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 老米：日本和日皇的由來：國名是大唐皇帝所賜，日皇由中國皇帝冊

8月24日，惟一一方日本遣唐使墓誌在東京展出時，日本天皇親臨參觀。 這方墓誌在西安發現後，引發了中日雙方對遣唐使和墓誌主人井真成的研究熱潮。 ... 明萬曆皇帝冊封豐臣秀吉為日本國王聖旨全文（原件藏日本大阪博物館）： “奉天承運皇帝製曰：聖仁廣運，凡天覆地載，莫不尊親；帝命溥將，暨海隅日出，罔不率俾。昔我皇祖，誕育多方。龜紐龍章，遠賜扶桑之域；貞瑉大篆，榮施鎮國之山。嗣以海波之揚，偶致風占之隔。當茲盛際，宜讃彜章。谘爾豐臣平秀吉，崛起海邦，知尊中國。西馳一介之使，欣慕來同。北叩萬裏之關，肯求內附。情既堅於恭順，恩可靳於柔懷。茲特封爾為日本國王，賜之誥命。於戲！龍賁芝函，襲冠裳於海表，風行卉服，固藩衛於天朝，爾其念臣職之當修，恪循要束；感皇恩之已渥，無替款誠。祗服綸言，永尊聲教。欽哉！” 島國的由來:“日本”國名是大唐皇帝所賜 核心提示 　　8月24日，惟一一方日本遣唐使墓誌在東京展出時，日本天皇親臨參觀。這方墓誌在西安發現後，引發了中日雙方對遣唐使和墓誌主人井真成的研究熱潮。 　　中國古代文化對日本的深刻影響，日本學者已有明確認識，但這方墓誌則傳達出更為複雜深遠的曆史情感：它再次證實了日本國號與中國的淵源，還表達了當時的唐朝天子對一名日本遣唐使者的個人情誼。 　　更多的學者借著這方墓誌的緣由，重新審視了千年來的中日交往史。 　　這是塊不同尋常的石頭。蓋為青石，底是白石，近方形，上有楷書刻字。 　　當賈麥明用軟毛筆刷淨石頭上的土，看清上麵的字時，手開始不停地顫抖。石蓋刻有“國號日本”字樣，底座上則有開元年號。“我當場就斷定這是一個日本遣唐使的墓誌。” 　　作為西北大學曆史博物館的副館長，賈麥明偶然中征集到的這塊石頭，在隨後的研究中被證明為迄今發現的惟一一方日本遣唐使墓誌。 　　墓誌麵世在日本引起的轟動讓賈麥明驚奇：在這位遣唐使的故鄉藤井寺市裏，成立了相關的研究會，發行了關於他的紀念郵票，並打算用他作為這座城市的形象。2005年8月24日，墓誌在東京國立博物館展出時，日本天皇親臨參觀。 　　中國古代文化對日本的深刻影響，日本學者已有明確認識，木宮泰彥在《中日交通史》中說：“日本中古之製度，人皆以為多係日本自創，然一檢唐史，則知多模仿唐製也。” 　　然而這塊石頭所傳遞出來的曆史情感要複雜得多。這方墓誌除了再次證實了日本國號為中國所賜，還表達了當時的唐朝天子對一名日本遣唐使者的個人情誼。 　　更多的學者借著這方墓誌的緣由，重新審視了千年來的中日交往史。 　　少年“才稱天縱” 　　李白的摯友阿倍仲麻呂，回國後利用漢字創立片假名的下道真備和為日本完善律法的大和長岡等人，和井真成同時入唐。這些赫赫名聲的人，都還隻是群十八九歲的孩子。 　　1200多年前，難波港(今日本大阪)內一派熱鬧的景象，又一支準備渡海前往中國的使團船隊要出發了。四隻巨大的木製帆船依次排列著，每隻船上都能載一百多人，船舷和桅杆上彩帶飄揚。日本天皇舉行宴會，作歌送行。 　　侍臣們唱起天皇寫的送行詩： 　　希望你們渡大海如平地， 　　居船上如坐床， 　　四船聯翩， 　　不日平安歸航！ 　　這方墓誌的主人當時就坐在其中一艘巨船中，被祥和、悠長的祝願聲圍裹著，離開港口，駛向蒼茫大海。他的名字叫做井真成。 　　離開故鄉之時，井真成多大年紀，墓誌上的文字並無記載，隻寫道，公元734年，這位才能出眾的遣唐使，因病死於長安，享年36歲。 　　《新唐書》記載，在公元717年和公元733年各有一批遣唐使從日本出發。如果是在733年出海，井真成已35歲。日本奈良大學文學部教授東野治之認為可能性不大。 　　在日本的遣唐使團中，除了學問僧外還有兩種人，一種是年輕的留學生，年齡一般十八九歲，他們將在中國學習二三十年後，才被允許重回日本。另一種是請益生，他們的年齡較大，隻在中國住1年。 　　