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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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記： 傅雷的戶口薄上生日為1908年3月7日，而《傅雷家書》中卻有一句：“3月30日是我的生日。”《傅雷家書》中那句話是出自1955年的信，這年陽曆3月30日正好為陰曆三月初七。戶口薄上傅雷生日為陰曆。他的陽曆生日應為1908年4月7日（農曆三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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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人是一門最高深的藝術，便是最偉大的哲人、詩人、宗教家、政治家、醫生、律師，都隻能掌握一些原則，不能說對某些具體的實例——個人——有徹底的了解。人真是矛盾百出，複雜萬分，神秘到極點的動物。”——摘自《傅雷家書》
上海長寧區的江蘇路是一條不起眼的小馬路，相對於繁華的南京路，淮海路，這裏“又熱烈又恬靜，又深刻又樸素”，因為這裏居住過幾位“又溫柔又高傲，又微妙又率直”的人。大學時代，我常常經過這裏，每當我走過176弄，看著那石庫門式的小洋樓時，總會想起一個人——翻譯巨匠傅雷。
對於傅雷，其實我知道得很晚，文革結束後才讀到他翻譯的《約翰·克裏斯朵夫》，似懂非懂，而後看到了《傅雷家書》，頓時被書中充滿智慧的語言所吸引。那時候，在一個十七、八歲的黃毛小子的心中，傅雷與自己的父親相比，簡直是上帝了，從此愛上了傅雷家書，愛上了傅雷。
可是，上帝死了。
常常捧著《傅雷家書》發呆，如果傅雷活著，在這樣一個混沌的世界裏，他又能為我們指出一條什麽樣的光明之路呢？曆史就是這麽無情，人生竟是這樣的滑稽，傅雷注定是要早早的去的，他究竟不屬於這個世界。
許多回憶傅雷的文章都說，傅雷夫婦不堪林彪、四人幫的迫害，雙雙自縊身亡。事實是，１９６６年９月２日的夜晚，傅雷坐在自己的躺椅上吞服了巨量毒藥，輾轉而亡。兩小時後，他的夫人朱梅馥從一塊浦東土布做成的被單上撕下兩條長結，打圈，係在鐵窗橫框上，尾隨夫君而去。
誰害死了傅雷？
“是林彪、四人幫！”——這種人民日報式的語言不能再用了，但不容置疑的是，那一連串的政治運動和親自發動這些運動的那位領袖，還有如今仍在不斷自我批評，自我監督，自我改正的政黨對於傅雷的死，以及千千萬萬有思想的知識份子所遭受的磨難，曆史已經做出了公正的評判。
將近半個世紀過去了，回首往事，也許我們可以用一種更加平和的心態更理性地看待這個悲劇。
傅雷，原名怒盫，亦作怒庵，怒安。怒安取義於《孟子》：“文王一怒而安天下”。怒，也就是大發雷霆，也許是這看似隨意的取名，或許是命運，這雷霆一怒，決定了傅雷悲劇的一生。傅雷的怒遠遠不足以安天下，卻壯誌未酬身先死了。
實際上傅雷早前已經多次透露了死亡的消息，最後的幾年不過是死神在挑選吉日。
１９５７年，傅雷以“親美”、“反蘇”的罪名被上海市作協開會批判。到１９５８年的“反右補課”中，傅雷再也無法幸免。在一次的批鬥會上傅雷被戴上了“右派分子”帽子而沉重回家。見到夫人以後的第一句話就是：“如果不是阿敏還太小，還在念書，今天我就……”
１９６６年，那場史無前例的恐怖浪潮席卷中國的時候，傅雷已預感到自己在劫難逃。他對來家探望的周煦良明言：“如果再來一次１９５７年那樣的情況，我是不準備再活的。”而當“運動”才開始一月，他就向朋友們喃喃自語：“我快要走了，我要走了……”仿佛靈魂已急不可待。
從傅雷的死，我們自然聯想到了蘇格拉底。雖然同是飲鴆而亡，兩者卻是截然不同的。蘇格拉底至死都相信自己是無辜的，而這“無辜”，賦予了他赴死的勇氣。而傅雷是至死都相信自己是國家的罪人，這一點，隻要看一下遺書的第一節就會知道。
