國之後清王朝統治最成功、最開放的10年。這也是權力逐步集中的時期。晚清集權造成了這個王朝缺乏自我糾錯的機製，削弱了執政能力，也因此缺乏應變能力。官員的日益增多，稅收的持續增加，人民的負擔越來越重，執政和維持社會穩定的成本越來越高。地方缺乏多樣性，社會變得死板，沒有自我修複和調節的能力。高度權力集中的體製是最不穩定的，一旦一個鏈條斷了，就可以造成崩潰性的結果。
社會的中間階層是一個朝代穩定的基石，當這個中間階層被抽出以後，底層社會與官僚集團之間缺乏緩衝地帶，社會就會變得十分不穩定。統治階級以為手中的權力越大，就越能鞏固其政權。但事實卻相反，反而是權力分散的社會，才是一個穩定的社會。
集權並非是件好事情，哪怕是受到民眾支持的集權。托克維爾指出，由於資源都掌握在政府手中，政府就要對一切不幸事件負責，人民有任何對現狀不滿，都會指責政府，即使是那些無法避免的災禍都歸咎於政府；比如氣候異常。因此 ，社會中沒有其他途徑可以吸收和消化任何負麵的因素。一切錯誤和不幸，都要由政府來承擔。一場大革命就能在一瞬間徹底推翻這樣的社會。
習近平上任後，高度加強了中共的集權體製。在中共及其政府的原有架構之上，建立了十幾個直接抓權的小組，由他親任組長，掌管一切大權。事無巨細，定於一尊。他自誇新冠疫情就是他一直親自部署，親自指揮的。這場疫情能夠持續三年，禍延全球，就是因為中國沒有糾錯機製，沒有人能對他的蠢行踩刹車。滿清的覆滅證明越是集權的政府越容易垮台，習政權能例外嗎？
後一篇比較近代前的中國和日本。試圖回答以下問題。傳統中國和日本社會的特點在現代化過程中扮演了什麽角色？為什麽中日兩國在近代有不同的命運？
日本傳統社會處於集權化的官僚體製的中國與封建中世紀歐洲之間。日本是集權化的封建，它是一種非常穩固的政治係統。日本權力與權威的分離，保證了非正式的社會共同體控製的發展和強化，維持了一個十分穩固的秩序，但同時個人、社會共同體和經濟卻都有同等程度的、相當的自治權。在清代中國，權力和權威是緊密地結合而不是分離的。日本政府的結構是高度集權化和高度分散化兩方麵因素的綜合。日本的皇權是相對的，而中國的皇權是絕對的，和統治權結合最緊密。還有一個不同是中日的宗教和統治權的結合緊密度以及中日社會自治的程度不同。
日本的經濟在向近代社會過渡之前便達到了生存水平以上，從而推動了文化、經濟機構和國家服務水平的提高，這有助於19世紀日本現代化的成功。日本的長子繼承製，讓家庭財產得以集中，有利於資本主義的發展。日本的識字率顯著高於中國。最後，日本向世界開放是半自願的，而中國的開放完全是被迫的，被西方的炮艦轟開的。
平衡就是能夠達到溫飽，欠債就是不能溫飽，要借債，出賣勞力，賣兒賣女等等。
一看就知道一眼假的資料，如果乾隆盛世的中產農民勞作一年，反而倒貼3兩白銀，那社會動亂一定爆發。 用點常識看待曆史，老兄。
從來就沒有見過嚴肅的經濟學家以購買力作為標準來做曆史經濟比較學的，您引用的所謂購買力曆史比較不過是二把刀的騙術而已。
GDP這個概念二戰以後才出現的經濟學概念，ppp（購買力)的概念出現的更晚，所有以GDP或者ppp作為尺度比較曆史經濟實力的文章都不靠譜的推論，不靠譜，有點兒像以你的相貌身高來推測你爺爺的項目身高一樣。購買力要有具體的標準來對比比如曹雪芹紅樓夢裏的丫鬟贖金大約是十兩白銀，同時期的英國雇工贖金是多少？沒有人知道。
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所謂中國少之又少的幾個“盛世”，還是吃不飽肚子的常世。你回避這個主要觀點，在枝節問題上挑刺，這種詭辯術沒有任何用處。
