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落平陽加拿大 第十四章 避難

眼看形勢急轉直下，太太和我都失去了信心。打工吧，我決定打Labor工。太太埋怨我不該到美國上學，花了錢還找不到工作，我無言以對。

我陷入了極大的消沉，現在的處境還不如當初給兆豐老板做進貨呢。加拿大的Labor工遍地都是，而稍帶技術含量的工種就這麽難找，這不是僧多粥少嗎？既然這裏並不需要技術人員，那又為什麽把移民的門檻定得那麽高呢？我在國內是個工程師，髒活兒累活兒都讓民工幹了，應該讓中國的民工移民才對。

我在國內兩室一廳的房子是單位的，每月的房費屈指可數，即便是買，折合工齡也不過兩三萬。在加拿大，我花一千多一個月，住的倒是一室一廳的了。應該讓中國的建築隊移民才對，多蓋大樓租金不就降下來了？

我覺得我被加拿大政府騙了，光移民落地費就每人毛五百加幣，加拿大政府這是賺了多少錢呐！可我們來了以後，卻要當民工。打工的危險還在於，我將離開專業的招工市場，將來在履曆表上很難自園其說這段時間，人家會認為我沒有進取心，或者幹脆認為我離開專業工作時間太長而根本不再給我機會了。

我想回國，但已經回不去了，房子賣了、工作辭了、戶口消了……

幾經掙紮，我找到了一個Labor工，是在Aurora的一個印刷廠，Aurora是多倫多北麵的一個小鎮，從我家開車四十分鍾。這個職業還是托我做職業經紀的朋友介紹的，上夜班、連續十二小時一個班，上兩天歇一天。

印刷廠的夜班印的是當天的報紙，這是我第一次意識到報紙印刷量有多麽大，一台印刷機不停運轉一小時隻能印出幾小摞，換紙、注墨、檢查機器都需停機，加上每次重新開機後的廢品，浪費驚人。一個班組一般定員四人，由一個老師傅領班，有時加一個質檢幫著。我所在的班組清一色的白人，我的工作是把一摞摞的印刷品碼好，又是貓腰搬沉東西。

車間裏的噪音大得讓人說話必須大聲嚷嚷，正式工人有勞保耳塞和工作服，象我這樣的臨時工則“愛咋地咋地”沒人管。組裏有個小年輕，二十來歲，已經幹了很久了。我問他喜不喜歡這工作，他說他有三個小孩，老婆沒工作，這兒收入相對較高，沒有更好選擇。

有幸的是我接觸到了加拿大的工人階級，他們與中國的產業工人有著共同的優良品質，吃苦耐勞、樂於助人、愛憎分明、尊重技術等等，都能在他們身上找到影子。我在這個印刷廠隻幹了兩個禮拜，早晨開車回家路上險些睡過去的事，發生過四、五次。

這活兒受不了，還得再托門路。經另一個朋友小段介紹，我得到了一個電子技術員的工作，公司叫Barringer，專門生產保安設備，每小時14加幣，這薪水算是不錯的了，但Barringer公司又與一個職業介紹所有合同，這種職位必須通過這個職業介紹所。後來得知Barringer公司的生產部門經理丹尼斯和職業介紹所的一位拿傭金的主要雇員是堂兄妹。

我朋友小段是丹尼斯召進去的，又幹得不錯，自然好說話，但當初小段剛進去的時候還是受了不少氣的。我走了個形式去麵試和培訓，培訓內容是有關化學電子工業的各種警示符號，包括輻射和有毒製品等等。

小段在第一周培訓我，公司的產品是檢測人體毛發、皮膚和衣物上附著的爆炸物微粒或毒品微粒，據說一個人接觸毒品或爆炸物幾周後都會被這種儀器檢測出來。這在2001年底的美國有巨大的需求，光聯邦航空管理局FAA在2002年的訂單，就讓我們幾乎每周加班，掙了不少的加班費。

