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與上海人 zt

易中天:北京人與上海人 送交者: yinyue 　　　　　　　　　 　　不可否認，這裏確有境界之別。 　　上海人的活法更是“市民的”。 　　上海是一個工商業城市，商品和商業是上海的命脈所係。所以，上海人是地地道道的市民，上海則是地地道道的市民社會。市民社會的特點是：作為市民，是沒有高低貴賤之分的；而商業社會的特點，則是認錢不認人，市場麵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沒有天生的高貴，任何人的價值也都要隨行就市。流氓做大了也是爺，貴族沒有錢，就什麽也不是。當年，上海灘上，許多赫赫有名的大亨都出身貧寒，而那些白俄貴族小姐們，卻隻好去做舞女。不管是什麽人，如果沒有足夠的實力（它往往貨幣化為金錢），那他就別想在上海灘上擺什麽譜。 　　這就和北京不一樣。老北京的那些破落貴族，雖然也會感到“落毛的鳳凰不如雞”，但仍不難通過別的東西，比如自己的氣質、風度、本事，贏得他人的尊重。哪怕這本事隻不過是會看點兒風水，批個八字兒，唱幾段京劇或單弦牌子曲，懂得養鴿子養鳥養金魚的章法，也能讓他不失體麵地活人，在吃棒子麵窩窩頭就鹹菜喝粥時不覺得“跌份”。正如趙園所說，老北京就像“一個久曆世故的人，或者不如說像破落的舊家，即使破敝也仍能維持其氣度的雍容高貴”，而少有暴發戶的虛驕和勢利（《北京：城與人》）。然而這種活法在上海就行不通。如果說，老北京人講究的是“倒驢不倒架”，那麽，舊上海的信條則是“笑貧不笑娼”。正如魯迅先生所言，在舊上海，如果你穿戴不齊整，衣服不光鮮，那麽，一公共電車的車掌會不照你的話停車，公園看守會格外認真地檢查入門券，大宅子或大公寓的門了會不許你走正門。”（《上海的少女》）這時，聲稱自己姓羅曼諾夫或愛新覺羅是沒有用的，那隻會引起哄堂大笑。 　　所以，上海人不會像北京人那樣“恥於言利”，也不會像北京人那樣從骨子裏看不起暴發戶，在內心深處憎惡買辦氣和市儈氣，或裝作對掙錢不以為然，對鈔票滿不在乎。上海人並不諱言錢是個好東西，也不認為通過正當途徑為自己多掙點錢有什麽不好。當政策允許一部分人通過誠實勞動“先富起來”，“第二職業”也為社會認可時，上海人立即就動作了起來，並像廣州人發明了“炒更”一詞一樣，發明了“扒分”這個詞。然而，北京人雖然也油嘴滑舌地說什麽“金錢不是萬能的，沒有錢就萬萬不能”，卻仍有不少人寧肯把這種認識停留在嘴皮子上而自居“還有一億在觀望”中之一員。大約正是由於這個原因，在新詞匯的發明創造方麵一貫領先的北京人，至今沒有發明出“炒更”和“扒分”的北京版。 　　但，如果你認為上海是一個“金錢至上”的社會，可就大錯特錯 一個“金錢至上”的社會肯定是庸俗不堪的，上海卻並非如此。上海人“不恥言利”，也不“惟利是圖”。作為整個城市的社會風尚，上海人真正崇尚的，毋寧說是精明。這也正是一個真正市民社會的特征。在一個真正的市民社會裏，財大氣粗和一夜暴富者總是極少數，絕大多數則是被我們稱作“小市民”的人。他們“小”，所以他們“牛”不起來；他們又是“市民”，因此知道什麽是“都市生活”。總之，他們是一些既不十分富有，又不至於一文不名，而且還想過好日子的普通人。他們的惟一本錢，就是精明。因為，在這個市民社會和商品社會裏，所有的物質產品和精神產品、物質享受和精神享受固然都要用錢買，但那價格卻隨行就市，而且能討價還價，至少也能貨比三家。也就是說，同樣多（或同樣少）的錢，可能會買來不同值的商品或享受。