“作為三十過半的請益生，很難想象在日本沒有一官半職。官員入唐後，其稱呼會在墓誌上被保留。”而井真成的墓誌上並未記錄他生前的官職，東野治之說，因此，基本可以斷定，井真成應當是在717年入唐，正好19歲。 　　這是日本第九次派遣遣唐使入唐，500多人擠在4艘大船裏。這些年輕的留學生都是日本中層官僚的子女，而且還要經過嚴格挑選，必須學識、樣貌都需要達到才俊的標準才能入唐。 　　井真成在這方墓誌上被形容為“才稱天縱”。 　　巨船之上，還有日後成為李白摯友的阿倍仲麻呂，回國後利用漢字創立片假名的下道真備和為日本完善律法的大和長岡等人，他們和井真成同時入唐。當時，這些在中日兩國曆史上留下了赫赫名聲的人，都還隻是群十八九歲的孩子。 　　島國的姿態 　　誌石上“國號日本”與“開元廿二年(公元734年)”的記載，將現存最早關於“日本”的文字記載746年提前了數十年。學者認為，這也再次佐證了日本國號乃大唐所賜。 　　篆刻井真成墓誌銘的誌石，周長約39厘米，上麵僅有117字，在麵世數月後，卻被視為 　　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級曆史資料”。 　　誌石上“國號日本”與“開元廿二年(公元734年)”的記載，將現存最早關於“日本”的文字記載746年提前了數十年。學者認為，這也再次佐證了日本國號乃大唐所賜。 　　對於這個太平洋上的島國，中國早在秦漢即有記載，但史籍中多稱為“倭國”。而在唐初之前，日本雖多次向中國遣使，但其態度和目的卻和後來大為不同。 　　“從隋朝到唐朝初期，日本對華遣使時多為政治目的，而且帶著一種驕傲態度，甚至是傲慢。”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王小甫說。 　　日本第二次遣隋使到中國遞交的國書中稱“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第三次遣隋使國書稱“東天皇敬白西皇帝”。王小甫認為，“那些國書中充分表露出，這個島國欲與中國分庭抗禮的心態。” 　　甚至在唐初的公元660年，日本遣使向唐朝皇帝提出要求一些小國“每歲入貢本國之朝”，以顯示自己是和中國一樣使夷狄臣服的大國。王小甫認為，這一態度反映了日本對當時中國國力和文化的先進性認識不足。 　　井真成入唐時，日本對唐朝文化的認識已經發生改觀。這與一次發生在朝鮮半島附近的戰爭有關。 　　公元663年，日本試圖幫助被唐朝吞滅的百濟複國，而在白村江口和唐軍大戰。遭遇徹底失敗後，日本發現了和中國的距離。 　　在朝鮮半島附近，唐水軍首先到達白村江口。之後，日本水軍也從海上抵達白村江，兩軍遭遇。當時，日本水兵萬餘，有1000多艘戰船，而大唐水軍僅有7000餘人，170艘戰船。雖在人、船數量上相差懸殊，但大唐水軍船堅器利，最終，“四戰捷，焚其舟四百艘，煙焰漲天，海水皆赤，賊眾大潰。” 　　日本學者森公章在近作《“白村江”之後》裏說，“白江戰敗以後產生的這種衝擊餘波，如同明治維新和二次大戰以後一樣，可以說是一個舉國奔走引進‘敵國’國家體製和文化的時期。” 　　自此以後，日本遣唐使到中國來隻是傾力學習唐朝文化，不再向朝廷要求冊封，甚至甘心於等同“蕃國”，其國策也由過去的地區政治進取轉向了內斂、和平、發展的方向。 　　就是在這個時期，年輕的井真成出海，踏上了“銜命遠邦，馳騁上國”的路途。 　　同在巨船之上的，還有諸多日本工匠，他們是去唐朝學習製造工藝的。認識到差距之後，日本開始迅速轉向，從製造、建築到典章製度，全麵向中國學習。 　　盛唐氣象 　　研究遣唐使的中央大學教授妹尾達彥說，他完全能想象，作為一位來自遙遠島國的使者，在麵對長安城的奇異景觀時，內心是如何震撼。 　　在海上漂泊近3個月後，井真成到達寧波。按照慣例，他們受到了熱烈的歡迎。當地人民隆重地接待遣唐使，政府則會把他們一路護送至首都長安。 　　公元713年到公元756年，正是唐玄宗治世的開元-天寶年間，也是盛唐時代中的鼎盛時期。