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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是一個大課題。探討文革既不能簡單地貼個標簽，也不能不假思索地把凡是在文革中被推翻的再翻過來。文革或許是中國曆史上最大的懸案，尤其是目前許多第一手資料還被密封的狀態下，讓真相大白於天下非常困難。我們目前能做的，隻是盡量客觀地從現有的訊息中探尋，尋找答案。
誠然，文革給許許多多家庭帶來了災難，我們完全有自由表達自己的憤怒，但是如果我們帶著自己的情緒來評論文革，先把文革套上一個道德框框，這本身就是一種自我的思想禁錮。個人可以有自己的觀點，但是，事實和邏輯是必須經得起檢驗的。
文革究竟是什麽？結論並不重要，事實是，文革給中國帶來了巨大的災難，這一事實無可辯駁。我們在這裏要探討的是：文革有什麽特征？文革為何發生，又如何演變成一個大規模的人間悲劇，誰應該為這場悲劇負責？如何預防悲劇的重演？
史迷網友在給我的回帖中提到：“為什麽兩千年舊文化傳統的糟粕，要到文革時才登峰造極了呢？”我這是第一次看到有網友將文革和舊傳統文化聯係起來，以往的“一致觀點”是文革破壞了傳統文化。
我曾經提出，文革是對傳統文化糟粕的繼承和發展，打破的隻是一些瓶瓶罐罐，而舊傳統文化的精髓卻在文革中得到了淋漓盡致的發揮。法家的相互告密，相互監視，儒家的高度愚民以及兵家、陰陽家們的種種陰謀詭計都在文革中得到充分的發揮，至於文字獄、言論和思想罪都不是什麽新花樣，所以說文革是這些舊傳統的“登峰造極”不是沒有道理的。誠然，“登峰”的確是說文革是幾千年曆史上又一次大規模動亂的高峰，“造極”則未必，文革隻是中國曆史上周期性大動亂再次爆發的一個例證。
也有網友質問：文革為什麽沒有在民主國家發生？言外之意似乎是，文革是專製的必然。
當然，專製是導致文革發生的一個因素，但絕不是唯一因素。縱觀世界曆史，就廣義上的群眾運動來看， 1968 年法國發生的“五月風暴”幾乎是文革的縮影，美國的麥卡錫主義和文革也有諸多相似，而香港的文革浪潮一點都不比大陸遜色。當然，中國大陸才是文革的正宗產地。我們也不能否認，文革這種內鬥式的大動亂也隻有在中國文化特征下才會出現，所以專製必然導致文革的結論是不符合實際的。
那麽中國的文革和世界性的人類災難有什麽不同呢？
不管納粹還是日本軍國主義有多麽殘暴，他們都是一致對外的，迫害的是“外人”，而文革是徹頭徹尾的“窩裏鬥”，你鬥我，我鬥你，告密揭發都是“中國特色”，最值得思考的是，不管是希特勒還是日本天皇，他們從一開始的目的就十分明確：用武力侵略他國，消滅“猶太民族”和“支那民族”，戰爭的進程和對形勢的掌控都在他們的操縱之下。然而文革卻不同，雖然我們目前對文革的動機還不太明了，但是我相信文革從 “我的一張大字報”開始，其初衷絕對不是把國家帶入一個失控的狀態，讓知識分子都陷入人人自危，讓十來歲的娃娃都成為凶神惡煞的“小將”。
可以客觀的說，文革發展到後期，其狀態和結果不是主導者的願望，其走向也不是主導者能夠完全掌控的。發動文革是錯誤的，但是將文革打造成一個“大規模殺傷武器”的，正是千千萬萬普普通通的中國人。
我之所以沒有在那個時候同流合汙，隻是因為我當年除了尿床不會做其他壞事，否則我很難不成為那殺人武器中的一顆螺絲釘。
記得陳道明演過一個電視劇，描寫一個老實巴交的銀行小職員怎樣一步步成為巨貪的。現實也告訴我們，罪犯不是天生就是罪犯的，每一個人都有犯罪的潛質。我們現在在海外罵貪官，因為我們沒有身處那個環境。我想如果我在國內，給我同樣的職權和資源，我一定是個貪官。即使我是一個普通辦事員，辦公室其他人都受了紅包，我一個人能故作清高保持純潔嗎？從這一點上看，我不得不認同“原罪”說，所以機場的安檢也隻有把每一個人當成潛在的恐怖主義分子，才能有效地預防犯罪。
說文革，不能回避毛澤東。
