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庚毒探源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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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毒探源，順藤摸瓜 （下）
——是人還是自然打開了武漢的潘多拉盒子？
作者：Nicholas Wade（尼古拉斯·韋德）
（作者簡介：尼古拉斯·韋德是著名的英籍作家和科技新聞記者，1942年出生於英國，1964獲英國劍橋大學自然科學學士學位。他1967年到1971年間作為科學作家和編輯服務於《自然》雜誌。1970年移民美國後從1972年到1982年在《科學》雜誌工作了10年。他1982年始加入《紐約時報》，作為其下屬的《科學時報》的專職作家和編輯工作了30年，直到2012年退休，之後還作為自由作家經常為《紐約時報》撰稿。）
病毒起源的第三種理論
自然發生說有一個變體值得考慮，即SARS2直接從蝙蝠躍遷到人體，而不像SARS1和MERS那樣經過中間宿主。這個說法的主要倡導者是病毒學家David Robertson。他說除了人類外，SARS2還會攻擊其他物種。他認為這種病毒是在蝙蝠體內自生演化而成的一種廣譜病毒（generalist virus）。由於受這種病毒感染的蝙蝠在中國南部和中部廣泛分布，因此，該病毒才有足夠的機會向人類傳播，盡管似乎我們隻知道有一次機會。
Robertson博士的論文解釋了為何迄今沒有人在任何中間宿主中發現SARS2的痕跡，也沒有在2019年12月之前受監測的人群中發現SARS2。這似乎也解釋了一個令人困惑的事實，即SARS2自從在人體上出現後就沒有發生過變化。因為它已無需改變，已經可以有效攻擊人類細胞了。
但是，這種說法的問題是，如果SARS2從蝙蝠傳染人類隻需一次跳躍，而且此後沒有任何變化，那麽它仍然應該很容易感染其它蝙蝠才對，但似乎並非如此。
“SARS-CoV-2對受試的蝙蝠感染很低，因此不太可能是感染人類的直接來源，”一個對自然發生說表示懷疑的科學團體如此說。
不過，Robertson博士可能還會說雲南省蝙蝠冠狀病毒會直接感染人。2012年2月，雲南墨江的6名礦工在清理蝙蝠鳥糞時感染了嚴重的肺炎，出現類似COVID-19的症狀，最後死了3人。從墨江礦山分離出的一種叫做RaTG13的病毒，迄今仍是SARS2的最近的親屬。存在大量的謎團圍繞著病毒的起源、報道、費解的RaTG13對蝙蝠細胞的低親和度，以及石博士自己說的她在同期所收集但未發表的8種類似病毒的性質，盡管這些病毒與SARS2的祖先有高度相關性。以上這些謎團都有待今後破解，這裏想說的是，蝙蝠病毒是可以直接傳染人類，但隻有在特殊的條件下才可能。
那麽，除了挖掘蝙蝠鳥糞的礦工外，還有誰與蝙蝠冠狀病毒有密切接觸？答案是：冠狀病毒的科研人員。石博士說，她和她的團隊於2012年至2015年期間8次探訪了墨江蝙蝠洞，收集了1300多個病毒樣本。毫無疑問，她及其團隊還去過雲南的很多其它山洞。
想象一下，研究人員在武漢和雲南間頻繁往返，在黑暗的山洞和礦洞中攪動蝙蝠糞，現在您能看到兩地間那個缺失的聯係了。研究人員可能在收集病毒期間或在武漢病毒研究所研究新病毒時被感染。從實驗室逃逸的病毒可能隻是一種自然病毒，而非經過功能獲得操作（GOF）而加工過的病毒。
蝙蝠直接傳人說（direct-from-bats thesis）是自然發生說和實驗室逃逸說的一個嵌合體。這個可能性雖然不能絕對排除，但此說與事實有許多矛盾之處：
1）SARS2和RaTG13似乎對蝙蝠細胞的親和力都很弱，因此人們不能確信這兩種病毒能夠進入蝙蝠體內；
2）在解釋SARS2如何獲得弗林蛋白酶切割位點，或為什麽弗林蛋白酶切割位點由偏愛人的精氨酸密碼子而非蝙蝠偏愛的密碼子來決定方麵，蝙蝠傳人說並不比自然發生說更有說服力。
我們現在的處境
自然發生說和實驗室逃逸說兩個理論都無法排除，因為兩者都沒有直接的證據。因此，沒有確定的結論。
雖然如此，現有的證據更傾向其中一個方向。讀者會形成自己的見解。在我看來，實驗室逃逸說比自然發生說在解釋我們關於SARS2所掌握的現有事實上要容易的多。
