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生在微博上以邏輯為向導，以法規為準繩，以事實為依據，複盤這場疫情防控戰的全過程，得出的結論是：湖北和武漢方麵的相關責任人和主事人，並非偶然和無意犯錯，而是蓄意為之。
戰幕徐徐開啟
——武漢保衛戰：從錯失戰機、慘烈退守到逆轉反攻（二）
華生
經濟學家、東南大學資深教授、經濟管理學院名譽院長
上文說到2019年12月31日下午1:38分，武漢市衛健委向社會發布疫情通報，是抗疫戰役的正式開始。但人們很少知道，為開始這場戰役，有關方麵的調兵遣將，卻是從31日零點已經開始。不過，令人遺憾的是，所有的這些戰前部署，不是為了對付已在悄然攻城掠地、隊伍迅速擴張的新冠病毒，而是為了首先解決我們人類社會自己的體製機製內耗。
12月31日淩晨：北京與武漢的不眠之夜
上文提到，武漢“深喉”把12月30日武漢市衛健委要求嚴格保密的《關於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緊急通知》上傳到網上，當夜在京漢兩地均引發軒然大波。
需要補充的是，《中國新聞周刊》在次日即12月31日出版的那期中還報道， “30日晚流傳的另一份名為《市衛生健康委關於報送不明原因肺炎救治情況的緊急通知》稱（注意，一份是“做好”，一份是“報送”），根據上級緊急通知，武漢市華南海鮮市場陸續出現不明肺炎病人”。如果《中國新聞周刊》記者當時的現場報道是準確的，那麽，武漢“深喉”那晚傳的或是同日武漢衛健委發出的兩份文件。但無論是一份還是兩份，這上傳網上的蓋著紅色公章的文件，總之恰好也被身在北京的中國疾控中心主任看到，於是就開啟了兩千多裏之外的蝴蝶效應。
自我首篇文章發表後，更多越來越清晰的細節流傳出來。30日深夜這位院士主任在網上看到武漢不明原因肺炎的消息後，電話確認中心其他相關領導均不知情後，這位院士主任在淩晨直接去電武漢市疾控中心負責人。在網上傳的文件得到對方確認後，這位主任立即向國家衛健委這幾位主要領導分別做了電話緊急匯報。
不知是因為這個消息過於令人震驚，還是因為近17年前，當時的衛生部長因SARS被免職的教訓在衛健委係統的深刻記憶，國家衛健委主要領導們徹夜研究決定，盡管第二天就是元旦假日，還是應當立即派遣工作組和專家趕赴武漢。故連夜決策並確定人員，為趕早晨頭班飛機，由機關內部立即組建工作組前行，另外抽調衛健委下屬的中國疾控中心的流行病學專家同機飛往武漢，以後參加待組建的專家組。同時決定，天亮後就通知國家衛健委直屬重點醫院，選派傳染病臨床專家隨即趕到武漢。這樣，首批派出人員也都剛睡不久就被喚起，要求在淩晨5點前務必出發去機場，趕上武漢6:45的頭班飛機。大多數專家在次日上午接到緊急通知後，也均放下手中的工作，在31日下午陸續抵達武漢。
應當說，無論人們對國家衛健委在介入後的對策處理，後來存多少批評質疑（我們到時還會評述），他們的第一反應，還是無可指責的。
再說蝴蝶效應的北京反饋，又在第一時間震撼了身在武漢的當事人與責任人。我們可以想見，在武漢方麵接到中國疾控中心主任的電話，告之在網上看到了他們的保密文件之後，此事引起的一片驚愕和慌亂。省、市衛健委係統迅速報告當地黨政主要領導，以便部署有關部門立即在網上刪去文件、追查乃至捉拿泄露者應是必選動作。衛健委係統本身肯定也要排查線索。據媒體報道，李文亮就是在12月31日淩晨1:30接到電話，讓他立即去武漢市衛健委，他在那裏看到，武漢市衛健委召集了一些醫院領導，正在連夜開會。