這回我的工作是穿白大褂、坐著、有自己的辦公桌兒，具體說就是率定儀器。這儀器鐵殼、60多磅重，它通過一股細小的熱氣流把織物上的微粒吹到一個細管中，細管裏存在磁場，根據微粒的不同重量把它們分離出來，如果某種微粒超標，就會響起警報。

我們每人都有一個塑料盒，盒裏裝有TNT(炸藥)、Chlorine(氯化素毒物)和甲醇基鹽等等20幾種試劑，我要用率定槍抽取一定量的試劑滴在滑板托著的無紡布上，將滑板撥入氣流室進行檢測，檢測結果直接由儀器送入計算機。關鍵在於抽取試劑的劑量和抽取次序，不同的試劑要抽取不同的微小劑量才能滿足要求，這要通過手指掌握；另外，一種試劑測試完畢，儀器裏總要留下一些，下一次測試何種試劑不至影響結果也大有學問。這兩項關鍵加在一起，就需要經驗了。

在當時惡劣的經濟形勢下，這樣一份工作算是美差了，而我們這些人都是合同工，為爭轉正，演繹出無盡的齷齪和爭鬥。

很不幸，我的第一次抗爭，是同自己的同胞 ── 一個香港人進行的。我早就發現我的電腦聯不上打印機，請那個印度懶女人網管請了好幾次，可她就是不來修。一天，工間休息15分鍾，我提前回來，發現那個香港人坐在我的位置上，就躡手躡腳地遛到他身後，不料他在刪除我電腦裏的文件。

我不動聲色等他刪完，又在我的電腦上查看了一會兒什麽，很得意地站起來、轉身，他顯然沒有想到身後站著一個人，而且這個人竟是這台電腦的主人。我近距離看見他大吃一驚，第一反應是想撒腿逃跑。然而畢竟是個成年人，他立即穩住陣腳，開口問：“你在幹什麽？”

我抬起頭，大聲反問：“你在幹什麽？”

“我沒幹什麽。”他也揚起頭，一副滿不在乎的樣子。

我記得我在中國，至少在我當時的社會階層，還沒見過被逮住還睜眼說謊的人。我請他陪我去見工頭，此時大家也都回來了。我說：“我看見你在刪除文件，即便你沒有，誰給你的權力動我的電腦？”

“公司。”他嘴硬地說。

我笑了，“你肯定嗎？”我雖然微笑著，但在場的每個人都肯定聽出了我對那個人的蔑視，這人也太不自量力了，用英語說這叫“不知道自己是誰”。北美公司裏，各司其職，即便你懂電腦，而今天你是個儀器率定人員，那就隻能做率定儀器的活兒。

“我願意請你陪我到有關部門去解釋，如果你堅持的話。”

“不。”這個字聲音小得幾乎聽不見。

“你必須道歉，”我堅定地說，“如果我發現我的電腦有什麽問題，我保留我向上反映的權力。”

“OK，對不起。”雖說那語氣不太象道歉，但他認輸了。

事後，有人告訴我，這個香港人是個公司元老，做第一台儀器時就有他，他是正式員工，連我們新提拔的巴基斯坦工頭都是他培訓出來的，都懼他三分。

我到現在也不知道他為什麽刪我的文件。

我們小組八個人裏有三個巴基斯坦人兩個印度人和一個斯裏蘭卡人，前邊提到的巴基斯坦人工頭，叫Malcolm，四十多歲。另一個叫Ajez，二十好幾了，是個單身。還有一個是個老頭兒Hafiz，他把閨女留在國內，自個帶著兒子老伴兒移民加拿大。

