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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劄記：《可能性的藝術：比較政治學30講》
劉瑜是清華大學副教授、中國政治學者。研究領域是國家政治轉型以及中國政治。主要著作有《民主的細節》、《觀念的水位》。《可能性的藝術：比較政治學30講》是她的新著，通過世界多國的政治轉型之路的比較，讓讀者思考未來中國的轉型機會和道路。難的是把政治學寫得並不枯燥。
當政治非常糟糕的時候，比如一個極權政府掌控一切，它可以摧毀人們的生產積極性、自發的社會組織、家庭乃至人性，使人們的生活變成一場噩夢。但當政治非常好的時候，它也隻是製定了一個相對公平的遊戲規則。好的政治隻是美好生活的前一半，而後一半則取決於社會、市場、文化以及每個人的努力。
英國光榮革命成功地把權力關進籠子裏，帶來可信的承諾（credible commitment），讓民眾獲得了前所未有的財產安全感，產生了投資、生產、創新的動力，最終觸發了工業革命。而中國人的虛無主義精神傳統：“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古今將相在何方，荒塚一堆草沒了”，正是與皇權下缺乏產權保護的製度結構相關。
我們這個時代之所以非同尋常，沒有長時間的動蕩。恰恰是因為我們所處的國際秩序非同尋常。曆史上的每一種國際秩序都對應著當時最強大國家的觀念與利益。我們的時代是“自由霸權”，就是“信奉自由主義的國家成為國際社會的霸權國家”。自由霸權意味著原本發源於西方國家的經濟自由、政治自由、社會自由不斷向外傳播，歐美內部的市場自由成為全球的市場自由，它內部的政治模式開始助推全球的政治轉型，它內部的社會觀念也向全球各個角落滲透。貿易全球化、西式民主的擴散、大國戰爭頻度的下降，都與這一國際格局緊密相關。
美英《大西洋憲章》所構想的國際秩序與傳統帝國非常不同。帝國風範是擴疆建邦、改裝易服。但是《大西洋憲章》約定，不尋求領土擴張，推動貿易自由、民族自決、人民主權。更重要的是，《大西洋憲章》不僅僅是幾句口號，而是一係列國際機構和規則的基礎。今天我們所熟知的世界貿易組織、國際貨幣組織、世界銀行、聯合國、核不擴散協議，都可以追溯到《大西洋憲章》所描述的原則。
自由為什麽要以霸權做後盾？威爾遜的“十四點原則”失敗了，導致二戰的爆發；而《大西洋憲章》的原則，推動了至今長達70多年的相對和平。為什麽會有這種差異？直接原因就是一戰後，美國采取孤立主義的國際戰略，美國當時既沒有能力，也沒有意願成為全球性國家，導致“十四點原則”缺乏實力的支撐，成為空談；而二戰後，歐美世界以其實力來支撐《大西洋憲章》原則的落地。所以，光有美好願望是不夠的，自由要有牙齒才能不被吞噬。
西方國家發現，他們本來引以為豪的一些製度元素，比如自由金融、勞工保護、知識產權保護，在與中國競爭時，反而成了負擔。這種不公平是係統的：匯率自由 vs 調控匯率；土地私有 vs 土地國有，大興工業園；保護知識產權 vs 技術換市場；勞工保護 vs 血汗工廠；還有行業壟斷、金融國有、產業補貼、出口退稅、貸款優惠、違規偷運、環保政策。自由資本主義和國家資本主義的競爭，是不公平的競爭。川普反對的不是自由貿易，而是不公平的貿易。美國的有限政府能動用的政策工具很有限：它不能限定匯率、很難蓋工業園、很難指定產業補貼、稅收和工資方麵的影響力也很有限。美國唯一的選擇是關稅戰。中國經濟的起飛，靠的是這種不公平的競爭。但是製度不公平的紅利已經被擠壓殆盡，中國經濟增長不可持續。