但是，在隱瞞了半個多月信息和罔顧法紀的自行其是之後，原本想按住的小事越鬧越大，武漢和湖北方麵怎樣應對在上午9點多就會抵達機場的國家衛健委工作組和中國疾控中心的幾位專家，如何麵對實質上的突擊現場檢查，如何向中央解釋交待，以及下一步怎樣麵對社會公眾，肯定是他們更頭疼的問題。從下節介紹的31日上午他們已經顯得從容周全的應對安排來看，湖北特別是武漢及其各相關部門的主事人、責任人，應當也是徹夜未眠。不過，令人萬分遺憾的是，他們沒有在這最後的關頭選擇坦承錯誤、懸崖勒馬，而是為掩飾錯誤不惜冒更大風險，從而拖累太多相連特別是無辜的人開始走向深淵之旅。
精心設計的連環陷阱？
國家衛健委的工作組及隨行的中國疾控中心的應急處理與流行病專家，搭乘的確實是北京飛武漢的首班飛機。這一細節，首先被湖北和武漢方麵提供的官方消息所證實。現在能查到的最早報道這一獨家消息的是央視13套新聞頻道，其新聞客戶端於12月31日10:52發出消息，稱“12月30日，武漢市衛生健康委員會醫政醫管處發布《關於做好不明原因肺炎的救治工作的緊急通知》。通知稱，武漢市部分醫療機構陸續出現不明原因肺炎病人。通知要求各醫療機構要及時追蹤統計救治情況，並要求及時上報。國家衛健委專家組31日上午已抵達武漢，正展開相關檢測核實工作。(央視記者王涵、倪晶依、李煒）”。
其它媒體迅速跟進。這時，北京飛武漢的第二班飛機尚未落地，首班6:45的飛機在9點多抵達後，國家衛健委的人此時也應當在途中或尚未安頓下來，可見消息之快。不到一小時之後，即11:33 分，央視新聞頻道在其“新聞直播間”欄目又迅速播出此則消息，但口播內容加上了“據湖北省衛健委和武漢市委宣傳部的消息”一句，說明此消息是湖北衛健委與武漢市委宣傳部門直接提供的。由此也可見，央視13套新聞頻道對湖北和武漢工作支持的力度還是很大的，相互關係看來也不同一般。
這則消息包含了兩個重要內容。一是為30日晚在網上泄露的內部文件打補丁，幹脆將此消息公布，給人以信息公開和此事肯定也已向中央政府主管部門匯報過的假象。二是扯上國家衛健委，給人以國家衛健委接報後派專家來協助，做技術性檢驗核查工作的印象。
為此目的，這則提供給央視的新聞稿巧妙和不動聲色地做了一個大手腳，即不顧專家組大多數人尚未到達（如中日友好醫院曹彬教授自己向媒體介紹，他是接到通知後，當天下午才趕到），從國家衛健委派來的工作組、專家組（這是遲至1月22日國家衛健委李斌副主任在國務院新聞發布會上宣布的）中，去掉有檢查意味的工作組，改為起谘詢作用的專家組。這樣，“國家衛健委專家組”一詞就先入為主地在第一時間進入了全國公眾的視野和腦海，成為湖北與武漢方麵一箭雙雕最理想的背鍋俠。可憐的是，尚在途中的國家衛健委邀請的專家們，雖然他們都是突然受命，放下手中的工作，犧牲第二天的元旦假期，一臉懵懂的匆忙趕來，但東道主預先精心設計的“陷阱”，已經注定了他們以後灰頭土臉的悲劇命運。
人們事後不能不承認，武漢與湖北方麵搶先於國家衛健委之前，用其名義使地方新聞變為與全國性新聞的混搭，擠進央視節目，這一變被動為主動、搶占先機的做法，確實可謂高招。
應當指出，國家衛健委的工作組，固然是由其行政執法機關如衛生應急辦公室（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指揮中心）與疾病預防控製局等核心部門的中堅領導骨幹組成，但其功能隻能指導湖北及武漢的衛健委，不用說其工作組，即便是國家衛健委本身，在傳染病防治以地方為主的法律框架下，在東道主的地盤上也隻能與省市兩級黨委政府協商辦事。真能指揮督導武漢與湖北黨政的中央指導組，還要在很久以後才會到來。雪藏和避開不太好惹更不能輕易羞辱的國家衛健委的工作組，去與臨時從各基層單位抽調來、人來人往的谘詢專家們打交道，對他們來說早已是輕車熟路。關於這方麵，我們後麵還將有專題細說。
緊接著，2個多小時後，也就是國家衛健委工作組與隨行的中國疾控中心的幾位流行病學家午飯剛完，還尚未正式開展工作之際，武漢方麵就又發布了第二份消息。