英國自18世紀就進入了工業革命了，而乾隆時期中國農民還隻知道腳踏水車灌溉技術，技術上存在著代差。文明盛世的標準不是僅僅以食物占有量來衡量的，沒有戰爭，國泰民安，政治相對清廉，輕搖賦稅，百姓安居樂業在中華文明曆史上就可稱為盛世，中國曆史傳統上不重視畜牧，中國人的飲食結構也多以澱粉類食物為主，對於肉類在中國傳統食物結構裏不是首要的。 這就導致中國食品結構的特殊性。
路漫漫其修遠兮
路漫漫其修遠兮
沒有任何證據證明清朝有大規模種紅薯。而且宋的數據一眼假。
2023年初,中國人均糧食486.1公斤。感情2023年的中國人均糧食產量比明朝低。真不知道李自成他們造反混個啥。這就是曆史學家統計出來的曆史數據。
本文討論集權和人民生活之關係，盛世和文明的討論與本文無關。
詭辯術之一是偷換概念。
說別人混肴了概念，你應該先檢查自己有沒有偷換概念。王笛並沒有提到盛世。他的原話是”人民生活相對安定和穩定的時期如漢代的文景之治、唐代的開元之治 等本來應該是常態，在幾千年的中國曆史上，卻是少之又少。“
曆史應該有亂世，（正）常世和盛世三種。一個正常的社會，常世是常態，遠多於亂世和盛世。
說“人民生活相對安定和穩定的時期應該是常態”，何錯之有？這樣的時期對正常的社會應該是常態，但是在中國曆史上少之又少。於是在中國，亂世成為常態，人民相對安定的時期，少之又少。漢代的文景之治、唐代的開元之治隻是常世。但是在中國相對亂世而言，才被稱為盛世。
即使在所謂的中國“盛世“，人民也食不果腹。據吳賓《論中國古代糧食安全問題及其影響因素》一文，曆代糧食人均占有量，秦漢為985斤，隋唐為988斤，宋代為1457斤，明代為1192斤，而乾隆年間，僅為780斤。一個中等中國農戶一年全部收入不過白銀32兩，而年支出為35兩，辛苦一年，還要負債3兩。同時期的普通英國農戶一年消費後，可剩餘白銀33～44兩。18世紀英國漢普郡農場的一個普通雇工，每日食物是牛奶、麵包、鹹豬肉、奶酪、啤酒、醃豬肉、馬鈴薯、白菜或蘿卜；星期天，可以吃上鮮豬肉。中國農民的主要食物是粗糧和青菜，肉、蛋、奶幾乎是零。春荒之際，要采摘野菜才能度日。
你把文明和盛世概念弄混淆了。人類隻有隻有千年文明，沒有千年盛世。三皇五帝，文景，貞觀，開元，乾康不過是中華文明史上的高光時刻，但沒有一個文明能夠保持千年盛世的， 英國大憲章之後不過維持了三百年盛世，西班牙海權時代也不過二百年，法蘭西文明經曆的暴力毋庸細說，美國盛世至今不過200年，這在人類文明史上不過瞬間的事情。
衡量文明，隻有一個標準，就是文明的傳承，是以時間和影響程度，目前世界上隻有三種文明，基督教，儒家和伊斯蘭，伊斯蘭文明雖然傳承力不錯，但對於人類文明的總進程影響力弱些， 基督教和儒家在人類曆史上很長一段時間裏主宰人了文明進程。
但是清末，從滿人中找不到有能力的人，隻好用漢人帶兵打仗。
也許獨裁政權崩塌後，地方政權實行“東南互保“，或者像“三國“中說的那樣：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那樣，各自分家單過，就像蘇聯解體，就像歐洲一些國家一樣，小而富的國家這沒有什麽不好、、、
雖然都是集權，可他還不如皇帝，因為皇權天授，做錯了可以罪己昭，現在的反而死不認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