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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自文革被定性為“動亂”之後，關於文革的一切就被蓋棺定論了，任何積極的思考似乎都是在為文革翻案，文革中盛行的“二元論”似乎再次戰勝了理性主義，文革隻能批判，討論文革的曆史意義就是為專製辯護。
其實這種觀念正源於我們頭腦中的文革慣性思維，是不妥協的鬥爭哲學的產物。在一個開放文明的社會裏，文革也是可以從不同角度觀察和討論的。
以下文字摘自《認識文革，反思文革——共識網專訪徐友漁》，是著名文革研究專家徐有漁的相關思考，供對此有興趣的朋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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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沒有文革就沒有改革開放
徐友漁：文化大革命的後果，可以分很多方麵，如政治層麵、思想層麵、文化層麵甚至人的精神道德層麵。
我覺得文化大革命最大的一個後果是，當它的發動者毛澤東去世了，他最忠心的支持者給抓起來了，然後掌權的就是文化大革命中程度不等的受害者回複原職後，像鄧小平、陳雲他們重新掌權以後，他們明白文化大革命的這種浩劫式的災難，提前暴露了這個社會製度的弊病，必須尋求改革。跟蘇聯相比，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我們沿著勃列日涅夫的道路還不知道要走多遠，它可能還有一個上升和發展時期，但因為文革，路已經根本走不下去了，社會製度的弊病暴露到無以複加的地步。本來不一定會暴露那麽充分，使得一些非常堅持原來路線的人他們自己吃了虧以後有了切身體會，所以對這個製度有所反思，使得他們走上了一條改革開放的路。所以從這種意義上，沒有文化大革命，不會有在文化大革命中吃虧的人重新掌權以後的改革開放道路。當然有些人要說，既然沒有文化大革命就沒有改革開放，那文化大革命豈不是很好？這是另外一回事，哲學上說壞事變可以成好事，但總不能說，那我們就天天做壞事最後變成好事。當然還有一個條件就是毛澤東死去，文革派要被抓起來，還有文革的既得利益者勢力又不大，有了這些條件以後，使得那些原製度最堅定的維護者也有了一種很深刻的觸動，走上了改革開放道路，如果沒有文革，肯定沒有以後的改革開放，這是政治上一個最大的變化。
文革對於當時中國實際上的最高統治者鄧小平來說，也留下了揮之不去的陰影。美國研究文革的著名學者麥克法誇爾指出，鄧小平在1989年事件中的思維邏輯和行為邏輯與他的文革親身經驗密切相關，他把學生的抗議看成是當年造反派對當權者發起衝擊的重演，他下令鎮壓學生，出於他恐懼和憎恨造反派的心情。麥克法誇爾的觀察和評論是正確的，盡管鄧小平把1989年學生民主運動看成是文革中造反派活動的重演是他的誤判和偏見，但他確實是在這種心理的支配下決心鎮壓的。據官方媒體報道，6月4日鎮壓之後，鄧小平在接見戒嚴部隊高級軍官的會議上說，參加89年民主運動的人當中，有當年的文革造反派。
2、文革之後，人民學會了獨立思考
王科力：文革讓群眾喪失了思考能力，大腦像被格式化了一樣，成了一片空白。文革之後，人民群眾應該對這種狀況也會有反思。