這樣，一個人過得好不好，就不但取決於他“有沒有錢”，更取決於他“會不會過”，而後者對大多數小市民來說顯然更現實。在計劃經濟的年代，當所有人的工資收入都相差不遠時，就更是如此。所以，如果說上海也有什麽“拜物教”的話，那就決不是“金錢拜物教”，隻會是“精明拜物教”。 　　因此，與北京“大市民”的好高騖遠和誇誇其談相反，上海小市民的活法是精明實惠和穩紮穩打的。他們對不會帶來任何實際利益的政治活動不感興趣，也不會輕易地被某種政治激情所煽動，或盲從某種政治觀點，而寧肯對政治采取一種敬而遠之的態度。即便要參加政治運動，也會同時考慮經濟利益，或把政治要求變成經濟要求。比如“文革”中，對“走資派”的批判就往往“落實”為獎金的發放問題。那時，北京人關心的是“誰上誰下”，上海人關心的則是“給多給少”。誰能給上海人帶來實惠，上海人就會從內心裏擁護誰。 　　實惠，是上海的一個重要概念，也是一個使用頻率極高的詞。它包括兩個方麵，即“實在”與“優惠”。“實在”就是貨真價實，“優惠”就是價廉物美，總之是“低投入，高產出；低成本，高效益”。這是一種典型的工商業城市的價值觀念和價值係統，也是上海人居家過日子的基本原則。雖然它往往被視為斤斤計較、鼠目寸光、小家子氣，被許多人（尤其是北方人）看不起，卻能給上海人的生活帶來實實在在的好處，使上海人的生活有較高的質量。 　　較之北京人，上海人的生活質量的確是比較高的。因為上海人的所謂實惠，不僅包括貨真和價廉，還包括物美；而所謂物美，又不僅是東西實在，還包括品種多、服務好。去年我在上海還吃過不到10元一份的蓋交飯，那一葷一素兩個菜，竟是現炒的。3元一客的小餛飩，則是用小砂鍋煮的，湯裏還有紫菜和蝦皮。這就不僅是實惠，也是精致 這樣的事，在北京就匪夷所思。北京沒有實惠和精致，隻有排場和馬虎。不是貴得嚇人，就是差得要命；不是價不廉，就是物不美，甚至物不美價也不廉。 　　就拿小吃來說。上海的小吃和點心少說恐怕也有上百個品種，小吃店和點心店也遍地開花到處都有，而且沒有隻賣早點一說。不少小店到了中午和晚間，是既賣炒菜米飯，又賣小吃點心的。店麵、器皿和食品多半清爽利落，經營也很靈活。比如麵上的澆頭是可以加份的。你可以要一碗雪菜麵再加荷包蛋，或者大排麵加筍絲，不像別的許多城市，吃牛肉麵就隻能吃到牛肉，吃雞絲麵就隻能吃到雞絲，而且那牛肉和雞絲還未必可口。這些都是實惠，也是方便。北京就沒有這麽方便。這些年，北京“吃飯難”的問題總算是得到了緩解，花幾塊錢填飽肚子也不太困難，可遍布全城的“京味小吃”卻多半是外地民工的“傑作”，自產的點心也不敢恭維。北京最經典的“段子”是；一塊月餅掉在馬路上，被汽車碾進路麵拿不出來。圍觀者七嘴八舌獻計獻策，說隻好再買一根麻花把它撬出來 　　這當然是笑話，也是小事，不過小中可以見大。事實上，一個城市的小吃，最能體現這個城市中市民的活法。可以說，正如有什麽樣的臣民就有什麽樣的政府，有什麽樣的市民也就有什麽樣的小吃。北京的小吃正體現了北京人的活法：馬馬虎虎、大大咧咧、嘻嘻哈哈，——馬大哈。上海卻沒有“馬大哈”，隻有“馬大嫂”。“馬大嫂”是上海話買（采購）、汰（洗滌）和燒（烹調）的諧音。在上海人看來，居家過日子是很實在的事，也離不開買、汰、燒。這事女人可以做，男人也沒有什麽做不得。相反，一個男人家，在外麵也許要擺擺架子，在家裏擺譜當爺們，就沒有意義，還不如買買菜、洗洗衣、燒燒飯來得實惠。因此有人說，北京是爺們（馬大哈）的活法，上海是娘們（馬大嫂）的活法。北京浪漫，上海實際。 　　北京人的幽默，表麵是風趣，內裏是世故，這才有了如張辛欣所說的那種“經蹬又經拽，經洗又經曬”的韌勁兒。 　　這種幽默上海是沒有的，也是不會有的。 　　