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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丸之地的台灣，其實也是一個曆史悠久的文化勝地。這裏更是集閩南、客家、本土、外省、及南洋、東洋、西洋文化與一體的“熔爐”。即便儒家文化，台灣也有不少值得關注的地方。
就說被稱為儒家文化的耶路撒冷——孔廟吧，去台灣旅遊的人少不了去台北孔廟，其實台南的孔廟才是台灣最具規模的，乃至在全中國說來都首屈一指。
具有344年曆史的台南孔廟最著名的是其大成殿中供存的自康熙以來曆代皇帝（溥儀除外，馬關條約後台灣不屬清政府））的禦賜匾額。從康熙開始，皇帝登基後就要禦賜給孔廟一塊匾額，所以從康熙到光緒，台南孔廟大成殿目前有8塊禦賜匾額，加上老蔣到小馬的6位總統贈匾，14塊禦賜匾額在全中國都獨占鼇頭，記得曲阜孔廟中也隻不過有康熙皇帝的“萬世師表”和光緒皇帝的“斯文在茲”2塊匾額。
是皇帝們對台灣孔廟偏心，還是大陸孔廟中的禦匾在文革中被破壞了？誰知道？
題匾額，書法一定要拿得出手才行，康熙爺的書法是大家公認的，“萬世師表”四個字一看便知是康熙爺的禦筆。
然而這“聖神天從”和“斯文在茲”就很難叫人相信是同治和光緒親筆。為啥？很簡單，二位登基時一個6歲，另一個4歲，莫非真是天子下凡？據考證，那是由恭親王代筆操刀。
皇帝年少，有人代筆無可非議。然而清代皇帝們“日理萬機”，從聖旨到朱批甚至詩詞書畫都經常由人代筆捉刀（如康熙書法由張得天、錢維城代筆，乾隆的詩由沈德潛代筆，慈禧的畫由繆素筠捉刀）——皇帝讓你代筆那是看得起你，你還不叩頭謝龍恩呐？
當然咱不必苛求古人，倒是懷疑這大成殿裏曆屆6位台灣總統的題匾也不是他們自己親自所為，不信的話各位看官自己瞧瞧，我就不明白為啥書法好的人都跑到台灣而且都當總統去了？
改正後：
馬英九錯誤的陰文：
看來各地孔廟的牌匾全是中央定製後分發的。
當滿朝文武皆迎合漢武帝的好惡、齊聲指責李陵之時，唯有正直的司馬遷獨排眾議而為李陵辯護。盡管司馬遷說得合情合理，但隻要臣下敢於冒犯龍顏，漢武帝才不管他說得是否在理，先割了司馬遷的屌才說。荒謬的是，根據今日中國的禦用史學評價，在滿朝文武官員的聖殿上，一個小小史官居然敢於頂撞一言九鼎的漢武帝，罪當必死；而漢武帝隻閹不殺，該有多麽寬大胸懷啊！
司馬遷的屌被割了，但他的精神生殖器卻勃起了。這一割，不僅使他下決心“發憤著書”，寫出了”藏之名山、傳之千古”的“無韻之《離騷》”；這一割，讓他清醒地意識到自己的卑賤地位，寫出那封泣血的《報任安書》。他在仰天悲歎“腐刑極矣！”的同時，曆數自己在皇家政治中的無能，坦陳自己不過是“娼優所蓄”。
好一個“娼優所蓄”！既是太史公的肺腑之言，又道出了中國文人在皇權政治中的可憐地位。
在皇家宮廷中，中國文人“娼優所蓄”的地位並非始於漢代，而是始於諸侯國紛爭之春秋戰國時代。孔子周遊列國，首開了文人的“跑官之風”；王公貴族的大量“養士”，奠定了“娼優所蓄”的傳統。在先秦的狼煙四起中，幾個被後代儒生大書特書的君王，皆為善於養士之人。而權勢者“養士”，如同養家妓或養好馬。
春秋戰國的紛爭時期，各國間的結盟和分裂不斷變更，既沒有穩定的朋友，也沒有長期的敵人，正所謂：“隻有永遠的利益而沒有永遠的敵友”。這種分分合合，史稱“合縱”與“連橫”。
在那個硝煙彌漫、血濺權杖、生靈塗炭的時代，君王們的“朝三暮四”與士大夫的“朝秦暮楚”，可謂珠聯璧合。君王們急需人才，文人士大夫們有了周遊列國跑官的便利，也有了在不同的君王之間進行選擇的機會，可以憑借其縱橫之術遊說於各國，不必非看一個君王的臉色，正所謂“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 曆史上著名的縱橫家有張儀、公孫衍、蘇秦等人，全憑一條“三寸不爛之舌”，便可周旋於各國君王之間。說是百家爭鳴的黃金時代，實質上是價值相對主義、甚至虛無主義盛行的時代。政治無規則，統治者無信譽，為達目的而不擇手段；人格無操守，縱橫家無忠誠，奉行“有奶便是娘”的機會主義。