這次是當日下午1:38分在武漢市衛健委自己官網上掛出的，《武漢市衛健委關於當前我市肺炎疫情的情況通報》。通報第一句話就是沿襲其前一天即30日發出的緊急通知口徑，說“近期部分醫療機構發現接診的多例肺炎病例與華南海鮮城有關聯。市衛健委接到報告後，立即在全市醫療衛生機構開展與華南海鮮城有關聯的病例搜索和回顧性調查，目前已發現27例病例”。通報中又說，武漢市組織市域內多家醫院、中科院武漢病毒所、省市疾控中心等進行會診，分析認為上述病例係病毒性肺炎。到目前為止調查未發現明顯人傳人現象，未發現醫務人員感染。文中當時未敢提及已達到的國家衛健委相關人員參與分析或意見。
我們看到，這個與12月30日一脈相承的定調，後來被武漢與湖北官方維持了20天，直到1月20日衛健委高級別專家組在京舉行的記者見麵會。通報中也隻字未提武漢方麵私自將樣本送至外地科技公司檢測，已得到反饋，此次武漢不明原因肺炎屬於SARS或某種新型冠狀病毒的各類信息。
被繞過的國家網絡直報係統 下麵我們就來看，這次疫情防控的第一條防線如何失守，又為何形同虛設？ 我之前的文章提出起預警作用的國家網絡直報係統失靈，主要原因應當是武漢和湖北方麵根本就沒有向係統申報之後，人們從開始的震驚和難以置信，慢慢開始接受或相信了這是個事實。不少媒體也開始關注和跟進了這個問題。不過，一些媒體報道出來的情況有點撲朔迷離，讓人不得要領。 當然這也是因為被采訪的各方專業人士本身也說法不一。有人說，這個係統並未真正有效運行，有人說據采訪武漢一線醫生並不知道這個係統，隻會填傳染病報告卡給醫院，有人說這個係統隻填報法定傳染病，新的未知疾病無法反映等等。其實，稍微動腦筋想一想，我們上次因SARS出了那麽大問題，國家針對性出台的網絡直報係統會那麽蠢嗎？ 這一點，我們隻要稍微深入一點查一下法規就完全明白了。2007年，原衛生部修訂印發了《全國不明原因肺炎病例監測、排查和管理方案》，其中明確規定，“各級各類醫療機構人員發現不明原因肺炎定義的病例後，應立即報告醫療機構。醫療機構在12小時內組織專家會診和排查，仍不能明確診斷的，應立即填寫傳染病報告，注明‘不明原因肺炎’並進行網絡直報”。顯然，按照規定，任何不明原因肺炎病例均包括其中，申報主體與責任人是醫療機構。 有人在網上貼出的2014年廣西巴馬瑤族自治縣人民法院的刑事判決書表明，2013年當地醫院發現了3例疑似麻風病例後，立即向當地衛生部門報告並進行了網絡係統直報。後來因病例越來越多，地方有關方麵考慮到對當地的不良影響，令醫院不再上報並修改病例為普通肺炎等。最終因後來疫情擴展、紙裏包不住火後，有關人員被查處和移交司法。 我之前的文章說過，國家網絡直報係統建立以來，運行總體正常，並在2009年H1N1和2013年H7N9禽流感防控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多次立功。這個係統有專門機構的一大批人在運行維護管理，每天每周都要寫動態匯報，呈送中國疾控中心和國家衛健委。這個係統的相關工作人員一直表示他們不能未經授權透露具體的申報情況，但斷然表示他們絕不可能瞞報漏報任何係統數據。因為那是大罪過，他們也否認這套係統運行並不正常，不是像有些人說的不能監控各地新發生的不明原因肺炎，表示每年都會接到各地報來不明原因肺炎的病例，基本上經複核後一般是虛驚一場，又及時排除警報。所以， 不存在所謂怕下麵報多了，他們負責不過來的問題。 實際上，據我從各個渠道了解，就在去年12月份，全國不止有一個省份報告了多例不明原因肺炎，均被很快排除。但就如上麵提到的廣西的情況一樣， 唯獨真正發生疫情的湖北省和武漢市，在去年12月份，均無一例申報。 