不錯，文革是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的，但是他究竟為什麽要發動文革？這仍然是一個巨大的謎團。無論如何，毛澤東不可能最初的意圖就是讓全國陷入無政府狀態和武鬥，讓知識分子都成為美國特務和反動權威。
文革之所以演變成全國性的大動亂，和文革的性質是有密切關係的。其實，文革從“土改”就開始了，土改也是把人分成三六九等，被劃成“貧農”的，就有資格批鬥“地主”和“富農”，農村的流氓無產者鬥地主的革命豪情是一點都不比紅小將們遜色的。當然全中國就那麽幾個地主富農，砍了他們的腦袋，分了他們的財產也就完了，劃成份無論如何還是要有一些量化指標的。然而文革是“知識分子”的土改，誰是反動權威，誰是裏通外國並沒有量化的指標，況且中國知識份的“士大夫”情結和懦弱陰險的雙重性使得這次“土改”演變成了一次巨大動亂。文字獄的再次複活，就使得每個讀過書寫過字的人都可能成為被批鬥的對象，而誰是英雄誰是狗熊就看誰的口號喊得響誰的拳頭硬甚至誰的屁股坐對了位置。
如果把文革比喻成一個摧毀國家機器的炸藥包，毛澤東無疑是導火線，而普通民眾正是那黑乎乎的炸藥。你說誰是“源頭”呢？
其實爭論誰是源頭也沒有意義，如果反思文革的目的是防止文革重現，那麽清算罪魁是懲治罪犯，全民的自我反思則是防止犯罪，二者同樣重要。
再次重申：我從不反對清算毛澤東在文革中的錯誤，但是我目前感到中國人習慣於將自身排除在外，我們需要拯救時盼望“青天大老爺”，出了錯誤又把責任一古腦兒地推給“青天大老爺”，中國人很少將自我的意識放在曆史和國家的責任之中。或許這是東方人的通病，如果大和民族不向日耳曼民族那樣全體反省自身的罪惡，中日再戰或許就在眼前。
“清算”黨和製度是遠遠不夠的，對於黨和其領導人的清算不是再由這個黨自己發一個紅頭文件“平反昭雪”，而是從法律上給所有責任人一個公正的裁決，單純的“清算”罪魁隻是打倒一個獨裁用另一個獨裁取而代之。中國曆史上“清算”的鬧劇已經上演了不止一次了，而中華民族全體從深層次上自我反省，從文化深處的改革與複興卻一次都沒有！
沒錯，這一切變革中製度的革新是至關重要的，但是製度畢竟是人創造的，什麽樣的人創造什麽樣的製度，而製度更是靠人去維護和執行的。中國目前有完善的交通法規（製度），為什麽中國的城市交通還那麽混亂呢？
我主張當今中國在遭遇改革瓶頸的時候，中國人一方麵應該督促監督呼籲政府在製度上加大改革尤其是在政治製度上的革新，另一方麵也要從文化層麵下手反思自身幾千年來的劣根。“清算”曆史遺案和曆史人物，目的是還曆史，還受害者一個公道，對於防止曆史悲劇的重演並不具備多大的意義。哪怕我們現在把毛澤東從紀念堂中扔出去鞭屍，最多也隻能發泄一下心中的憤怒，但很可能激起的是有一種無名的怒火和潛在的“革命”動力，更何況，目前天安門廣場上每天還有像長龍一樣的隊伍等著朝拜那具木乃伊呢！不弄明白為什麽還有那麽多的普通民眾仍然懷念毛澤東甚至懷念文革就冒然走另一個極端，其後果必然是給下一個文革埋下同等邪惡的種子。
當然，對於毛澤東我們也應該曆史的審視，並作出一個合乎曆史的結論，我基本上讚同鄧小平對意大利記者說的一番話：
他（毛澤東）在一生的後期，特別在“文化大革命”中是犯了錯誤的，而且錯誤不小，給我們黨、國家和人民帶來許多不幸。……由於勝利，他不夠謹慎了，在他晚年有些不健康的因素、不健康的思想逐漸露頭，主要是一些“左”的思想。有相當部分違背他原來的思想，違背了他原來十分好的正確主張，包括他的工作作風。這不僅是毛澤東同誌本人的缺點，我們這些老一輩的革命家，包括我，也是有責任的。我們黨的政治生活、國家的政治生活有些不正常了，家長製或家長作風發展起來了，頌揚個人的東西多了，整個政治生活不那麽健康，以至最後導致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是錯誤的。
錯誤是從五十年代後期開始的。比如說，大躍進是不是正確的。這個責任不僅僅是毛主席一個人的，我們這些人腦子都發熱了。完全違背客觀規律，企圖一下子把經濟搞上去。主觀願望違背客觀規律，肯定要受損失。但大躍進本身的主要責任還是毛主席的。
