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前總統眼中的未來中國和遠東

德國前總統眼中的未來中國和遠東 作者: 轉貼子 R , Mar 18,2006,03:01 回貼 論壇 對未來軍事強國的擔心以及對擁有核武器的中國會濫用其力量的擔心是否有理呢？目前，我確信可以對這個問題作否定的回答。 20世紀下半葉，中國為其在世界上的地位打造了一個嶄新的基礎，使之發 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毛澤東成功地結束了中國長達一個半世紀飽受歐洲人、美國人和日本人的淩辱和統治的曆史。而與此同時，他也使中國幾乎與世隔絕。毛澤東謝世後，鄧小平作出了經濟上的雙重決策：對內改革，對外開放。鄧小平是一個務實而理智的政治家，他不受固定的意識形態束縛，因此沒有使用革命的手段推行改革開放政策，而是采取了許多小步子，但目標明確地朝著一個方向前進。誰要是熟悉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如今再去北京、上海或廣州，他將不得不為中國在最近幾十年中所取得的令人難以置信的經濟和技術進步感到驚訝。 過去三十多年裏，我多次訪問過中國，目睹了中國經濟的漸進演變。將近二十多年來，中國國民生產總值的年均增長率高達8％，這在全世界是獨一無二的。我也經曆了中國人思維方式的相應變化。1975年，中國在日本麵前經濟上還有明顯的自卑感，現在代之而起的是在數十年內趕上然後超過日本的自信心。70年代，每個中國人被迫學習和背誦毛澤東的共產主義套話，如今已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出現了意識形態的真空。一個由大銀行、大公司和證券交易所通過信貸和資本扶持經濟的國家，一個由眾多大大小小的私人企業家推動經濟發展而同時也使自己變得富有的社會，自然不會奉行源自前蘇聯的集體主義思想。如果說，今天在經濟蓬勃發展的中國各省，私人儲蓄率之高是世界上絕無僅有的，那麽，這是由於缺乏公共養老保障製度，促使千千萬萬中國人不得不得出這種結論的緣故，但這同時也反映了中國人對國家經濟未來發展和人民幣購買力穩定充滿信任。 大約在十年前，中國經濟的新活力就使美國人產生了這樣的想法：中國是未來戰略上的甚至是軍事上的競爭對手。對未來軍事強國的擔心以及對擁有核武器的中國會濫用其力量的擔心是否有理呢？目前，我確信可以對這個問題作否定的回答。因為，至少在今後幾十年裏，這個幅員廣袤的國家將麵臨巨大的國內問題和任務，任何中國領導人都會避開任何可以避免的戰略風險。中國必須把國內問題放在首位，除此之外別無選擇。 再過幾十年，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將占世界第二位。但講到人民的生活水平，中國在長時間內仍將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中國從沿海地區開始經濟改革和對外開放是正確的，因為那裏的人們從海上貿易中還保留著一些企業經營的殘餘傳統。港口使他們能夠與香港和台灣的海外華人進行經濟往來，因為同他們恢複傳統聯係比較容易。此外，沿海地區建立的經濟特區規模都比較小，在那裏進行的試驗隨時可以監測，一旦發生問題可以隨時中斷。 有鑒於這樣的發展，老的重工業基地東北、廣闊的內地和西部地區必然會落後於沿海地區。那裏有3億到4億員工在陳舊的國有企業裏工作，其中部分企業規模很大，但效益極差。國有企業需要改造或者用新的企業替代它們，但大多缺少基礎設施，特別是缺少鐵路和公路。而沒有鐵路和公路，要創造新的、能帶來效益的就業崗位就會受到嚴重影響。同時，今後幾年內至少還會有上億的農業和農村人口湧向城市，為此需要為他們創造就業崗位以及修建市政設施。中國最大的城市重慶如今已有3000萬人口，北京人口也隻有它的一半。 雖然有些大城市的生活水平比農村高出幾倍至十倍，但是，對於老人和失業者來說，沒有一個地方有充分的國家保障體係。每年還有1500萬～1600萬年輕人進入勞動市場。銀行體係因不得不為所有新老企業提供貸款而呆賬累累，沒有利息收入而隻能承受損失。不僅僅隻有這些結構性的問題。任何頭腦清醒的人都不會指望，每年8%的經濟增長率會延續數十年之久。中國也將麵臨經濟危機，包括能源和水資源供應不足。 除了嚴重的經濟問題外，中國還麵臨嚴重的意識形態問題。