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是一個大課題。探討文革既不能簡單地貼個標簽，也不能不假思索地把凡是在文革中被推翻的再翻過來。文革或許是中國曆史上最大的懸案，尤其是目前許多第一手資料還被密封的狀態下，讓真相大白於天下非常困難。我們目前能做的，隻是盡量客觀地從現有的訊息中探尋，尋找答案。

誠然，文革給許許多多家庭帶來了災難，我們完全有自由表達自己的憤怒，但是如果我們帶著自己的情緒來評論文革，先把文革套上一個道德框框，這本身就是一種自我的思想禁錮。個人可以有自己的觀點，但是，事實和邏輯是必須經得起檢驗的。

文革究竟是什麽？結論並不重要，事實是，文革給中國帶來了巨大的災難，這一事實無可辯駁。我們在這裏要探討的是：文革有什麽特征？文革為何發生，又如何演變成一個大規模的人間悲劇，誰應該為這場悲劇負責？如何預防悲劇的重演？

史迷網友在給我的回帖中提到：“為什麽兩千年舊文化傳統的糟粕，要到文革時才登峰造極了呢？”我這是第一次看到有網友將文革和舊傳統文化聯係起來，以往的“一致觀點”是文革破壞了傳統文化。

我曾經提出，文革是對傳統文化糟粕的繼承和發展，打破的隻是一些瓶瓶罐罐，而舊傳統文化的精髓卻在文革中得到了淋漓盡致的發揮。法家的相互告密，相互監視，儒家的高度愚民以及兵家、陰陽家們的種種陰謀詭計都在文革中得到充分的發揮，至於文字獄、言論和思想罪都不是什麽新花樣，所以說文革是這些舊傳統的“登峰造極”不是沒有道理的。誠然，“登峰”的確是說文革是幾千年曆史上又一次大規模動亂的高峰，“造極”則未必，文革隻是中國曆史上周期性大動亂再次爆發的一個例證。

也有網友質問：文革為什麽沒有在民主國家發生？言外之意似乎是，文革是專製的必然。

當然，專製是導致文革發生的一個因素，但絕不是唯一因素。縱觀世界曆史，就廣義上的群眾運動來看， 1968 年法國發生的“五月風暴”幾乎是文革的縮影，美國的麥卡錫主義和文革也有諸多相似，而香港的文革浪潮一點都不比大陸遜色。當然，中國大陸才是文革的正宗產地。我們也不能否認，文革這種內鬥式的大動亂也隻有在中國文化特征下才會出現，所以專製必然導致文革的結論是不符合實際的。

那麽中國的文革和世界性的人類災難有什麽不同呢？

不管納粹還是日本軍國主義有多麽殘暴，他們都是一致對外的，迫害的是“外人”，而文革是徹頭徹尾的“窩裏鬥”，你鬥我，我鬥你，告密揭發都是“中國特色”，最值得思考的是，不管是希特勒還是日本天皇，他們從一開始的目的就十分明確：用武力侵略他國，消滅“猶太民族”和“支那民族”，戰爭的進程和對形勢的掌控都在他們的操縱之下。然而文革卻不同，雖然我們目前對文革的動機還不太明了，但是我相信文革從 “我的一張大字報”開始，其初衷絕對不是把國家帶入一個失控的狀態，讓知識分子都陷入人人自危，讓十來歲的娃娃都成為凶神惡煞的“小將”。

可以客觀的說，文革發展到後期，其狀態和結果不是主導者的願望，其走向也不是主導者能夠完全掌控的。發動文革是錯誤的，但是將文革打造成一個“大規模殺傷武器”的，正是千千萬萬普普通通的中國人。

我之所以沒有在那個時候同流合汙，隻是因為我當年除了尿床不會做其他壞事，否則我很難不成為那殺人武器中的一顆螺絲釘。

記得陳道明演過一個電視劇，描寫一個老實巴交的銀行小職員怎樣一步步成為巨貪的。現實也告訴我們，罪犯不是天生就是罪犯的，每一個人都有犯罪的潛質。我們現在在海外罵貪官，因為我們沒有身處那個環境。我想如果我在國內，給我同樣的職權和資源，我一定是個貪官。即使我是一個普通辦事員，辦公室其他人都受了紅包，我一個人能故作清高保持純潔嗎？從這一點上看，我不得不認同“原罪”說，所以機場的安檢也隻有把每一個人當成潛在的恐怖主義分子，才能有效地預防犯罪。

說文革，不能回避毛澤東。

不錯，文革是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的，但是他究竟為什麽要發動文革？這仍然是一個巨大的謎團。無論如何，毛澤東不可能最初的意圖就是讓全國陷入無政府狀態和武鬥，讓知識分子都成為美國特務和反動權威。

文革之所以演變成全國性的大動亂，和文革的性質是有密切關係的。其實，文革從“土改”就開始了，土改也是把人分成三六九等，被劃成“貧農”的，就有資格批鬥“地主”和“富農”，農村的流氓無產者鬥地主的革命豪情是一點都不比紅小將們遜色的。當然全中國就那麽幾個地主富農，砍了他們的腦袋，分了他們的財產也就完了，劃成份無論如何還是要有一些量化指標的。然而文革是“知識分子”的土改，誰是反動權威，誰是裏通外國並沒有量化的指標，況且中國知識份的“士大夫”情結和懦弱陰險的雙重性使得這次“土改”演變成了一次巨大動亂。文字獄的再次複活，就使得每個讀過書寫過字的人都可能成為被批鬥的對象，而誰是英雄誰是狗熊就看誰的口號喊得響誰的拳頭硬甚至誰的屁股坐對了位置。