有記錄表明，武漢病毒學研究所的科研人員通過做功能獲得實驗（GOF）讓冠狀病毒能夠感染人體細胞和人源化小鼠。這正是可以產生SARS2樣病毒的那種實驗。科研人員並未注射疫苗來防範他們正在研究的病毒，他們的研發工作是在最低安全標準的BSL2實驗室中進行的。因此，病毒的逃逸根本不奇怪。
全中國的病毒大流行就是始於武漢研究所。該病毒（在流行之初）就已經很好地適應了人體，正如你可以從人源化小鼠實驗結果中所期望的那樣。它經過非同尋常的增強，它有一個弗林蛋白酶切割位點，這是任何其他已知的與SARS相關的β-冠狀病毒所不具有的，並且該位點還含有一對精氨酸密碼子，這也是其它β-冠狀病毒中所沒有的。除了目前無法獲得製造SARS2病毒的實驗室記錄外，您還缺什麽證據嗎？
自然發生論的支持者有一個很難講的故事。他們的故事的合理性取決於一個單一的推測，即SARS2的產生與SARS1及MERS的產生之間有某種平行關係（譯者注：指具有類似的演化線路）。不過我們並沒有看到這種平行關係。沒有人發現SARS2的來源是蝙蝠，或果真來自蝙蝠，那麽它確實曾經感染過蝙蝠（譯者注：意思是說來自蝙蝠的病毒肯定也可以感染蝙蝠）。盡管中國當局進行了廣泛的搜尋，包括對80,000隻動物進行了測試，但仍沒有發現中間宿主。沒有證據表明該病毒像SARS1和MERS病毒那樣，從其中間宿主向人類進行了多次獨立的跳躍。醫院的監控記錄沒有證據表明隨著病毒的演化，疫情在人群中的傳染性變得更強。沒有任何解釋為什麽是在武漢而不是其它地方爆發疫情。所有與SARS有關的蝙蝠冠狀病毒都沒有弗林蛋白酶切割位點，可是沒有什麽能解釋SARS2病毒是如何獲得這個位點的，也無法解釋這個位點為什麽是由偏愛人類的密碼子構成的。自然發生說要和這一係列佯謬作鬥爭。
武漢病毒學研究所一定擁有許多相關信息的記錄。不過中國當局不大可能公開這些記錄，因為這將極大可能背上製造疫情的罪名。如果沒有勇敢的舉報人出現，那麽我們可能會一直就停留在已經掌握的這些信息。
因此，還是需要來說說誰應該對疫情負責，哪怕隻是一個臨時評估，因為最重要的還是要防止新的瘟疫流行。即使是那些不同意SARS2病毒實驗室逃逸說的人，可能也會對目前功能獲得性實驗（GOF）的現行管理條例感到擔憂。
明顯有兩種不同級別的責任：第一，允許病毒學家進行功能獲得實驗，基本放任自流，獲益小，風險大；第二，（如果SARS2的確來自實驗室），讓病毒逃逸出實驗室並造成全球性的疫情。最有可能受指責的責任人有以下幾個。
1.中國病毒學家
首先最應該指責的是，中國病毒學家在BSL2安全級別下進行功能獲得實驗GOF。管理級別如此低下，一旦出現SARS2這樣傳染性的病毒就無法管控。如果病毒確實是從該實驗室中逃逸的，那麽他們應該受到全世界的嚴厲指責，因為已有300萬人為此可預見事故而喪命。
石博士的確受過法國病毒學家的培訓，她與美國病毒學家合作密切並遵循有關管控冠狀病毒的國際規則。但是她本能夠也應該對所自己的工作所麵臨的風險做出自己的評估。她和她的同事對自己的行為應該負責。
我一直用武漢市病毒學研究所代表所有在武漢進行的病毒學研究活動。其實那裏還有軍事實驗室和其它病毒學實驗室，他們的科研人員或許也能接觸石博士搜集的大量蝙蝠病毒。理論上說SARS2是在武漢軍事實驗室中製作的也是可能的，也許他們是要製作一種能夠對付所有冠狀病毒的疫苗。不過在其它中國病毒學家在疫情傳播中所起的作用被澄清之前，因為石是中國研究冠狀病毒的公眾形象，所以她和她的同事們將首先受到譴責。
2.中國當局
SARS2並不是中國當局製造的，但他們確實竭盡全力掩蓋這場悲劇的性質以及中國對此應付責任。他們封鎖了武漢病毒研究所的所有記錄並關閉了其病毒數據庫。他們發布些零星信息，其中多數可能就是虛假信息或為了誤導輿論。他們不遺餘力操縱世界衛生組織（WHO）對病毒起源的調查，並有意讓調查委員會人員到處瞎跑而徒勞無功。從目前看很清楚的是，他們的興趣更多是在轉移責任，而非采取必要的措施來預防新的疫情爆發。
3.全球的病毒學家團體
全球的病毒學家是一個鬆散的專業團體。他們在相同的期刊上發表文章並參加相同的會議。他們都對獲得政府資金有興趣並都不願被安全規範過於拖累。
病毒學家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功能獲得研究（GOF）的危險性。但是獲得製作新病毒的能力以及因此獲得研究經費的誘惑太大了。他們一直在推進GOF。他們在2014年積極遊說反對聯邦政府暫停對GOF的研究資助並與2017年再次推進此事。迄今為止，預防未來流行病的研究所帶來的好處幾乎是零，但產生風險倒是巨大。如果SARS1和MERS病毒的研究隻能在BSL3實驗室中進行，那麽允許新冠病毒在安全級別較低的BSL2實驗室中進行是完全不合邏輯的。無論SARS2是否是從實驗室逃逸的，全球的病毒學家們都在玩火。