“我們縱有千萬罪行，卻從來不曾有過變天思想。我們也知道搜出的罪證雖然有口難辯，在英明的共產黨領導和偉大的毛主席領導之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決不至因之而判重刑。隻是含冤不白，無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還要難過。何況光是教育出一個叛徒傅聰來，在人民麵前已經死有餘辜了！更何況像我們這種來自舊社會的渣滓早應該自動退出曆史舞台了！”
這個謙卑而自瀆似的陳述表明傅雷對殺死他的權力以及代表這種權力的暴政並沒有深刻的懷疑。這，也許正是悲劇的根本所在。
從《傅雷家書》中我們可以看到，傅雷是一個孤傲剛直的人，傅敏在回憶父親時也說，“父親就是一個極端憤世嫉俗的人。”因而到傅雷出事後，他好像完全理解，仿佛“早已知道他會走上這條路的。他不可能不如此……”，“我永遠不能忘記他在家裏慷慨激昂的談‘死諫’，所謂的‘抬了棺材見皇帝’。他對這中國文化中特殊的悲劇精神，很有感受。我父親一開始就是martyr（烈士）的典型，這就是他的karma（命運）”。
因此，如果僅僅把傅雷的死歸結為“士可殺，不可辱”的道德律令，那就過於淺薄了。傅雷是他自己精神世界的王，這是他所有痛苦與憤怒的根源。他絕不是受了辱才去自殺，而是因為要去自殺才覺得受了辱。
傅雷也並不像傳說中的那麽"叛逆"。他當初選擇巴爾紮克的翻譯，並不是出於個人的興趣，而考慮更多的是政治的安全。
他在１９６４年一封致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鄭效洵的信裏，這樣談到他的翻譯：“比較適合吾國讀者的巴爾紮克的最優秀的作品，可謂遺漏無多”，可是另有一部份，“或宗教意味極重而以宣傳舊社會的倫理觀念、改良主義、人道主義為基調”；“或藝術價值極高，開近代心理分析之先河，但內容專談戀愛，著重男女之間極細微的心理變化”；“……諸如此類名著，對我國現代讀者不僅無益，抑且甚難理解”。他的結論是，不宜再譯。
這其實是一種雙重人格在藝術理念中的投影，一方麵，西方進步的思想藝術使得任何妄自尊大的人都不可能閉目塞聽；另一方麵，來自某種先天的抗拒，又使他無法放棄對傳統意識形態的本能留戀。
１９５７年，傅雷以“特邀代表”的身份參加完“全國宣傳工作會”後，寫信告訴遠在波蘭的兒子：“想想有這樣堅強的黨、政府與毛主席，時時刻刻作出許多偉大的事業，發出許多偉大的言論，無形中但是有效地鼓勵你前進！……照著你的前路，你得不辜負他老人家的領導才好”。
而國家政權最終還是拋棄了他。
一場“和風細雨”的“批評與自我批評”持續不到一個月，暴風雨就突然降臨。傅雷立即以“親美”、“反蘇”的罪名被打成“右派” ，他的國家信念第一次遭到了重創。
即使在“紅衛兵” 炒家搜出了《傅雷家書》的原件。他們滿以為寫的盡是“三反言論”、“叛國惡詞”，誰知傅雷在裏麵寫的多是教導兒子如何“愛國”之類。於是，他們相互傳閱，讀得入迷，竟至於忘了抄檢。
然而，正是這種愛國教育下成長起來的傅聰，這個被父親用棍棒和威嚇撫育起來的長子，竟在波蘭學成後出走英國。毫無疑問，一個一心渴望"精忠報國"的舊式父親無法容忍自己苦心教導的兒子竟然跑到“敵國”深造。家與國，人與他的種族，親情倫理與國家倫理這時再次形成了緊張對抗。
據傳記資料顯示，傅雷有整整兩晝夜粒米未進，痛苦，震驚，憂慮，寢食懼廢……他相信自己的兒子，但他更相信自己的教育方式，可是他永遠不能明白，當他真誠地按照傳統意識形態要求的“愛國”標準去培養一個“治國平天下”的幹才時，那個 “愛”隻是幻想中的一廂情願，而它所“愛”的對象—— “國”，隻是一個在水一方的烏托邦，華衣豔裳、秋水頻傳地出現在儒家幾乎所有的典籍和詩文中，但事實上，它從來沒有“愛”過我們。