Malcolm在我工作後不久申請工頭得到提拔，他們叫Lead Hand。轉正是他的夢想，為爭取轉正，他得踩別人，而他踩人的策略是雞蛋裏邊挑骨頭，例如你走路太快會振壞儀器啦、你必須等10分鍾才能做下一項指標啦等等，一來莫須有地給你安上強加之罪，而領導會認為他在盡心工作；二來減慢你工作的速度，顯現出他的工作效率。有一次，他站在我背後偷偷觀察我操作，然後用指責的口吻問我為什麽要將三滴試液滴在三個地方而不是一滴接一滴。這問題十分滑稽，我隻是無聊，自己找樂子才把它滴成桃花形，隻要這三滴試液都能被氣流衝走，滴在什麽位置根本不重要。還有一次，他要求我把儀器的各項指標率定到零，而不是手冊上要求的調到正負十，這讓我猜想他可能一點工程的教育背景都沒有，因為他根本就沒有所謂設計標準、校核標準和使用標準的概念，用戶的使用要求實際要比我們的校核要求寬鬆的多。

後來我和Malcolm聊天，原來他是打爵士鼓的出身，來加拿大後不得不改行，這讓我想起了中國的文藝名人出國熱，不知他們是否也有Malcolm的經曆。

Malcolm的口音特別重，我問他的母語是什麽，他居然說是英語。我忍住笑，進一步問學校的情況，他說他們用英語授課，書都是進口的。我背地裏向 Hafiz求證，Hafiz是個豁達的老頭，他說巴基斯坦做外國的殖民地時間很長，有些人與英國人通婚有了家庭，他們的子女形成了一個階層，似乎比平民高貴，而巴基斯坦有些人就處處向他們靠攏，說自己的母語是英語隻是其表現之一。聽了他的話，我似乎能想象出殖民地國家的痛。

雖然來自巴基斯坦，但Malcolm跟在經理後邊的姿勢活象中國的“狗腿子”，大家發現他經常獨自一人節假日加班，節假日加班是拿雙薪的，要否加班和要什麽人加班是要經理同意的，後來有人去問了經理，Malcolm才有所收斂，說以後輪著加，可是這以後便是其他人輪著，他卻一次也沒耽誤過。

同組的Ajez是個人見人恨的家夥，不僅因為他長了一張911恐怖分子的臉，還因為這人什麽都要搶先，如果你和他同要進一個門，他一定快走一步搶先拉門，並任憑那門在你麵前關上，這與主流文化真是背道而馳。再有，他怕吃虧，人家來換試劑，他會要求先換。凡是公用的工具，類似鉗子扳手一類，到了他那兒就一定不見了，你一問就一定是他收歸自己用了。我想他的國家一定是資源貧乏，什麽東西不搶就沒有了，才養成的個性。

一天中午班，斯裏蘭卡裔的質檢達斯托我在夜間十點時，將一台儀器做最後鑒定。但當我走進檢驗室時，發現儀器挪了地方，似乎已經有人做過了。我想既然達斯托賦了我，不管有沒有人做過，再做一遍也沒壞處，於是就把鑒定中發現的問題寫在一張黃簽紙上，貼在儀器右上角。不一會兒，Ajez請我隨他去一下。Ajez 與我同時進公司，工作上平級，本應互不相幹，我一下子就意識到，是他早我一步鑒定了儀器，但我卻沒想到他會來質問我。

“這是你寫的嗎？”他上級對下級式地審視著我。

“是我寫的。”

“你為什麽要做這台儀器？”

我有點兒生氣了，這種狂妄在中國似乎比較少見，我本來想說：我願意，你管的著嗎。但當時我是個新人，這麽說有點兒象無賴，傳出去不好，話到了嘴邊就變成了“有什麽問題嗎？”

“我已經做過了，OK？”這個OK，在此就相當與中國話的“行嗎？”，是一種挑釁。

“No，”我笑著說，“我必須做。”

“你什麽意思？為什麽必須做？”

“這不關你的事。怎麽？你想管理我嗎？”我裝傻充愣地氣他。

我這麽一問，他可急了，失去了原來裝出來的沉穩，好像一下子從大象變成了猴子，急馳白臉地辨白他是怎麽做的，又解釋他做完了就不用再做了。我禮貌地不願打斷他說話，心中不由得想，中國人可不那麽好欺負，問題是中國人總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處世較為被動，而他們這些國家的人會主動招你。