大城市的年輕人，比如在黃河、長江和珠江三個三角洲地區，人們熱衷於西方消費標準--電視、手機、因特網等等--和新的經濟自由，而舊的共產主義觀念已經無法適應這些新的現象。當今25歲的年輕人再過10年後，將麵臨一個用什麽準則去教育自己子女的問題。完全可以想象，他們會重新拾起孔子的倫理學說，使之得到補充並適應現實情況。幾年前，有一次與鄧小平談話時，我半認真半開玩笑地說，中國共產黨其實是一個儒家黨。鄧隻是說:"是嗎？"事實上，儒家觀念在中國人相互交往中起的作用要比公開承認的大得多。家庭和睦，尊重老人，教育後代，勤勞節儉，乃至當權者對人民負有義務和責任，所有這些都是中國從千百年前傳承下來的價值觀念。 今天，中共試圖在儒家思想、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找到平衡。對於生活在中國的某些知識分子來說，這種平衡術玩弄得太長了。特別是那些曾經留學歐美的人士，他們更希望儒教與民主交匯融合。一些年紀較長的不同政見者則明白，必須等待發展。在我看來，中國由於從未有過一個統一的宗教，現代的儒教很可能作為一種世界觀，填補當今意識形態的真空。畢竟我們歐洲人也不僅信仰基督教和保羅教皇，而且也崇拜希臘和羅馬的古典哲學。而與柏拉圖和亞裏士多德或斯多葛派相比，孔子隻是年紀稍長一些，其後繼人孟子則稍為年輕一些。 有些美國人和一些歐洲知識分子（在德國是一些綠黨分子）自以為在民主和人權問題上有道義上的權力批評乃至激烈指責中國。這些人對於在長達數千年的曆史長河中發展起來的不同文化缺乏尊重。他們也沒有意識到，在西方文化的艱難發展進程中以及在他們自己的曆史上，也同樣有過可怕的陰影。那些批評中國的人，應該想想不過幾代人之前發生的對印第安人的滅絕，想想奴隸製，想想美國的南北戰爭，想想越南以及納粹時期。 認為自己的宗教、自己的道義、自己的文化或者自己的生活方式擁有絕對優勢，這種信念曾在世界曆史的進程中多次導致流血衝突。伊斯蘭的遠征軍，或者右手拿著戰刀、左手拿著十字架在世界大部分地區以武力推行基督教的人，就是最突出的例子。南亞部分地區印度教徒和伊斯蘭教徒之間，或者是以色列人與穆斯林之間持續不斷的戰鬥，則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例子。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分子的恐怖主義則是最新的例子。不管在什麽時候、什麽地方，幾乎所有這些衝突都是為了爭權奪勢，為了使別人的權勢和財產消失，而自己的權勢則要擴大。幾乎所有大的帝國都是按這一模式行事的，從強大的征服者亞曆山大到成吉思汗，從皮薩羅（16世紀西班牙的殖民地征服者和探險家、秘魯反王室部隊的領袖，參與征服秘魯的戰爭。--譯注）到斯大林或希特勒，都是這麽幹的。在近代，歐洲各國的殖民帝國也是按照這個模式建立起來的。 而中國，這個漢民族的偉大國家，三千多年來似乎是一個例外。也許這正是這個國家能夠延續如此長久的一個原因。在我看來，正是由於沒有一個統率整個民族的宗教或國教，才沒有提出對鄰國進行傳教的要求。無論如何，在其悠久的曆史上，中國這個大國的對外擴張傾向比之曆史上所有其他大國都要小得多。在大多數情況下，中國曆來滿足於其他國家對之表示尊重和進貢。人們還回憶起毛澤東支持朝鮮和越南共產黨的統治以及共產黨對其他亞洲國家的滲透。毛認為蘇聯進攻中國是可能的，在這種情況下，他指望中國在人數上占有優勢。而麵對中國眾多的人口，勃列日涅夫的確既尊重也害怕。今天，這樣的考慮都已成為曆史。東亞和東南亞國家已不再害怕人口眾多的中國。 但是，麵對中國快速增長的經濟優勢和中國的勞動力會替代本國的勞動力，人們還是害怕的。看看近幾年來中國湧向亞洲市場的工業產品大幅增加，這種害怕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也應看到，90年代東南亞國家普遍發生金融危機時，北京頂住了為有利於自己的出口而讓人民幣貶值的誘惑。與此同時，中國增加了從日本、韓國和整個東南亞地區的進口。 然而，另一種完全不同的深刻憂慮深深影響著日本。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全麵失敗以後，成功地在經濟上實現了令人驚異的重新崛起。由此在70年代和80年代初產生了可以理解的經濟優勢感，從而使文化上的自卑感以及那種負罪心態得到了平衡。最近15年中，日本的經濟發展明顯放緩，自信日本優越於世界其他工業國家的心態又消失了。