如果說，北京人的世故表現為穩健平和、苦樂隨緣、安貧樂道，外加一點幽默詼諧作調劑，那麽，上海人的世故就表現為精打細算、討巧賣乖、明哲保身，外加一點可能範圍內的積極進取。上海人的確一門檻精來兮”。他們深知“老虎胡須摸不得，刺毛毛蟲惹不得，沒幹的生漆碰不得，過時的皇曆翻不得，六月的扇子借不得”等道理，並牢記“病從口入，禍從口出”的古訓，因此決不亂吃，也決不多言，不惹是生非，不沒事找事，當然也就既不會油嘴滑舌挖苦別人，也不會裝傻充愣調侃自己。挖苦別人會得罪人，自己也沒什麽實際的好處；而裝傻充愣則無異於醜化自己給別人當笑料，那才叫“戇”呐！精明的上海人，哪有當“戇大”的道理？於人不利，於己無補，這種“不合算”的事，上海人才不會去做。 　　的確，合算不合算，是上海人決定自己行為的價值取向。上海人的行動是經過精密計算的，他們的世故也是經過精密計算的。凡是不合算的事，即便有趣，他們也不幹；凡是沒有用的東西，即便好看，他們也不買。當然，他們買東西，並不隻考慮有用，也要好看。因為一件東西既然可以又好看又有用，如果隻買了有用的部分，同樣是不合算的。那麽，裝飾品之類“沒用”的東西，就不買麽？買的。因為它們也有用，或被看作有用。比方說，可以提高檔次、表現品味、附庸風雅、顯示氣派等等。總之，上海人的思維方式是數學的，行為準則是實在的。 　　所以，上海市民和北京平民一樣，都不作啡份之想”（這也是中國人的共性），但理解不同。北京人理解的“非份之想”是“命裏沒有”，上海人理解的“非份之想”是“不可操作”。隻要做得到，而且有實惠，他們就會去做。做的時候，也有個尺度，就是不能惹麻煩。他們的目的很明確：現有的生活秩序能不破壞就不破壞，現有的生活水平能提高多少就提高多少。但是，這種提高有個前提，就是不能失去已有的好處。因此不能革命，隻能改良，不能“大破大立”，隻能“小打小鬧”。這便是上海式的世故。出於這種世故，上海人和北京人一樣，也能忍（這同樣是中國人的共性），但忍而不受。如果說北京人的人生哲學是“窮忍著，富耐著，睡不著眯著”，那麽，上海人的態度則是一窮不忍，富不耐，睡不著就想發財”，發不了財就到鄉下人那裏找平衡。這話也許說過分了一點，但至少，在忍耐中，他們會積極地想辦法，以便在絕境中找出路，在夾縫中求生存。比方說，開不了源，就節流；小腳褲和喇叭褲都不準穿，就發明直筒褲。這便正是上海式的乖巧。顯然，同為忍耐，也不相同。北京是忍，上海是磨。北京人越忍越懶（甚至“懶得離婚”），上海人越磨越精。上海的世故比北京的積極。 　　上海的世故也比北京的可取。因為它為人的欲望開了個小口子，使之能在不危害社會的前提下得到適當的滿足。有此滿足，上海人心理也就平衡 北京人沒有這個口子，就隻能強忍；而一旦忍不住，禮數什麽的，就不再談得上。結果，不愛錢的北京人一旦伸出手去，便黑得厲害。所以，小貪官全國都有，大貪官卻隻會出在北京，不會出在上海。上海人沒有那麽大的“膽”，也沒有那麽“壞”。上海人的做法，總體上是“利己不損人”；即便壞，也“小奸無大惡”。他們是在上海的空氣中熏陶出來的，而上海的世故教給他們的，則是這樣一條原則：在為自己謀利益的時候，應以盡可能不犯規、不損害社會和他人利益為前提，因為那隻會最終導致自己利益的喪失殆盡。這當然並不合算。 　　其實，上海的這種世故不能叫世故，隻能叫精明。同樣，上海的幽默也不能叫幽默，隻能叫滑稽。滑稽和幽默不是一回事。幽默是一種人生狀態和境界，它需要一玩深沉”；滑稽則是一種膚淺的、一次性的搞笑，不必費太多的事（成本較低），就能立竿見影地快活一下，還能反襯自己的精明。因此，它最對上海人的胃口，也最讓北京人看不起。 　　