唐玄宗在政治、經濟、社會和外交等各個方麵，都實行了與過去不同的政策。長安城到處洋溢著一種空前未有的生氣。 　　研究遣唐使的中央大學教授妹尾達彥說，他完全能想象，作為一位來自遙遠島國的使者，在麵對長安城的奇異景觀時，內心是如何震撼。那時，整個城市裏流動著含黃土高原風沙的幹燥空氣，街道上漂浮著特殊的內陸泥土氣息。 　　這座城池的建築規模之大讓人震驚。經對唐長安城遺址實測，它麵積約有84平方公裏，是現在西安城麵積的9.7倍、明清北京城的1.4倍、古代羅馬城的7倍。 　　這位日本少年進入城後，很快被淹沒於人海中。妹尾達彥說，當時長安城的多樣性居民構成和居民人數龐大的大都市能量在日本是根本見不到的。 　　唐長安是世界曆史上第一個達到百萬人口的大城市，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國際大都市。世界西方和東方的商業、文化都在這裏交流、匯集。 　　據《唐六典》記載，當時西域各國“入居長安者近萬家”。在公元679年，波斯王子泥俚斯自長安歸國，統率的部屬就多達數千人。長安的那些著名佛寺中如興善寺、慈恩寺、青龍寺、香積寺等，都居住著外國高僧。 　　接待日本遣唐使等外國使節的鴻臚寺及用於會客和寄宿設施鴻臚館，都建在皇城南邊的一片廣大地區上。它們離皇城南門的朱雀門不遠，據說這樣設計為了方便訪問京城的外國使節，同時也有避免使其與其他官員接觸，防止泄漏政治機密的用意。 　　出皇城的朱雀門後沿大街向東走一公裏，就是留學生學習的國立學校———國子監，遣唐使一行渴望拜謁的孔子廟(文廟)就建在國子監院內。 　　妹尾達彥說，“可以說，在井真成的那座小小的墳墓中，濃縮了那個時期的長安的政治狀況和城市文化狀況”。 　　千年前的“國際學校” 　　作為日本留學生，井真成和阿倍仲麻呂、下道真備等人一律被安排在國子監學習。 　　在中國的學習，給井真成帶來了新的麵貌。銘文中稱讚這位年輕人在“踏禮樂，襲衣冠”之後，“束帶立朝，難與儔矣”———如果穿上官服站立於朝廷，氣度無人能比。 　　作為日本留學生，井真成和阿倍仲麻呂、下道真備等人一律被安排在國子監學習。唐玄宗命國子監的四門助教趙玄默教授這些留學生們的功課。唐朝國子監有六學：國子學、太學、四門學、律學、書學和算學，各學招生對象不同。 　　井真成究竟在哪一個學部學習，這還是個謎團。隻知道他的同行者阿倍仲麻呂是在“太學”中學習。 　　依據《唐六典》，進入哪一個學部要看家庭出身背景。國子學和太學的學生，父母的官銜一般要在三品、五品以上。浙江工商大學日本文化研究所教授王勇推斷，阿倍仲麻呂得以進入太學，大概是因為他父親在日本為朝中高官。而井真成和下道真備的出身相對較為低微，最多隻能進入四門學。 　　1200多年前，這些高等學府就像一個個國際學校，東、西方的留學生都混雜在一起學習。阿倍仲麻呂苦學五、六年後，竟在與中國學生一起參加的考試中得中進士。唐玄宗賜名晁衡，並讓他擔任皇帝侍從官的左補闕。 　　阿倍仲麻呂終身在中國為官，他和李白、王維來往密切，彼此經常寫詩唱和，73歲在長安逝世。 　　下道真備則在中國住了17年，就學於四門助教趙玄默，深通五經三史、曆算、刑律、軍製等諸藝。他回國時攜帶中國典籍1700多部。在日本，他受到聖武天皇的器重，官至右大臣。 　　由於曆史記載太少，井真成的經曆就顯得模糊而無法辨認了。通過墓誌上的記載，隻知他“強學不倦”，10多年來一直在追求學問。 　　影響日本 　　在日本人的生活中，中國文化的影響痕跡處處可見。從漢字、圍棋到飲茶，自傳入日本，長期發展已成常人習慣。 　　學業有成的井真成並未來得及衣錦還鄉，就長眠在中國的土地上。墓誌銘稱，井真成“問道未終……以開元廿二年正月廿日，乃終於官弟”。 　　此時，他的大多同伴陸續返回日本。遣唐使船隊回日本時，唐朝政府也經常任命中國使節陪同前往，進行回訪。遣唐使團不僅帶回大量的中國文物、書籍和五金百貨，也使中國的文學、宗教、典章製度等在日本“生根發芽”。 　　