作為一個國家信念頻臨崩潰的老人，晚年又遭到了兒子“出逃事件”的沉重打擊，傅雷從１９５９年起，基本上閉門不出，隻專心埋頭著述。在貧困和神經衰弱、關節炎、眼病等多種疾患的折磨中，譯竣了丹納的《藝術哲學》，巴爾紮克的《攪水女人》、《都爾的本堂神甫》、《比哀蘭德》和《幻滅》三部曲等多種著作。此外，他開始用大量的時間研習書法，搜求碑帖、字畫和各種小古董，並專注於嫁接藝術，酷愛月季、玫瑰，並成功地培育出英國玫瑰達５０多種。
而最終是“紅衛兵”急驟的敲門聲擊碎了桃花源主人的“修身”清夢。也就是當心性高傲的主人一覺醒來，發現溫順的狼毫、寧靜的書台、旖旎的玫瑰花叢已不複存在，他已別無退路。聖人說，“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但他沒有告訴我們，別人不許“獨善”的時候我們怎麽做？高超的哲人也教我們，“入世”不得就去“出世”，但他們沒有告訴我們，當“世界是我們的”，出世也不得，就是無“世”可“出”的時候，我們怎麽做？傅雷用自己的方式回答了我們，那就是------離開。
不過，平心而論，傅雷在這場波及全國的大災難中所受到的折磨，和同時代的其他知識份子相比並不算最為殘酷的。既然也算不上“士可刹不可辱”，為什麽這樣一個極端聰明的人會以這樣極端的方式對待自己的生命呢？
讓我們把眼光放得更遠一點。
1908年4月7日(陰曆三月初七)，傅雷出生於上海市南匯縣周浦鎮漁潭鄉。傅雷的祖父傅炳清，有四五百畝土地，在傅家宅算是“大戶”了。傅炳清生二子，長子傅勝，次子傅鵬。傅鵬，又名傅鵬飛，即傅雷之父，任教於周浦鎮揚潔小學。
1912年，傅雷四歲時，傅鵬飛因受誣害入獄。經夫人李欲振多方奔走，雖然三個月後就出獄，卻在極度的鬱悶中去世，終年僅二十四歲！
當時，李欲振也隻有二十四歲，不僅從此守寡一輩子，而且帶著四個孩子──傅雷為長子，除了他之外，還有兩弟一妹。在蒙受喪夫的重大打擊之下，李欲振沒有精力照料這群年幼的孩子，竟然在短短一年內，連死三個孩子，隻剩長子傅雷！
傅雷曾經用“隻見愁容，不聞笑聲”八個字來形容自己的童年。童年的痛苦深深烙在傅雷的心中，童年時代的悲慘遭遇為傅雷早期人格的成長起了十分不良的影響。
大約是童年愁容太多，所以傅雷成年之後變得不苟言笑。在傅雷所有的照片中，他總是一臉嚴肅，臉帶笑容的照片，不過一、二幀而已。
傅雷取名為“雷”，字“怒安”，把自己的住所叫“疾風迅雨樓”，並赫然印在自用的稿紙上。老子說 “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仿佛這一切早已命中注定……
有人說傅雷“孤傲如雲間鶴”，其實這正是他固執、刻板、孤僻、高傲的寫照。這位“疾風迅雨樓”的主人生活“像鍾表一樣刻板” 。他的性格的某些方麵在常人看來也還是有些“怪”，甚至是不通人情的。比如他的辦事認真、有條有理到了令人難以接受的程度。他規定幾點鍾工作，幾點鍾休息，幾點鍾吃飯，都是準時的，不能更改的。在他工作時，誰也不能去驚動他。與人交談，也有時間的限製，到了點他便會請人家回去。這種性格顯然不適宜處理好人際關係。與外界常常格格不入。
傅雷沒有“單位”，沒有學位，也沒有職稱，甚至一輩子也沒有獲過什麽獎，他的個性使他選擇了閉門譯書寫作。傅雷的內兄朱人秀，在傅雷去世後說過這樣一段話：“傅雷性格剛直，看不入眼的事，就要講；看不慣的人，就合不來。後來，他選擇閉門譯書為職業，恐怕就是這個原因。”
傅雷寫作嚴謹，事事嚴謹。就連他家的熱水瓶，把手一律朝右，垂手可取。倒光了，空瓶放到“排尾”。灌開水時，從“排尾”灌起。
他家的日曆，每天由保姆撕去一張。一天，夫人忽然順手撕了一張。傅雷看見了，趕緊用漿糊把撕下來的那張貼上。他說：“等會兒保姆再來撕一張，日期就不對了。”
傅雷對兩個兒子管教甚嚴，例如吃飯時不得講話，咀嚼時不準出聲，飯菜不能掉在餐桌上，用餐後椅子要歸位，等等。
傅雷對他“疾風迅雨樓”之外的人和事常常抱著極端的批評態度。例如他評論“時下的譯者十分之九點九是十棄行，學書不成，學劍不成，無路可走才走上翻譯的路。” “……甚至主句副句都分不清的，也在譯書！或者想藉此弄幾個錢，或者想‘脫離原崗位’，改行靠此吃飯！……拆穿西洋鏡，都是幼稚園裏拖鼻涕的娃娃。”（《傅雷談翻譯》）
