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當新冠疫情逐步緩解的時候，中國中央政府上周發布文件，再次強調要放開放寬除個別超大城市外的戶口限製。戶口改革去年就已啟動，為什麽現在高調重提？這個戶口改革能否解決城市和農村人口長期資源分配不均的問題？
這次中央政府采用了多重發令的方式，足見他們對這一改革措施的重視。
4月9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以及中國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先後在文件中強調了這次戶口改革的重要性。其主要內容是城區常住人口300萬以下的城市取消戶口限製，並取消重點人群落戶限製，促進農業人口在城市落戶。
這些措施早在一年前就已宣布開始實施。這對從1958年戶口製度啟用以來，就飽受戶口限製，無法獲得平等就業機會或福利待遇的外地人口而言，存在一定的利好。
長期研究中國戶口製度的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副教授王惠玲（Lynette H. Ong）告訴本台，這種改革有一些明顯的好處，“我認為這些措施可以解決部分失業問題，也可以平衡城市裏的勞動力供求關係，從這些方麵講，這種改革是受歡迎的。”
以提高城鎮化為目標
國家發改委本次下達的文件名為《2020年新型城鎮化建設和城鄉融合發展重點任務》。改革的內容中還包含了對300萬至500萬人口城市落戶的全麵放開放寬。外界普遍認為，這次改革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提高城鎮化率。也有人指出，在這個時候再次強調戶口改革，有助於重振因為受疫情影響的中國經濟，對中小城市房地產市場有推動作用。
但台灣中央研究院研究員林宗弘多年跟蹤中國戶口製度的變革，他認為，農民未必會對這些中小城市的戶口感興趣，“農民並不願意放棄農地，去中小型城市，因為這些城市的社會福利、社會保險等各方麵也不是很完整。”
中國人民大學陳傳波副教授等人2016年在英文期刊《中國評論》上發表文章指出，城市戶口與農村戶口的相對價值，多年來一直在發生改變。農村土地耕種權、土地被城市征用後獲得的賠償等權益使不少進城工作的農民不願意放棄農村戶口。
在另一方麵，公共服務的範圍逐步擴大、市場在分配資源方麵的角色逐漸提高，也在削弱城市戶口的吸引力。
沒有解決根本性的公平問題
與此同時，學者們的分析也指出，這次改革並沒有根本解決戶口製度下，城市資源分配不公的問題。
王惠玲告訴本台，“外地勞工在城市裏仍然被不同地對待，尤其是這次疫情中，外地勞動受到的負麵影響也比本地人要大。”
這種公平性問題，在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尤其突出。
一位不願具名的中國人口問題研究者告訴本台，武漢、北京這方麵的問題就很明顯，“這次武漢，我們可以看到，實際上是有300-500萬外地人口長期在當地工作居住，北京也有大概500-600萬外地人在當地生活和工作，這些人的子女教育、醫療保障和養老問題都沒有享受和當地人同等的待遇。”
2018年，北京市政府更采取強硬措施大規模驅逐所謂“低端”人口，剝奪了部分外地人口正常的居住和工作權利。
由於本次改革取消戶口製度的城市被局限在常住人口300萬人以下的城市，所以，城市資源再分配的公平問題並沒有根本緩解。
台灣中央研究院研究員林宗弘告訴本台，300萬人口以上的大城市擁有的資源明顯偏高：“300萬人以上城市的三甲醫院，還有985、211大學的比例（都很高），實際上是有七成以上的大學是在300萬人以上的城市，而且它們還受到高考配額的保障。”
這次改革也沒有放開特大和超大城市的戶口限製。林宗弘認為，改革還是具有很強的排他性：“300萬這條線，實際上是阻止了300萬人以下城市的人口湧進超大城市，形成了一條‘新長城’”。
農民的土地權益如何保護？
在另一方麵，本次改革強調要維護進城農民的土地權益，包括土地承包權、宅基地使用權、集體收益分配權等等，不得強行要求其轉讓這些權益。但如何維護這些權益，引來了外界的擔憂。
前麵那位不願具名的中國學者指出，這種擔憂是基於中國的城鄉二元體製：“中國最大的一個問題，還是計劃體製的那種思路，要麽是農民，要麽是城市人，如果你是城市人，你作為農民的財產就沒有了。這是不行的。”
他強調，戶口本來就隻應該是對居住地的登記，而不應該和財產權利相捆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