徐友漁：思想上的反思也隨著文化大革命結束應運而生，文革中的殘忍到了不可思議的地步，最突出的比如張誌新事件，她不認為劉少奇是叛徒，就把她抓起來，最後槍斃，而且到了那種殘忍的地步，行刑前怕她呼口號，割斷了她的喉管。我覺得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後來人道主義和人性論在中國也不可能受到那麽大的歡迎。我覺得這都是壞事壞到極點，走不通以後會進行這種思考。如果說別的層麵的東西，比如道德下滑，文化大革命實際造成了一種道德真空，因為那種亂法、那種政治，每個人都卷入進去，每個人都成了一個小政治家、小陰謀家，經曆過文化大革命人變複雜了、不擇手段，形成道德真空。還有教育的缺失——雖然後來有一小部分人像我們這種77年考大學考上的，但是畢竟絕大多數人的這種機會沒有了，中國現在社會的心理粗鄙不堪，都可以歸到文化大革命造成道德上的真空。這一點也是一個問題。
從正麵來說，文化大革命之後，中國人的獨立意識增強了，這是文化大革命非常重要的副產品，很多西方研究文革的人早就注意到這一點了，他們分析說，毛澤東對他的政敵的攻擊，客觀上是對黨組織本身，對這個製度的攻擊，使得黨組織的威信一落千丈。我采訪過一個作家，他說，文革中國前8億人就一個腦袋，隻有毛主席一個人能夠思考，毛澤東想對了，全國的事情就好辦了，毛澤東想錯了，則全國的事都錯。文化大革命以後8億人中，大家感覺到自己肩膀上還是長了一個腦袋，是可以考慮問題的。這點我覺得文化大革命起的作用是非常大的。這種獨立意識還使人們對壓製不再懼怕，文化大革命大家都見慣了風雨，文化大革命以前組織一說你“反革命”，你一輩子就完蛋了，現在不一樣了。
從總體上說，參加過文革的年輕學生已經拋棄了文革前和文革中那種虛幻的理想主義和盲目的英雄主義，以及狂熱的個人崇拜。他們再也不會把領袖的意誌當成絕對命令，再也不相信有“一句頂一萬句”的“最高指示”。他們或者以憎惡的心情，或者以苦澀的心情對待過去的革命信念，因為這種東西欺騙、愚弄過自己，或者是使自己吃盡苦頭。這一代人對官方的意識形態宣傳持疏離、警惕、嘲弄態度，尤其對以階級鬥爭名義進行的政治運動持否定態度，在80年代，中國搞了幾次政治運動，如“清除精神汙染”、“批判資產階級自由化”，等等，但這種政治號令在經曆過文革的年輕人或中年中完全得不到響應，他們之中各人觀點並不一致，但對於再搞類似於文革的清洗運動或大批判運動都抱討厭和抵製態度。他們在平時可能言行各異，但都不願意想在文革中那樣在政治運動中充當積極分子。
經過文革，人們大大增強了抵抗壓製或鎮壓的能力，人們發現了當權者對群眾實施專製的秘密：他們雖然掌握了鎮壓群眾的暴力，但不是一遇到情況就立即使用暴力，而是讓人永遠感自己頭上懸著達摩克利斯劍。人們之所以服從，在少數情況下是因為暴力鎮壓已經實現，而在多數情況下是因為暴力鎮壓的可能和威脅始終存在。但許多人在文革中人們對於被批判鬥爭甚至被抓捕都見識過了，一般的威脅就不是那麽起作用。
3、文革與民主運動的興起有著緊密聯係
王科力：我們前麵也談到，文革並不是一場民主實踐運動，但文革之後的民主運動，好像跟文革仍然有千絲萬縷的聯係。是這樣嗎？
徐友漁：文革結束之後不久，從進入80年代開始，以青年學生為先主體的民主運動開始湧現並不斷發展壯大。這種運動明確提出了要求民主和自由的口號，希望逐步改變現存的一黨專政製度。這和1957年由於毛澤東的號召而產生的大鳴大放不同，也與文革中因為毛澤東的鼓動而掀起的造反運動不同，這是群眾自發的運動，是以世界公認的價值準則為訴求，而不是受黨內派係鬥爭左右或影響的運動。事實上，我們可以把1976年4月5日天安門事件看成這種真正的民主運動的開端，它雖然表現為群眾懷念和支持黨內的溫和派，剛去世的周恩來，反抗文革派，但它的基本精神是反對專製和獨裁。天安門廣場上最引起人們注意的口號是“秦始皇的時代一去不複返了”，這個口號標誌了中國人民的覺醒，標誌著中國真正的民主運動的開端。就此而言，文革的結束是和民主運動的興起同時發生的。