今天以捍衛王權的名義打壓自由已經失去道德魅力，但是民主理念中所包含的平等激情、集體激情、動員激情卻能為碾壓自由提供道德合法性。一個運動型的政黨在一個魅力型領袖的領導下，通過民意贏得權力，再通過打壓自由來贏得更多選票，下次勝利後更加嚴厲地打壓政治自由，由此形成一輪又一輪的惡性循環。民主不但沒能約束權力的濫用，反而為濫用權力提供了合法性。
成功的“多元文化主義”需要所有文化群體同時恪守自由、寬容、民主的底線，而這是一個極高的底線。民眾的監督能力在身份認同下會大大下降，因為認同邏輯碾壓理性邏輯。理性邏輯是：這個政治家太腐敗了，我們一定要把他拉下馬。認同邏輯則是：雖然他不對，但他畢竟是我們的人，為我們說話，那無論如何得把他給留下。
當製度的發展超前於文化，文化必然會以暗度陳倉的方式去把規則悄悄地扭曲為潛規則。
雖然資本主義在財富方麵製造不平等，但在消除傳統社會等級方麵，它又恰恰是一種平等化的力量，因為它根據你為市場所提供的價值，而不是你的種姓、宗教來決定你的位置。
韓國民主化：從1960年的419運動，到1972年抗議獨裁的“維新憲法”，到1980年的5月抗爭，直到1987年的全民抗爭，這是一個漫長的接力過程。而且，這個過程充滿艱難險阻，無數大學生被開除、被毆打、被抓捕甚至被判死刑。僅1980—1987年，就有12萬多名大學生被開除學籍，到1986年還在押的3000多個政治犯中，85%是學生。為了進行勞工維權，數千名大學生假扮工人進入工廠，組織工會，一旦被發現被抓，新一波的大學生又跟上，這叫“排隊入獄”。韓國人的民主真的是他們用幾代人的血與淚爭取來的。
韓國電影《1987》裏麵有一段對話，一個女孩勸戀人不要去參加遊行。她說，你以為你這樣做，世界就會改變嗎？別做夢了，醒醒吧。那個大學生說：“我也想啊，但是不行，因為心太痛了。”心太痛了，一語道破了啟蒙觀念的真正起源。這種源於道德直覺的正義感有著令人敬畏的真誠。
理性的無知是一種理性的選擇。特定情境下，人們可能會選擇對自己無法承受、無法改變、無法超越的東西保持無知，因為“知道”會喚醒良知，而恐懼讓你隻能無所作為，與其讓你的無所作為拷問你的良知，不如什麽都不知道。
韋伯說，古代中國的官僚製，本質上是家產官僚製，不同於政治中立的現代官僚製。當一個官僚集團頭上頂著“一家之姓”的時候，它不能成為天下之公器。缺乏民意約束的巨型官僚體係未必是好事。中國曆史上農民起義之頻繁、之浩大、之慘烈，在世界曆史上都非常罕見。動輒數百萬人口甚至上千萬人口滅絕，不得不說與官民力量極其不對稱所積累的社會矛盾緊密相關。
威權體製下雖然也有適應性學習，也不斷調整自己的政策，但是，它的糾錯不是製度化的，往往要靠某個領導人去世、某場政變、某次戰爭或者某個開明領導人的胸懷和智識，才能實現航向的轉變。中國曆史，就是統治手段逐步增強的曆史，鳥籠技術進步史。鳥籠越做越好，越做越精致，越做越嚴密。哪裏有反抗的機會，哪裏才會有反抗。反抗並不與壓迫成正比，而是與反抗的政治機會成正比。有縫隙的地方青草才能生長，鐵板之中無法成長出生命。中國的一切都大而漫長。帝製往回看，可看到兩千二百多年前的秦。往前看，還是一眼看不到頭。
沒看過原文你就敢說沒有觀察和案例？這裏引用的韓國你也裝看不見。
哪個實踐檢驗了你所謂的行為聯邦製？
難怪你喜歡鄭永年這樣的號稱習近平的經濟帝師。
畢竟，我們身處的美國和西方，正逐步墮入威權（全權）控製，不希望難得而來的西方現代文明就這麽消亡。
源於西方的現代技術被極權統治者徹底運用到控製社會的每一個角落，內源的進化和進步已經完全喪失可能。
300 年 是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