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省理工研究員：西方對中印科技競爭力的惶恐

麻省理工研究員：西方對中印科技競爭力的惶恐 (ZT) [作者：美國麻省理工學院邁克爾·施拉格（Michael Schrage） 2006年5月16日 星期二] 有兩個亞洲國家的科學及工程學博士畢業生人數始終位於世界前茅，無怪乎西方的富裕經濟體一陣陣緊張。畢竟，高科技和高等教育被視為西方國家永續增長的萬能靈藥。不過，未必盡然。 “中國和印度這兩個新的競爭對手，與我平生所見的其它任何競爭者都不同，因為它們可以擁有無限的人力和強大的技術基礎，”通用電氣（General Electric）首席執行官傑弗裏·伊梅爾特（Jeffrey Immelt）今年早些時候表示，“這些人喜歡當工程師。所以，當今的競爭者已經截然不同……正是這一點，讓世界上每個地方的人都感到害怕。” 這種害怕是有道理的。諸如通用電器（GE）、SAP及穀歌（Google）等全球科技領軍企業都在中國和印度設立了研發中心，這不僅是為了降低進入市場的難度，也是因為在這兩個國家能以最低的成本找到最聰明的頭腦。令美歐大學感到驚訝和不安的是，這是兩個新興的“技術教育超級大國”，其科技人才的巨大“產出量”已日漸能與西方最強大的國家相匹敵。美國國家科學院（National Academies）最近曾估計，在美國雇傭一名化學家或工程師的成本，大致相當於在中國雇傭5名化學家，或者在印度雇傭11名工程師的成本。但是，它們的教育質量真的具有可比性麽？答案是：它們變得日益可比的速度，超過任何一個人的預期。高等教育已經日益成為像電路板和手機一樣的高科技商品。 印度和中國已經可以每年“生產”近100萬名工程專業的畢業生，相比之下，美國和歐洲隻有大約17萬名這類畢業生。即使有人（傲慢地）假設，印度和中國隻有排名前10%的畢業生，才能與美國和歐洲排名前50%的畢業生相比，這兩個亞洲國家優秀工程學畢業生的數量仍然超過西方國家。麵對這種人力資本投資的洪流，歐洲和美國的科學、工程和決策機構強烈建議增加科學和工程專業畢業生的數量。布魯塞爾的歐共體官員們正在推動創建歐洲理工學院 （Europe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美國國家科學院也在呼籲增加科技教育領域的投資。人們相信，“更多更好”的本土畢業生是取得全球高科技成就的關鍵。 多麽荒唐！這些精英人士究竟不理解“供求關係”的哪個方麵？那些能夠在自然科學或工程學方麵取得成功的西方學子非常聰明，他們明白，未來與自己較量的對手，將是全球與日俱增的知識大軍，其成員願意“少拿錢，多做事”。大驚小怪者也許會將這種競爭譴責為“思維血汗工廠”。現實人士則將這種競賽視為“腦力勞動的買方市場”。 寬帶網絡進一步擴大了企業將科學和工程研發過程外包的能力。創新的企業將無情地追逐“廉價智慧”，就像今天那些具有成本意識的跨國企業追求更廉價的製造和呼叫中心產能一樣。試試用博士後的頭銜到那個市場去拿高薪。知識不是力量；而是減價商品。 在這樣的場景中，不存在全球科學家和工程師供應不足的問題。相反，更有可能出現高科技人力資本供過於求的局麵。對美國和歐洲而言，增加自然科學和工程學畢業生的數量似乎是對經濟絕境開出的政策處方。創造性的差異化----而非競爭性的衝突----才是真正的人力資本挑戰。 歐洲遭遇的困難會比美國更多。歐盟（EU）1999年的《博洛尼亞宣言》（Bologna Declaration）實際上做出了歐洲大學將實行標準化政策的承諾，而許多大學領導認為，這會降低學校的靈活性。同樣地，在國外聘用一流的中國電氣工程師比在本土解雇二流的法國理工學院畢業生更為容易的就業規定，也限製了創新。 當然，大量的科學家和工程師並不是國家的財富。微軟（Microsoft）的比爾·蓋茨（Bill Gates）和蘋果（Apple）的史蒂夫·喬布斯（Steve Jobs）都是從大學輟學的人，證明全球科技領袖並不需要頂尖學位。那些高科技億萬富翁們雇傭著大批的博士。對於持續增長而言，科技教育是必要----但非充分的----條件。隨著成本更為低廉的科技人才創造出更多創新機遇，將教育產能轉化為可持續的經濟繁榮是很困難的。 對於大學而言，全球挑戰與其說是關於“提高就業培訓水平”，不如說是從根本上對“比較優勢”進行反思。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經濟學家理查德·弗裏曼（Richard Freeman）表示，西方的比較優勢“可能在於更好地利用那些曾在我們的學校上學，以及曾在我們的企業工作的人……他們希望與我們持續保持緊密的聯係”。弗裏曼和其他人指出，西方頂級大學有著綿密的校友網絡，可加以有效利用，以吸引全球人才和資源。排名中遊大學的畢業生會發現，自己被夾在贏得高薪工作的高學位人才和來自亞洲及南亞次大陸的低成本人才之間。他們的學校要麽進行改革或整合，要麽就會消失。因此我們可以預計，那些意在保持份額的西方大學急於出台各種創新。我們可以預計，一些大膽的學校可能會像伊梅爾特的通用電氣或卡洛斯·戈恩（Carlos Ghosn）的日產汽車（Nissan）那樣，大刀闊斧地進行重組，以適應全球範圍的服務對象。或許成功的校友會充當“商用”論文導師。也許化學工程和分子生物係將定期地召開交流會，以便從行業獲得研究議題。 如果學術機構沒有足夠的勇氣和睿智實現差異化，明天的哈佛大學、倫敦帝國理工學院（Imperial College）或巴黎綜合理工學院（École Polytechnique）是否將麵臨與當今的通用汽車（GM）和福特（Ford）類似的命運呢？答案是肯定的。全球高等教育和研究的平價商品化意味著，即使是科學家和工程師，也必須更好地掌握關於供求關係的經濟學規律。 本文作者是麻省理工學院（MIT）和瑞典皇家工學院（Roya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研究員；曾經負責一項全球競賽，要求博士學位攻讀者描述其論文研究的潛在商業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