文革和民主運動的聯係是不難被人注意到的。弗蘭茨·邁克爾（Franz michael)早在1967年就預言：“毛攻擊黨組織可能要為爆發巨大的群眾性不滿打開口子，而隨著偶像的跌落，這可能變成反對共產主義本身。”約瑟夫（Ｗ．Ａ．Ｊｏｓｅｐｈ）則說：“政治變革的一些最緊急和有說服力的要求出自以前的紅衛兵，特別是出自那些有幸完成良好教育的人。他們現在在運動的前線為中國民主事業作先鋒，不論在國內還是在國外。他們和同代中的許多人一樣具有政治上的懷疑精神，但他們是積極投入而不是漠不關心。”這兩位中國問題專家的說法是對的，群眾由毛挑動起來攻擊毛在黨內的政敵，但後來發展為攻擊黨本身，一些文革運動的先鋒紅衛兵和造反派在運動後期投入了民主運動。
但我們需要更詳盡的分析，因為人們自然會問，從憲法和法治的觀點看，文革是反民主的，這一場黨內血腥的鬥爭怎麽能孕育出民主運動呢？難道毛澤東在文革中提倡的所謂“大民主”導致了真正的民主？不是，當以前的造反者變為後來的民主追求者時，他們的理想和造反精神保留著，但他們追求的內容有了極大的變化，很多東西與以前正相反。
當約瑟夫指出以前的紅衛兵現在是民主運動的先鋒時，他緊接著說：“他們再次對中國的政治製度發表深刻的意見，但現在他們要求的是像分權、監督、製衡、競選、法製、出版自由這樣的東西——他們一度視為不過是資本主義騙局的那些原則和程序”。
文革中“民主”的口號喊得震天響，這固然是出於毛想要打倒政敵的需要，民主成了他爭取群眾的手段。但事情還另有一麵，人們一方麵在行動上實踐毛給民主規定的內容（打倒“走資派”），同時又在理念上肯定了民主的普遍價值。當毛從魔瓶中釋放出“民主”這個妖怪，以為它會永遠當自己的忠實奴仆時，他實際上控製不住它，不能將它再收回瓶中。長期以來，在共產體製和傳統專製文化雙重箝製下，民主的要求除了存在於少數先進知識分子心中之外，很難得到公開的表達，而文革提供了難得的機會。如前麵所說，文革的後果是大大打擊了黨的權威，增強了人們的獨立意識，這無疑增加了人們追求民主的精神力量。
要把民主的願望變成爭取民主的行動，最大的障礙是人們的恐懼心理，而文革大大減輕了人們的恐懼，這一點對青年學生尤其適用。他們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曆史上第一次親眼見到人民動員和團結起來之後的巨大力量，他們看清了掌權者並不是威力無邊的，他們的力量建立在群眾的孤獨隔絕狀態之上。文革中鬥爭的反複和曲折還使他們知道，一時的失敗和挫折並不意味著徹底完蛋，當權者現在把你打成反革命，可能過不了多久你就會得到平反，可能他自己就會因此垮台。以前人們一旦被戴上政治帽子（比如被說成是“右派”或者“反革命”）就抬不起頭，見不得人，經過文革，人們不再懼怕這一套了。文革前，如果你被警察叫去問話，你會心情沉重，愁眉苦臉，你的鄰居或同事會把你當成一個傳染病人，避免與你接觸。文革之後，人們不再會以膽小如鼠的態度對待警察的傳訊，對待他們的監視、竊聽電話、查閱郵件，等等。
文革還刺激了人們、尤其是青年學生對政治的興趣。一位被采訪者說：“文革前政治是禁區，後來發現政治是人人都可以玩的。我們發現自己在文革中幹得挺不錯。當然，文革不是真正的社會變革，我們不過是在籠子裏跳舞，但跳上了癮，就想在外麵去跳。”文革使一大批人受到鍛煉，使他們掌握了政治鬥爭和抵抗鎮壓的技巧。
文革中大字報大多是用來揭發批判“走資派”的，但人們由此看到言論和輿論的巨大力量，知道言論自由是無權者爭取自身權利的重要武器。文革使人們能熟練地運用這個武器，在文革後的每一次民主運動中，它都是民運人士和大學生主要使用的武器。文革中的大字報並不等同於言論自由，但它使人們明白了言論自由的價值和力量。
