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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劄記：斯蒂芬·平克《當下的啟蒙，為理性、科學、人文主義和進步辯護》
斯蒂芬·平克是哈佛大學教授，心理學和語言學家，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曾入選《時代周刊》世界有影響力的百人、《外交政策》的世界百名思想家和《前景》雜誌的全球思想家名單。他的《當下的啟蒙，為理性、科學、人文主義和進步辯護》列名New York Times暢銷書。此書是《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暴力為什麽會減少》的擴充。以人類社會的各個方麵的數據和事實，揭示世界在持續進步。這本書有中文譯本，但對涉及中國和共產主義的內容做了很多刪節。比如書中平克引用了Steven Radelet的話：“1976年，毛澤東一個人就戲劇性地扭轉了全球的貧困，他隻用了一個簡單的舉動：他死掉了。”這句話在中文譯本中被刪掉了，類似的其他刪除還有很多。所以這本書要讀原文。
平克考察了現代社會在以下諸方麵的狀況：生命、健康、生計、財富、不平等、環境、和平、安全、恐怖主義、民主、權利、知識、生活質量、幸福、現存威險、未來進步、理性、科學和人文主義。用事實和數據說明人類社會確實在進步。
政治學家約翰·米勒（John Mueller）認為，民主的基礎是賦予人民抱怨的自由。民主就是人們可以使用除暴力之外的任何其他方式來替換領導層。如果人民有權抱怨、請願、信訪、組織集會、遊行抗議、公開演講、罷工、以移民或離境相要挾、大聲疾呼、出版、向境外轉移資產、自由表達對政府的不信任，政府就不得不應對發聲者的訴求。有了上述措施，政府隻能選擇響應人民的問題，更關注民生，無論政府是不是由民主選舉產生。
平克用數據說明我們的時代在進步。1800年工業革命前，世界各地的大多數人都是窮人，人均收入相當於今天非洲最貧窮的國家（以2011年國際元計算，每人每年約為500美元），世界上接近95%的人生活在按今天標準的“極度貧困”中（每天不到1.90美元）。從1980到2015年，財富排行在前百分之一的美國人口從8%上升到了18%，在前千分之一人口中從2%上升到8%。半數美國人都會在他們職業生涯中的至少一年躋身全美收入前10%的行列，更有甚者，每9個人中就有一個人會有機會進入前1%的殿堂。在非洲裔美國人中，貧困率從1960年的55%下降到了2011年的27.6%。人均壽命從1900年的33歲（比當時的白人低了17.6歲）提高到了2015年的75.6歲（與白人的差距縮短到3年以內）。2013年，美國國內居民收入（稅前，不考慮社會再分配）的基尼係數高達0.53；而實際可支配收入（扣稅和再分配之後）的基尼係數則為0.38。如果我們用人們的消費而不是收入衡量他們的貧窮程度，就會發現自1960年以來美國的貧困率已經降低了近九成，從30%的人口降到僅僅3%。
富裕但是貧富差距明顯的國家和地區往往擁有比相對貧窮但是平等的國家更健康完滿的社會發展環境。哪怕貧窮和社會不平等讓這些國家的民眾會沉浸在嫉妒和相對性匱乏的感受中，他們也常常因為生活充滿希望而把這些負麵情緒拋在腦後。不平等是機遇的象征，教育和其他社會上升通道在不平等的社會環境下才會被投機者以及他們的子女視為兌現翻身允諾的手段。而在發達國家，貧富差距的大小對幸福感的影響也微乎其微。
如果人們認同分配製度的公正性，人們就可以接受不平等的分配方式。隻要理由正當，那麽當事人獲得高於眾人的獎勵和收益也就能夠被認同和接受。隻要民眾認為國家政府是賢能當道、賞罰得當，那麽即使存在經濟不平等的現象他們也能安心度日。而如果他們對當權者缺乏類似的期望和信心時則相反。
社會福利性支出與社會完滿是有限度的正相關關係：兩者之間的正相關維持到大概25%左右，而後社會福利性支出占GDP的比例如果再上升，它對社會完滿的貢獻甚至有可能出現下降。
在 20 世紀重大饑荒中死亡的 7000 萬人中，80% 死於共產主義政權強製集體化、懲罰性沒收和極權中央計劃。其中包括俄羅斯革命後蘇聯發生的饑荒、俄羅斯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 1932-33 年斯大林在烏克蘭發生的大饑荒； 1958-61 年毛澤東的大躍進； 1975-79 年波爾布特的共產主義；以及金正日 20 世紀 90 年代末的朝鮮。
我並不認同他這個看法，我喜歡他收集的那些事實和數據，還沒有一本書把這些東西集成起來。
相信民主的人為美國的民主製度辯護有什麽不對嗎？難道你讓他為專製製度辯護？是有些高校的知識分子喜歡共產主義，但平克沒那麽左。
否認理性、科學和進步的人還不少，為什麽“根本用不著辯護”？就是籠統支持理性、科學和進步主張的人，很多人也不清楚。舉舉事實和數據還是有必要的。
你是愛國主義奶喝多了吧，兩次鴉片戰爭死了多少人？加在一起傷亡不到3萬。差得遠了。
這個名單是按死亡率列的，考慮了當時人口數。兩次世界大戰的死亡率隻占3%，當然也排不上。
當時史書上的記載，不需要很精確，從數量級上就能比較出來。
俄羅斯和中共的災荒主要原因是人禍，不是政府餓死自己的人民，又是什麽？
下次洗地用點兒腦子，這種簡單的問題就不要浪費他人時間了。
“政府餓死自己人”，嗬嗬，但凡你公平細致一點研究一下當時國內國外的曆史，也說不出這麽簡單的總結。
戰爭殺人的非正義不能為政府餓死自己人民來辯護。
平克在另一本書中列出了戰爭的死亡數。“即使在有兩次世界大戰的20世紀，戰爭造成的死亡隻占全世界人口的3%。20世紀下半葉，人類史無前例地避免了大國之間的戰爭，實現了一個相對長期的和平。”
死亡率高出兩次世界大戰的是：中國王莽時期、三國、羅馬衰亡、安史之亂、成吉思汗、中東奴隸貿易、帖木兒、大西洋奴隸貿易、明朝滅亡和征服美洲。政權大屠殺死亡中有四分之三是四個政府造成的，蘇聯： 6200 萬人，中華人民共和國： 3500 萬人，納粹德國： 2100 萬人，
極權政府要對1.38億人的死亡承擔責任，占全部政府造成的死亡的82%。近現代史上，最突出的殺人大國是中國和俄羅斯。世界十場最高死亡率衝突中的五場，發生在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