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落平陽加拿大 第十五章 房子

來到加拿大，不知不覺已是四個年頭, 工作初見曙光，這才敢考慮買房。

        我在加拿大經曆了租地下室、租House、租Apartment，直到擁有自己的房子，同許許多多移民一樣，我的第一個落腳點是個地下室，在孩子接過來、穩定生活了一段時間之後，便想換個“地上”室，也好能見陽光。

多倫多的街邊免費雜誌，專門刊登房屋信息。在研究了不同房形、不同地段的房價後，我們開始打電話約時間看房。

我記得我原來在中國租房，看房後剩下的就是討價還價，如果房主願意，便可當場敲定。在加拿大可是羅唆有加，你得先填寫一個表格，內容除了家庭成員或和誰同住以外，竟然包括前房東、工作單位，甚至何時落地加拿大。接待看房的人有時就是屋主，而有時卻會是一個經紀。

加拿大有條法律，規定房東不能隨便趕走房客，如果房客交不起租金，房東得以書麵形式通知房客，並通融一段時間。如果房客繼續不交，房東隻能起訴，有時遇到房客胡攪蠻纏、強詞奪理，官司一打幾年過去，到頭來能獲賠多少卻未可知，因為法官也是“看人下菜碟”，房客能賠多少判多少。這樣一來，房東也怕租錯了人，讓你留下詳細家庭狀況是為了進行調查。

有一些房東是有錢沒處花，專門買房子出租賺錢，碰到房客搬走，就請專業經紀來處理租房事宜，通常經紀會收取一個月的租金，作為報酬。我就碰到一個經紀，在我已忘記何時何地看的房時打來電話，說經過調查，我的家境最合適，決定出租給我，結果自然是被我禮貌地回絕。

從地下室出來，我們與一個遠親合租了一個House，這House是個平房，帶地下室，我們租地上。房東是個俄羅斯女人，這位俄羅斯婦女四十多歲，人高馬大，燙著頭、畫著綠眼圈、還穿著高跟鞋。丈夫比她矮一個頭，每次需要修理什麽的，就被她呼來喚去。我的遠房親戚去過她家，說房子很大、很講究，大理石地麵、水晶吊燈，丈夫和婆婆白天在家不工作。據此，我估計這位俄羅斯女強人備不住早期來加，開了個夜總會一類的東西，要知道俄羅斯美女還是很受歡迎的。這個老式平房一定是她在加拿大的第一個不動產。

租約一簽就是一年，我得簽給房東12張支票，但房東會按月支取。地下室不屬於我們，它有兩個房間，各帶一個廁所，看來就是為出租而改造的。其中的一個房間曾經有一對黑人母女居住，而另一個房間就換了好幾撥人。

第一撥租戶是個印巴人，有一個嬰兒，怕吵，而我兒子卻經常在屋裏跑，搞得人家通過俄羅斯房東提過幾次意見，我也提醒過我兒子，但還是免不了不便，結果是他們搬走了。

第二撥房客是一對年輕人，他們不怕吵，但卻吵別人。他們開過幾次聚會，鬧到晚上兩、三點，重音樂弄得整個屋子的人睡不著覺，我注意到，我們的鄰居家門口的燈開了好幾次，大概也是睡不好吧？

這對兒年輕人的最後一次吵鬧是在夏天周末的一個晚上，我正給兒子講故事，忽然聽見“砰”的一聲巨響，震得窗戶和牆都直顫。我趕忙拉開窗簾，想看個究竟，但屋裏亮外頭黑，什麽也看不見。我正把頭貼近紗窗時，一個白人的臉浮現出來，這正是樓下的那個小夥子，他怒氣衝衝地朝我叫罵著，那意思是怪我看他的隱私了，嘴裏“fuck”“ fucking”地叫個不停。

我大怒，本想說：“Can you be clean?”(你能不能幹淨點兒？) 結果一著急，說成了：“Can you be clear?”(你能不能清楚點兒？) 這回，他更來勁兒了，在下邊跳著腳兒地喊“fuck”(操)。此時，那個停在旁邊的汽車突然發動，那小子立即丟下我，跑到汽車那兒，拉開了門，大聲朝司機的位置喊著：“那是我的財產…那是我的財產…你不能拿走鑰匙。”原來汽車裏還有個人，緊接著便聽到了那姑娘的叫喊聲從汽車裏傳出來。我這才意識到，剛才一定是兩人吵了架，姑娘拿了鑰匙跑出來，那小子追出來時使勁摔了門，搞得“砰”的一聲。這人一定是趕在氣頭上，又看見我往外看他們，所以罵人，他外表長得就象湯母·克魯斯，穿著也挺得體，真是人不可貌相。

