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這是我第一次看到一篇比較全麵、客觀、準確、深刻的分析澳大利亞民族的文章，它說出了很多我經曆了的但沒能夠如此準確的描述出來的對腳下這片土地及之上的風土人情的感覺。現將文章摘到這裏與大家分享，相信之後你會對這個國家有一個更深刻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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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論澳大利亞民族性格（I）
作者：周開鑫
摘自：西南石油大學 外語教學參考 第132-134期
（重慶交通大學外國語學院 重慶 400074）
摘要：
摘要：
民族如人，其性格取決於先天和後天兩種因素。澳大利亞作為英國罪犯流放的產物，其民族性格本質上屬於西方（英國）文化。但由於後天特殊環境的影響，澳大利亞性格又獨具特色，明顯地表現在澳大利亞人的言談舉止、思想觀念、價值標準、處事態度等方麵，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該民族的生存狀態和發展勢頭。研究並借鑒這種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及其引領下的興國之道具有無可否認的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
關鍵詞：
關鍵詞：
澳大利亞；民族性格；罪犯流放；特殊環境；言談舉止；思想觀念；價值標準；處事態度；興國之道。
一、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高校先後成立了十多個澳大利亞研究機構，對這個南太平洋上的新興國家開展了廣泛的研究，內容涉及地理、曆史、社會、文化、文學、藝術、政治、經濟等領域。但由於種種原因，對澳大利亞性格的專題研究尚不多見。筆者曾結合澳大利亞英語的特點[11]85-95和澳大利亞民歌 “WaltzingMatilda”的內容[13]105-107對澳民族性格作過初步探討，但隻觸及皮毛，很不深入。本文特對此命題作再探討，以期激發學術界的興趣。
二、澳大利亞性格的地位問題
數十年前，世界文學園地裏有英國文學和美國文學，但沒有澳大利亞文學，文學史家隻把澳大利亞文學劃為英國文學的一個分支。至於澳大利亞民族性格，就更沒有獨立存在的地位了。自從1973年澳大利亞小說家帕特裏克•懷特榮獲諾貝爾文學獎之後，英、美國家開始在高校開設澳大利亞文學課程，對澳文學的成就和特點開展了深入的研究，承認其獨立的地位。然而澳大利亞民族性格的地位依然受到質疑，更未引起世人的重視。許多人認為，澳大利亞的發展史從1788年第一批英國人登臨澳洲東海岸算起才二百餘年，獨立建國史從1901年澳聯邦成立算起才一百餘年，而且它至今還是個英聯邦國家，與英國有著密切的聯係，不可能有獨立的民族性格。人們承認曆史同樣不長的美國具有民族性格並對其作詳細的闡釋，但卻無法用同樣的態度來對待澳大利亞。究其原因，恐怕除了勢利心理作祟之外，更多的是由於澳大利亞不如美國惹眼，人們對它缺乏足夠的重視和深入的了解。
筆者認為，澳大利亞性格不僅存在，而且在許多方麵比美國性格更鮮明、更有特色。
遺傳學告訴我們，人的性格取決於先天和後天兩種因素，前者是遺傳基因，後者是生長環境，民族性格同樣如此。澳大利亞和美國一樣，發端於英國殖民，其生理基因是英國的，文化歸屬是西方的，因而無論是澳大利亞人還是美國人，除膚色外表相同外，其風俗習慣、生活方式和價值取向也雷同。這是他們源於同宗文化的共性，是東方文化難以取代的。這一點為澳大利亞在許多重大國際事務中以及曆來的國際戰爭——包括蘇丹戰爭、南非戰爭、兩次大戰、朝鮮戰爭、越南戰爭、科索沃戰爭和伊拉克戰爭中始終站在英美一邊提供了最合理的解釋。然而澳大利亞也和美國一樣，產生於一個特殊的曆史背景，生長於一種特殊的社會和自然環境，從而培育出自己獨具一格的本土文化，所以澳大利亞人有自己特有的談吐風格、行為方式、價值標準和處事態度。這是他們的個性，是同祖同宗的英美人難以取代的。本文探討的正是這種個性，主要涉及澳大利亞人和英美人的差異而非雷同。這種探討著眼於澳大利亞人的主體——英國早期移民的後裔而非當今這個多民族國家的其他移民，而且還著眼於澳大利亞人的總體狀態而非相互差異可能很大的個體。這一前提本來是不言而喻的，但如果不講清楚，則可能引起荒唐的誤解和無謂的爭論。
三、澳大利亞產生和發展的背景
著名法國作家和政治家DeTocqueville（1805-59）曾說過：“從幼年可以看到整個人的一生，民族的發展同樣如此。民族的起源要在該民族身上留下烙印，伴其誕生、促其成長的環境將對其整個一生產生影響。”[6]x這與中國人“從小看大”的觀點不謀而合，強調幼年對人生的重要作用。澳大利亞曆史學家Russel Ward又說：“要了解一個民族的曆史（及性格——筆者），明智之舉是了解它誕生和成長過程中不同於其他民族的特殊因素。”[5]2要認識澳大利亞民族性格，就必須探究該民族產生的背景和成長的環境。
曆史學家一致認為[3]51-69，[4]31-60，[5]23-25，澳大利亞是十八世紀英國資本主義早期混亂的社會、嚴厲的法律和罪犯流放製度、以及美國獨立等因素的綜合產物。請看下列史實：
1、“工業革命”時期的英國社會問題嚴重，“圈地運動”中喪失了土地的農民淪為流落城市的無產者和經濟危機的犧牲品。到十八世紀後期，全國人口失業率高達1／7，失業帶來貧困，貧困導致犯罪。
2、當時英國的刑法十分嚴厲，規定處以絞刑的犯罪有兩百多種，小偷小摸也可致十年監禁。酷刑無法解決貧困者的生存問題，更無法緩解其抗拒情緒，因而也無法遏製犯罪的增加，致使全國監獄爆滿。除大批重犯被處死刑外，在不長的時期裏有五萬多罪犯被流放到美洲成為種植場主的奴隸。
3、1776年7月4日，贏得了“獨立戰爭”的美國人宣告獨立，結束了美洲作為英國罪犯流放地的百年曆史。
4、繼JamesCook（1728-79）1700年4月29日最終發現了澳洲並將其東海岸命名為“新南威爾士”（NewSouthWales）之後，英國政府一直在探討在這塊南方大陸建立殖民地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直至1786年6月，迫於罪犯太多的巨大壓力，英政府指派內務大臣LordSydney （1784-89在任）向國會宣布英王的決定：接受曾隨Cook航海探險並發現澳洲東海岸植物灣（Botany Bay）的植物學家Joseph Banks（1743-1820）提出的在澳洲建立罪犯流放地的議案，任命ArthurPhillip上校（1738-1814）為新南威爾士總督去澳洲開辟新的殖民地。
5、1787年5月13日，Phillip率領由十一艘海船組成的船隊，裝載著750名囚犯和294名押解人員連同七匹馬向澳洲進發。船隊於1788年1月26日登臨植物灣，建立了澳洲的第一個英國殖民點，將其命名為Sydney。英國移民在澳洲的拓荒鬥爭從此開始了，因而1月26日成了今天澳大利亞的國慶日。
由此可見，英國罪犯流放是澳大利亞產生的重要背景。它向人們昭示一個強烈的反差：英國人的祖先是盎格魯、撒克遜、朱特等古老的北歐民族，美國人的祖先是頗具文化素養、滿懷希望去新大陸追尋夢想的英國清教徒，而澳大利亞人的祖先則是來自英國社會底層、因各種過失失去自由、帶著鐐銬和絕望充軍到人跡罕至的南方孤島的流放罪犯。流放製度對澳大利亞民族的發展和澳大利亞性格的形成產生了巨大影響。試想那些英國社會遺棄的“垃圾”帶著屈辱和創傷被拋到這塊遠離故土的荒原備受煎熬，拚死掙紮以求生存，當是何等的絕望和悲哀!但當時的 GovernorPhillip卻樂觀地預言：這群特殊的英國移民和澳洲特殊的惡劣環境相結合，注定要產生一個特殊的民族[4]29-30。澳大利亞女詩人Mary J．Gilmore（1865-1962）的詩行“掛在嘴上的恥辱／掙脫桎梏的雙手／讓我們得到提升！[6]x就絕妙地概括了澳大利亞“屈辱、拚搏、崛起”的興國史。