比如，著名縱橫家張儀乃魏國貴族的後代。他曾求見魏惠王獻策，但沒有得到重用。一氣之下，張儀前往楚國求見楚威王，但楚威王也不見他。好在令尹昭陽收留了他，他也隻好委屈地做個門客。
某日，令尹昭陽宴賓客，門客張儀自然在場。酒酣耳熱之時，昭陽忘乎所以，拿出楚國的無價之寶“和氏壁”，向滿座賓客炫耀。國寶在眾人的驚奇中、讚歎中傳來傳去，但傳著傳著，國寶不翼而飛。昭陽懷疑是張儀偷的，因為他是外國人且窮愁潦倒。昭陽把張儀抓起來審問。張儀蒙此不白之冤，當然不招，遂遭酷刑逼供。張儀被打得幾乎昏死，奄奄一息地回到家中。
張儀回家後，不讓妻子撫慰他的遍體傷痕，而是張口讓妻子看他的舌頭。他慶幸自己的舌頭還在並對妻子說：隻要三寸不爛之舌還在，官運就沒有完結，就可憑借如簧之舌遊說各國、謀取官職。果然，張儀在公元前329年跑到秦國去搖唇鼓舌，還真說服了秦王，被任命為大良造。魏國不用他，他就慫恿秦國攻打魏國。秦王聽信了張儀，興兵攻魏，占領了曲沃、平周兩地。張儀越發受寵，將另一名嘴公孫衍擠出秦國。
後來，當齊國和楚國結盟對付日益強大的秦國時，秦王派張儀前往楚國，任務是離間齊楚。張儀首先收買了楚國貴族靳尚等人，然後去見楚懷王，以奉獻600裏土地打動了楚懷王，導致齊楚聯盟破裂。楚國背叛了齊國，憤怒的齊王與秦國結盟，共同對付楚國，使楚國遭到重創。最為戲劇性的是，當楚懷王向秦國討取600裏土地時，張儀居然翻臉不認帳，硬說秦國獻給楚國的土地隻有6裏而非600裏。於是，憤怒的楚懷王發兵攻秦，兵敗丹陽，楚國的漢中郡被秦軍占領。
前麵曾提到，首開憑著“三寸不爛之舌”跑官的人，不是戰國時期的縱橫家，而是被奉為至聖先師的孔老夫子。隻不過，縱橫家們大都有點“政績”，而孔子跑爛鞋底卻一事無成。
如果野史上記載孔子生於野合是真的，那他就是個出身卑微、大逆不道的私生子了。按照他後來為中國人定的尊卑有序、等級森嚴的血統論規矩，以他的出身而論，他變成亂臣賊子或潑皮無賴才對，而斷斷成不了曆代君王的萬聖師表和民族的精神象征。但他怎麽就成了誨人不倦的正人君子，史書上毫無記載。大概是在曠野上偶遇老子，閑聊中從老子的玄談中悟出了為人處世的道道兒。《莊子》一書把這段傳說改造為孔子向老子“問道於野”，以證明儒家鼻祖乃道家門徒，孔子隻不過把老子那套陰柔的自然之道，應用於人世和官場而已。
再看信史的介紹。孔子早年喪父，家境衰落，他自述：“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但他從“誌於學”的少年時代開始，就致力於“學而優則仕”的人生目標。青年時代，孔子做過季氏家族的“委吏”， 也就是幫人家管理倉廩和畜牧的家臣。按照現在的說法，也算個高級打工仔。
“三十而立”後，孔子已經有了博學之名，自然不甘於繼續做別人的家臣，而要從事“經國”之大業。他以辦私學謀生，以周遊列國謀官。魯昭公二十五年（前517年）魯國內亂，崇尚“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隱”的孔子自然逃離。他離魯至齊，齊景公曾慕名而問政於孔子，他說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名言。這成了孔子日後炫耀的一大資本，後又演變為“三綱五常”。
但請教歸請教，啟用歸啟用。齊景公雖然愛聽孔子進言，卻沒有啟用他做官。從“而立”的30歲到“知天命”的50歲，二十年間，孔子沒有謀得一官半職。直到51歲，孔子才被啟用、走上仕途。他從基層縣長做起，最高職位是部級官員，即由中都宰升為司空，再升為大司寇，相當於魯國的司法部長。但孔子的仕途僅四年就結束了。孔子的政見不為高層采納, 其政治抱負也就難以施展。於是，他在55歲時憤而棄官出走，輾轉於衛、曹、宋、鄭、陳、蔡、葉、楚等地，均未獲重用。