日本人甚至認識到，再過幾十年，中國將取代日本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強國。最近日本又流行一種看法，認為與中國相比較，日本成了一個日漸衰老和不斷萎縮的國家。日本麵對中國這個鄰國，複雜心態依然如故。 日本在世界上的朋友甚寡。部分歸因於日本在德川幕府統治時期長達數百年之久的自我孤立，更多是因為日本後來奉行帝國主義政策，給所有鄰國帶來了災難，鄰國對此銘心刻骨。但關鍵還是日本人對過去的征服行徑和犯下的罪行不願意承認和表示歉意。在日本，戰爭時期那一代人活著的也已為數不多，並且早已退休。但是，日本政治階層的多數仍舊還在示威性地崇拜昔日的戰爭英雄及一些軍事領導人，而對戰爭受害者幾乎隻字不提，更不提及遭到日本侵略的那些國家的死難者。雖然有一些例外，例如當政時間短暫的村山首相，然而，日本的所有鄰國都確信，日本人不願意進行道歉。韓國在這方麵反應最強烈，中國也一樣。反日情緒在東亞和東南亞國家普遍存在。 對中國人來說，日本與美國締結軍事同盟，更是雪上加霜。雖然在過去的幾十年裏，中國領導人一直謀求同日本關係正常化，尤其是在經濟方麵，但內心深處對美國借助日本包圍中國的感覺並未消失。美國在日本、韓國、巴基斯坦、阿富汗、烏茲別克斯坦和吉爾吉斯斯坦的駐軍和軍事基地，以及太平洋第3艦隊再加上夏威夷和關島，所有這一切給中國領導人造成一種中國被美國軍事力量包圍的印象。不管是情願還是不情願，北京迄今對此反應謹慎。作為由此得出的結論之一，中國和俄羅斯於2000年締結了友好合作條約，這在毛澤東和勃列日涅夫時期是不可想象的。中日之間，不能指望雙方關係會有實質性的接近。 90年代，我與日本一位政治家就日本戰略地位進行交談時指出，日美當時對兩國軍事合作所作出的附加定義遠遠超出了日本安全利益的需要。我的那位朋友反對這一看法，聲稱這確實是為了日本的防禦考慮。我問道，誰有可能會進攻你們呢？他對我向他提出這個顯得很天真的問題感到不悅，並回答說：當然是中國！接著我又帶著一點挑釁的口吻問道：中國皇帝最後一次在什麽時候派兵攻打過日本？我的朋友再沒有作答。但可以肯定，我也沒能使其對他的自信產生動搖。那次談話在我的記憶中是很具有征兆性的。理論上，日本出現擺脫對美國單方麵依附的進程是可能的；但實際上日本沒有這個抉擇，因為日本政治階層的思維方式排除了這種可能性。對美戰爭的徹底失敗，使日本特別是其政治家在心理上高度依賴美國。鄰國對日本的持續仇恨促進了這種依賴性。 中國將發展成為一個經濟強國，之後還會成為軍事強國，這一信念不僅使日本、也使其他國家產生了某些憂慮。在中國，尤其是在美國，對這兩個巨人將成為競爭對手的預感起著重要作用。在中國，對這個問題的討論是低調而謹慎的。而在美國，這種討論完全是公開的。華盛頓的一些戰略思想家相當公開地聲稱，美國必須盡快建立對整個"亞歐大陸"的控製。"基地"組織的恐怖襲擊和國際反恐的共同利益導致了美中關係的暫時平靜。但從長遠來看，必須估計到，既成的超級大國美國和正在崛起的世界強國中國之間將進行公開的競爭。 中美兩國的文化、傳統和特點如此不同，而雙方彼此的了解和對對方曆史的認識又如此缺乏。兩國的精英和政治階層對對方的認識也是十分殘缺不全的。無疑，美國有更多受到教育的人和專家，他們對中國的本質及其文化發展的了解要比中國對美國的了解多。但在今天年輕的一代中，中國人對美國的了解比美國人對中國的了解很可能已占有優勢。不過，就整個民族來說，雙方的相互了解很少，偏見占主導地位。在這樣一種情況下，一旦有個由頭，電子傳媒很容易製造敵對情緒。 兩大國之間發生衝突的具體導因將是多種多樣的，居首位的是圍繞台灣的利益衝突。這個島嶼幾百年來一直是中國的一部分，經過半個世紀的日本占領之後，1945年又歸還給中國。它很快成了被毛澤東趕走的蔣介石的逃生之地。美國極力支持台灣同祖國的實際分裂，而且在軍事上給予這個島嶼以支持，但對台灣要求承認其主權的願望未予滿足。1971年，華盛頓同意將中國的否決權歸還給人口為台灣50倍之多的大陸。從美國的角度看，台灣是其在東亞政治勢力範圍內的一個重要基地。因此人們認為，必要時美國會以軍事手段阻止大陸使用武力迫使台灣回歸祖國。北京則認為，台灣回歸是天經地義的權利，而且是至高無上的民族目標。在台灣本身，對這個問題的看法則是不一致的。一些人主張謀求主權；另一些人認為，隻有在中國達到了與島上同樣的自由和生活水平之後，才可以考慮回歸；而許多商人相信統一會到來，因而把他們的一部分資本拿到大陸去投資，並且在那裏把生意做得很好。 