兩百多年間，澳大利亞主要經曆了早期的殖民和拓荒鬥爭、十九世紀五十年代的“淘金熱”和以後的經濟大發展，八、九十年代的經濟危機，其間的勞工運動和民族主義浪潮、1901年聯邦政府的成立，兩次大戰的衝擊和戰後與世界的廣泛交流，以及長期的全球性移民等．這一進程使澳大利亞從一個鮮為人知的英國殖民地變成了一個發達、富裕、多元文化的“幸運之邦”（“Lucky Country”）[2]19-24，而澳大利亞性格就是在這一曆史進程中形成和發展的。Ward說：“民族性格不是與生俱來的，它源於該民族過去的經曆，給其思想觀念塗上色彩，並影響其對現實的態度及其行為的方式。”[6]1他又說：“許多事實證明，澳大利亞民族傳統的主要特點在1851年以前已經固定下來了。”[6]11澳大利亞為何在如此短暫的曆史時期裏就培育出鮮明的民族性格昵?原因在於它開拓時期特殊的社會和自然環境。
社會環境涉及群際關係和製度運作，而自然環境則涉及人與自然的調和。歸納社會和自然兩個方麵，澳大利亞早期環境有下列幾個重要因素和突出特點：
1、移民的卑賤身份及其肉體和精神的雙重傷痛
澳大利亞早期居民主要是流放罪犯和刑滿釋放者及其後代，自由移民很少。在最初幾十年裏，澳洲實際上是英國的大監獄。從1788年到1866年的近百年間，有 161，000名英國囚犯被流放至此[1]5，是前一百年流放去美洲囚犯總數的三倍多。“罪犯”一詞足以表明早期移民的地位和處境。這些流放者在管教人員的監督下做各種苦役，日工作時間長達14-18小時，且隨時遭到毒打。據Governor Sir George Gipps 1838年11月3日遞交給英國內務部的報告稱：僅1837年，對犯人施用的鞭刑總數為5,916，鞭撻總數為268,013，平均每刑撻45鞭，施刑罪名包括懈怠、懶惰、缺勤、逃跑、違規等[1]6。流放者即使熬到刑滿釋放，也絕無重返英國的希望，隻能在這無邊的荒原裏苦苦掙紮，尋求謀生之路。他們對遺棄自己的“祖國”有強烈的怨恨情緒。
那些押送囚犯赴澳的官方人員純屬迫於使命，一有機會就會離開這塊蠻荒之地“打道回府”。後來的一些自由移民一般也來自英國社會中下層，因不滿現狀才抱著冒險心理赴澳尋找發跡的機會，一旦目標實現，定然榮歸故裏，忘掉這段不愉快的經曆。
總之，這塊與“罪犯流放”聯係在一起的南方大陸普遍為英國人所不齒，它帶著屈辱的印記，給早期移民留下了肉體和精神的雙重傷痛。
2、惡劣的自然環境和艱苦的拓荒生涯
早期澳大利亞的開拓者，無論是流放罪犯，刑滿釋放者，抑或來此謀生的自由移民，都必須麵對常人難以想象的惡劣自然環境。正如史學家A．G．L．Shaw [4]17-27描述的那樣，這塊離南極最近、地球上存在時間最長（16億年）、人居史最短（4萬年）、人類探尋最艱辛（曆時上千年）、但發現（1606 年）開發（始於1788年）最晚的大陸和幅員遼闊、土地肥沃、資源豐富、山川秀麗、氣候宜人的美洲大不相同。它是世界珍稀動植物的天堂，但是一塊不適人居的土地。具體講，它與世隔絕，遠離文明，其無邊無際的荒原、大片的內陸沙漠、陰森可怖的叢林、糟糕的氣候條件、常年頻臨的幹旱、林火等自然災害令人望而生畏。Shaw明確指出[4]17：早期英國移民在這裏遭遇的抵抗不是來自澳洲土人，而是來自惡劣的自然環境，而這種自然環境有一種“順者昌，逆者亡”“適者生，違者死”的神奇征服力。澳大利亞的早期移民正是在這種無法逃避的惡劣環境裏，在肉體和精神的雙重折磨下進行艱苦的開拓，經過脫胎換骨的“改造”才磨礪成一個嶄新的民族。早期自然環境在澳大利亞民族性格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3、放縱墮落的父輩和煥然一新的後代
早期移民多為英國社會的“棄兒”，自身文化素質不高，帶著沉重的精神創傷，麵對惡劣的自然環境，他們許多人自暴自棄，甚至放縱墮落，酗酒、賭博成了他們排解痛苦的重要手段。加之在殖民時期的一個多世紀裏（特別是初期），澳大利亞嚴重男多女少，兩性關係非常混亂，白人和土人同居者也不罕見，男女關係的基礎性多於愛，由此留下了大批無人管教的私生子和孤兒。這些澳洲土生土長的兒童在澳大利亞曆史上被稱作“土生代”（currency generation），他們從小生活環境極壞，被迫流浪四方、自謀生計，成為早期叢林人的主體。在當時這塊文化的瘠土上，他們無法接受教育，多是文盲。據1844年的官方統計，當年的25，616個學齡兒童中，一半以上沒有上過學。據1850s的一個統計，當時近一半的結婚證都是當事人用畫押確認的 [1]9。然而這些“土生代”兒童由於較早脫離放蕩父母的影響，被置入充滿野性、凶險、純真、自由和生機的大自然裏經受磨練和陶冶，最後卻成長為勤勞勇敢、發奮圖強、團結友愛的新一代。不少史料記載著那些十至十幾歲的兒童在窮鄉僻壤獨立承擔勞動任務、驅趕羊群穿過原野、走謀生創業之路的動人事跡。如著名女詩人JudithWright（1915-2000）的祖父AlbertWright幼年時就獨立經營了一個偏遠的牧場[5]43，[12]29。“土生代”澳大利亞拓荒者自立自強艱苦奮鬥的作風成了留給後代的寶貴精神財富。
4、高尚的叢林人和受人尊敬的叢林好漢
澳大利亞的開拓始於荒野的叢林，其開拓者是那些一無所有的叢林無產者。這一群體在艱苦奮鬥中陶冶出許多優秀品質，被譽為“高尚的叢林人”（noble bushmen）[6]5，他們是早期澳大利亞社會的主體。澳洲舉世聞名的畜牧業及其經濟的全麵發展從本質上講就是這些開拓者用奮鬥和犧牲換來的。而叢林人的流動性、坦誠氣、陽剛風韻、團結精神、健強的體魄、堅韌的性格等鑄就了一種叢化，其本質特點在大量的叢林歌謠以及短篇小說家Henry Lawson（1867-1922）的作品中得到了生動的反映[10]34-35，[14]20-34。
叢化的另一重要成分是對劫富濟貧的“叢林好漢”（bushrangers）的崇敬。人類曆史上不乏“綠林好漢”之例，英國有Robin Hood，美國有Sam Bass等。然而在十八、九世紀的澳大利亞，叢林打劫十分普遍，而且得到了民眾的廣泛同情和支持。叢林好漢Ned Kelly和Michael Howe成了家喻戶曉的名字，被許多人奉為英雄豪傑。他們身上體現的正義感和叛逆性，智慧、豪爽和勇敢，對夥伴的摯愛和忠誠，以及義無反顧的犧牲精神已化為民族性格的重要部分[6]415-47。
叢化就象叢林本身一樣具有征服力。後來隨著城市化的發展，叢林人將這種文化帶入城市，影響了整個澳大利亞社會，成為當今多元文化的核心。叢化直接反映澳大利亞性格，其特點可因環境的改變而有所改變，但其本質影響是無可改變的。
5、得天獨厚的和平發展環境和移民愛國情懷的逐漸轉移
從建國史看，英國是個古老的歐洲文明國家，有一千多年的發展史，曾經幾度強盛和擴張，直至享有“日不落國”的“輝煌”。美國是個迅速崛起的新興大國，在二百多年的建國史上經曆了艱苦的獨立戰爭和漫長的南北內戰才贏得了獨立和統一。而澳大利亞的興起則是在強大的宗主國——英國的保護下，在十分和平的環境裏不聲不響地實現的。它與世隔絕，遠離塵囂，外無強大的鄰國實施侵擾，內無強大的異族與之爭鋒，甚至沒有凶悍的土著人對其入侵進行抵抗[5]vii。這一切賦予它得天獨厚的和平環境，使之能從容不迫地開發豐富的資源，促成國家穩步迅速的發展。值得一提的是英國移民在1804-32年間對地球上最原始、最愚鈍、最溫和的土著人進行的臭名昭著的“黑色戰爭”[8]45-50，[9]64-65。事實上，那不是通常意義上的戰爭，而是英國殖民者出自民族優越感對毫無抵抗能力的土人實施的以強淩弱的迫害和殘殺。它在澳大利亞曆史上留下了最不光彩、最令人痛心疾首的一頁，也給現代澳大利亞人留下了一份沉重的永難消解的負罪感。
辯證地看，在無法逃避的惡劣自然環境裏進行的生存鬥爭中，澳大利亞人得到的補償是多方麵的。除了和平的發展環境之外，那“燦爛的陽光，澄澈的藍天，清新的空氣，遼闊的海灘，豐富有益的戶外生活和無限的自由感”[11]86，都是掙紮在英國社會下層的人們無法企及的。此外還有艱苦奮鬥換來的農牧業大發展，“淘金熱”帶來的巨資，經濟文化振興導致的物質生活的富足和社會的全麵進步。這一切使得開拓者們逐漸地找到了新的歸屬感，把愛國情懷轉移到澳洲新大陸。如果說落腳美洲的英國移民從一開始就愛上那塊大陸的話，落腳澳洲的英國移民則是經過長期的辛勤付出之後才愛上這塊土地的，而為之付出越多，對其愛之越深。這或許是對當今澳大利亞人很強的民族凝聚力的最佳注解。
四、澳大利亞性格綜述
上述的獨特環境是培育澳大利亞性格的沃土。下麵筆者從言談舉止、思想觀念、處事態度、價值標準等側麵審視澳大利亞性格，而這些性格特點無一不可在該民族產生和發展的環境因素中找到根源和依據。
1、粗糙甚至土氣的語言
語言是思想的外化，也是性格的鏡子。語言的同一性取決於思想和性格的同一性，而思想、性格的同一性又取決於生存環境的同一性，特殊的環境必然產生獨具一格的語言。語言學家Sydney J．Baker稱：“在人類的各種表現中，某個群體使用的詞語及其使用的方式最能準確地反映該群體的個人和集體性格。”[1]42澳大利亞英語則是最好的例證。