搞“文化大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願望來說，是出於避免資本主義複辟的考慮，但對中國本身的實際情況作了錯誤的估計。首先把革命的對象搞錯了，導致了抓所謂“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毛主席在去世前一兩年講過，文化大革命有兩個錯誤，一個是“打倒一切”，一個是“全麵內戰”。
所以，毛澤東發動文革是一個錯誤的決定，但是為文革推波助瀾的正式這個民族本身，包括文革中的受害者自己。文革中最大的兩個受害者劉少奇和鄧小平，二人在反右和文革初期都不是什麽好鳥，整起別人來一點不手軟。所以反思文革除了反省自身的“原罪”，還要懂得尊重每一個人自己和他人的自由和權利，不要向劉少奇那樣死到臨頭才想起拿一本《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向批鬥他的紅衛兵爭取說話的權利。
或許，我們今天說防止文革重演隻是一個美好的一廂情願，曆史上的惡魔和偉人一樣每過一段時期就會出現，這是人類的宿命。而曆史就是在這樣的矛盾中前進的，直到某一天人類自己把自己送入墳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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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批評指正，謝絕大字報。
法國“文革”：
香港文革中：
人民的軍隊？我天！初中的時候我就知道人民軍隊聽從誰的領導。
中國要發展，社會要進步。人民要敢說話，願說話，說真話。
蔣介石的軍隊主要是維護地主階級利益的軍隊，作戰的動力就是對地主階級利益的回報；
而毛主席的軍隊是人民的軍隊，作戰的動力就是人民的利益回報的盼望；
美國的軍隊就是維護資產階級利益的軍隊，作戰的動力是維護資產階級的利益；
而印度的軍隊是維護封建領主利益的軍隊，作戰的動力是維護封建領主的利益；
這也導致了蔣介石的軍隊漢奸多；美國的軍隊的人怕死；印度的軍隊隻會吹牛，而沒有凝聚力的原因。
中國封建社會的曆史上往往一個幾千人的軍隊就能橫掃全國，因為階級固化和弱民政策確實方便了地主階級的通知，但是導致了防禦外地能力的不足。北方少數民族幾千人的軍隊就能不斷的掠奪擁有長城和天險防護，以及擁有先進生產力武裝起來的上百萬軍隊。根本原因是地主階級為了內部的階級鬥爭和階級壓迫，不讓軍事思想和軍事技術普及，也就影響了提高。導致先進的軍事思想和技術得不到傳承，進步和發展。對優秀軍事將領的防範，更甚於對外地的防護。
就是因為階級鬥爭，階級壓迫，讓社會失去了凝聚力。失去了一致對外的動力。而儒家文化提倡忠心，卻培養了大量的漢奸，就是因為儒家同時是用禮法進行內部壓迫嚴重的宗教。日本的武士道通過引進禪宗的心理學訓練，表麵看培養了大量的忠心的武士，但是這些武士背叛起來，同樣是忠心的日奸，為美國軍隊效力的日本軍人，在對付日本的勇敢和對美國的忠心，真是讓美國軍隊歎為觀止。
而北歐的軍隊，並沒有太多的進行忠心的訓練，然而因為階級壓迫的程度低，基礎福利和社會保障比較好，所以全國人民忠心耿耿，往往以小博大，創造出很多戰爭的奇跡。
奴隸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是通過權力和專政工具來控製勞動力，讓勞動力無產。初期成本最低，效率最高；但是長期會導致階級固化，勞動力失去未來的盼望，奴隸主和政府失去進步的動力；
封建社會和社會主義是通過權力和專政工具控製勞動力，同時通過物質獎勵，來提高效率。但是長期也會導致階級固化，勞動力失去未來的盼望，地主階級和政府失去進步的動力；