等他搶白完，我才一字一句地請他冷靜下來，向他解釋我並非不尊重他的工作，而是在完成達斯托賦的工作，這也是對達斯的尊重，然後問他能否理解。他雖一時轉不過來，可在下班的時候還是走過來對我說，他也是在工作，對我個人沒有成見。

成見也許真的是沒有，可我這個中國人同他們共事總覺得有成見存在，他們同我說話時的口氣、眼神好像我是敵人，非要置我於死地而後快。公司調整產品結構，我被一個印度裔女孩培訓，短短一周，我可沒少聽她的弦外之音，一會兒是“你這也不懂”，一會兒又是“你這也懂”，她可不是開著玩笑說的。總之，我懂也不是，不懂也不是。

一次，公司空氣被汙染，有爆炸物微粒彌漫，致使率定用的無紡布中沾染了不該有的化學物質，毒品元素怎麽也率定不出來。印度人工頭達爾眼看完不成任務，不知如何是好，白人監工(Supervisor)皮特也急得團團轉。我建議減少試劑用量，將試劑滴到無紡布上後毋需等待揮發、立即推入儀器檢測，這樣便減少其從空氣中吸附異物，從而達到汲取正確元素的目的，結果奏效。但達爾卻不願讓我知道是我的建議起了作用，在皮特的催問下，才悄悄對皮特承認我的“優選法”管用。還是白人缺心眼兒，皮特立刻笑逐顏開地對我說：“Robert，你簡直是個精靈。”

加拿大是個少種族歧視的國家，據說比歐洲國家、甚至比澳大利亞都要好，但在這個公司，有色人種要想得到升遷卻比登天還難，我在這個公司整整一年，不少白人來公司之後，連連提升，這裏有可能是人家的工作背景真的很強，但如果被提升的都是白人，就很難解釋了。

我隻當是在這個公司避難，所以並不在乎這些齷齪，背地裏積極尋找我的專業工作。此時，正巧Seneca學院招聘新老師，我便拿著簡曆去找係主任，係裏的頭頭兒們有好多都是我過去的老師，而且他們還都記得我，有的老師從那兒路過，一眼認出我就蹬蹬地衝過來，問我怎麽會在這兒，弄得辦事員小姐都摸不著頭腦。

不用說，經過一個簡單的Presentation，我被順利錄取，係主任Valerie對我還有很深的印象，在我結束Presentation後，不容其他人說話，一句“我喜歡你的Presentation”堵住了所有人的嘴。 為感謝她的知遇之恩，我送了她一盒巧克力。

教書這個行當我一幹就幹到了現在，由教日校轉成教夜校、又由在一個學校教變成在兩個學校教、由隻教計算機到教高等數學基礎理論，可謂變化多多。有趣的是，再沒有這麽巧的事了：第一，我在Barringer上中班時，Seneca的課是在早上，而當我被Seneca轉到夜校的時候，Barringer就將我調到白班兒工作，這樣一來，Barringer就不知道我有個第二職業，這在當時Barringer選擇什麽人轉正時，十分關鍵，因為誰都願意自己的雇員一心一意、忠心耿耿。第二，我被Lay off(下崗)正是我求之不得的時候，人家沮喪、我高興，自己辭職不能申請失業保障金，隻有被lay off才能拿，而當時我正找到了另一份教書的工作想離開。當然，沒等到申請失業金，我就有了美國銀行的專業工作，真正走上正途，這又是後話。

由於美國的巨額訂單，Barringer被一個叫史密斯的全球性保安儀器生產公司給買下了，這更促進了它突飛猛進地發展，我們被要求每天延長一小時，並且周六加班。印巴人臉皮厚，不時地創造機會假日加班，假日的加班費一般雙倍，上層明知工人的用意，卻也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我先被調到白班兒工作，緊接著又被轉成了全職正式職工，轉正式職工的有一大批人。後來，我聽說經理丹尼斯的堂妹已經離開了那家職業介紹所，也就是說她已經不需要靠我們這些臨時工為她提傭金了。