筆者曾對澳大利亞英語的特點作過闡釋[11]86-95，這裏隻作簡單歸納：
1）土腔土調。英國英語發音講究，語調起伏，有高雅之氣。美國英語發音清晰自然，語調平緩流暢，親切易懂。而澳大利亞英語帶有明顯的倫敦土語（Cockney）成分，發音細弱，語調平板，鼻音很重，呈困倦欲睡之狀，因意群較長而停頓較少又有接連不斷之感，給人總的印象是流利而不動聽，顯得土氣。
2）獨特詞語。澳大利亞人一方麵創造了數萬計的新詞語，另一方麵又將英語舊詞加以改造賦予新的意義，構成了數量巨大的澳大利亞英語詞匯群。
3）特殊句式。在二百多年富有傳奇色彩的生活中，為適應和表現嶄新的生活，澳大利亞人套用英語原有句型創造了許多新句式，有的澳洲句式已經來曆不明，有的則十分費解。大量澳洲詞語和句式加上澳州腔調常常令人搔首蹙眉，不解其意。例如被譽為“民族之歌”的“Waltzing Matilda”就讓異國人感到難解。
4）語言內部差異很小。澳大利亞人從南到北、從東到西絕不會遇到語言障礙，因為澳大利亞英語極少地區差異。
以上特點是澳大利亞人非凡的語言創造和環境適應能力、無視陳規和權威的反叛精神、以及尊重自我的平均主義傾向的表現，也是其“下裏巴人”氣質的自然反映。澳大利亞英語可按談話人的語言修養分為粗俗型（broad），普通型（general）和優雅型（cultivated）。在同一群體甚至同一家庭裏，人們所操語言都可呈現明顯差異。而隨著文化教育的發展，語言質量也在逐步提高，粗俗型明顯減少，優雅型明顯增加。澳大利亞對自己的語言沒有自卑感，更沒有放棄自己順從別人的準備，在完善已成體係的過程中始終保持著自己的風格。
2、豪爽，真誠，友好，平易近人，無高傲之氣，不事張揚，不拘禮儀
英國人講究儀表風度，有內向的高傲氣。美國人講究地位教養，有外向的優越感。而澳大利亞人謙和，純樸，友好，平易近人，不會作秀，更不會玩弄虛情假意，非常誠摯。王晉軍說得真切：“澳大利亞人性格豪爽、樸實、單純、為人厚道，頗象中國西北邊陲草原的遊牧民族。”“島外人總的認識都是一致的，與澳大利亞人打交道最令人放心，他們不會說謊話，表裏如一，沒有邪門歪道。因而你也用不著象在世界其它許多有人群的地方要時時防備插著鮮花的陷井和披著羊皮的豺狼，還有明槍、暗箭和懸在腦袋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8]51-52澳大利亞人十分平民化，穿著隨便，不拘禮儀，不事張揚，有“衣錦夜行”之風，默默地發展自己，享受著高質量的生活。
3、吃苦耐勞，堅忍不拔，勇於開拓，崇尚拚搏和犧牲精神
英國社會重門第、出身、地位和身份。美國社會充滿競爭，看重成就，追求成功，特別敬佩從社會下層通過奮鬥獲得成功的人們；激烈的競爭產生了許多工作狂和“不會哭泣”的男人。經過開拓時期艱苦生活鍛煉的澳大利亞人也很能吃苦耐勞，也崇尚進取精神，但他們重拚搏而不計成敗，敬重普通的鬥士，尤其是勇敢的失敗者，因為犧牲的悲壯似乎特別能喚起他們的奮發之情[5]17-19。最典型的例證是在澳洲能與“聖誕節”媲美的盛大節日一一“澳新軍團日”（Anzac Day）。“軍團日”是紀念一戰期間（1915年4月25日）澳新軍團將士為孤立德軍，在巴爾幹一帶攻占加利波利慘遭重創、英勇犧牲的日子。加利波利戰役是澳新作戰史上最慘痛、最悲壯、也最光榮的一幕。人們隆重悼念那些“普羅米修斯”式的英雄，不是彰顯勝利的榮耀，而是弘揚拚搏和犧牲的精神。
4、比較內向，樂於自我陶醉，不輕易盲崇或為外界打動，以沉穩的自信吸收外來文化而始終保持自己的特色和獨立性
英國人保守緘默，但常以老牌強國自居，自視為西方文化的中心。美國人開放健談，十分自信，有自傲傾向和強權意識，常顯咄咄逼人之氣。而澳大利亞人由於早期的封閉環境和痛苦經曆，顯得比較內向，淡淡的幽默，有節製的談吐，帶有幾分冷漠甚至鄙夷。他們厭棄感傷主義和歇斯底裏，因為他們深知在嚴酷的現實麵前，感傷和暴躁都無濟於事。祖輩的曆經磨難和成功創業使他們既壓抑又自豪，既內向又自信，他們不拒絕外來文化，但沒有盲崇傾向，珍視自己曆盡艱辛得來的東西，始終保持著自我。
5、崇尚“夥伴精神”（mateship）和團隊意識，珍視忠誠，憎恨出賣和背叛行為
英國作為君主立憲製國家，依然講究對君主的忠誠。美國人更看重自由、獨立、“個人主義”和與眾不同。而澳大利亞人最珍視“夥伴精神”和團隊意識，“同室操戈”“窩裏鬥”與他們無緣。對夥伴的忠誠是做人之本，告密、出賣為他們所不容。這是當年叢林人留下的品格。在開拓時期，“夥伴精神”是叢林人的“神”，因為他們必須抱成一團、患難與共、互助互愛，才能戰勝惡劣的環境求得生存。今天，澳大利亞人“仍將‘自由’視為與夥伴一起去謀求集體的利益”。“他們樂於服從群體模式，在政治和其他社會生活中易於接受集體觀念、集體機構和集體行動。”[5]20所以工會在澳大利亞一直很有力量，在工會運動基礎上誕生的工黨也一直很有力量。澳大利亞的政治權力比較集中，政府的控製力比較強，一切多源於此。
6、能忍耐，善適應，隨遇而安，追求生活的價值與快樂而不貪圖金錢和物質享受無比艱苦的開拓生涯培育了澳大利亞人的忍耐力和適應性，也使他們對當今的福利社會感到滿意。不具競爭性的社會無法造就美國小說家Jack London塑造的Martin Eden似的個人奮鬥者。曾經苦難的澳大利亞人而今生活平靜、富足、不乏安全感，他們對生活抱著一種宿命的隨遇而安的態度，比較淡化物欲，重悠閑與快樂勝過重財富和成功[5]20-21。島外人常常認為澳大利亞人比較懶惰。然而這是錯覺，因為它無法解釋澳大利亞社會的快速發展和各方麵的巨大成就。關鍵是澳大利亞人的行為動力不是對名利的追求，而是對人生價值與快樂（包括獻身事業的快樂——筆者）的追求[2]20。
7、等級觀念淡薄，平等意識和平均主義思想植根很深，珍視公平正義，無視權威顯貴
眾所周知，英國人等級觀念較重。美國人雖在《獨立宣言》中宣告“人生而平等”，但在現實生活中卻容忍許多不平等的東西。他們佩服強者，不忌懸殊，其所推行的 “強權政治”在國內外顯示著權威的力量。然而恰如Donald Horne指出的那樣，“澳大利亞是最講平均主義的國家，沒有明顯的等級差異”，整個國家“充滿了博愛精神”[2]19-20。澳大利亞人不懂得勢利，不覬覦特權，鄙視不義之財和暴發之徒，也鄙視自視高貴或追求特權的人。“在澳大利亞，不管老板有多壞，但總要卷起袖子和工人一起幹活。”[2]20“多數澳大利亞人對自己偶獲的成功感到尷尬而將暴發視為貪婪、狡詐或幸運的證據，且對其真實性產生懷疑，因而他們會因為把豪強拉下馬而感到高興。”[5]19說明這一點的例證很多，最好的例子莫過於“福利社會”本身。澳大利亞人長期以來重視社會福利，謀求全民的康樂生活，已成為世界上僅次於瑞典的高福利國家。較小的例子如澳大利亞人厭棄“小費”，因為他們認為施小費是等級觀念的表現[5]18。另一實例足以說明他們“法律麵前人人平等”的信念：1990年，時任總理的Bob Hawke在布裏斯班考察，行車時忘了係安全帶。這一交通違規舉動經媒體報導立即在全國激起軒然大波，結果是Hawke總理公開道歉並接受100澳元罰款 [8]289。在某些人看來這似乎有點小題大做，但它無疑能雄辯地說明這裏探討的問題。
8、祖先情結
美國人在建國過程中表現了很強的獨立性，很少對英國的戀情，所以在《獨立宣言》裏對英國統治者進行無情撻伐之後義無反顧地宣告獨立。他們崇敬的是自己國家的締造者（Founding Fathers）和自己民族的偉人。而澳大利亞人的“祖先情結”有兩個層次：一層是對宗主國——英國的依戀。這種戀情在澳大利亞曆史的早期，尤其在較上層人士中表現明顯。這些人往往把英國當作自己的故土，把回歸英國作為最大的追求。另一層是對澳大利亞開拓者的崇敬，這種情感在怨恨英國不公正社會製度的下層人中表現突出。兩種戀祖情結在澳大利亞地名和文化遺跡中隨處可見。隨著澳大利亞的振興和其獨立性的增加，前者漸弱，後者漸強。對此，高京提供了極好的例證：“1954年2月，當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首次訪問澳大利亞時，整個悉尼市曾出現過萬人空巷的情景。..人們高呼：天佑女王!其場麵令人感動。然而， 1992年當伊麗莎白二世在闊別38年後故地重遊時，卻是另一番情景：大街小巷的彩旗和標語不見了，歡呼的人群沒有了，人們該幹什麽幹什麽，似乎什麽事也沒有發生。”[9]45-46當今澳大利亞和英國日益疏遠，開始把自己視為亞洲國家，更多地參與亞洲的各種事務，致力於和南太平洋國家建立夥伴關係，繼續追求共和體製，以求洗滌英國殖民地的痕跡，求得徹底的獨立。