資本主義的初級階段完全是通過物質獎勵，來提高效率。但是經濟危機是難以避免的屙疾；長期也會導致導致階級固化，勞動力失去未來的盼望，資產階級和政府失去進步的動力；
現代資本主義，可分為以美國是重效率型，北歐的重公平型和德國的綜合型。是通過自由（公平）競爭，市場經濟，來提高效率；而法律至上，人人平等，反壟斷，新聞自由來打破壟斷和階級固化，來解決經濟危機，相對的抑製階級固化，所以是目前為止最為成功的製度。
中國現在是處在資本主義的初級階段，通過人口和規模優勢，實現了競爭力和經濟的騰飛。通過入世貿組織，給了中國巨大的市場。帶給中國巨大的發展空間。但是這個空間已經接近飽和了，需要參考美國和北歐的經驗，實現人均收入達到美國和北歐的水平。那麽中國的GDP將達到美國的5倍以上。加上中國的產業體係完整，將使中國重新成為世界超級強國。
現在那些所謂的人民代表其實是：官僚階級的代表，資產階級的代表和貴族階級的代表。
但是馬克思的《資本論》中關於經濟危機的論述，點出了資本主義的要害。對後來資本主義的發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結果，現代發達國家的資本主義，發展的越來越像社會主義了。
而馬克思設計的社會主義，經過實踐檢驗，發現發展成了封建社會；而馬克思設計的共產主義社會，在實踐中成了奴隸社會。
北歐的發展其實也離不開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問題的深刻揭示。
現在中國正在麵臨著深刻的危機。
這場危機，其持續時間和範圍，影響會很深遠。也許是變形的第三次世界大戰。
中國如何應對，最終才能避免日益迫切的經濟危機？
看完這個帖子，你就能夠撥雲見霧，找到解決方案，請看：
http://bbs.tianya.cn/post-worldlook-667751-1.shtml
《效率與公平的邏輯關係》
楊帆 新浪財經 2006年05月18日
抽象談論效率與公平的文章，浩如煙海。我們需要的，是結合中國改革開放的實踐，把二者關係做具體的，曆史的說明。理論上的真問題，必須結合實際中的真問題，才能具有實際意義。
效率與公平的關係，是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之間的基本關係。所謂效率，主要指經濟微觀層麵，企業以最小投入獲得最大產出；但經濟效率也可擴大到產業層麵，指一個產業對其他產業的拉動效應，有前向關聯，後向關聯等；還可包括宏觀經濟層麵的總體效率，即經濟的長期可持續發展，波動的減少，防止壟斷，過度競爭，傾銷和重複投資，改善對外貿易條件等等。不能僅僅把經濟效率理解為單個企業的眼前利潤，即使單個企業的經濟效率，也離不開長期發展戰略，市場的占有率，長期合作夥伴關係，社會貢獻與社會形象等多種因素，不是單純的利潤指標可以代替的。企業的效率，前提是符合社會效益，如不能造成環境汙染，危害社會等，在現代生產中，企業活動的外部性問題已被尖銳揭露，脫離社會效益的企業微觀效率不能被社會承認，這一點在財務上也將體現出來，即把企業活動的外部成本內部化，打入企業成本以降低利潤，企業的虛假效率必然被剔除。
至於“公平”，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主流派經濟學家長期所忽視或者有意排斥的問題，他們的學術理由之一就是：效率有明確的指標可衡量，而公平的概念太泛，不能量化。其實，國際社會對於公平越來越重視，並給出了明確概念。2000年10月，180個國家元首簽署的《千年宣言》概括了世界銀行奮鬥目標：消除饑餓和極度貧困；普及小學教育；消除性別歧視，賦予婦女平等權力；降低嬰幼兒死亡率；減少孕產婦死亡率；消滅愛滋病、瘧疾等疾病；實施國家可持續發展戰略，扭轉環境資源的耗竭趨勢。根據中國青年報采訪世界銀行專家鄒恒甫，社會公正至少包括四大內容：