如果說，前述上海人感覺到的，主要是生活的窘迫（上海人的典型說法是“拆了棉花當大褂穿”），那麽，前述北京人體驗到的，便多少可以說是人生的苦澀（北京人的典型說法是“有牙的時候，沒有花生仁，好容易有了花生仁，又都沒了牙”）。感覺和體驗，是層次不同的兩種心理；而生活和人生，更是大小不同的兩個課題。感覺總歸是暫時的，可以改變的，何況我們的生活正在一天天變得好起來。隨著生活的蒸蒸日上，相信務實的上海人，自我感覺也會一天比一天好。總之，他們的問題，似乎相對比較好解決。北京人的問題就麻煩多 對人生苦澀的體驗及其超越，似乎是屬於所謂“終極關懷”一類的問題。當然並非所有的北京人都是哲學家，但北京作為世紀老人，卻似乎總是和哲學脫不了幹係。那種曆史的滄桑感和人生的變幻感，總是無法躲避地會伴隨著北京人；而關懷文化的演進和國家的命運，也無可避免地會是北京這類城市的宿命。 　　因此，北京人的活法是哲學的，也是詩意的。因為中國哲學是一種人生哲學。它並不來自邏輯推理，而來自人生體驗。體驗隻能用詩來表達，生活也隻有詩化以後才有藝術性。北京人的生活之所以充滿藝術性，就因為他們總在做詩。或者說，總在做夢。做詩和做夢，有時並沒有太大的區別。如果說有區別，也就是夢有惡夢，而詩則多半是美好的。北京人便多半是生活在美夢和史詩之中。這使他們雖然難免不切實際，但也確乎大氣磅礴；雖然難免自以為是，但也確乎圓潤渾成。北京人是有點油，但不淺薄。他們也不避俗，但俗中有雅，而且是典雅和高雅。即便是最俗的俏皮話，也有曆史典故打底子；即便是最底層的市井小民，也顯得（當然也隻是顯得）相當有智慧有學問。甚至就連他們的世故，也因為是哲學詩，以至於最世故處反倒顯不出世故來。豈止是顯不出世故？沒準還有幾分天真可愛。北京人畢竟是古老文明最正宗的承傳者。瘦死的駱駝比馬大，他們怎麽也掉不了價。 　　上海人就兩樣 他們的生活是世俗的、實在的、精打細算和穩紮穩打的，是埋頭做生計和精心過日子的，是“螺螄殼裏做道場”的。他們生活在一個職員和市民的社會裏，一切都是裸露直白和謹小慎微的。他們直統統地問人家“儂幾歲”，也赤裸裸地用“合算不合算”來表示他們的選擇。當他們斥責別人是“外地人”或“鄉下人”時，絲毫也不掩飾自己對貧窮和鄉氣的蔑視。他們把交朋友叫做“軋朋友”，把不負責叫做“拆爛汙”，把看重外貌叫做“吃賣相一，把假冒偽劣叫做“開大興”，世俗氣十足，一點也不高雅。他們罵起人來也不好聽，不像北京人損人那麽藝術，讓人忍俊不禁。他們的娛樂也充滿了市民氣，而偌大一個上海簡直就沒有什麽好玩的地方，隻有密密麻麻的樓房，密密麻麻的街道，許許多多的上海人，和許許多多手裏拎著大包小包不得要領地竄來竄去的外地人。 　　總之，上海是一點詩意也沒有的。上海從來就和詩“不搭界”，上海的詩人也從來就成不了什麽氣候。上海現在刮起了一股濃濃的懷舊風。老房子、老公寓、老門牌，裏弄門口AD1930的字樣，有著牽牛花般大喇叭的老式留聲機，黑色的密紋唱片，美人頭月份牌，裝生發油的玻璃瓶，老上海鹽汽水，沙利文小圓餅幹，這些東西都牽動著上海人的情絲。甚至就連上海有線音樂頻道的廣告，都做成了三十年代的風格，中間是周璿的著色相片，下麵寫著“全天播放摩登流行，全麵展示都會時尚”，隻不過是簡體字。上海人和北京人一樣開始做夢了，而且是“鴛夢重溫”。但我並看不出這裏麵有什麽詩意，不像北京一懷舊就詩意盎然。上海有多少舊好懷 能懷的又是什麽舊 甚至就連他們的紳士風度淑女風範，也是在短短一百多年中速成的。這就顯得底氣不足眼界不高。所以我說上海是有風度無境界，有教養無底蘊。上海畢竟隻有百多年的曆史，哪比得上北京的悠悠歲月！ 　　但，我卻並不認為北京人就有理由看不起上海人。 　　