從新版的《傅雷家書》中我們也可以看到，傅雷對錢鍾書、老舍、茅盾、劉海粟的批評也是毫不留情麵的。在1954年9月28日晚寫的信中，傅雷這樣評論老舍的《四世同堂》：“……近來又翻出老舍的《四世同堂》看看，發覺文字的毛病很多，不但修辭不好，上下文語氣不接的地方也很多。還有是硬拉硬扯，嚕哩嚕嗦，裝腔作勢，前幾年我很佩服他的文章，現在竟發現他毛病百出。翻老舍的小說出來，原意是想學習，結果找不到什麽科學的東西……。”
施蟄存在回憶傅雷的文章裏提到，傅雷的剛直近於狂妄，有時到了目空一切的地步。 他這樣評價劉海粟：“至於從未下過真功夫而但憑禿筆橫掃，以劍拔弩張為雄渾有力者，真是自欺欺人……”
他還認為徐悲鴻“未入國畫之門而閉目亂來，給後世不學無術投機取巧之人借作遮醜的幌子。”
就是張大千也不能幸免：“是另一路投機分子，一生最大本領是造假石濤，那卻是頂尖兒的第一流高手”，而他自己的創作“往往俗不可耐，趣味低級，仕女尤其如此。” “張大千的中文就不通，他給徐悲鴻寫序(中華書局數十年前畫冊)即有大笑話在內，書法之江湖尤令人作惡。”
傅雷就是這樣一個敢怒敢言的凡人，又是一個超越世俗的聖人。但是他童年的不幸，使他孤傲而忽略了生活中的善與美，他的疾惡如仇又使他過分放大了負麵的惡與醜……
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這樣的一位孤傲的雲間鶴，社會容不下他，其實他也容不下這個社會，他真的沒有退路了。
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悲情由此可見一斑。
傅雷走了，他的死是對那場全民族災難的控訴，也是對人性之脆弱與傷痛的反思。
提起傅雷，不得不說說朱梅馥。
朱梅馥比傅雷小五歲。1913年2月20日，她出生在上海南匯縣城西門。當時正值陰曆正月十五，臘梅盛開，取名梅福。與傅雷結婚時，她嫌“福”字太俗，改為“馥”。梅馥，暗含陸遊的《卜算子·詠梅》之意：“無意苦爭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塵，隻有香如故。”
朱梅馥端莊秀麗，性情隨和。她先在上海教會學校裨文女校念初中，後在另一所教會學校晏摩氏女校念高中。在當時，女子能夠具有高中文化水平，已算得不錯的了。她懂英文，也學過鋼琴。
在傅雷決定赴法求學的1927年，遵母囑，便與表妹朱梅馥定親。當時傅雷19歲，朱梅馥14歲。
剛烈的傅雷與溫柔的朱梅馥結為伉儷，可以說是傅雷的終身幸福。她是傅雷的賢內助。雖然在傅雷的五百萬言譯著上，找不到她的名字，可是如果沒有她，傅雷不可能在文學上建樹那樣的輝煌豐碑。傅敏說：“沒有母親，就沒有父親傅雷的一切成就。”
用傅雷自己的話說，“自從我圓滿的婚姻締結以來，因為梅馥那麽溫婉那麽暖和的空氣一向把我養在花房裏……”
朱梅馥是一位溫柔的妻子，慈愛的母親，沙龍裏的漂亮女主人。據與傅家有長期交往的朋友回憶，造化在這個女人身上顯示了一種極其奇特的矛盾統一。受的是完全的西式教育，在音樂、書畫、英文小說的鑒賞方麵都有很高的造詣，但這些現代的文化訓煉並沒有磨蝕掉這個女人天然的內在之美。她的性格、氣質、應對事物的態度完全是東方古典社會賢妻良母的典型。
有人說朱梅馥把東方女性的溫存與高貴，堅定與自信，仁愛和犧牲發揮到了令上帝也為之落淚的程度。
在傅聰、傅敏心目中，母親的形象非常偉大，是無名英雄。“父親是一個很有個性的人，與外界常常格格不入，母親就充當起妻子、秘書、公關人員等多重角色，與外界交往主要靠我母親來維係。父親不願見的人，就由母親出去擋架、接待，一些很棘手的問題都由她處理，她因此也練就了一套待人接物的本事，使我父親一生中沒有後顧之憂。父親做人很講原則，自律做一個正直的人，一個頂天立地的人，一個講真話的人。他的性格非常暴躁，對我們要求也非常嚴厲，我們小時候挨的打可不少，母親則往往起了一個緩衝的作用。鄰居們說，母親是一個‘菩薩’，善良、寬容，大慈大悲。舉個例子吧，上世紀40年代不少人都知道，父親有一個非常要好的女朋友，隻要她不在身邊，父親就幾乎沒法工作。每到這時，母親就打電話給她說，你快來吧，老傅不行了，沒有你他沒法工作。時間一長，母親的善良偉大和寬宏大量感動了那位女士，她後來主動離開父親去了香港。”