第一，機會均等。每個公民都具有基本相同的發展機會。機會均等要求，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公共政策向機會最少的那部分人傾斜，以增加他們的發展機會。例如，教育是影響人們發展機會的關鍵因素之一，公共政策應該保證窮人也能享受基本的教育。
第二，過程公平。雖然公民的先天稟賦，如身體狀況、智力、家庭環境存在很大差異，但公民利用自己的稟賦、通過自己的努力而獲得回報的過程必須是公平的。人們不能因居住地、性別等方麵的差異而受到歧視。例如，農村居民必須同城市居民一樣，完全平等地參與競爭，同樣的付出應該得到同樣的回報。
第三，按貢獻進行分配。根據每個成員對社會的貢獻大小進行有差別的分配，多努力者多得回報。
第四，確保基本生存條件。社會必須給每個公民基本的生存和發展機會，避免一部分公民陷入絕對的貧困和被剝奪狀態。這就是說，政府必須調節資源的配置結果和收入分配格局，以維持每個公民最起碼的生活標準。
四個內涵之間可能出現衝突，例如為實現機會均等和避免絕對貧困，必須對弱勢群體進行政策傾斜，會影響過程公平。阿馬蒂亞·森在其名著《以自由看待發展》中指出，社會公正的具體內容和具體體現取決於每個社會自己的選擇，隻要社會的決策過程是民主的、每個成員都有表達自己偏好的正式渠道、政治決策機製能綜合每個公民的意見，社會選擇的結果就是可以接受的。
依據國際上中等偏下的水平，中國教育支出，醫療衛生支出，社會保障支出應各占財政支出的六分之一，共占50%；按財政收入占國內生產總值30%計算，應達到GDP5%，三項共占15%。
國際思潮可以效率與公平的關係劃線，主張效率優先的為右翼，主張公平優先的為左翼。我以此為依據，又加上手段的激進與溫和，把中國社會思潮劃為溫和左翼，溫和右翼，激進左翼，激進右翼四種思潮。我主張溫和右翼與溫和左翼合作，既反對激進左翼(原教旨計劃經濟思想)，也反對激進右翼。中國思想界的思維慣性實在太嚴重，許多人至今把“左傾”作為最主要的危險，對於新的“激進右翼思潮”缺乏警惕，甚至作為“改革開放大方向”加以維護，這就是主張以腐敗為機製，將權力與資本相結合形成“精英聯盟”，進一步買辦化，走對外妥協，對內剝奪大多數人民的“拉美化”道路。事實證明我的擔心是有道理的，中國改革開放自1995年以後，在保持經濟高速增長和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的同時，忽視了對腐敗的控製和對受損階層的補償，正在一步步滑向這一方向。
效率與公平的關係，在經濟方麵可以歸納為“經濟增長與收入分配的關係”。公平是指社會成員的收入均等化，效率是指資源的有效配置。計劃經濟有天然的公平取向，忽視微觀效益；市場經濟則重視微觀效率而使收入差距拉大，這是效率與公平背後的體製因素。
官員財產公示--瑞典240年前就已開始 民主並不是最先從美國開始的
http://bbs.tianya.cn/post-worldlook-675721-1.shtml
但是馬克思忽略了其中的資產階級的勞動和創造的價值。
資本主義的問題就是會走向壟斷和獨裁，走向破壞自由和公平競爭環境的方向。導致社會失去競爭的活力。產生類似於封建社會和奴隸社會中出現的問題。
正是因為馬克思深刻的揭示了資本主義的這個問題，對資本主義的發展起了良好的警戒作用。美國才出現了反壟斷法。但是美國的反壟斷是不徹底的。美國的發展的動力其實是來源於外部壓力，就是和蘇聯的競爭。
這種階級固化產生的問題在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也同樣存在。如果不是麵臨外部的壓力，內部的統治階級沒有變革的動力。這就是美國的資產階級貪圖利益，把製造業轉移到中國的原因。這也是中國的資產階級貪圖短期利益，給印度搞基礎設施建設，培養競爭對手的原因。
馬克思的問題使用封建社會的方式（社會主義——勞動者有產，帶有按勞分配的鼓勵方式），和奴隸社會的方式（共產主義——勞動者都是國家的奴隸，無產）。用國有壟斷來解決帝國主義的壟斷問題。
