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中西對抗能倒逼中國重新開放嗎zt

疫情對各國經濟和地緣政治的影響正在浮現。美中這兩個世界最大的經濟體在一季度都遭重創。盡管中國最早複工，而且在即將召開的兩會上勢必強調全麵建成小康社會和全部脫貧的目標要如期實現，但除非出現奇跡，否則麵臨極大困難。美國的情況似乎更遭，普遍預計第二季度經濟會下跌四成，如若這樣，特朗普的連任之路也將變得異常艱難。

如此形勢，幾乎注定美中在地緣政治上會繼續硬碰硬，有一番生死搏鬥，不僅是戰略對手，還處於事實上的敵對關係。我曾對後疫情時期的世界地緣政治做出幾個判斷，包括西方在對華關係上會增強協調，共同應對中國的威脅，以及全球的去中國化將加速，各國政治上對中國的疏離感會加強。

人們可能會問，中國喪失西方大部分市場的極端情況是否會發生，以及假如還是習近平當政，他麵對這種極端情況會如何處理。從美中貿易戰和兩國在疫情中的惡鬥來看，這些原本讓許多人想不到的情況都出現了，那麽，在後疫情時期，隨著美中圍堵和反圍堵的加劇，中西對立加強，喪失西方一半市場的可能性不排除。

不管上述判斷的準確性如何，中國麵臨整體戰略環境的惡化，至少成為輿論共識。

以去中國化為例，盡管資本的本性追求利潤，隻要有利可圖，要它出於非政治原因放棄某個市場，很難做到。就此而言，許多人擔憂的後疫情時期價值觀一致的國家會形成一個商業體係，排斥中國的情況，成為事實的可能性不大。但即便如此，西方在抗疫中嚴重依賴中國醫療物資的現實，也會讓它們警覺，這是否對本國的國家安全造成威脅，進而反思全球化的合理性，全麵審視同中國的經貿關係，不能把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裏。這種情性甚至也會在其他非西方大國，如韓國、印度、巴西等出現。一旦政治因素介入商業，讓外資覺得在華經營風險太大，那全麵撤離中國也不是不可能。而在雙方的戰略互信已經完全喪失的背景下，要防止政治不介入商業，難。

中國政府當然預見到此種不利前景，在經濟上做出了一係列布防，包括進一步加大經濟改革力度，采取親外資的政策，比如前不久出台了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製機製的意見，對過去一直推而不動的土地、資本、勞動力等要素市場的改革做出部署，在上海、海南兩個自貿區實行更大力度的開放，鼓勵外資進入中國市場，實施創業板注冊製等。北京算是保持了頭腦清醒。若再加上市場、交通、物流和勞動力素質的綜合優勢，應該說在短中期，要讓外資全麵或大麵積撤離中國，不大可能。

我知道很多人不信任中國政府的經濟改革舉措和決心，在他們看來，習近平當政後，中國扶植國有企業，經濟正在重新滑向計劃體製和管製形態，有限的改革聊勝於無而已。然而這種看法很可能是有些情緒化。應看到北京高層還是存在以總理李克強為代表的市場派火種，即使習近平，也不是不要改革，上述改革部署，都是在以他為首的中央深改委作出的。習近平的真正問題在於，他認為在強化黨領導一切的政治控製的前提下，可以推進經濟改革。因此，問題變成了，政治控製下的經濟改革能否走得通，以及走多遠。

在習看來，兩者完全可以並行不悖，兩條腿走路。他堅信這點，否則無法解釋他出台的很多政策。

然而，中國改革40年的曆程本身，已經否決了可以政經分離、兩條腿走路的看法。在總結中國改革的經驗時，不僅僅官方，包括一些市場派學者，也把政經分離作為中國經濟崛起的一條成功經驗。表麵看起來，中國改革確實是按照鄧小平所說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部署的，甚至是在黨的指導下推進的，以確保改革不會危及黨的統治和社會主義製度，但這是對中國真實改革曆史的一個誤讀。

考察中國改革的曆程，經濟改革之所以得以推進並取得成效，關鍵因素，是黨放鬆了對中國社會包括各種要素的控製，讓過去被政權壓製下的人的自由本性及在自由下的創新迸發出來，黨當然仍在行使對中國社會的統治權，然而統治邊界一直在收縮，直到認為再收縮將會喪失統治權為止。上世紀80年代黨的退卻不用說，差點就毀於一場學生運動，鄧小平南方巡視，中國開始實行市場經濟後的10多年中，雖然黨在政治上加強了控製，但那時的領導層明智地把這種控製保持在政治領域，而未延續到經濟層麵，相反，在經濟上，由於市場經濟體製的實行帶來的變革，使得黨對經濟的領導權在微觀層麵反比80年代還軟弱。當時國有企業的權力是掌握在經理層而非黨組織手上，企業黨組織普遍邊緣化。江澤民的三個代表，甚至表明某種程度的政治控製退卻。可以說，那是中國經濟改革的黃金期。

胡錦濤當政後，試圖強化黨的政治控製。但至少在他的第一任期，受到江的掣肘，加上辦奧運，整個社會的政治氛圍還是相對寬鬆，在經濟發展上，由於加入WTO帶來的倒逼效應和市場擴大，增速仍在加速。胡的末期，黨對社會的打壓才開始強化，黨組織在企業的邊緣化地位有所改善。習近平上台後，這種情況才被徹底扭轉過來，黨重新開始了它對中國的全麵控製。

這個簡短回顧表明，認為政經雙腿走路，可以在不放鬆政治控製的前提下發展經濟，推進改革是錯誤的。從中國經濟改革積蓄的動能以及本身具有的空間來看，當然還可以繼續往前走，但好比負重前行，每走一步都要克服政治控製帶來的阻力，故而持續性很差，隨時可能在某個阻力下停滯。隻有一種情況例外，即習近平這套黨管一切做法至少在企業和經濟層麵隻是做做表麵文章，走走形式。但這有可能嗎？短期內是看不到此種跡象的。哪怕習近平迫於經濟形勢壓力，想放鬆對國有企業的控製，但隻要他不發出明確的信號，國企的黨組織出於維護自身利益考量，也會緊緊抓住對企業的控製權不放，而使得習近平的想法得不到落實。因此在政治控製不變的前提下，當經濟內含的改革動力觸及到政治天花板，其動力就會迅速衰竭，改革勢必不會像中國政府設想的那樣達到目的。

希望隻能寄托外部的壓力。排除新冠疫情導致戰爭發生的可能（因為一旦爆發戰爭，改革空間就會被完全封殺），當西方市場在某種極端情況下對中國關閉，僅依賴中國自身以及發展中國家市場（後者也必然會大大縮水），中國必定會出現企業大量倒閉，人員大批失業，生活水平急劇下降的情況。因此，即便不出現社會動蕩，為防止動蕩的發生，也必須改善中國與西方的關係，這就要求黨放鬆對中國社會內部的政治控製，此為前提，從這個角度看，政治開放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對習近平和北京領導層來說，當喪失西方一半市場這種情況真的出現，在其評估通過放鬆內部政治控製，進行良性改革，要比通過冒險發動戰爭來轉嫁風險，對中共帶來的收益更大，選擇對政治重新開放，回歸江澤民時期，不是不可以。中共成立百年的曆史表明，除了建黨早期和文革時期外，這個黨是一個機會主義的政黨，在麵臨生死關頭時，主義從來不是立身之本，領袖也是可以犧牲的，黨的生存和確保統治地位才是最重要的。而政治的重新開放，對西方也是一個可以接受的次優選擇。

所以，國際社會和中國國內的改革力量，應該促進這種局麵的出現。

我的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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