在過去數十年中，中美之間由於台灣問題而不斷發生衝突和危機，但也有過緩和時期。今後也還會是這樣。任何中國領導人沒有別的選擇，隻能繼續耐心地依靠自己生活水平和實力的加強，同時強烈地堅持統一的權利並警告台灣不要提出主權要求。事實上，特別是鑒於中國廣泛存在的愛國主義自豪感，美國如果承認台灣擁有主權，可能將帶來災難性的後果。 從理論上講，作為一種選擇，美國可以逐步減少對台灣的軍事和經濟支持。但隻有一個具有遠見卓識的政治家才可能敢於邁出這一步。隻有中美關係出現根本性的變化，這樣一個步驟才會被認為是符合美國利益的。在我看來，在未來幾十年裏，這是不大可能的，但也不是完全不可能。 在這期間，預計中國將與韓國和東南亞國家保持睦鄰友好關係並將靠近東盟組織。在東亞和東南亞大部分地區（最突出的例外是緬甸和朝鮮），經濟成就使一些國家和地區出現了非同尋常的經濟活力。最初是日本，然後是韓國、台灣、新加坡和香港，最後是二十多年來一直預示要發生的中國的崛起。與此同時，亞洲國家也開始關注歐盟的機構及其統一市場的經驗。可以設想，歐盟的榜樣將促使東亞和東南亞地區類似拉美那樣建立國家之間的自由貿易區。由於這種發展尚麵臨相當大的顧慮和心理障礙，使之實現估計還要好幾十年的時間。 無論如何，今後數十年裏，中國有興趣維持多邊組織存在，特別是維護聯合國和安理會的功能。在這一點上，與歐洲國家、俄羅斯、日本以及幾乎全世界的利益明顯一致。而這些國家又希望拴住中國。因此，像迄今已邀請俄羅斯那樣，邀請中國參加七國/八國集團是明智的，並且要讓這兩個國家均成為正式成員。今天，中國的經濟實力已遠遠超過加拿大或巴西，幾年以後將超過意大利、英國和法國，10年以後還會超過德國。由於中國是最重要的進出口國家之一，並鑒於其巨大的石油進口需求（僅次於美國占第二位）以及巨大的外匯儲備（2003年底達到4000億美元，幾乎和日本一樣多），世界經濟希望中國參與製定共同避免危機的戰略和參與共同的危機管理。中國自己也迫切關心全球經濟發展良好。 最後，還需要指出，防止核武器和其他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符合國際社會的共同利益。中國肯定擔心完全被孤立的直接鄰國朝鮮可能擁有核武器，至少也同樣擔心美國和朝鮮圍繞這一問題的衝突會激化。因此，中國為緩和局勢而繼續發揮影響是可能的；而為了世界和平的利益，中國發揮影響也是可取的。 自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以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以及2002年以來胡錦濤這些名字為標誌，中國人已經曆了四代領導。從毛到鄧的轉變帶來了深刻的變化，從鄧到江的轉變是順暢而漸進的，從江到胡及其領導精英的轉變是有準備而順利的。在所有這些轉變中，共同的標準都是維持中國共產黨及其機構的統治。很多美國人和歐洲人對這種一黨統治的體製感到深為可疑和討厭，因為它違背了西方的政治傳統。中國共產黨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領導地位是在近百年來中國革命的曆史進程中形成的。中國實行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製度，適合中國的國情，是具有中國特色的民主政治體製。 如果是在我自己的國家，我也會出於經驗和信念反對這樣的政府體製。但是，鑒於中國過去的政治體製，也鑒於中國長期經曆的內戰，以及隨後毛進行的偉大試驗造成無數人喪失生命，我認為中國現行體製所保障的政治穩定是符合需要的，對中國人民及其鄰國來說都是有益的。中國權威政治的文化很可能會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以及由於國家開放的結果而發生演變。它在鄧小平領導下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如今中國人在自己國家裏享有的自由比過去任何時候都要多。應該聽其自然發展，如果當真試圖在政治上從外部加快這一進程，將不會有好結果。相反，這樣做可能引發巨大的災難。 （摘自《未來列強》，世界知識出版社2005年5月出版，定價：22.00元。） 作者：（德）赫爾穆特·施密特 >>定製鳳凰快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