那麽，是否湖北和武漢有關方麵，是疏於管理，沒有要求醫療機構填報以及向他們報告情況呢？有證據顯示也不是。實際上，他們對這項工作的要求和處理非常嚴格。在武漢市衛健委的官方網站上，去年3月15日還發布了一個行政處罰書，對武漢市金銀潭醫院武昌分院在對乙類傳染病病人診斷，實行網絡直報的責任報告單位，未在24小時內進行網絡報告，進行立案查處並公告。相信在這麽強大有力的監控下，武漢市接診了不明原因肺炎的各家醫院不敢在短短幾個月後，就全都敢抗命，既不做網絡直報，也不向他們報告。 根據武漢市金銀潭醫院多名醫生寫作，今年1月24日發表於《柳葉刀》上的英文文章披露，根據他們統計的武漢不明肺炎發病就診記錄，首例病人為12月1日，12月10日再次出現3例病人。按規定這時就應該逐一向當地疾控中心和政府主管部門報告，同時也應立即向國家網絡直報係統報告。 而根據中國疾控中心在《中華流行病學雜誌》今年第2期發表的回顧追溯性文章，去年12月份是新冠病毒疫情發展起步的最早期最關鍵的階段。他們據現在 7萬多名病例回溯推斷，武漢和湖北在去年12月底之前就可能已經出現了104名新冠病毒的感染者。 顯然，如果湖北和武漢方麵，早在12月10日發現診斷病例已經又增加了3名，即不到10天翻了4倍的情況，火速向國家網絡直報係統報告，那麽，我們就在現在大家關注的1月1日以後的20天之外，又提早了更為無比寶貴的20天。 那麽，這個要命的20天瞞報，是否僅僅是下麵基層疾控或衛健委人員自己的胡作非為呢？看來也不是。因為到了 12月29日，省市區調查組已聯合調查，12月30日出了調查報告，而武漢市衛生健康主管部門還發了內部的緊急通知。但若非當晚國家衛健委獲悉消息，次日一早派人奔襲武漢，湖北與武漢方麵似乎還沒有任何要報告的意思。
被繞過的國家衛健委係統的實驗室 實際上，還有更強有力的證據表明，12月15日以後，湖北和武漢方麵已經知道了問題的發生，麵對日益增多的案例並應當在12月20日前後就緊急研究對策。但就在這個時候，我們不清楚是在哪個層級上，但顯然不是少數個人或較低層級上，做出了一個讓人們絕對不可思議的荒唐決定。即為維持地方的穩定發展大局這個頭等大事，此事不讓北京方麵知悉。但吸取SARS教訓，對此不明原因肺炎，也絕不可掉以輕心。因此，要利用自己的可靠關係，找國內除國家衛健委係統以外的實驗室和科研單位， 想盡一切辦法盡快搞清病原，以便自己解決擺平問題。這樣，他們就冒天下之大不韙，踐踏了諸多法律法規，更遠地走上了違法違規的道路。 這就是之前有部分消息披露，最近《財新》周刊詳細報道的，在去年12月20日之後，有不少於9名不明肺炎病例的樣本，被從武漢各醫院采集，送給廣州微遠基因科技有限公司以及廣州另一家民營科技公司。這後一家公司看到這個重大病原體後，決定繼續深入分析，延遲發放報告，同時分享數據給熟悉的中國醫學科學院病原所，並在12月27日拿出檢測結果並親赴武漢跟醫院和疾控中心領導當麵交流。 同日武漢方麵又將另一樣本送往了北京博奧醫學檢驗所有限公司，不過這家公司誤將其檢測為SARS，並在30日通報給了武漢方麵。另一份樣本則在很早就送至與武漢方麵有著長期合作協議的複旦大學附屬的 上海市公共衛生臨床中心。該中心張永振教授團隊收到樣本後，於1月5日檢測出一種新型類SARS冠狀病，並率先獲得了該病毒的全基因序列。與此同時還有幾家基因測序公司，包括 華大基因取得樣本，並進行了測試。華大基因於 12月30日口頭通知武漢方麵，稱這是一種新的冠狀病毒。 或許因為這些陸續到達的信息都很不妙而且都並不正規和權威，武漢方麵終於在12月30日將樣本送至近在咫尺、擁有國內最先進的P4實驗室的中國科學院武漢病毒所並向對所有被委托方一樣，要求對方嚴格保密。