史密斯還將所有的白人工頭全部提為監工，監工相當於車間主任，它上麵就是經理了，又提了幾個印度人做工頭，這樣一來好似有一條無形的杠，監工以上是清一色的白人。

最讓我們吃驚的是，待以上這些變化停當之後，CEO下崗了。CEO下崗不叫下崗，叫辭職。緊接著，負責產品開發的二把手也下崗了，下崗當天，他是早上來上班，十點左右得的下崗通知，當即被要求離開。所有這些似乎都是在一瞬間發生的，沒有預兆，也沒有傳言。我們知道這是大魚吃小魚後的上層鬥爭、相互排擠的結果，在加拿大就不是隻換個地方降個職，而是丟飯碗了。

我周圍也有被提升的，我朋友小段悄悄申請了生產計劃員的位置，離開我去坐辦公室了。

公司也加了一些裝備，生產車間裝了自動打卡機，早來晚走不算，晚來一秒按晚來一刻鍾扣錢，全是自動的。這可到好，省了監工談話了。我以前曾經因為大雪遲到十分鍾，當時的監工很不好意思地找到我，問我是否遲到並立即補充道：“我有證據顯示你遲到。”雖說我不知道他是否在詐我，但我坦然承認。他說公司規定，遲到者不能就這麽算完，需要寫書麵報告或當麵向監工說明，念我一向表現很好且是初犯，就免了。這是典型的西方管理，沒有責備、沒有批評教育，就是寒攙你。你不是自己寫了東西承認遲到嗎？到時扣你的錢，也沒話說。

乘著加強管理的東風，工頭Malcolm也想出出風頭，他在車間裏立了個牌子，叫“恥辱堂”，凡是忘記某個操作步驟而被發現的，第二天，名字必然出現在這個恥辱堂上，讓大家看，象被揪出來遊街一般。反正我沒被遊鬥過，被揪出來的全部都是印巴人。這種狗仗人勢的做法有點象漢奸所為，在加拿大應該是不多見的，不過在經濟蕭條時期，大家都老老實實地幹著，沒有換工作的。

倒是這麽拚命地幹，市場總有飽和的時候。果然，在2003年下半年，也就是史密斯的發展如日中天的時候，美國的訂單突然大幅度減少了，伴隨著這一變化，史密斯首先讓所有的合同製人員回家了，生產慢了下來。

有一天，人們都在工間休息，部門監工來到休息室，通知開會。他“路過”我的座位時對我說：“經理丹尼斯有話對你說，在經理辦公室。”

與我同來辦公室的還有一個埃及小夥子。一般經理找談話，要麽是你犯了什麽錯誤、要麽是提升、要麽是下崗。我心裏思忖著，該是拜拜的時侯了。

丹尼斯走進來，先問我們好，然後談到我們倆都是他召進來的，工作表現一貫令人滿意。突然，我看到他的眼圈紅了，他說根據目前情況，不得不讓我們回家，因為我們是最後一批被雇用的。

我心裏高興，此時被Lay off可謂是正中下懷，我求之不得。可臉上卻不能流露出來，不然，經理哭、我笑，還是我被Lay off，這成何體統？

我知道北美的Lay off是當時宣布，當時走人，就站起來向丹尼斯告別，準備回車間拿自己的東西離開。丹尼斯叫我等一等，說按規定，他必須跟著我。

車間裏空無一人，後來聽前同事們說，那天大家都被嚇得不行，我是得到丹尼斯優待，個別談話走的，另外還有好些人是在大會上叫到名字，由工頭一個一個送出去的。整個過程持續了一個上午，中午大家吃飯都不是滋味，下午幹活時也沒了往日的氣氛。總之，人們都被資本主義的殘酷無情地震撼著，而實際上這種震撼每天都在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