外麵的叫罵聲越來越大，雖然我知道那混小子另有原因，但當時還是氣不打一處來，我想打911，正猶豫之際，警察來了，一定是鄰居報了警。我聽見警察分別問話，後來就安靜了下來。

幾天以後，那姑娘搬走了，留下男的，再然後，男的也不見了。

顯然，做房東也不省心，如果房客中途搬走，房東雖能得到一些罰金，但也不得不來打掃房間並為尋找下一屆房客而費心。

俄羅斯女人的下一屆房客是個酒鬼單身漢，會點兒手藝，為人焊接一些西洋燭台一類的鐵製品。我和他談過幾次，他說話有點兒口吃，好像腦子也不靈光，經常跑題。有一天下午，他酒醉摔倒在家門口，正巧被我撞見，我攙他起來，問他感覺如何、出了什麽事，他卻對我說：“Too many questions.”(太多問題了。)我立即住嘴，送他進屋了事。

再下一屆房客從外省來，再再下一屆從伊朗來。

樓下鬧得歡，樓上也不輕鬆。遠房親戚不久在其它城市找到了工作，搬走了。我不得不把四個房間中的一間出租，做起了二房東。說做二房東並不確切，因為我並不賺錢，隻是按全部租金除以四，所以叫分租更好一些，不過我卻嚐到了做房東的苦。

第一個分租客是個男生，事兒少，但租期短；第二個分租客是個四川來的女孩，事兒可就多了。她來時說是單身，可第一件事就是告訴我，她丈夫從美國來一星期談離婚，要住在這個房間裏。我同家人商量再三，考慮到不了解內情、也不知是真是假，隻有硬著頭皮拒絕，可心理壓力還是蠻大的，總覺得有違人道精神。結果，女孩說出去找朋友處擠了。

第二件事是事隔不久就有個男生串門兒了，我聽見她屋裏叮叮當當地敲東西，就過去看看，不料那男生正用鋃頭幫她裝鎖，我當即製止。房子不是我的，她將來可以一走了之，可我走時卻要麵對房東的檢查，如果房東不厚道，想在我走時再撈上一筆，這就是口實。四川女孩竟然反問我：“如果東西丟了怎麽辦？”我耐心地解釋說：“我個人可以保證我的家人不會冒然進入你的房間，如果你發現丟了什麽東西，你可以叫警察。”她無話可說，但門框上已經有一個洞了。

我有一個朋友，買房後花大力氣把地下室隔成了一個個的小間，專門出租，但幾個月後他就宣布不再租了，原因是中國來的國際學生糟蹋得不行，幾乎天天找他修這修那，出門不關燈、不關電爐、不關門，在走道上吐痰、倒垃圾。

我住樓上，自始至終都是我為整個House倒垃圾。地下室的人們有時連大垃圾袋都不備，隨便把小袋垃圾往外一堆就了事了，需要回收的報紙也不捆。有一次我向樓下的外省人提意見，請他把費報紙打捆並放在正確的回收箱裏，那人對我得愛國行動還挺尊敬，那是一次非加拿大人對加拿大人提意見。

垃圾廢品不按規定整理好，垃圾車不管收走。一次，收垃圾的落了一片包裝紙到鄰居家放垃圾的地方，我看見鄰居胖大姐拾起那紙片就扔到了我們的院子裏，還撅著嘴叨叨念念地瞪了我們窗戶一眼 ── 當房東多難呐！搞不好還會影響鄰裏關係。

我從這個House搬出來時還差一個月滿一年，不過房東倒未能多收一個月的錢，不是她不想收，而是我沒給，原因是她的房子生了蟑螂。開始是一兩隻，我買了專殺蟑螂的藥，並打電話通知她，誰知她卻在電話裏說：“外麵有賣蟑螂藥的，你買來自己殺一下就可以了嘛。”對這樣的人，我無話可說，隻能盡力而為。直到後來不可收拾，樓下的房客也向她投訴，她才請專業殺蟲專家，但已無濟於事了。

租Apartment是另一個選擇，所謂Apartment就是由專業公司管理的大樓，一般隻具備最低生活設施，有暖氣沒空調，有些東西向的樓，西曬時不知人們是怎麽過的。

住Apartment的人就更雜了，許多黑人朋友一塊黑布包頭，打扮得活象“太平天國”的英雄，他們高大的魁梧、瘦小的精幹，一看便知是打家劫舍、殺富濟貧的綠林好漢。中國拍水滸傳，那壹佰單八將的臉譜在這兒都能找到。我有一次幫朋友搬家，從一個Apartment搬進自己的House，隻一轉眼功夫，一個全皮的電腦椅就失蹤了。