《傅雷家書》中有一封信是1961年10月5日朱梅馥寫信給傅聰的：“我對你爸爸的性情脾氣委曲求全，逆來順受，都是有原則的，因為我太了解他，他一貫的秉性乖戾，疾惡如仇，……為人正直不苟，對事業忠心耿耿，我愛他，我原諒他，為了家庭的幸福，兒女的幸福，以及他孜孜不倦的事業的成就，放棄小我，顧全大局。……”讀到此處無不令人動情。
最最讓我感動以至於產生困惑的是傅雷遺書結尾的簽名，“傅雷”在先，“梅馥”隨後。是什麽力量能促使這樣一位賢妻良母如此從容的隨丈夫同歸於盡？
不過，更令人困惑的是，“梅馥”二字究竟是傅雷的代筆，還是朱的親筆題寫？如果是前者，傅雷何以能忍心？傅雷何以能容忍自己將一個柔弱女子的生命一起帶走，傅雷又何以沒有勇氣為這樣一位凜然大義的妻子好好活著？如果真是後者，這一切足以驚天地而泣鬼神！我們可以想象一雙女人纖弱的手將自己的名字最後一次簽在丈夫的後麵時那滴血的顫栗！
當年的驗屍報告提示，傅比朱早死兩小時。也就是說在這兩小時裏，一個女人要親眼目睹自己相守３４年的愛人先是喝下了毒藥，繼而痛苦地痙攣、抽搐，最後輾轉死去。這對朱來說，實際上經曆了兩次死亡：前一次是心死，後一次是身死；前一次是精神毀滅，後一次是靈魂的歸去。
作為丈夫，傅雷可以說欠了梅馥很多，可是傅雷作為一個舊式的知識分子，他未必能體會到妻子年複一年的含辛茹苦，忍辱負重……
作為父親，傅雷也不恰當地在傅聰的教育上表現出了他性格中乖戾、暴躁的一麵。
傅雷繼承了自己母親的嚴厲的管教方式，望子成龍的心情如此之熱烈，他要把傅聰塑造成符合於他的理想的人物。其實這種家庭教育是相當危險的。
有時傅雷在樓上寫作，傅聰在樓下練琴，中間稍有停頓，他就衝下來抓著兒子的頭就往牆上撞。他的做法不僅使孩子受到摧殘，也使朱梅馥在精神上受到了很大的刺激。
幸運的是，晚年的傅雷在傅聰的教育上有了反省，傅聰也能理解父親的一片苦心，從而使傅雷多少得到了心理上的安慰。
傅雷曾寫信給遠在波蘭的傅聰：“我也知道，從小受些挫折對你的將來多少有些幫助。然而，爸爸畢竟犯了很多很大的錯誤。自間人生對朋友無愧，惟獨對你和你媽媽作了不少有虧良心的事，這是我近年來的心病。………
孩子，盡管我能夠埋葬過去，卻始終埋葬不了我的內疚和悔恨。孩子啊，孩子，我要怎樣擁抱你才能表達我的悔恨和熱愛？！”
這裏，我們不難看出一位父親在悔恨的折磨下對兒子深深的愛。
傅雷就是這樣一個不可捉摸的人，他會怒發衝冠，卻也有脈脈的溫情。我們懷念傅雷，紀念傅雷，可有誰曾經真正走進他的思想深處？
縱觀傅雷的一生，無疑是一場悲劇。可是傅雷以他的死成就了自己崇高理念，傅雷離開我們已經整整40年了，今天我們不必說“願你安息吧”，隻願傅雷的剛勁與執著，以至於他雷霆般的怒再現於當代中國知識分子中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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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三月三十日，一個來自萬裏之外的朝聖者，徘徊於江蘇路上，昔日的小樓已不複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林立的高樓，往日幽靜的弄堂已被都市的喧鬧所淹沒。忽然想攔住一個路人問他是否知道這兒住過一個叫傅雷的人，可是看著一張張行色匆匆的臉，這個願望也就消失了。曆史在前進，願傅雷的精神永存！
此文完稿於四月三日CA992航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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