9、危機意識和種族偏見
這裏涉及澳大利亞人心理上的兩麵性：
自卑感和優越感，前者源於祖輩的罪犯身份和流放經曆，後者源於自己古老文明的白人血統。自卑感帶來不安全感，優越感帶來種族偏見，而到新大陸殖民並建立白人國家則導致對異族的排斥和迫害。
澳大利亞人的種族偏見及其對異族的排斥迫害發端於殖民時期的“黑色戰爭”，繼之於“淘金熱”中的“排華浪潮”，加劇於十九世紀末“白澳政策”的製定實施直至 1901年第一部《移民限製法案》的出台。[8]89-92盡管由於澳大利亞社會的進步、正義的伸張以及各民族的強烈抵製，“白澳政策”於1972年最終被工黨政府廢除，政府宣布致力於建立一個多民族無歧視的國家，但白人的優越感積重難返，“白澳政策”的幽靈徘徊不去，對土著人和其他有色民族的歧視風波時有發生。1996年昆士蘭州一位名叫Pauline Hanson的女國會議員就曾鼓動重興“白澳政策”，在全國民眾中激起軒然大波，事件最後以該議員丟掉席位並因競選作弊被判幾個月監禁而告平息。澳大利亞人對亞洲人特別是中國人的提防心理更遠未消失，原因種種，試看王晉軍提供的事實：“據一份統計調查報告稱，有些澳大利亞雇主不喜歡用亞洲人特別是中國人，原因很奇怪，他們工作太認真、太努力，而經常使自己的同胞感到窘迫和難堪。”[8]95要消除這種民族優越感和種族偏見尚需時日。
10、三大愛好：好飲、好動（流動和運動）和好賭[sausage_g評：太正確了！！！]
澳大利亞人的三大愛好也是開拓叢林的祖輩留下的。人們不難想象當年叢林人借酒消愁解乏、驅趕孤獨，以及他們“一人吃飯全家飽”，無牽無掛，找來就花，“掙錢如馬，花錢如驢”[6]180的情景；他們為了生存流浪四方，隨時需要抵禦各種風險和災難的慘狀；以及他們為了排解苦悶一賭為快，且恪守“公平遊戲” （fair play）規則的俠氣。
當今澳大利亞酒的年產量約4億公升，多用於國內消費，絕大部分是啤酒和葡萄酒。“據權威資料顯示，按人口平均計算，就是一個小小的達爾文市（不到十萬人——筆者），其啤酒消費量實際上已僅次於慕尼黑，高居世界第二位。”[8]234澳大利亞人好流動，頻頻變換居住之地，很少固定在一個地方終其一生；也愛旅遊，感到樂在其中；更視運動如生命。對於澳大利亞人之酷愛運動，王晉軍[8]234-37和高京 [9]124-31都有較詳盡的評述，而澳大利亞人在各種國際體育大賽中的表現更能說明問題。澳大利亞已主辦過兩屆奧運會：1956年在墨爾本（16 屆），2000年在悉尼（27屆）。在近幾屆奧運會的金（獎）牌榜上澳大利亞名列第四，按國家人口平均計算顯然高居榜首。2006年3月在墨爾本舉辦的英聯邦國家運動會的金（獎）牌榜上澳大利亞名列第一，遙遙領先。2006年6-7月在德國舉辦的世界杯足球賽上，平時很少參加國際賽事的澳大利亞隊有非凡表現。更有趣的是，據CCTV5 6月19日報導：6月18日澳大利亞隊對陣世足豪強巴西隊，為觀看自己球隊的場上表現，澳大利亞當日有250萬上班族曠工，導致經濟損失2.5億澳元。而如此舉動竟在全國上下得到廣泛的認同和支持。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澳大利亞“國民運動”馬賽。它始於1810年10月的悉尼海德公園。 1861年舉辦的“墨爾本杯”跑馬錦標賽將馬賽變成了澳洲一年一度的體育賽事，引來了全世界的馬賽愛好者和優秀賽手。“墨爾本杯”是運動和賭博兩相結合的全民盛典，每年11月的第一個星期四為全國公假，家家戶戶無不穿上節日盛裝，興致勃勃、如癡如醉地參加這一盛典。“一般人的嗜好隻是觀看賽馬，更深層次地說，他們的興趣不僅在於欣賞，而最終目的是借別人的勝負以賭自己的輸贏。”[8]137更離奇的是，“據說在二次大戰期間，在新幾內亞作戰的澳軍曾為了收聽錦標賽實況轉播，主動宣布停止戰火。”[8]136-37
如上事實足以證明澳大利亞人對飲酒、運動和賭博的癡迷及其極具特色的性格。
五、結語
澳大利亞幅員遼闊（776萬平方公裏，居世界第六位），資源豐富（享有“南半球的聚寶盆”、“騎在羊背上／馬背上／礦車上的國家”、“野生動物的世外桃園”、“珍奇植物的王國”等美譽），人口稀少（兩千一百萬，每平方公裏不足三人），地處南太平洋深處，遠離世界的事端和戰禍，有得天獨厚的和平環境。兩百多年來，澳大利亞人背負刻骨銘心的屈辱，懷著對英國社會不公的怨恨和開創嶄新國家的決心，辛勤地耕耘，默默地勞作，把一塊不適人居的土地變成了世人羨慕的 “幸運之邦”。
滄海桑田，今非昔比。在當今的澳洲，昔日的窮鄉僻壤已經蕩然無存，取而代之的是一片繁榮昌盛的景象，城市化程度已超過英國，其第二大都會墨爾本1990年被聯合國評為“世界最佳居住城市”。當代澳大利亞不僅是一個傳統的農牧業大國，而且是一個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科技全麵發展，綜合國力很強的國家。它國內政治製度比較健全，社會十分和平穩定，全民享有很高的福利。它教育科技發達，優勢明顯，1915年以來已有十多人獲諾貝爾獎；全社會重視文化素養的提高，根據王晉軍1993年的調查統計：54％以上的澳大利亞家庭藏書在100本以上[8]35。它擁有農牧業、礦產、旅遊、生態等的人均資源在世界上獨占鼇頭，具有無可比擬的、在某些方麵甚至超過美國的優勢和潛力。
尤其重要的是，澳大利亞人經過自然環境的陶冶和開拓生涯的鍛煉培養出一種獨具魅力的民族性格，他們將苦難和屈辱的過去變成了振興國家的精神財富，從而嫉惡如仇，奮鬥進取，不畏艱險，自強不息，成功地創建了自己的美好家園。澳大利亞性格中有許多可貴可愛的因素，值得欽仰和借鑒。大概還是轉引Richard Walsh在其《我所看到的澳大利亞》一書中的話更能說明問題：“澳大利亞的今天大致就是世界其他地方明天的樣子。也許這裏的生活有時缺乏一種風度，但是它的心靈象金子一樣純真。這純真達到了人類渴望的最高程度。”[8]15-16
更值得注意的是，澳大利亞位於東半球，靠近南亞地區，從地理上講屬於亞洲國家，它和中國、日本等交流頻繁，在亞太和國際事務中起著越來越大的作用。澳中兩國自1972年建交以來一直保持了十分友好的合作關係，共同促進著亞太的發展和人類的進步。因此，加強澳中交流，研究澳大利亞的民族精神，借鑒其立國之本、興國之道，促進中華民族的複興，具有不可低估的實現意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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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高校先後成立了十多個澳大利亞研究機構，對這個南太平洋上的新興國家開展了廣泛的研究，內容涉及地理、曆史、社會、文化、文學、藝術、政治、經濟等領域。但由於種種原因，對澳大利亞性格的專題研究尚不多見。筆者曾結合澳大利亞英語的特點[11]85-95和澳大利亞民歌 “WaltzingMatilda”的內容[13]105-107對澳民族性格作過初步探討，但隻觸及皮毛，很不深入。本文特對此命題作再探討，以期激發學術界的興趣。
二、澳大利亞性格的地位問題
數十年前，世界文學園地裏有英國文學和美國文學，但沒有澳大利亞文學，文學史家隻把澳大利亞文學劃為英國文學的一個分支。至於澳大利亞民族性格，就更沒有獨立存在的地位了。自從1973年澳大利亞小說家帕特裏克•懷特榮獲諾貝爾文學獎之後，英、美國家開始在高校開設澳大利亞文學課程，對澳文學的成就和特點開展了深入的研究，承認其獨立的地位。然而澳大利亞民族性格的地位依然受到質疑，更未引起世人的重視。許多人認為，澳大利亞的發展史從1788年第一批英國人登臨澳洲東海岸算起才二百餘年，獨立建國史從1901年澳聯邦成立算起才一百餘年，而且它至今還是個英聯邦國家，與英國有著密切的聯係，不可能有獨立的民族性格。人們承認曆史同樣不長的美國具有民族性格並對其作詳細的闡釋，但卻無法用同樣的態度來對待澳大利亞。究其原因，恐怕除了勢利心理作祟之外，更多的是由於澳大利亞不如美國惹眼，人們對它缺乏足夠的重視和深入的了解。
筆者認為，澳大利亞性格不僅存在，而且在許多方麵比美國性格更鮮明、更有特色。