孔子先去衛國跑官，受到衛靈公禮遇，但君王多疑，派人監視孔子，孔子受驚，害怕獲罪，不辭而別。孔子本想去陳國，但在過匡地時被困五天。解圍後又想去晉國，但正值晉國內亂，孔子不得不再返衛國。孔子此舉，不但引起多方的猜疑，而且沉湎酒色的衛靈公也不用孔子。後來衛國也發生內亂，孔子又離開衛國，途經曹國，前往宋國。宋國司馬桓魁想殺了孔子，孔子隻能偷偷逃出宋國，經過曹國抵達陳國。之後，孔子多次往返陳、蔡之間。期間，楚昭王派人來請孔子，陳、蔡兩國的士大夫圍追孔子，致使他“厄於陳蔡之間”，絕糧七日。解圍後，孔子到了楚國，但孔子的官運實在不好，他到楚國不久，恩主楚昭王死了。之後，孔子再次至衛，雖有衛國君主給予的“養賢”之禮，但無重用之實，還是無官可做。直到年近七十，孔子才被季康子派人接回魯國，但仍未獲魯哀公的任用。
孔子從五十五歲開始周遊列國跑官，但他顛沛流離十四載卻一無所獲。正統史家對孔子的評價是：胸有宏圖大略卻終生不得誌。但在我看來，孔子是個罕見的官迷，甚至癡迷到雖有千難萬險而不辭的程度，幾近於屈原的“雖九死而猶未悔”。正如他在《論語》中憤憤地說：“天下莫能容”，“惶惶然猶喪家之犬！”《列子》中這樣描述孔子的周遊列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受屈於季氏，見辱於陽虎”。但孔子依然不屈不饒，“明知不可為而強為之。”
孔子的官迷嗜好為後代讀書人指出了“學而優則仕”的人生之路；他對自己失敗的跑官經曆的總結變成從政哲學：“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隱；”“遇明主則入，遇昏君則拂袖而去。”由此，孔子成了曆代中國讀書人的榜樣，大凡著名文人墨客，幾乎都有過不愉快的從政經曆。通俗地講，這是教人“逢好就上而逢壞就跑”，“得便宜就進而吃虧就退”。如此缺乏擔當的機會主義，不僅是中國文人的從政哲學，也是中國人的處世哲學。
孔子從跑官挫折中總結出的那些勸世名言：“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朝聞道，夕死可矣；”“從道不從君；邦有道，貧，恥也；邦無道，貴，恥也；殺身以成仁。”不但他自己從未踐行過，後來士大夫中也罕有踐行者。
孔子萬萬沒有想到，他總結跑官失敗的經驗之談，卻被後來的統治者變成帝製時代的正統意識形態，且是獨尊的意識形態。他本人也被奉為“萬世師表”和“至聖先師”。
秦滅六國成就了霸業，政治上的統一結束了戰國紛爭，也結束了百家爭鳴，從此知識分子就踏上了隻能從一而忠的不歸路。中國的帝王無力稱霸之時，不得不在某種程度上容忍言論自由，而一旦稱霸，首先要滅絕的就是言論自由及其喜歡說話的知識人。從秦始皇到毛澤東莫不如此。
中國文化最大的悲劇，還不是秦始皇的“焚書坑儒”，而是漢武帝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經過董仲舒改造的儒家學說，把靠暴力建立和維係的帝製秩序描繪為天道的體現，“天不變道亦不變”作為帝製合法性的本體論根據，不僅為人間皇權的永世不變提供了宇宙論證明，而且為赤裸裸的暴力統治披上了一件懷柔的意識形態外衣。聰明的皇帝看得出來這件外衣對其政權的勸誘作用，遂確立為獨尊的官方意識形態。從此儒術便成為中國社會普遍接受的關於公平和正義的基本標準，成為主流讀書人安身立命的“道統”。從先秦的孔孟到宋明理學的程朱，道統乃一線單傳。