北京人和上海人的關係有點微妙。上海人是自我感覺良好的。他們幾乎看不起所有的外地人，但惟獨不敢小看北京人。北京人則是比較寬厚的。他們並不特別看不起外地人，卻偏偏看不起上海人，以至於一個上海人在北京得到的最高評價，竟是“你不像個上海人”。 　　 　　北京人的這種態度很沒有道理。 　　不錯，上海人是有毛病。但，北京人就沒有麽？北京人是很大氣，但這大氣常常變成霸氣；北京人是很平和，但這平和可能變成平庸；北京人是很達觀，但這達觀往往成為不思進取的托詞；北京人是很幽默，但這幽默弄不好就變成了油嘴滑舌。北京人，也不是完美無缺的。比方說，你在北京問路，如果不先叫一聲“大爺”，得到的回答使很可能是：“自個兒找去吧，您哪！”沒什麽無私奉獻熱情好客的事。 　　甚至北京人最引以為自豪的禮數和豪爽，也可能變成虛套和假模假式。一個朋友這樣向我描述他對北京人的感受：北京人不是很熱情很豪爽麽？見麵三分鍾，如果你們很投緣，他立馬就會和你拍肩打背，成了“哥們”。如果你到他家裏去，神吹海哨聊得起勁，他會堅持留你吃飯。如果你要走，他會生氣說：“哥們別走！我鍋都給你刷了！”可你要真留下來吃飯，那就麻煩 “喲！哥們，您可把我坑啦！”“你不是連鍋都刷了 ”“鍋是刷了，可麵還沒買哪！” 　　上海人就不會這樣。上海人確實不會輕易和別人成為朋友。他們在和陌生人接觸時，甚至會很冷淡，至少是“敬鬼事神而遠之”。彬彬有禮客客氣氣的後麵，是可以感覺到的警惕和疏遠。所以，同上海人成為朋友並不容易。但一旦成為朋友，就相當可靠，甚至終身可靠。我在上海有不少朋友。平時我們“相忘於江湖”，然而但凡有托，都十分到位。他們答應的事情，很少有失信的。我在上海的一個朋友（準確地說是朋友的朋友），為了幫我一個忙，三次和我約會，每次都準時到達。這種守時守信的作風，也是大多數上海行業和不少上海人都有的。我想，這與商業社會重信譽守合同的傳統不無關係。 　　上海人甚至還有一般外地人想象不到的正氣。一般地說，上海人是比較膽小怕事，但並不等於說他們就沒有正義感。事實上，由於上海人精明過人，他們對是非往往比一般人看得更清楚，隻不過多半不願意說罷 然而他們會通過其他方式來表示。文革中，我因為同林彪死黨了盛一夥的走狗唱對台戲而遭批鬥。每次批鬥會回來，都有一個人立即打來一盆熱水給我洗臉。這是一位上海知青，名叫許繼助。平時，我們來往不多。而且，據他後來說，他先前對我是很有些不以為然的。然而，在許多人對我都避之惟恐不及的時候，他卻用一盆盆的熱水為我洗刷冤屈，而他又曆來是謹言慎行不問政治的。二十多年後，他對我說：“你當年其實是替我們全體知青在受難。一也就是說，他對我的幫助，並非出於個人恩怨，而是出於正義感。另一位上海知青王衍中的做法則是：趁“革命群眾”看電影受教育（牛鬼蛇神無此資格）時，偷偷溜進我房裏通報一些秘密情報，包括中央文件和小道消息。 　　誰說上海人不會“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方式不同罷 　　實際上，上海人有很多優點是和北京人一樣的。比方說，素質好、品味高、有文化、有教養等等。上海和北京畢竟是中國最大的兩個城市，而且是精英人物集中的地方，不可能不高人一籌。何況，上海人還有許多北京人沒有的優點，比方說，節儉、勤快、守信、守時、講效率，有敬業精神、契約觀念和職業道德等。再說，上海人雖然有“看不起外地人”的惡名，但至少不會看不起北京人。所以，北京人看不起上海人，並沒有道理。 　　比較一下北京人和上海人的優缺點，將是一個有趣的話題。 　　北京人最可貴的，是他們的貴族精神。什麽是“貴族精神”？