問題是國有壟斷要依靠每個人都成為無罪的人（勞動時人類的第一需要)和政府的人成為聖人，不但無罪，而且智慧，道德一切完美無缺。這和《聖經》對人類的描述是不符合的。
所以說，不是共產主義不好，而是找不到適合實行共產主義的人類。
而馬克思主義有信奉進化論，希望篩選出適合實行共產主義的人的品種。結果沒有成功。如果這個實驗執行下去，普天下的人類都會被滅絕。
所以，人類離上帝多遠，就會離真理多遠；
人類離上帝有多遠，就會離民主有多遠。
老毛為何要文革，道理很簡單：59年大饑荒後，老毛靠邊，劉鄧權利增大，彭德懷急於出來，老毛如果不文革，背負千萬條餓鬼的罪名，一旦在全國人民麵前清算，老毛估計死無葬身之地。這是你死我活。隻有文革，才能奪回權利，並渾水摸魚，將大饑荒一筆勾銷。這都不懂，還討論什麽啊？
什麽眼神啊，我是在引用樓主的話，不是俺的話。
還“我曾經提出···”，也太拿你自己當根蔥了吧。
學會了謙虛客觀論事再來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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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年時的中國沒多少人懂得法家，儒家和兵家的理論和學說，特別是普通老百姓可能連法家有誰都不知道。你的推論有點牽強附會。而且告密，監視，愚民，搞陰謀詭計並非法家儒家和兵家所獨創，甚至不是不是中國社會才有，西方社會也存在。
法國古斯塔夫•勒龐在著名的《烏合之眾——大眾心理研究》值得作者一讀。文革的很多現象是一種大眾心理的在特定條件下的反映。古斯塔夫的一段論述也許能給我們一些啟迪，他說“從社會心理學看，每個個體均有社會集群傾向即團體歸屬感。尤其在社會動蕩時期更為迫切，有的為了尋求力量支持，尋求社會承認，有的人則是尋求心理上的安全感，在某種程度上緩解或擺脫恐懼、孤獨、被歧視甚至被迫害，具有更強烈的集群心理。人多勢眾的原則似乎成了惟一的曆史原則。心理的需求轉化成組織行為，個人隻有結合成組織，希望在組織中以求得保護和發展。”
俺認為從中國傳統文化探尋文革的一些怪象不如從心理學的角度更合適，更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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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出國的原因之一。
搞“文化大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願望來說，是出於避免資本主義複辟的考慮，但對中國本身的實際情況作了錯誤的估計。首先把革命的對象搞錯了，導致了抓所謂“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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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的估計沒錯。現在中國不就是複辟了資本主義了嗎？而且還是早期的野蠻無恥獨裁的資本主義，而帶領者就是黨內的走資派和權貴們。
謝謝分享！
德國納粹，日本軍國主義和中國的文革都有一個共同點：當權者對普通民眾的蠱惑和惡意煽動。所以作為普通的民眾，最重要的品質可能就是保持頭腦清醒和獨立思考的能力，盡量不成為幫凶。----這樣做至少能給先知先覺者一點希望和抗爭的勇氣
要想研究文革，直接研究今天的大陸政治和民眾，就會得出更好的結論，因為文革沒有結束，隻是高潮已過，熱情改轍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