遺傳學告訴我們，人的性格取決於先天和後天兩種因素，前者是遺傳基因，後者是生長環境，民族性格同樣如此。澳大利亞和美國一樣，發端於英國殖民，其生理基因是英國的，文化歸屬是西方的，因而無論是澳大利亞人還是美國人，除膚色外表相同外，其風俗習慣、生活方式和價值取向也雷同。這是他們源於同宗文化的共性，是東方文化難以取代的。這一點為澳大利亞在許多重大國際事務中以及曆來的國際戰爭——包括蘇丹戰爭、南非戰爭、兩次大戰、朝鮮戰爭、越南戰爭、科索沃戰爭和伊拉克戰爭中始終站在英美一邊提供了最合理的解釋。然而澳大利亞也和美國一樣，產生於一個特殊的曆史背景，生長於一種特殊的社會和自然環境，從而培育出自己獨具一格的本土文化，所以澳大利亞人有自己特有的談吐風格、行為方式、價值標準和處事態度。這是他們的個性，是同祖同宗的英美人難以取代的。本文探討的正是這種個性，主要涉及澳大利亞人和英美人的差異而非雷同。這種探討著眼於澳大利亞人的主體——英國早期移民的後裔而非當今這個多民族國家的其他移民，而且還著眼於澳大利亞人的總體狀態而非相互差異可能很大的個體。這一前提本來是不言而喻的，但如果不講清楚，則可能引起荒唐的誤解和無謂的爭論。
三、澳大利亞產生和發展的背景
著名法國作家和政治家DeTocqueville（1805-59）曾說過：“從幼年可以看到整個人的一生，民族的發展同樣如此。民族的起源要在該民族身上留下烙印，伴其誕生、促其成長的環境將對其整個一生產生影響。”[6]x這與中國人“從小看大”的觀點不謀而合，強調幼年對人生的重要作用。澳大利亞曆史學家Russel Ward又說：“要了解一個民族的曆史（及性格——筆者），明智之舉是了解它誕生和成長過程中不同於其他民族的特殊因素。”[5]2要認識澳大利亞民族性格，就必須探究該民族產生的背景和成長的環境。
曆史學家一致認為[3]51-69，[4]31-60，[5]23-25，澳大利亞是十八世紀英國資本主義早期混亂的社會、嚴厲的法律和罪犯流放製度、以及美國獨立等因素的綜合產物。請看下列史實：
1、“工業革命”時期的英國社會問題嚴重，“圈地運動”中喪失了土地的農民淪為流落城市的無產者和經濟危機的犧牲品。到十八世紀後期，全國人口失業率高達1／7，失業帶來貧困，貧困導致犯罪。
2、當時英國的刑法十分嚴厲，規定處以絞刑的犯罪有兩百多種，小偷小摸也可致十年監禁。酷刑無法解決貧困者的生存問題，更無法緩解其抗拒情緒，因而也無法遏製犯罪的增加，致使全國監獄爆滿。除大批重犯被處死刑外，在不長的時期裏有五萬多罪犯被流放到美洲成為種植場主的奴隸。
3、1776年7月4日，贏得了“獨立戰爭”的美國人宣告獨立，結束了美洲作為英國罪犯流放地的百年曆史。
4、繼JamesCook（1728-79）1700年4月29日最終發現了澳洲並將其東海岸命名為“新南威爾士”（NewSouthWales）之後，英國政府一直在探討在這塊南方大陸建立殖民地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直至1786年6月，迫於罪犯太多的巨大壓力，英政府指派內務大臣LordSydney （1784-89在任）向國會宣布英王的決定：接受曾隨Cook航海探險並發現澳洲東海岸植物灣（Botany Bay）的植物學家Joseph Banks（1743-1820）提出的在澳洲建立罪犯流放地的議案，任命ArthurPhillip上校（1738-1814）為新南威爾士總督去澳洲開辟新的殖民地。
5、1787年5月13日，Phillip率領由十一艘海船組成的船隊，裝載著750名囚犯和294名押解人員連同七匹馬向澳洲進發。船隊於1788年1月26日登臨植物灣，建立了澳洲的第一個英國殖民點，將其命名為Sydney。英國移民在澳洲的拓荒鬥爭從此開始了，因而1月26日成了今天澳大利亞的國慶日。
由此可見，英國罪犯流放是澳大利亞產生的重要背景。它向人們昭示一個強烈的反差：英國人的祖先是盎格魯、撒克遜、朱特等古老的北歐民族，美國人的祖先是頗具文化素養、滿懷希望去新大陸追尋夢想的英國清教徒，而澳大利亞人的祖先則是來自英國社會底層、因各種過失失去自由、帶著鐐銬和絕望充軍到人跡罕至的南方孤島的流放罪犯。流放製度對澳大利亞民族的發展和澳大利亞性格的形成產生了巨大影響。試想那些英國社會遺棄的“垃圾”帶著屈辱和創傷被拋到這塊遠離故土的荒原備受煎熬，拚死掙紮以求生存，當是何等的絕望和悲哀!但當時的 GovernorPhillip卻樂觀地預言：這群特殊的英國移民和澳洲特殊的惡劣環境相結合，注定要產生一個特殊的民族[4]29-30。澳大利亞女詩人Mary J．Gilmore（1865-1962）的詩行“掛在嘴上的恥辱／掙脫桎梏的雙手／讓我們得到提升！[6]x就絕妙地概括了澳大利亞“屈辱、拚搏、崛起”的興國史。
兩百多年間，澳大利亞主要經曆了早期的殖民和拓荒鬥爭、十九世紀五十年代的“淘金熱”和以後的經濟大發展，八、九十年代的經濟危機，其間的勞工運動和民族主義浪潮、1901年聯邦政府的成立，兩次大戰的衝擊和戰後與世界的廣泛交流，以及長期的全球性移民等．這一進程使澳大利亞從一個鮮為人知的英國殖民地變成了一個發達、富裕、多元文化的“幸運之邦”（“Lucky Country”）[2]19-24，而澳大利亞性格就是在這一曆史進程中形成和發展的。Ward說：“民族性格不是與生俱來的，它源於該民族過去的經曆，給其思想觀念塗上色彩，並影響其對現實的態度及其行為的方式。”[6]1他又說：“許多事實證明，澳大利亞民族傳統的主要特點在1851年以前已經固定下來了。”[6]11澳大利亞為何在如此短暫的曆史時期裏就培育出鮮明的民族性格昵?原因在於它開拓時期特殊的社會和自然環境。
社會環境涉及群際關係和製度運作，而自然環境則涉及人與自然的調和。歸納社會和自然兩個方麵，澳大利亞早期環境有下列幾個重要因素和突出特點：
1、移民的卑賤身份及其肉體和精神的雙重傷痛
澳大利亞早期居民主要是流放罪犯和刑滿釋放者及其後代，自由移民很少。在最初幾十年裏，澳洲實際上是英國的大監獄。從1788年到1866年的近百年間，有 161，000名英國囚犯被流放至此[1]5，是前一百年流放去美洲囚犯總數的三倍多。“罪犯”一詞足以表明早期移民的地位和處境。這些流放者在管教人員的監督下做各種苦役，日工作時間長達14-18小時，且隨時遭到毒打。據Governor Sir George Gipps 1838年11月3日遞交給英國內務部的報告稱：僅1837年，對犯人施用的鞭刑總數為5,916，鞭撻總數為268,013，平均每刑撻45鞭，施刑罪名包括懈怠、懶惰、缺勤、逃跑、違規等[1]6。流放者即使熬到刑滿釋放，也絕無重返英國的希望，隻能在這無邊的荒原裏苦苦掙紮，尋求謀生之路。他們對遺棄自己的“祖國”有強烈的怨恨情緒。
那些押送囚犯赴澳的官方人員純屬迫於使命，一有機會就會離開這塊蠻荒之地“打道回府”。後來的一些自由移民一般也來自英國社會中下層，因不滿現狀才抱著冒險心理赴澳尋找發跡的機會，一旦目標實現，定然榮歸故裏，忘掉這段不愉快的經曆。
總之，這塊與“罪犯流放”聯係在一起的南方大陸普遍為英國人所不齒，它帶著屈辱的印記，給早期移民留下了肉體和精神的雙重傷痛。
2、惡劣的自然環境和艱苦的拓荒生涯
早期澳大利亞的開拓者，無論是流放罪犯，刑滿釋放者，抑或來此謀生的自由移民，都必須麵對常人難以想象的惡劣自然環境。正如史學家A．G．L．Shaw [4]17-27描述的那樣，這塊離南極最近、地球上存在時間最長（16億年）、人居史最短（4萬年）、人類探尋最艱辛（曆時上千年）、但發現（1606 年）開發（始於1788年）最晚的大陸和幅員遼闊、土地肥沃、資源豐富、山川秀麗、氣候宜人的美洲大不相同。它是世界珍稀動植物的天堂，但是一塊不適人居的土地。具體講，它與世隔絕，遠離文明，其無邊無際的荒原、大片的內陸沙漠、陰森可怖的叢林、糟糕的氣候條件、常年頻臨的幹旱、林火等自然災害令人望而生畏。Shaw明確指出[4]17：早期英國移民在這裏遭遇的抵抗不是來自澳洲土人，而是來自惡劣的自然環境，而這種自然環境有一種“順者昌，逆者亡”“適者生，違者死”的神奇征服力。澳大利亞的早期移民正是在這種無法逃避的惡劣環境裏，在肉體和精神的雙重折磨下進行艱苦的開拓，經過脫胎換骨的“改造”才磨礪成一個嶄新的民族。早期自然環境在澳大利亞民族性格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3、放縱墮落的父輩和煥然一新的後代