依照陳獨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的說法，“有獨立心而勇敢者日貴族道德”。顯然，所謂“貴族精神”，指的是一種高尚的人格理想、高貴的精神氣質和高雅的審美情趣。其中，人格又最為重要。所以，貴族精神其實無關乎門第和血統，也無關乎身份和地位。比如在危難關頭挺身而出的曹判，雖無官銜爵位，卻有貴族精神；而那個在俘虜營裏“樂不思蜀”的劉禪，雖然是鳳子龍孫，卻與貴族精神無緣。 　　然而，貴族精神既名之曰“貴族”，也就並非輕易可以養成。它多半是在優勢的文化教育環境中熏陶出來的。所以，它不大可能產生在鄉村，而基本上隻會是城市文化、上層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對應物。北京是中國最大最高貴的城市，北京當然會有貴族精神。 　　事實上，正如雅致是上海的空氣，貴族精神也可以說是北京的靈魂。正是由於這種精神，北京才成為中國最大氣的城市。北京從來就是一個敢於獨立思考同時也敢於發表這些思考的城市。惟其如此，它才會成為五四運動和中國新文化運動的策源地，才會有那麽多熱血青年在天安門廣場為真理而獻身。就連所謂“北京人什麽話都敢說”，也有這種精神在內。它甚至使北京人的貧嘴不那麽讓人討厭，反倒有時會有幾分可愛。 　　同樣，正是這種精神，使北京雖有粗俗粗鄙卻不致沉淪。北京是不乏粗俗粗鄙的（比如”“（挺”“傻礦之類的“市罵”）。它往往表現為北京特有的一種痞氣，我在下麵還要講到。而且，正如北京的科學技術、文學藝術是第一流的，北京的痞氣也是第一流的。如果要和北京人比一比看誰更痞，相信沒有人比得過。但，北京卻不會因此而變成一個“痞子城市”。因為貴族精神是北京的靈魂。所以北京人即便痞，也痞得帥、痞得派、痞得俏皮，痞得有藝術性，甚至幹脆就痞成藝術品。 　　無疑，貴族精神不是一朝一夕所能產生。它需要長時間的培養、積累與熏陶。尤其趣味的培養和生成，更非一日之功。它也需要堅實的文化基礎和雄厚的精神資本，否則就隻會產生“偽貴族”，就像上海那些“貧血”的紳士一樣。北京恰恰有這樣的條件。這也正是北京人自以為有資格看不起上海人的地方。北京人看上海，確有英國人看美國的味道，也有世家子看暴發戶的味道（現在的上海人則以同樣的態度和眼光看深圳）。畢竟，上海雖然不是“文化沙漠”，但要論曆史悠久積澱深厚，總不敢望北京之項背。 　　不過，貴族精神可取，貴族派頭則不可取，尤其是在今天。包括北京學人身上的某些士大夫氣，也不完全可取。可取的是其人格精神，不可取的是其現實態度。一方麵，這種士大夫氣總是不免半農村文化和遺老遺少的味道。北京某學人刊物就有很重的這種味道。傳統當然是寶貴的，田園詩也很美，但不要忘記它們和“封建社會”總是有著不解之緣。另一方麵，正如下麵將要講到的，北京現在也少有田園詩般的情調，北京的學術界現在也相當浮躁。由某些特別浮躁的人來提倡士大夫氣，便不免讓人懷疑其中有什麽“貓膩”。至少，正如北京的某些建築給人以穿西裝戴瓜皮帽的感覺，北京某些人的貴族派頭和士大夫氣，也讓人覺得是孔乙己不肯脫下長衫。如果那長衫竟是為了把“尾巴”①遮住，就更加不敢恭維 　　①尾巴，典出曹聚仁先生《續談“海派”》一文：“知道不能掩飾了，索性把尾巴拖出來，這是‘海派’；扭扭捏捏，還想把外衣加長，把尾巴蓋住，這是‘京派’。” 　　這也未必就是杞憂。事實上，“君子之澤，五世而斬”。沒有永遠的貴族，也沒有什麽永恒不變的東西。從莊子到阿Q，有時也隻有一步之遙。事實上，不少北京人就不乏阿Q精神。比如“打腫臉充胖子”，就是他們的拿手好戲。