所以，就文革的正麵效應來說，我覺得有兩個相輔相成的東西，最大的一個就是中國的改革開放，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把國家搞得完全搞不下去了，弊病和問題暴露得太充分，就不會想到要另尋新路。另外一個方麵就是中國的民主運動，如果沒有文革是不可能有的，以前也有個別的爭取民主的個人和事件，那都是非常個案的東西，要說是一個成建製的追求民主目標的運動，我覺得跟文化大革命關係很大。其實應該從1976年“四五”事件開始，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雖然大民主是假的，畢竟人們還是有一個自由交往的機會。後來再反思文化大革命的時候，我們看到遍布全國的那麽多共產主義小組、馬克思主義小組來探討文化大革命到底怎麽回事，對政治的探討，對到底什麽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到底中國應該走哪路，大家都在熱火朝天地討論。楊小凱的大字報就是“中國向何處去”，這個問題完全是我們這代人的思考，文化大革命實際也是歪打正著，假民主也給我們提供了一種交換意見和思考的空間，所以我覺得現代意義上的民主運動應該是從1976年“四五”運動開始的。這兩個方向的東西都是文化大革命造成的。
當然還有很多其他東西，如果說到這些影響，那文革的後果就非常之多了，比如跟道德真空有關的，中國人的理想主義的消失，等等。文化大革命中以理想麵目出現的假大空的東西太多了，人們純真地追求理想，後來發現這個東西欺騙了自己，大家就把所有追求理想的人都當成是偽君子，後來有“二張”和“二王”之間的爭論，王蒙和王朔站在一邊嘲笑那些宣稱堅持理想主義的人。我覺得站在哪一邊都很難說清楚。以前談理想的時候確實有偽君子的做法，但是後來變成了認為任何人談理想都成為一件可恥的事，這對一個民族來說也有問題。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這種創傷，一個正常的民族不應該是這樣的。總的來說，文革的後果是很嚴重的。我覺得如果不理解文化大革命的話，理解今天實際上也是做不到的。
1、沒有文革就沒有改革開放
2、文革之後，人民學會了獨立思考
3、文革與民主運動的興起有著緊密聯係
有部份的道理，也有問題。
第一個假定，是中共建政有意義，或是歷史所必須。
在民國時代，獨立思考是很活躍的，也沒有中共專製，1948年製憲也開始走向民主。
這些所謂文革正麵的意義，如果中共當年願意參加聯合政府而不是內戰，應該已經走得更遠。
所謂文革正麵的意義，在歷史上隻是倒退的少一點。
即使肯定中共建政有價值，這三點也值得考慮：
1. 如果沒有改革開放，中共可能因為繼續極左路線而被推翻。這在短期內是痛苦的，但到今天，中國可能已經新生。對比目前中共的政改，還不知哪一天會實現，難以定論哪個結果比較好。
2. 由於對於資訊的封鎖以及社會的嚴密控製，大陸人民獨立思考還很有限，即使思考，跳出中共那一套的也也很少，對於社會進步，這是不夠的。獨立思考程度比民國時期隻怕還倒退。
3. 如果以89民運來看，大陸民主運動還很幼稚。中共的專政，造成大陸人民在行為與思想上反民主，也沒有除了中共控製外的全國性的組織來動員民間參與，所以從下到上的民主目前還是不可能在大陸發生。這也比民國時期的民主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