他們的所作所為早已讓其他生物學家感到震驚。 2014年一些自稱“劍橋工作組”的科學家呼籲人們在製造新病毒上要謹慎。他們對SARS2這類病毒的風險很有先見之明，他們寫道：“新研發的可能造成瘟疫的病原體發生事故的風險引起了我們的嚴重關注。在實驗室中製作高傳染性的新型危險毒株，特別是但不限於流感毒株，大大增加了風險。在實驗室中出現的意外感染可能會引發瘟疫並極難或甚至不可能被控製。”
當分子生物學家發明了一種將基因從一種生物轉移到另一種生物上的技術時，他們於1975年在加州的Asilomar舉行了一次公開會議討論可能的風險。盡管內部有很多反對意見，他們還是草擬了一份清單，內容是哪些目前嚴格的安全措施在未來通過適當的評估後是可以放寬的。
還有，當發明了CRISPR基因編輯技術後，生物學家召集了美國、英國和中國的國家科學院起草了一個聯合報告，敦促人們克製自己對人類基因組進行遺傳性改變。發明基因驅動技術（gene drives）的生物學家也對其工作的危險性持開放態度，並試圖引入公眾關注。
您可能會認為SARS2的爆發會促動病毒學家重新評估功能獲得研究（GOF）的好處，甚至讓公眾參與討論。但並非如此。病毒學家要麽嘲笑實驗室逃逸說是陰謀論，要麽三緘其口。他們躲在一堵沉默牆後將自己保護起來。到目前止，這種做法有效地緩解了，或至少推遲了，記者的好奇心和公眾的憤怒。一個無法自我節製的職業隻能被他人所節製，這似乎是病毒學家自己對未來的選擇。
4.美國在資助武漢病毒學研究所中所扮演的角色
從2014年6月至2019年5月，Daszak博士的的生態健康聯盟（EcoHealth Alliance）獲得了一筆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NIH）下屬的過敏與傳染病研究所（NIAID）的研究經費，用於武漢病毒實驗研究所的冠狀病毒的功能獲得實驗（GOF）。無論SARS2是不是該項研究的產物，將如此高風險的研究項目分包給最低安全防範的外國實驗室似乎都是個成問題的政策。如果SARS2病毒確實是從武漢研究所逃逸的，那麽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處於一個可怕的境地，即它資助了一個災難性的實驗，導致全世界超過300萬人死亡，其中有50多萬是本國公民。
在生態健康聯盟獲得資助的前三年中，其實聯邦政府有法令暫停了GOF研究，考慮到這一點，NIAID和NIH的責任更加重大。為什麽這兩個機構要違反法律繼續提供資助呢？因為有人在此暫停令中插入了一個漏洞。
暫停令特別禁止資助任何增強流感、MERS或SARS病毒傳染性的GOF研究。但是，在暫停令第2頁的腳注中有這樣一段話：“如果美國政府資助機構的負責人認定迫切需要該項研究保護公共健康或國家安全，該研究可以作為暫停令的例外。”
這似乎意味著NIAID的負責人福奇博士（Anthony Fauci）或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主任柯林斯（Francis Collins）博士之一，或兩人都援引了該腳注的例外，保證了資金流向石博士的GOF研究項目。
Richard Ebright在接受《獨立科學新聞》采訪時說。“不幸的是，NIAID和NIH的兩位主任利用此漏洞對暫停令所禁止的項目進行了例外豁免，並通過荒謬地宣稱該項目‘對於保護公共衛生或國家安全具有迫切性而繞過了暫停令的限製。’”
當暫停令於2017年結束時，它並不是簡單被取消了，而是被所謂P3CO（the Potential Pandemic Pathogens Control and Oversight，潛在流行病原體控製和監督）報告係統框架所取代，該框架要求各政府機構對希望得到資助的危險的GOF項目提供審查報告。
據Ebright博士說，Collins和Fauci兩位博士“拒絕標注並轉發任何項目風險-收益審查報告，從而實際廢除了P3CO框架。”
他認為者兩位官員在處理暫停令和之後的P3CO報告製度中，“係統地挫敗了任何來自白宮、國會、科學家和科學政策專家對GOF研究進行監管的努力。”