早期移民多為英國社會的“棄兒”，自身文化素質不高，帶著沉重的精神創傷，麵對惡劣的自然環境，他們許多人自暴自棄，甚至放縱墮落，酗酒、賭博成了他們排解痛苦的重要手段。加之在殖民時期的一個多世紀裏（特別是初期），澳大利亞嚴重男多女少，兩性關係非常混亂，白人和土人同居者也不罕見，男女關係的基礎性多於愛，由此留下了大批無人管教的私生子和孤兒。這些澳洲土生土長的兒童在澳大利亞曆史上被稱作“土生代”（currency generation），他們從小生活環境極壞，被迫流浪四方、自謀生計，成為早期叢林人的主體。在當時這塊文化的瘠土上，他們無法接受教育，多是文盲。據1844年的官方統計，當年的25，616個學齡兒童中，一半以上沒有上過學。據1850s的一個統計，當時近一半的結婚證都是當事人用畫押確認的 [1]9。然而這些“土生代”兒童由於較早脫離放蕩父母的影響，被置入充滿野性、凶險、純真、自由和生機的大自然裏經受磨練和陶冶，最後卻成長為勤勞勇敢、發奮圖強、團結友愛的新一代。不少史料記載著那些十至十幾歲的兒童在窮鄉僻壤獨立承擔勞動任務、驅趕羊群穿過原野、走謀生創業之路的動人事跡。如著名女詩人JudithWright（1915-2000）的祖父AlbertWright幼年時就獨立經營了一個偏遠的牧場[5]43，[12]29。“土生代”澳大利亞拓荒者自立自強艱苦奮鬥的作風成了留給後代的寶貴精神財富。
4、高尚的叢林人和受人尊敬的叢林好漢
澳大利亞的開拓始於荒野的叢林，其開拓者是那些一無所有的叢林無產者。這一群體在艱苦奮鬥中陶冶出許多優秀品質，被譽為“高尚的叢林人”（noble bushmen）[6]5，他們是早期澳大利亞社會的主體。澳洲舉世聞名的畜牧業及其經濟的全麵發展從本質上講就是這些開拓者用奮鬥和犧牲換來的。而叢林人的流動性、坦誠氣、陽剛風韻、團結精神、健強的體魄、堅韌的性格等鑄就了一種叢化，其本質特點在大量的叢林歌謠以及短篇小說家Henry Lawson（1867-1922）的作品中得到了生動的反映[10]34-35，[14]20-34。
叢化的另一重要成分是對劫富濟貧的“叢林好漢”（bushrangers）的崇敬。人類曆史上不乏“綠林好漢”之例，英國有Robin Hood，美國有Sam Bass等。然而在十八、九世紀的澳大利亞，叢林打劫十分普遍，而且得到了民眾的廣泛同情和支持。叢林好漢Ned Kelly和Michael Howe成了家喻戶曉的名字，被許多人奉為英雄豪傑。他們身上體現的正義感和叛逆性，智慧、豪爽和勇敢，對夥伴的摯愛和忠誠，以及義無反顧的犧牲精神已化為民族性格的重要部分[6]415-47。
叢化就象叢林本身一樣具有征服力。後來隨著城市化的發展，叢林人將這種文化帶入城市，影響了整個澳大利亞社會，成為當今多元文化的核心。叢化直接反映澳大利亞性格，其特點可因環境的改變而有所改變，但其本質影響是無可改變的。
5、得天獨厚的和平發展環境和移民愛國情懷的逐漸轉移
從建國史看，英國是個古老的歐洲文明國家，有一千多年的發展史，曾經幾度強盛和擴張，直至享有“日不落國”的“輝煌”。美國是個迅速崛起的新興大國，在二百多年的建國史上經曆了艱苦的獨立戰爭和漫長的南北內戰才贏得了獨立和統一。而澳大利亞的興起則是在強大的宗主國——英國的保護下，在十分和平的環境裏不聲不響地實現的。它與世隔絕，遠離塵囂，外無強大的鄰國實施侵擾，內無強大的異族與之爭鋒，甚至沒有凶悍的土著人對其入侵進行抵抗[5]vii。這一切賦予它得天獨厚的和平環境，使之能從容不迫地開發豐富的資源，促成國家穩步迅速的發展。值得一提的是英國移民在1804-32年間對地球上最原始、最愚鈍、最溫和的土著人進行的臭名昭著的“黑色戰爭”[8]45-50，[9]64-65。事實上，那不是通常意義上的戰爭，而是英國殖民者出自民族優越感對毫無抵抗能力的土人實施的以強淩弱的迫害和殘殺。它在澳大利亞曆史上留下了最不光彩、最令人痛心疾首的一頁，也給現代澳大利亞人留下了一份沉重的永難消解的負罪感。
辯證地看，在無法逃避的惡劣自然環境裏進行的生存鬥爭中，澳大利亞人得到的補償是多方麵的。除了和平的發展環境之外，那“燦爛的陽光，澄澈的藍天，清新的空氣，遼闊的海灘，豐富有益的戶外生活和無限的自由感”[11]86，都是掙紮在英國社會下層的人們無法企及的。此外還有艱苦奮鬥換來的農牧業大發展，“淘金熱”帶來的巨資，經濟文化振興導致的物質生活的富足和社會的全麵進步。這一切使得開拓者們逐漸地找到了新的歸屬感，把愛國情懷轉移到澳洲新大陸。如果說落腳美洲的英國移民從一開始就愛上那塊大陸的話，落腳澳洲的英國移民則是經過長期的辛勤付出之後才愛上這塊土地的，而為之付出越多，對其愛之越深。這或許是對當今澳大利亞人很強的民族凝聚力的最佳注解。
四、澳大利亞性格綜述
上述的獨特環境是培育澳大利亞性格的沃土。下麵筆者從言談舉止、思想觀念、處事態度、價值標準等側麵審視澳大利亞性格，而這些性格特點無一不可在該民族產生和發展的環境因素中找到根源和依據。
1、粗糙甚至土氣的語言
語言是思想的外化，也是性格的鏡子。語言的同一性取決於思想和性格的同一性，而思想、性格的同一性又取決於生存環境的同一性，特殊的環境必然產生獨具一格的語言。語言學家Sydney J．Baker稱：“在人類的各種表現中，某個群體使用的詞語及其使用的方式最能準確地反映該群體的個人和集體性格。”[1]42澳大利亞英語則是最好的例證。
筆者曾對澳大利亞英語的特點作過闡釋[11]86-95，這裏隻作簡單歸納：
1）土腔土調。英國英語發音講究，語調起伏，有高雅之氣。美國英語發音清晰自然，語調平緩流暢，親切易懂。而澳大利亞英語帶有明顯的倫敦土語（Cockney）成分，發音細弱，語調平板，鼻音很重，呈困倦欲睡之狀，因意群較長而停頓較少又有接連不斷之感，給人總的印象是流利而不動聽，顯得土氣。
2）獨特詞語。澳大利亞人一方麵創造了數萬計的新詞語，另一方麵又將英語舊詞加以改造賦予新的意義，構成了數量巨大的澳大利亞英語詞匯群。
3）特殊句式。在二百多年富有傳奇色彩的生活中，為適應和表現嶄新的生活，澳大利亞人套用英語原有句型創造了許多新句式，有的澳洲句式已經來曆不明，有的則十分費解。大量澳洲詞語和句式加上澳州腔調常常令人搔首蹙眉，不解其意。例如被譽為“民族之歌”的“Waltzing Matilda”就讓異國人感到難解。
4）語言內部差異很小。澳大利亞人從南到北、從東到西絕不會遇到語言障礙，因為澳大利亞英語極少地區差異。
以上特點是澳大利亞人非凡的語言創造和環境適應能力、無視陳規和權威的反叛精神、以及尊重自我的平均主義傾向的表現，也是其“下裏巴人”氣質的自然反映。澳大利亞英語可按談話人的語言修養分為粗俗型（broad），普通型（general）和優雅型（cultivated）。在同一群體甚至同一家庭裏，人們所操語言都可呈現明顯差異。而隨著文化教育的發展，語言質量也在逐步提高，粗俗型明顯減少，優雅型明顯增加。澳大利亞對自己的語言沒有自卑感，更沒有放棄自己順從別人的準備，在完善已成體係的過程中始終保持著自己的風格。
2、豪爽，真誠，友好，平易近人，無高傲之氣，不事張揚，不拘禮儀
英國人講究儀表風度，有內向的高傲氣。美國人講究地位教養，有外向的優越感。而澳大利亞人謙和，純樸，友好，平易近人，不會作秀，更不會玩弄虛情假意，非常誠摯。王晉軍說得真切：“澳大利亞人性格豪爽、樸實、單純、為人厚道，頗象中國西北邊陲草原的遊牧民族。”“島外人總的認識都是一致的，與澳大利亞人打交道最令人放心，他們不會說謊話，表裏如一，沒有邪門歪道。因而你也用不著象在世界其它許多有人群的地方要時時防備插著鮮花的陷井和披著羊皮的豺狼，還有明槍、暗箭和懸在腦袋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8]51-52澳大利亞人十分平民化，穿著隨便，不拘禮儀，不事張揚，有“衣錦夜行”之風，默默地發展自己，享受著高質量的生活。
3、吃苦耐勞，堅忍不拔，勇於開拓，崇尚拚搏和犧牲精神
英國社會重門第、出身、地位和身份。美國社會充滿競爭，看重成就，追求成功，特別敬佩從社會下層通過奮鬥獲得成功的人們；激烈的競爭產生了許多工作狂和“不會哭泣”的男人。經過開拓時期艱苦生活鍛煉的澳大利亞人也很能吃苦耐勞，也崇尚進取精神，但他們重拚搏而不計成敗，敬重普通的鬥士，尤其是勇敢的失敗者，因為犧牲的悲壯似乎特別能喚起他們的奮發之情[5]17-19。最典型的例證是在澳洲能與“聖誕節”媲美的盛大節日一一“澳新軍團日”（Anzac Day）。“軍團日”是紀念一戰期間（1915年4月25日）澳新軍團將士為孤立德軍，在巴爾幹一帶攻占加利波利慘遭重創、英勇犧牲的日子。加利波利戰役是澳新作戰史上最慘痛、最悲壯、也最光榮的一幕。人們隆重悼念那些“普羅米修斯”式的英雄，不是彰顯勝利的榮耀，而是弘揚拚搏和犧牲的精神。
4、比較內向，樂於自我陶醉，不輕易盲崇或為外界打動，以沉穩的自信吸收外來文化而始終保持自己的特色和獨立性