儒術作為先秦百家爭鳴中的一家，被統治者欽定為淩駕於諸家之上的權威，思想變成了執政的工具，孔子周遊列國時沒有實現的理想——為帝王師——由漢代大儒董仲舒完成了。從此，孔子成了不能置疑的聖人，儒術成了不允許挑戰的正統意識形態（道統）。衛道士要用它，造反者也要用它；君王拜為先師，軾君者也拜為先師；漢人尊為精神支柱，異族征服者也尊為立國之本；正人君子信奉它，佞臣小人也利用它；貞女烈夫遵從它，優伶娼婦也賣弄它；在中國，它放之於四海皆準，其原因無非它是統治者的“法統”，是儒生官僚集團製約皇帝及其家族的“道統”， 更是放牧民眾的得心應手之工具。
然而，儒術作為統治工具隻能說而不能用，隻能在倫理上約束君子和愚弄百姓，而在現實政治中無法起到“不戰而屈人之兵”的作用。對於惟我獨尊的皇帝和搞宮廷陰謀政變的逆臣來說，也對於走投無路時揭竿的暴民和怠工避稅逃亡的刁民來說，真正具有威懾力的統治工具還是心狠手辣的法家。三從四德是儒家戒律，但對觸犯三從四德者的懲罰，決不能隻向違反者宣講三從四德之禮，而是要動用剜眼剁手割屌車裂等酷刑。換言之，如果儒術所倡導的倫理“德政”沒有法家力主的“暴政”來支撐，就一天也存在不下去。
曆史上的文人士大夫，大都把“法家”作為暴政的代表，把“儒家”作為仁政的代表，並將兩者對立以來。其實，孔子說的那點類似“攻心術”的道理，法家韓非子們也照樣門兒清。韓非在強調嚴刑峻法的同時也說：“是故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牧人和羊群之間的關係和諧，最終取決於對人心的徹底征服。但是，人作為會思考的蘆葦，“禁其心”難乎其難，在根本上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再精明的獨裁者也無法做到。正所謂：“你可以在一段時間欺騙所有的人，你可以在所有時間欺騙有的人，但你無法在所有時間欺騙所有人。”
所以，“禁其心”的“德治”不成，就隻能用“禁其言”和“禁其事”的“暴政”，主要依靠牧人手中的鞭子和開辦屠宰場。即便在獨裁統治的和平時期，意識形態的人心控製，也隻是暴力的身體控製的輔助手段，是執政者為降低統治成本而采用的勸誘策略。何況，官方意識形態的獨尊地位，在本質上並不是靠其本身的道義凝聚力來維係的，而是靠暴力的國家機器來支撐的。是選擇意識形態的說服，還是選擇暴力鎮壓，其決定權都在執政者手中，根據不同情況而選擇不同的統治手段。如果運氣不錯，偶爾碰上所謂的“明君賢臣”的合作，最好的可能也僅僅是把攻心術用盡之後再動用暴力；而在經常性的“昏君佞臣”或“暴君酷吏”的統治時期，連統治者自己也不相信儒家的說教，而隻相信最有效的統治手段——暴力。在中國漫長的帝製曆史上，又有幾個“明君賢臣”的合作期呢？我們這代人經曆過“人民大救星”的毛澤東時代，毛的權威可謂如日中天，毛思想的勸誘力可謂入腦入心，但這種萬眾匍匐並沒有帶來“仁政德治”，反而是史無前例的殘暴統治。
儒外法內的傳統，當然也適用於滿嘴仁政的孔子。孔子大半生用在跑官上，鞋也不知道磨碎了多少雙，腳底板也不知道打了多厚的老繭，可惜隻當了一次魯國的大司寇，屁股還沒坐熱就被炒了魷魚。但是，他也珍惜好不容易得到的權力，在那麽短的為官生涯中也沒有閑著，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他的最大政績就是不講仁義理智信，不用攻心懷柔術，而是大開殺戒，誅了少正卯，過過手握暴力的癮。由此可見，中國文化的外儒內法的虛偽和殘忍，早就由孔子當權時實踐過了。正如魯迅所說，從滿篇仁義道德的儒家遺產的字縫裏，隻有“吃人”二字是真實的。
曲阜孔廟的匾額在中共文革中被搗毀燒掉了。網上可以找到當時的照片。我在台南旅館裏上網查到的，不知道大陸能不能看到。
陰文隻能用於墓碑，而且這塊匾沒有金邊裝飾，尺寸也太小，所以不得不更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