井真成也想回國，從墓誌銘文“形既埋於異土，魂庶歸於故鄉”可看出，他心中一直想念著故國。 　　對這位天資聰慧卻英年早逝的日本遣唐使，中國皇帝有著異常深厚的情感。銘文記載，在聽聞井真成忽然得病去逝的消息後，“皇上(哀)傷”，並追奉他官職，以官禮下葬。 　　而且，追奉他的官職也耐人尋味，“尚衣奉禦”，即專職為皇帝管理衣物。這個官職雖無實權，但也官至五品。而且曆史上，擔任尚衣奉禦一職，多為皇親國戚，或深得皇上寵愛、信賴的人。井真成得此厚封，足見他深得玄宗皇帝的賞識和信任，也證明中國對日本遣唐使的真摯與友好。 　　而與井真成同來的大批遣唐使回國後，在日本的政治、文化和佛教等方麵，起到了巨大作用。 　　出身法律世家的大和長岡，入唐後潛心學習唐律，回國後曾與下道真備共同刪定律令二十四條。膳大丘在唐長安國子監學經史，歸國後被任命為日本大學寮助教，他向天皇奏請尊孔獲準，推動了日本儒學的發展。營原娓成入唐學醫，回國後被任命為針博士，對日本的醫學發展極有貢獻。 　　在日本人的生活中，中國文化的影響痕跡處處可見。從漢字、圍棋到飲茶，自傳入日本，長期發展已成常人習慣。日本平安朝時書界有名的“三筆”，即空海、桔逸勢、嵯峨天皇三人，其中兩名都曾到中國留學。 　　美術史家伊勢專一郎說：“日本一切文化皆從中國舶來，其繪畫也由中國分支而成長，有如支流小川對本流江河。”日本著名漢學家內藤湖南說：“日本民族未與中國文化接觸以前是一鍋豆漿，中國文化就像鹵水一樣，日本民族和中國文化一接觸就成了豆腐。” 　　更多謎底等待揭曉 　　“幾十個待解之謎堆積在心頭，幾個月內我翻閱了大量的資料，依然沒有足夠的證據給出一個惟一的答案。” 　　雖然在學者的反複追尋中，這位遣唐使的麵貌漸漸清晰，但圍繞墓誌仍有許多不解之謎： 　　井真成這個名字是他來大唐後的取的漢名還是本來日本名的簡稱？ 　　墓誌上的文字是誰書寫的？是井真成的日本同學還是大唐專門負責料理留學生喪葬的官方機構？為什麽這方墓誌的底座和蓋子不是同樣顏色的石料？ 　　既然“尚衣奉禦”的官銜是井真成去世後追贈的，那井真成生前有無做官？做的是什麽官？ 　　井真成去世前，已在大唐度過17個春秋，是否已經結婚？倘若結婚，能否找到他的後裔？ 　　“幾十個待解之謎堆積在我的心頭，幾個月內我翻閱了大量的資料，依然沒有足夠的證據給出一個惟一的答案，”賈麥明說，這是因為墓誌銘的發現不是考古所得，無法從墓地實物挖掘中獲得更多線索。 　　這塊石頭的麵世，純粹源於偶然。 　　2004年3月底的一個星期天，賈麥明在西安八仙庵古玩市場聽到一個擺攤人說，他在東郊撿了兩方合在一起的石頭，蓋是青石，底是白石，上有開元和日本的字跡。 　　賈麥明當時的感覺是心頭一驚，他馬上說，我要了。三天後，他用不到一千元的價格買下了這塊墓誌銘。 　　賈麥明事後曾專門找到擺攤人撿到墓誌銘的地方，但這裏已經是一個樓房林立的住宅小區，要做進一步的考古發掘，已是不可能了。 　　盡管如此，這方惟一的遣唐使墓誌還是在日本學術界和民間掀起了熱潮。 　　2004年10月11日，朝日新聞頭版頭條刊發了《逝於中國長安的遣唐使井真成是井上氏還是葛井氏》的報道，一時引起很大轟動。其記者渡邊延誌在接受西安電視台采訪時表示，這個發現具有重要的曆史價值，當時日本作為一個偏僻的島國，能夠得到大唐的承認，這有著很重要的意義。 　　2005年1月28日至29日，由朝日新聞社、日本專修大學和中國西北大學共同舉辦的井真成研討會在東京朝日新聞社召開。參加該會的王維坤教授回憶，那一天，中國學者從早上10：30講到下午7：30，台下一直座無虛席。而下場後很多日本民眾圍著他簽名，使他“突然覺得自己不是學者倒像是明星”。 　　“遣唐留學生的墓誌是一把開啟曆史之門的鑰匙，它為中日關係史新添了一段深情的佳話。”一位日本參觀者在西北大學曆史博物館留言冊上留下這麽一句話。 稿源： 新京報 編輯： 鄭映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