如果把文革比喻成一個摧毀國家機器的炸藥包，毛澤東無疑是導火線，而普通民眾正是那黑乎乎的炸藥。你說誰是“源頭”呢？

其實爭論誰是源頭也沒有意義，如果反思文革的目的是防止文革重現，那麽清算罪魁是懲治罪犯，全民的自我反思則是防止犯罪，二者同樣重要。

再次重申：我從不反對清算毛澤東在文革中的錯誤，但是我目前感到中國人習慣於將自身排除在外，我們需要拯救時盼望“青天大老爺”，出了錯誤又把責任一古腦兒地推給“青天大老爺”，中國人很少將自我的意識放在曆史和國家的責任之中。或許這是東方人的通病，如果大和民族不向日耳曼民族那樣全體反省自身的罪惡，中日再戰或許就在眼前。

“清算”黨和製度是遠遠不夠的，對於黨和其領導人的清算不是再由這個黨自己發一個紅頭文件“平反昭雪”，而是從法律上給所有責任人一個公正的裁決，單純的“清算”罪魁隻是打倒一個獨裁用另一個獨裁取而代之。中國曆史上“清算”的鬧劇已經上演了不止一次了，而中華民族全體從深層次上自我反省，從文化深處的改革與複興卻一次都沒有！

沒錯，這一切變革中製度的革新是至關重要的，但是製度畢竟是人創造的，什麽樣的人創造什麽樣的製度，而製度更是靠人去維護和執行的。中國目前有完善的交通法規（製度），為什麽中國的城市交通還那麽混亂呢？

我主張當今中國在遭遇改革瓶頸的時候，中國人一方麵應該督促監督呼籲政府在製度上加大改革尤其是在政治製度上的革新，另一方麵也要從文化層麵下手反思自身幾千年來的劣根。“清算”曆史遺案和曆史人物，目的是還曆史，還受害者一個公道，對於防止曆史悲劇的重演並不具備多大的意義。哪怕我們現在把毛澤東從紀念堂中扔出去鞭屍，最多也隻能發泄一下心中的憤怒，但很可能激起的是有一種無名的怒火和潛在的“革命”動力，更何況，目前天安門廣場上每天還有像長龍一樣的隊伍等著朝拜那具木乃伊呢！不弄明白為什麽還有那麽多的普通民眾仍然懷念毛澤東甚至懷念文革就冒然走另一個極端，其後果必然是給下一個文革埋下同等邪惡的種子。

當然，對於毛澤東我們也應該曆史的審視，並作出一個合乎曆史的結論，我基本上讚同鄧小平對意大利記者說的一番話：

他（毛澤東）在一生的後期，特別在“文化大革命”中是犯了錯誤的，而且錯誤不小，給我們黨、國家和人民帶來許多不幸。……由於勝利，他不夠謹慎了，在他晚年有些不健康的因素、不健康的思想逐漸露頭，主要是一些“左”的思想。有相當部分違背他原來的思想，違背了他原來十分好的正確主張，包括他的工作作風。這不僅是毛澤東同誌本人的缺點，我們這些老一輩的革命家，包括我，也是有責任的。我們黨的政治生活、國家的政治生活有些不正常了，家長製或家長作風發展起來了，頌揚個人的東西多了，整個政治生活不那麽健康，以至最後導致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是錯誤的。

錯誤是從五十年代後期開始的。比如說，大躍進是不是正確的。這個責任不僅僅是毛主席一個人的，我們這些人腦子都發熱了。完全違背客觀規律，企圖一下子把經濟搞上去。主觀願望違背客觀規律，肯定要受損失。但大躍進本身的主要責任還是毛主席的。

搞“文化大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願望來說，是出於避免資本主義複辟的考慮，但對中國本身的實際情況作了錯誤的估計。首先把革命的對象搞錯了，導致了抓所謂“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毛主席在去世前一兩年講過，文化大革命有兩個錯誤，一個是“打倒一切”，一個是“全麵內戰”。

所以，毛澤東發動文革是一個錯誤的決定，但是為文革推波助瀾的正式這個民族本身，包括文革中的受害者自己。文革中最大的兩個受害者劉少奇和鄧小平，二人在反右和文革初期都不是什麽好鳥，整起別人來一點不手軟。所以反思文革除了反省自身的“原罪”，還要懂得尊重每一個人自己和他人的自由和權利，不要向劉少奇那樣死到臨頭才想起拿一本《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向批鬥他的紅衛兵爭取說話的權利。

或許，我們今天說防止文革重演隻是一個美好的一廂情願，曆史上的惡魔和偉人一樣每過一段時期就會出現，這是人類的宿命。而曆史就是在這樣的矛盾中前進的，直到某一天人類自己把自己送入墳墓。

**************************

歡迎批評指正，謝絕大字報。

法國“文革”：

香港文革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