英國人保守緘默，但常以老牌強國自居，自視為西方文化的中心。美國人開放健談，十分自信，有自傲傾向和強權意識，常顯咄咄逼人之氣。而澳大利亞人由於早期的封閉環境和痛苦經曆，顯得比較內向，淡淡的幽默，有節製的談吐，帶有幾分冷漠甚至鄙夷。他們厭棄感傷主義和歇斯底裏，因為他們深知在嚴酷的現實麵前，感傷和暴躁都無濟於事。祖輩的曆經磨難和成功創業使他們既壓抑又自豪，既內向又自信，他們不拒絕外來文化，但沒有盲崇傾向，珍視自己曆盡艱辛得來的東西，始終保持著自我。
5、崇尚“夥伴精神”（mateship）和團隊意識，珍視忠誠，憎恨出賣和背叛行為
英國作為君主立憲製國家，依然講究對君主的忠誠。美國人更看重自由、獨立、“個人主義”和與眾不同。而澳大利亞人最珍視“夥伴精神”和團隊意識，“同室操戈”“窩裏鬥”與他們無緣。對夥伴的忠誠是做人之本，告密、出賣為他們所不容。這是當年叢林人留下的品格。在開拓時期，“夥伴精神”是叢林人的“神”，因為他們必須抱成一團、患難與共、互助互愛，才能戰勝惡劣的環境求得生存。今天，澳大利亞人“仍將‘自由’視為與夥伴一起去謀求集體的利益”。“他們樂於服從群體模式，在政治和其他社會生活中易於接受集體觀念、集體機構和集體行動。”[5]20所以工會在澳大利亞一直很有力量，在工會運動基礎上誕生的工黨也一直很有力量。澳大利亞的政治權力比較集中，政府的控製力比較強，一切多源於此。
6、能忍耐，善適應，隨遇而安，追求生活的價值與快樂而不貪圖金錢和物質享受無比艱苦的開拓生涯培育了澳大利亞人的忍耐力和適應性，也使他們對當今的福利社會感到滿意。不具競爭性的社會無法造就美國小說家Jack London塑造的Martin Eden似的個人奮鬥者。曾經苦難的澳大利亞人而今生活平靜、富足、不乏安全感，他們對生活抱著一種宿命的隨遇而安的態度，比較淡化物欲，重悠閑與快樂勝過重財富和成功[5]20-21。島外人常常認為澳大利亞人比較懶惰。然而這是錯覺，因為它無法解釋澳大利亞社會的快速發展和各方麵的巨大成就。關鍵是澳大利亞人的行為動力不是對名利的追求，而是對人生價值與快樂（包括獻身事業的快樂——筆者）的追求[2]20。
7、等級觀念淡薄，平等意識和平均主義思想植根很深，珍視公平正義，無視權威顯貴
眾所周知，英國人等級觀念較重。美國人雖在《獨立宣言》中宣告“人生而平等”，但在現實生活中卻容忍許多不平等的東西。他們佩服強者，不忌懸殊，其所推行的 “強權政治”在國內外顯示著權威的力量。然而恰如Donald Horne指出的那樣，“澳大利亞是最講平均主義的國家，沒有明顯的等級差異”，整個國家“充滿了博愛精神”[2]19-20。澳大利亞人不懂得勢利，不覬覦特權，鄙視不義之財和暴發之徒，也鄙視自視高貴或追求特權的人。“在澳大利亞，不管老板有多壞，但總要卷起袖子和工人一起幹活。”[2]20“多數澳大利亞人對自己偶獲的成功感到尷尬而將暴發視為貪婪、狡詐或幸運的證據，且對其真實性產生懷疑，因而他們會因為把豪強拉下馬而感到高興。”[5]19說明這一點的例證很多，最好的例子莫過於“福利社會”本身。澳大利亞人長期以來重視社會福利，謀求全民的康樂生活，已成為世界上僅次於瑞典的高福利國家。較小的例子如澳大利亞人厭棄“小費”，因為他們認為施小費是等級觀念的表現[5]18。另一實例足以說明他們“法律麵前人人平等”的信念：1990年，時任總理的Bob Hawke在布裏斯班考察，行車時忘了係安全帶。這一交通違規舉動經媒體報導立即在全國激起軒然大波，結果是Hawke總理公開道歉並接受100澳元罰款 [8]289。在某些人看來這似乎有點小題大做，但它無疑能雄辯地說明這裏探討的問題。
8、祖先情結
美國人在建國過程中表現了很強的獨立性，很少對英國的戀情，所以在《獨立宣言》裏對英國統治者進行無情撻伐之後義無反顧地宣告獨立。他們崇敬的是自己國家的締造者（Founding Fathers）和自己民族的偉人。而澳大利亞人的“祖先情結”有兩個層次：一層是對宗主國——英國的依戀。這種戀情在澳大利亞曆史的早期，尤其在較上層人士中表現明顯。這些人往往把英國當作自己的故土，把回歸英國作為最大的追求。另一層是對澳大利亞開拓者的崇敬，這種情感在怨恨英國不公正社會製度的下層人中表現突出。兩種戀祖情結在澳大利亞地名和文化遺跡中隨處可見。隨著澳大利亞的振興和其獨立性的增加，前者漸弱，後者漸強。對此，高京提供了極好的例證：“1954年2月，當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首次訪問澳大利亞時，整個悉尼市曾出現過萬人空巷的情景。..人們高呼：天佑女王!其場麵令人感動。然而， 1992年當伊麗莎白二世在闊別38年後故地重遊時，卻是另一番情景：大街小巷的彩旗和標語不見了，歡呼的人群沒有了，人們該幹什麽幹什麽，似乎什麽事也沒有發生。”[9]45-46當今澳大利亞和英國日益疏遠，開始把自己視為亞洲國家，更多地參與亞洲的各種事務，致力於和南太平洋國家建立夥伴關係，繼續追求共和體製，以求洗滌英國殖民地的痕跡，求得徹底的獨立。
9、危機意識和種族偏見
這裏涉及澳大利亞人心理上的兩麵性：
自卑感和優越感，前者源於祖輩的罪犯身份和流放經曆，後者源於自己古老文明的白人血統。自卑感帶來不安全感，優越感帶來種族偏見，而到新大陸殖民並建立白人國家則導致對異族的排斥和迫害。
澳大利亞人的種族偏見及其對異族的排斥迫害發端於殖民時期的“黑色戰爭”，繼之於“淘金熱”中的“排華浪潮”，加劇於十九世紀末“白澳政策”的製定實施直至 1901年第一部《移民限製法案》的出台。[8]89-92盡管由於澳大利亞社會的進步、正義的伸張以及各民族的強烈抵製，“白澳政策”於1972年最終被工黨政府廢除，政府宣布致力於建立一個多民族無歧視的國家，但白人的優越感積重難返，“白澳政策”的幽靈徘徊不去，對土著人和其他有色民族的歧視風波時有發生。1996年昆士蘭州一位名叫Pauline Hanson的女國會議員就曾鼓動重興“白澳政策”，在全國民眾中激起軒然大波，事件最後以該議員丟掉席位並因競選作弊被判幾個月監禁而告平息。澳大利亞人對亞洲人特別是中國人的提防心理更遠未消失，原因種種，試看王晉軍提供的事實：“據一份統計調查報告稱，有些澳大利亞雇主不喜歡用亞洲人特別是中國人，原因很奇怪，他們工作太認真、太努力，而經常使自己的同胞感到窘迫和難堪。”[8]95要消除這種民族優越感和種族偏見尚需時日。
10、三大愛好：好飲、好動（流動和運動）和好賭[sausage_g評：太正確了！！！]
澳大利亞人的三大愛好也是開拓叢林的祖輩留下的。人們不難想象當年叢林人借酒消愁解乏、驅趕孤獨，以及他們“一人吃飯全家飽”，無牽無掛，找來就花，“掙錢如馬，花錢如驢”[6]180的情景；他們為了生存流浪四方，隨時需要抵禦各種風險和災難的慘狀；以及他們為了排解苦悶一賭為快，且恪守“公平遊戲” （fair play）規則的俠氣。
當今澳大利亞酒的年產量約4億公升，多用於國內消費，絕大部分是啤酒和葡萄酒。“據權威資料顯示，按人口平均計算，就是一個小小的達爾文市（不到十萬人——筆者），其啤酒消費量實際上已僅次於慕尼黑，高居世界第二位。”[8]234澳大利亞人好流動，頻頻變換居住之地，很少固定在一個地方終其一生；也愛旅遊，感到樂在其中；更視運動如生命。對於澳大利亞人之酷愛運動，王晉軍[8]234-37和高京 [9]124-31都有較詳盡的評述，而澳大利亞人在各種國際體育大賽中的表現更能說明問題。澳大利亞已主辦過兩屆奧運會：1956年在墨爾本（16 屆），2000年在悉尼（27屆）。在近幾屆奧運會的金（獎）牌榜上澳大利亞名列第四，按國家人口平均計算顯然高居榜首。2006年3月在墨爾本舉辦的英聯邦國家運動會的金（獎）牌榜上澳大利亞名列第一，遙遙領先。2006年6-7月在德國舉辦的世界杯足球賽上，平時很少參加國際賽事的澳大利亞隊有非凡表現。更有趣的是，據CCTV5 6月19日報導：6月18日澳大利亞隊對陣世足豪強巴西隊，為觀看自己球隊的場上表現，澳大利亞當日有250萬上班族曠工，導致經濟損失2.5億澳元。而如此舉動竟在全國上下得到廣泛的認同和支持。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澳大利亞“國民運動”馬賽。它始於1810年10月的悉尼海德公園。 1861年舉辦的“墨爾本杯”跑馬錦標賽將馬賽變成了澳洲一年一度的體育賽事，引來了全世界的馬賽愛好者和優秀賽手。“墨爾本杯”是運動和賭博兩相結合的全民盛典，每年11月的第一個星期四為全國公假，家家戶戶無不穿上節日盛裝，興致勃勃、如癡如醉地參加這一盛典。“一般人的嗜好隻是觀看賽馬，更深層次地說，他們的興趣不僅在於欣賞，而最終目的是借別人的勝負以賭自己的輸贏。”[8]137更離奇的是，“據說在二次大戰期間，在新幾內亞作戰的澳軍曾為了收聽錦標賽實況轉播，主動宣布停止戰火。”[8]136-37