前麵已多次講過，北京人的毛病，就是虛，喜歡擺譜、講排場、充胖子和誇誇其談。就連他們最看重的禮數，也透著一股子虛氣。所謂“倒驢不倒架”，便很可能驢沒了，隻剩下架子；貴族精神沒了，隻剩下派頭，而且還是塑料紙包裝的。無疑，矛盾對立的雙方，總是會轉化的。崇高會變成滑稽，勇敢會變成粗魯，巧智會變成油滑，大度會變成馬虎，貴族精神也會變成痞子作風，此之為北京人所需警惕者。 　　與北京相反，上海人最可貴的，不是紳士風度，而是理性精神。盡管上海人很看重他們的紳士風度，但這種風度多少有點來曆不明。即便不是假冒偽劣，至少也是速成的，因此有點飄忽，遠不如他們的理性精神來得實在。 　　理性精神在上海也是無所不在的。就拿乘坐公共汽車來說。北京的做法是一哄而上，然後由售票員在車上大聲嚷嚷：“哪位乘客給這位大爺讓個座兒！同誌們，一個人做點兒好事並不難，隻要站起來就行 ”有沒有用 全靠自覺 上海的做法則是在起點站設“坐隊”和“站隊”，請退休工人當糾察隊員，誰坐誰站，全憑先來後到，一視同仁，人人平等，個別需要重點照顧的殘疾人老年人則安排到“坐隊”的前麵。顯然，北京的做法靠道德，上海的做法靠科學。前者基於人情禮數，後者基於理性精神。 　　又比方說，自行車帶人，這本來是違反交通規則的。可如果上下班時不讓帶孩子，則孩子和自己都得遲到，因此又不能不通融通融。北京的做法是睜隻眼閉隻眼，成都的做法則是鑽政策的空子。交通規則隻規定“不許帶人”，沒說“不許背人”是不是？那我們就背著。成都人本來就有背孩子的習慣，現在則讓孩子站在自行車後座上，再拿根帶子綁在自己身上。你說是帶人，我說是背。上海的做法顯然明智得多：幹脆規定在某些時候某些路段可以帶學齡前兒童。這就既保證了交通安全，又解決了實際問題，無疑是理智的。 　　理性精神使上海人在管理公共事務時井然有序，並能盡可能地做到公平合理。比方說，隻要有排隊的事，上海人或者就會有上海人主動出來維持秩序，按照先來後到的次序給每個人發號，隔三差五還要點名核實，以保證每個先來而又認真排隊的人享有本應享有的優先權，不管是買股票，還是辦簽證，都如此。這實在是比憑力氣往前擠和靠關係走後門合理多 　　上海人的這種理性無疑是一種“實用理性”。它是基於實用價值並為實用服務的。這就使上海人能獲得更多的實惠。但，如果把所有的事務和關係都泛實用化，則理性也就會變成算計。這也正是上海人頗遭物議之處。上海人給人的感覺，是什麽事都講實用、講實惠、講合算不合算，包括接人待物。比方說交朋友。北京人多半看感覺。如果感覺好，對脾氣，那麽，不管你是什麽人，也能成為“哥們”。上海人則多半會要講實惠，即要看交你這個朋友有沒有用。如果有用，則交，甚至不惜鞍前馬後。如果沒用，則多半會客客氣氣把你打發 　　不過北京人也犯不著因此就特別看不起上海人。就算上海人自私、小氣、市儈、算計、不仗義、不可交（其實並不盡然）吧，又礙你什麽事 上海人又沒有一定要同你交朋友。 　　其實，北京人對上海人的這種態度，在我看來，似乎主要是基於一種陳腐的傳統觀念。依照這種概念，人與人是有差等的。這個差等，就是“士農工商”。北京是土農的城，上海是工商的市，這本身就有高下之別。士當中，地位最高的是官；商當中，地位最低的是販。北京冠蓋如雲而上海小販成堆，北京當然看不起上海。你想吧，哪有官員“待見”職員的道理？而且，如果上海像廣州（一個更是市場的“市”）那樣，悄沒聲地躲在天荒地遠自說自話，倒也罷 可上海偏偏又成了“大上海”，處處都和北京較勁，這就不能不讓北京人心裏有點那個。 　　 (摘自易中天”讀城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