Apartment的租金隨行就市，我入住的年頭兒正是供不應求的時候，所以要求一簽就簽一年的合同，而就在這一年裏，多倫多新起了許多小區，不少人買了房又都離開了租住的Apartment，租費又有所下降，並允許短期租約了。我這裏有兩個故事，分別發生在供不應求和供過於求的階段，很能說明市場經濟的杠杆作用。

供不應求的故事發生在我剛剛入住的時候，大樓前有一個停車場，雖說不大，但每次總能找到車位。一天，貼出來一個告示：“從某年某月某日起，所有的露天車位全部變成來訪者車位，限時一小時，超時拖走，費用車主承擔。過夜者需撥一個電話，欲約車位。需要地下車位者請聯絡管理公司。”

開始幾天我每天打電話預約過夜車位，後來那電話就再也打不通了。我心想反正橫豎是躲不過去，不如打個電話騷擾它一下，練練英語吵架也好，於是就撥通了管理公司，要求跟經理說話。我在電話裏抱怨說：這明明就是強迫住戶多花錢租車位，這種伎倆是不光彩的。隻聽那邊經理氣急敗壞地說：“這是公司的規定，如果你願意的話，你可以停在大馬路上，不過市府有人巡邏，你得交他媽的罰金。要不你的破車就得給拖走，反正你得交他媽的錢。”此時的我，感覺就象案板上的肉，任人宰割。到了告示上說的那天晚上十二點正，一串拖車魚貫而入，地上地下不停地掃蕩了三、四個小時，第二天一早在原有告示的下邊又多出來一個告示，上麵是拖車公司的電話號碼。我真不知該把這歸成明爭還是暗搶，究其原因無非是租戶太多了，管理公司勾結拖車公司趁機大撈一把。

供過於求的故事發生在我離開的時候，那天我預定了電梯搬家，在電梯裏遇見了本大樓的管理員 ── 一位白人胖大姐，她抱怨說：“這個月底有三十戶搬出去，也不知是怎麽了。”看著她沮喪的樣子，我猜想租戶的數量一定與她的提成有關。

胖大姐就跟他丈夫住在一樓的管理員室，我跟胖大姐約好，明晨交鑰匙。不料，我晚上十點鍾扔沙發時遇見了她，她卻粗暴地叫我立即離開。我回到房間，看著已經熟睡的兒子，與太太猶豫如何在這十二月隆冬的深夜，冒著大雪找住處。就在此時，有人敲門，是胖大姐，身邊還跟著一個保安。胖大姐的舉止活象條瘋狗，也不知我哪兒得罪了她，她用手筆劃著喊：“十二點之前，你必須走人，要不就付一個月的房租，不然我叫警察。”又瞥了一眼那個保安，“還有十分鍾，對嗎？”然後轉身，頭也不回地走了。

胖大姐這一叫不要緊，我太太急了，她說：“我給警察打電話，不用她打，我是女的，我倒要看看加拿大的警察會不會趕我出去。”說著，她抄起電話，撥了 911。電話的另一邊問她是不是緊急情況，在確認不是緊急情況之後，把電話轉到的當地警察局，警察局說：“請你待在那兒別動，一會兒警察會到。”

我們等了大約二十分鍾，聽見敲門聲。開門後，兩個警察出現在門口，他們就站在那兒，打開燈的同時，警惕地用眼睛迅速掃視了一下屋裏的情形。當時，我們屋裏隻剩下一台電視，兒子躺在簡易床墊上睡著了，旁邊是一個大包袱，裏邊是我們準備打地鋪的鋪蓋，我想這情形再典型不過了。

一個警察問是誰打得電話，又讓我太太把情況再說一遍，然後說：“我們已經和管理員談了，她無權趕你們出去，這是法律，你們今晚可以在這兒過夜。不過，明天一大早，你們必須保證在七點以前把鑰匙交到管理室，他們可能要接待新房客。”

我告訴他，這正是我和管理員最初的約定，但不知何故，她改變注意並深夜騷擾。那位警察看了一眼旁邊的搭檔，還問了一句：“行嗎？”那搭檔點了下頭，我道謝，他們離開。

第二天，我準時七點來到管理室，門緊鎖著，那管理員胖大姐根本還在睡覺，也不知她催什麽，“與人方便，自己方便”的概念她們根本就沒有。我把鑰匙放在她的信箱裏，盡到了我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