如上事實足以證明澳大利亞人對飲酒、運動和賭博的癡迷及其極具特色的性格。
五、結語
澳大利亞幅員遼闊（776萬平方公裏，居世界第六位），資源豐富（享有“南半球的聚寶盆”、“騎在羊背上／馬背上／礦車上的國家”、“野生動物的世外桃園”、“珍奇植物的王國”等美譽），人口稀少（兩千一百萬，每平方公裏不足三人），地處南太平洋深處，遠離世界的事端和戰禍，有得天獨厚的和平環境。兩百多年來，澳大利亞人背負刻骨銘心的屈辱，懷著對英國社會不公的怨恨和開創嶄新國家的決心，辛勤地耕耘，默默地勞作，把一塊不適人居的土地變成了世人羨慕的 “幸運之邦”。
滄海桑田，今非昔比。在當今的澳洲，昔日的窮鄉僻壤已經蕩然無存，取而代之的是一片繁榮昌盛的景象，城市化程度已超過英國，其第二大都會墨爾本1990年被聯合國評為“世界最佳居住城市”。當代澳大利亞不僅是一個傳統的農牧業大國，而且是一個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科技全麵發展，綜合國力很強的國家。它國內政治製度比較健全，社會十分和平穩定，全民享有很高的福利。它教育科技發達，優勢明顯，1915年以來已有十多人獲諾貝爾獎；全社會重視文化素養的提高，根據王晉軍1993年的調查統計：54％以上的澳大利亞家庭藏書在100本以上[8]35。它擁有農牧業、礦產、旅遊、生態等的人均資源在世界上獨占鼇頭，具有無可比擬的、在某些方麵甚至超過美國的優勢和潛力。
尤其重要的是，澳大利亞人經過自然環境的陶冶和開拓生涯的鍛煉培養出一種獨具魅力的民族性格，他們將苦難和屈辱的過去變成了振興國家的精神財富，從而嫉惡如仇，奮鬥進取，不畏艱險，自強不息，成功地創建了自己的美好家園。澳大利亞性格中有許多可貴可愛的因素，值得欽仰和借鑒。大概還是轉引Richard Walsh在其《我所看到的澳大利亞》一書中的話更能說明問題：“澳大利亞的今天大致就是世界其他地方明天的樣子。也許這裏的生活有時缺乏一種風度，但是它的心靈象金子一樣純真。這純真達到了人類渴望的最高程度。”[8]15-16
更值得注意的是，澳大利亞位於東半球，靠近南亞地區，從地理上講屬於亞洲國家，它和中國、日本等交流頻繁，在亞太和國際事務中起著越來越大的作用。澳中兩國自1972年建交以來一直保持了十分友好的合作關係，共同促進著亞太的發展和人類的進步。因此，加強澳中交流，研究澳大利亞的民族精神，借鑒其立國之本、興國之道，促進中華民族的複興，具有不可低估的實現意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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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王晉軍．澳洲見聞錄[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5．
[9]高京．澳大利亞[M]．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7．
[10]周開鑫．澳大利亞短篇小說述評[J]．西南師範大學學報（社科版）1987年第3 期．（轉載於）高等學校文科學報文摘[J]1987年第6期；澳大利亞文學評論集，[C]．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3．
[11]周開鑫．簡論澳大利亞民族的個性與澳大利亞英語的特點[J] 西南師範大學學報（社科版）1989年第2期.
[12]周開鑫，蒲華林．一位充滿愛心的女性的心聲——朱迪絲•賴特早期詩歌賞析[J]．重慶交通學院學報（社科版）2002年第2期．
[13]周開鑫．“Waltzing Matilda”中的澳大利亞[J]．重慶交通學院學報（社科版）2006年第2期。
[14]黃源深．澳大利亞文學論[M]．重慶：重慶出版社，1995．
NOTE: 原文中提到
1）土腔土調。英國英語發音講究，語調起伏，有高雅之氣。美國英語發音清晰自然，語調平緩流暢，親切易懂。而澳大利亞英語帶有明顯的倫敦土語（Cockney）成分，發音細弱，語調平板，鼻音很重，呈困倦欲睡之狀，因意群較長而停頓較少又有接連不斷之感，給人總的印象是流利而不動聽，顯得土氣。
2）獨特詞語。澳大利亞人一方麵創造了數萬計的新詞語，另一方麵又將英語舊詞加以改造賦予新的意義，構成了數量巨大的澳大利亞英語詞匯群。
3）特殊句式。在二百多年富有傳奇色彩的生活中，為適應和表現嶄新的生活，澳大利亞人套用英語原有句型創造了許多新句式，有的澳洲句式已經來曆不明，有的則十分費解。大量澳洲詞語和句式加上澳州腔調常常令人搔首蹙眉，不解其意。例如被譽為“民族之歌”的“Waltzing Matilda”就讓異國人感到難解。
.......
Here are some examples:
1. Where the bloody hell are you? (澳洲在全球播出的旅遊宣傳語， 因為bloody一詞曾遭英國，加拿大電台禁播，但是這則廣告蠻優美的 http://www.wherethebloodyhellareyou.com.au/index.html）
2. G'day, mate! (Good day, mate)， 美國人絕對不會這樣打招呼， 好像‘鱷魚鄧迪’一片中有美國人初次聽到這句話的驚訝的鏡頭。
3. 對Thank you or Sorry 的回答，許多年輕人一律用 No worries!
4. 喜歡將一些詞縮短，然後以ie結尾：veggie or vegie = vegetable , kindie = kindergarten, Aussie = Australia or Australian, mozzie = mosquito
1）土腔土調。英國英語發音講究，語調起伏，有高雅之氣。美國英語發音清晰自然，語調平緩流暢，親切易懂。而澳大利亞英語帶有明顯的倫敦土語（Cockney）成分，發音細弱，語調平板，鼻音很重，呈困倦欲睡之狀，因意群較長而停頓較少又有接連不斷之感，給人總的印象是流利而不動聽，顯得土氣。
2）獨特詞語。澳大利亞人一方麵創造了數萬計的新詞語，另一方麵又將英語舊詞加以改造賦予新的意義，構成了數量巨大的澳大利亞英語詞匯群。
3）特殊句式。在二百多年富有傳奇色彩的生活中，為適應和表現嶄新的生活，澳大利亞人套用英語原有句型創造了許多新句式，有的澳洲句式已經來曆不明，有的則十分費解。大量澳洲詞語和句式加上澳州腔調常常令人搔首蹙眉，不解其意。例如被譽為“民族之歌”的“Waltzing Matilda”就讓異國人感到難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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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Where the bloody hell are you? (澳洲在全球播出的旅遊宣傳語， 因為bloody一詞曾遭英國，加拿大電台禁播，但是這則廣告蠻優美的 http://www.wherethebloodyhellareyou.com.au/index.html）
2. G'day, mate! (Good day, mate)， 美國人絕對不會這樣打招呼， 好像‘鱷魚鄧迪’一片中有美國人初次聽到這句話的驚訝的鏡頭。
3. 對Thank you or Sorry 的回答，許多年輕人一律用 No worries!
4. 喜歡將一些詞縮短，然後以ie結尾：veggie or vegie = vegetable , kindie = kindergarten, Aussie = Australia or Australian, mozzie = mosqui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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