直到這時，中國疾控中心及其下屬的病毒研究所還毫不知情，國家衛健委也完全被蒙在鼓裏。 12月31日，靠下屬單位的個別領導從網上發現信息，國家衛健委的工作組和專家組同日陸續抵達武漢後，1月1日，一方麵由湖北省和武漢市衛建委的官員分別緊急通知測試樣本的幾家單位，特別是其中沒有資質的民營科技企業，通知要求對方立即停止工作和銷毀樣本。另一方麵，於當日首次將樣本送交中國疾控中心。中國疾控中心在國家衛健委的領導下，立即牽頭協調更早拿到樣本、已開始工作的中國科學院、中國醫學科學院三家單位共同攻關。但這比起武漢方麵最初送出樣本，已經晚了近10天，延誤了國家整體協調並安全可靠的對對樣本的檢測、剖析工作。 由國務院頒發的《病原微生物實驗室生物安全管理條例》以及原衛生部關於《可感染人類的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菌（毒）種或樣本運輸管理規定》均嚴格規定，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必須由擁有國家認可的P3或P4實驗室進行檢驗。跨省運輸要求省級衛生管理部門初審，並報國家衛生行政管理部門在三個工作日作出是否批準的決定。為吸取曆史教訓，防止高致病原微生物的泄露形成實驗室汙染或運輸汙染致病，對保存、運輸、和檢測的手段、條件、護送等均有極其嚴格規定。至於對新的未知的高致病原樣本，即便是國家認可的P3、P4實驗室，也不能擅自檢測，而要經國家衛生行政管理部門專門批準。違反這些規定造成後果的，要分別追究行政責任和刑事責任。 武漢和湖北方麵竟然將新的未知的高致病原樣本，隨便尋找各類從事該項工作檢測單位、運輸承運人，既耽誤了檢測和剖析時間進度，同時也極易造成潛在的病毒泄漏擴散風險。 這些參加過樣本早期檢測的單位，雖然在當時嚴守了與湖北與武漢方麵的保密承諾，但隨著後來疫情的發展，許多也忍不住通過各種渠道透露，表明自己也曾經做出過貢獻（有的單位有人還未經授權搶先發布發表相關結果，造成不良後果，這是後話）。 國家衛健委在1月初初步獲悉情況後，衛健委辦公廳緊急發布了《關於在重大突發傳染病防控工作中加強生物樣本資源及相關科研活動管理工作的通知》，並采取一定相應措施消除隱患。所有這些，後來都被有的媒體獲悉後披露發表出來。應當說，相關媒體在挖掘、報道此次疫情防控工作中，做出了很多努力，發表了不少好文章，但由於這篇相關報道的作者了解情況不夠全麵，使讀者容易得出國家衛生健康主管部門排斥各方力量，自己封鎖資源和信息的印象，而嚴重違法違規的武漢和湖北方麵及相關機構人員，則成了無辜的努力貢獻者。這當然與實際情況不符，容易產生誤導。 綜上可見，湖北和武漢方麵的相關責任人和主事人，並非偶然和無意犯錯，而是蓄意為之。他們大權在握，過度自信，無視黨紀國法，無視人民生命健康，以為擺平就是水平，搞定就一切篤定。隻要能夠維持他們光鮮的外表形象和權力地位，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欺下瞞上，不擇手段，毫無法律和道德底線。這其中反映出的在高度集權和強調紀律而又缺乏社會廣泛監督的生態環境中，官員中存在的典型的兩麵人行為，值得我們深刻反思。 但是，萬分遺憾的是，在去年12月底的時點上，各方麵對武漢和湖北方麵的膽大妄為與匪夷所思的行為，還毫不知情。大家都還完全相信他們是城市和地方治理的模範生，相信他們隨即做出的天下太平的辟謠，相信他們完全能夠妥善解決這個剛剛發生的小疫情。但不幸的是，湖北與武漢方麵的相關責任人與主事人，不僅不思悔改，還完全辜負了黨和人民的信任和重托，繼續沿著錯誤的道路越走越遠，給武漢和湖北人民帶來大難，給全國人民帶來大災。
來源/華生策博
