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知識分子六十年流轉 重開學術交流大門 (圖)

北大學術成就卓越，自然吸引台灣學者。（資料圖片） 　　據台灣媒體報道，最近北京大學重金挖走台灣的台大、政大教授，引起台灣學術界緊張。台灣“中研院”“院士”管中閔、朱敬一均認為，由於去的學者隻是單兵，尚無法發揮磁吸效應；但未來如果大陸挖角的是大學校長或研究院院長層級的學者，一個牽一個的“肉粽效應”就可能發生。“如果有社會地位的知名大學者被挖角到大陸去，那可能反映出該學者已覺得在台灣無從發揮了。”管中閔認為，在經濟領域，現階段還處於要素流動階段，可能因為薪水因素而赴大陸，因此影響性還不大。但在其他領域，已有台灣出身的大學者決定赴大陸的例子。 [閱讀全文] 兩岸知識分子六十年流轉 重開學術交流大門 2006-07-12 19:41:43 轉寄 列印 　　1948年到1949年，在整個中國知識界存在著兩個去向的問題：是留在大陸，還是東渡台灣？政治力量的決戰階段，國共兩黨的曆史和紛爭無情地影響了整個中國知識分子的選擇。包括梅貽琦、傅斯年、錢穆、羅家倫等當時中國最有名的知識分子，都選擇了東渡台灣。而像胡適這樣既不願意留在大陸、又不願意前往台灣的學者，所做出前往美利堅大陸上度過餘生的選擇，是不是一種中庸而又無奈的舉動？ 　　這種選擇正確與否，作為晚輩，在曆史語境還沒有徹底變化的情況下，自然無法評說。因為在整個20世紀上半葉，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已經不可避免地與政治聯係在一起了。但是最近的一則新聞，則讓我們注意到知識分子的西渡和回歸。最近有台灣教授已決定赴大陸高校專任教授。台灣政治大學金融係教授霍德明6月28日晚在北京時，証實他已赴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擔任全職；台灣大學經濟係教授朱家祥也向台大辭職，近期將赴北大專任教授。 　　其實台灣知識分子回歸大陸不算什麽新聞，因為在90年代初，就有不少台灣高校的著名教授頻繁到大陸講學或者授課。而台灣學生赴大陸的高校求學也逐漸轉熱。在去年宋楚瑜赴清華大學演講的時候，一位清華的台生就向他提出了台灣學生大陸學曆認証的問題，足見兩岸學術互動已是大勢所趨。 　　事實上，霍德明、朱家祥們與60年前的前輩有著本質的區別，甚至和20世紀80年代兩個籃球渡海峽的北大教授林毅夫都不盡相同。如果說梅貽琦、傅斯年等人在當時政治情勢下的選擇是曆史的玩笑，而胡適遠行美國則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孱弱，那麽今天的台灣學者們，則更可以說是知識分子的自然遷徙。這種遷徙，與政治風氣有關，也與社會發展有關。 　　知識分子是整個社會最脆弱、也最敏感的一個群體。他們就像我們中學時學到的變形蟲一樣，能夠感覺社會政治每一點細微的鹽分刺激。因為他們實在是離政治太近，也太敏銳了。因此在社會轉型期，知識分子的選擇就成為衡量社會變化去向的一個重要尺度。在兩岸過去的近60年中，知識分子的流轉都是必然的事實。 　　不過知識分子的流轉，也是一種無奈和虛弱的選擇。在社會轉型的大時代，選擇離開者往往願意“躲進小樓成一統”。這種“小樓心態”也在台灣遭遇過學術研究的困境。就父輩長期了解的古文獻與考古來說，上世紀四十年代末可謂是全體精英搬到台灣，但是古文獻和考古的資源畢竟在大陸。在過去的半個多世紀裏，竹簡、甲骨文、三星堆等文物文獻頻繁出土和再解讀。大陸年輕學者迅速成長，很大程度上與豐富的研究資源不可分離。而台灣學者感嘆說，台灣空有精英，缺少的正是這樣富足的資源。 　　大陸有資源、有內容、有活力，甚至其自身都是社會學者們值得研究的巨大對象。這是台灣不少知識分子在大陸參觀後的真實體會。在大陸蓬勃的學術空氣中，更多的台灣知識分子看到了可以突破的契機。當然，台灣島內社會目前的現狀也讓許多知識分子感到不滿，在這種情況下，他們更願意選擇大陸作為新的發展空間。 　　在20世紀中，中國知識分子曾經有過三次巨大的流轉浪潮，每一次都與政治變革有關。20世紀初，中國年輕知識分子從海外歸來，形成巨大的現代化浪潮可被視為第一次；抗日戰爭中，許多學術精英遠涉山水抵達西南，組建西南聯大則可被視為第二次；國共交戰後期，大量知識分子東渡台灣，則可被視為第三次。今天不少台灣學者西渡大陸，重新開啟兩岸學術交流的大門，盡管還不是一次巨大的流轉浪潮，但卻是一次重要的合作契機。（胡一淵[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