也許兩位官員不得不考慮不為公眾所知的什麽緊急事項，如國家安全問題。也許資助武漢病毒學研究所，一個被認為與中國軍方病毒專家有聯係的機構，可以讓美國打開一個了解中國生物戰研究的窗口。但是，無論處於什麽考量，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資助GOF研究突破了底線，因為這種完全可能產生SARS2病毒的研究是在一個無監督的國外實驗室（BSL2的生化條件下）做的。完全可以質疑這一決定的不夠審慎，無論SARS2的產生和300萬人的死亡是不是該決定造成的。
結論
如果SARS2起源於實驗室有這麽多證據，為什麽沒有更廣為人知呢？現在看來很明顯，太多人有理由故意不去談論它。這首先當然是中國當局。不過，歐美的病毒學家也無興趣對他們從事了多年研究的GOF問題引發公共辯論。
其他科學家也沒有出麵提出此問題。申請政府研究經費是根據科學專家委員會的建議分配的，而該委員會的成員來自各個大學。任何因提出難堪的的政治問題而鬧事者都將麵臨其研究經費無法更新的風險，其研究生涯也將被終止。安分守己的好行為反而會收獲在資金分配係統中遊蕩的許多好處而受到獎賞。你不要以為Andersen博士和Daszak博士因為攻擊實驗室逃逸論的偏袒言論會玷汙其科學公正性的名譽，看看國家過敏和傳染病研究所（NIAID）2020年8月份公布的8200萬美元的資助清單上第二名和第三名都是誰。
美國政府與中國當局有著奇怪的共同利益，他們都避免公眾關注這樣一個事實，即石博士的冠狀病毒研究是由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資助的。可以想像中國當局在幕後會這麽說：“如果這項研究如此危險，你們為什麽還要資助它，而且是在我們的國家進行？” 美方可能會回答說：“看起來是讓你讓病毒逃逸了。但是我們真的需要公開討論這件事嗎？”
Fauci博士是一位政府的長期官員，他在川普總統任期老老實實提供服務，並在Biden當局中重返對COVID-19的抗疫工作的領導。完全可以理解國會也無興趣因Fauci博士在資助武漢項目的研究中表現的明顯判斷失誤而讓他備受指責。
在這些重疊林立的沉默牆中還得加上主流媒體的那堵沉默牆。據我所知，尚無主流報紙或電視網絡向讀者提供過有關病毒實驗室逃逸的深入新聞報道，如您上麵讀到的這些，盡管有人發了簡短的社論或評論。你可能認為，對於造成300萬人死亡的任何病毒起源理論都值得進行認真的調查。或無論病毒的起源是什麽，都應該探問是不是應該繼續GOF的研究。或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和美國國家國際開發署（NIAID）在暫停令期間為GOF項目提供研究資助應該受到調查。是什麽導致主流媒體明顯喪失了好奇心？
病毒學家的“緘口令（omertà）”是原因之一。不像政治記者，科學記者對消息來源的動機幾乎沒有本能的懷疑。大多數科學記者認為他們的作用主要就是向平民百姓群眾傳達了科學家的智慧。因此，當他們手頭的信息不支持他們時，這些記者就變得無所適從了。
另一個原因也許是許多媒體在政治光譜上向左遷移。因為川普總統說過病毒是從武漢的實驗室中逃逸的，所以媒體編輯們就完全不信該說法。他們與病毒學家一樣將實驗室逃逸說視為一種不值一提的陰謀論。在川普政府任期，情報部門的立場是不能排除病毒從實驗室逃逸的可能性，但他們輕易就拒絕了這個立場。當拜登總統的國家情報總監Avril Haines說了同樣的話時，她在很大程度上也被媒體忽略了。這並不是說媒體編輯應該認可實驗室逃逸說，而是說他們應該充分、公平地探究這種可能性。
在過去一年中，世界各地的人們幾乎隻能被禁閉在家中，他們可能希望聽到比媒體所能提供的更好的答案。也許這樣一個答案不久將出現。畢竟，自然發生論缺乏任何支持證據的時間越長，這個說法就越發可疑。也許國際病毒學家團體將被人們視為虛假且自利的向導。疫情在武漢爆發也許與武漢病毒實驗室在不安全的條件下製作高危的新冠病毒相關，這種常識最終可能會取代意識形態化的固執己見，即隻要川普說的都不可能是正確的。
之後讓我們啟動清算。
尼古拉斯·韋德 （Nicholas Wade）
2021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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